变硬性增长指标为弹性指标，用预测值代替目标值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一项总体要求，对于准确把握发展大势、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理解这个“新常态”？在第十四届中国经济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人们一般将“新常态”单纯理解为中国经济将从8%甚至10%以上的高速增长调整到7%左右的中高速度增长。
事实不然。隐藏在这一指标背后的变化更加丰富。例如，财政增收减速与支出持续刚性增长的矛盾逐渐加剧，通过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来激发民间资本活力，平衡国际贸易来实现市场扩张与繁荣，通过更加积极、公平的就业与社会保障政策来促使民生持续改善等等。这些都属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厉以宁表示，新常态就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常态。过去的超高速增长，实际上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带来资源加快消耗、生态环境破坏、效率低下和产能过剩等问题，错过了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的机会。他透露，“十三五”规划要改变超高速增长率，实现中高速增长率的常态，改变硬性的增长指标，改为弹性指标，用预测值代替目标值。
“新常态是配套改革的综合成果”，厉以宁指出，在众多改革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有四方面：首先是市场主体的改革，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市场主体；其中，国有企业有两个层次的改革，高层次的资本资产机制改革以及经营层面的国有企业改革。第二，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主要解决初次分配的合理性问题，包括农民土地的确权和土地流转，劳工市场要有完善的议价机制，确定合理的工资水平。第三，改革农产品出售和议价机制，借鉴合作社的方式，加强农民的议价能力。第四，改革教育体制，均衡分配教育资源，拓宽社会垂直流动的渠道。
经济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的、不能持久的
《中国经济周刊》：您如何理解“新常态，可持续”？
厉以宁：中国经济在2003年之后由于受到国内外经济因素的影响，我们为了防止自己的GDP下降，采用了增加投资、放宽银根等措施。这使得中国经济在一段时间内都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而这是不正常的。我认为，要进入一个经济稳定的增长状态，GDP增速不一定很高，而是需要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速度。
怎么理解“新常态”呢？这是相对于我国前一段时间超常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言的，意指经济应逐步转入常态。
要知道，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的，它不能持久，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所以，我们今天讲经济要进入“新常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盲目追求超高速增长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二、过高的增长率带来哪些不利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资源消耗过快。第二，环境受到影响，生态恶化。第三，带来低效率。第四，出现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第五，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
虽然现在中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结构上来说，中国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同时，虽然中国人力资源结构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比较低，中国的熟练技工队伍正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错过了结构调整时机就是最大的损失。所以现在提出“新常态”，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长，尽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的意图。
中国经济实际增长高于统计局数字
《中国经济周刊》：您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增速的下调和下滑？
厉以宁：经济增速下降有许多原因。比如，出口下降、过剩的产品销不出去等。但同时，应该看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实际的GDP要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要高，而且年年如此。举几个例子：第一，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计入GDP的，而中国农民盖房子，包括自己盖房子、邻居亲戚互助盖房子等，统统不计入GDP。这个量是很大的，而且目前正在建设新农村和推行城镇化，数据会越来越大。第二，中国的家庭保姆有几千万人，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人的收入是计入GDP的，由于中国GDP计算中没有家庭保姆工资这一档，因此，几千万家庭保姆的收入就没有计到GDP里去。加之，近年来，当保姆的人数逐年增加，她们的工资逐年在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经济学界的注意。
《中国经济周刊》：在宏观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平常心态？
厉以宁：对大多数企业来说，一个平常的心态应该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应该有一种自主创新的动力，有了自主创新的动力，根据自己的产品和技术进步程度，才能有望占领市场；第二，对每个企业来说，要适应新形势的变化，比如现在互联网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实际上意味着消费者参与的程度越来越高，消费者参与程度越高，消费者的选择是当前最重要的，如果摸不清这个新的变化，还跟过去一样，产品就很可能滞销；第三，每个企业的管理是有潜力的，营销也是有潜力的，市场是靠人来创造的。按照这个想法。我相信企业就处于常态了。企业不要求太高的增长率，但要求稳扎稳打，看准了市场、方向，通过自己的努力，会有成果的，这就是平常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