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们下放五十周年的纪念年，百感交集，草一祭文，但愿天佑中华，不复老路。

中国有个公社叫前进人民公社。它位于湖南零陵地区，零陵、祁阳、东安、道县的交汇处。这个公社很特别，尽管鲜为人知，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来却是一个全民所有制公社，全国唯一。虽全国唯一，并不代表先进。

该公社之建立，应归“功”于时任中南局书记的陶铸先生，他居然嫌毛泽东先生跨入共产主义步伐太小，1964年年初，陶铸先生回祁阳老家“视察”，路过零陵看到这一片红壤荒山深感可惜，便对陪同的地委领导人建议搞一个全民所有制公社的样板出来。首长发话，下面立马行动，副县长黄听思挂帅兼公社党委书记，并立刻派人到省城——长沙市八中、五中、十六中、铁中、儿童福利院招兵买马，把阶级路线清理之下不能升学的初中生、高中生好几百人接纳了过去。我们就是第一批。可怜的孤儿院孤儿比我们更小，几乎是小学生级别。

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本来就是一个怪胎，全民所有制公社更是畸形得吓人，插队落户的知青境况虽然也不好，必竟是散落在农村之中，还能碰上不少好心善良的农民。全民一“锁”有，公社就变成了集中营。人之初，性本恶，互相之间的内斗，全民俱伤。有一知青，因冤入狱，平反也不愿归社，别人问其原因，他讲狱中待遇要比我们公社强多了。

我们在公社做的是苦工，一天至少十二个小时，当时的革命口号：“抓晴天，抢阴天，毛风细雨是好天”。吃饱一顿饭就深感幸福。家中有接济的知青，有钱有粮票还可以加餐，困难家庭的知青饿得够惨。惨还不够，阶级斗争那根弦还得紧绷着。1965年元旦，工区开大会，忆苦思甜的大会，请来了毛著积极分子宣传队现场说教：“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

这个宣传队是有备而来，诉苦诉得很动情，更煽情……

记得六十年代初，文化革命之前，一个单位开大会请一个农村老大娘来作忆苦思甜的报告，讲着讲着就讲到旧社会再苦也没有六零年过苦日子苦，乡下饿死不少人啊!……

单位领导也听懵了，惊醒过来连忙把老大娘拖下来，老大娘毕竟还是一位贫协主席。

我在前进公社第四工区知青中算有点小聪明的，开始一些轻松活儿全被我揽下了。比如什么理发员、食堂小厨、放牛羊、检狗屎、上山砍柴等等。理发不把伙伴们剪成阴阳头就行了，食堂小厨子做饭菜更简单，钵子蒸饭，计划供应，每餐一菜一汤，常是炒一个萝卜干打一个酸菜场，如果吃腊八豆，每份多少粒要数数，基本要做到公平共贫。知青一天到晚的感觉就是饥饿，若是今天谁想开减肥店，我可当首席顾问。

在全国下放知青中，下农场知青与我们应该差不多。

磋跎岁月很无奈。

1967年是全国武斗高潮，我们零陵知青无可奈何地被卷入进去，但我们很冤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撞下了零陵“8.19”惨案之祸。8月19日下午两点，担任文革“司机”的我，驾驶着一辆老解放车，载着20余个知青开进了县城关镇，车上的人，一部分想去印小报，一些人去卖粮食换点小钱，并无人想去武斗。知青造反的目的无非是想返城，想读书。这次开车进城与城内造反派或保皇派无半点瓜葛，还搞不请是哪一派在大道设置了一根大树作为路障，两位知青下车刚搬开大树，枪声就大作，我们就好像“平型关大捷”中的日本鬼子辎重车队中了八路的埋伏，不说招架之功，岂有防手之力啊!机枪、步枪、冲锋枪，足足响了20几分钟，全车鲜血淋漓，呼救声一片，跳下车的也接连中弹，横尸街头，死伤20余人，仅两人有惊无险，场面惨不忍睹。我本人还算命大，虽中了九枪，九死一生，现在仍然顽强地活着。不过，后来经常被家父调侃，笑我是无用之辈，他抗战期间，身经百战，未负一伤，我一仗没打却身中九枪。

我哭笑不得!怨天忧人也只能怪“八路军”太威猛。

大难不死，看破红尘，知道了阶级斗争的残忍与邪恶!

除了好好养伤，就只能躲在家中练练书法，聊以自慰。

时过境迁。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丧命，中国政局，时缓时紧，毛泽东的“威望”显然被受到质疑，人心无所适从。

“知青”这个臭名词，简直就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之词。现在居然还有些人，还莫名其妙把它作为浪漫生涯来歌颂?当然，为了迎合某种潮流，歌颂与反思，都有各自的理由。

以我的估计，至少80%知青并非自愿，而是“被迫”。我只能表达自己的“深悔”。我们知青群体有无悔的也有深悔的。我的看法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你无悔这是你的权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悔。我认为不管“深悔”也好“无悔”也罢，最终得看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对国家对历史对知青本人的作用与意义。上山下乡运动逆历史潮流，将城市知青国家发展最宝贵的人才资源逆向送到农村、山区，退回原始劳作，抡十七世纪大镐、淌十八世纪大汗，与科技化、知识化完全悖反，国家人才接续严重断捻。至于对知青本人，朝着生活环境、发展条件低于原起点的城市走去，当年那个惨劲就别说了。我们这一代尽走在历史的凹陷处——长身体时没吃的、要读书时下乡了、要文凭时下岗了、要看病时医改了、要买房时没钱了。但就有这么一批老知青无视这一基本事实，硬要“无悔”，奈何?只能说他们是被赤潮彻底毁掉的一代，被骗了还替人家数钱。也许他们对青春岁月有一股怀旧情绪，不愿自我否定，但评史不可能根据个人感情，得根据事实与数据。

当年，全国下一代精英，就是城市知青。他们接受了比农村好得多的教育，他们是历史发展与国家前进的推动者和继承者。但是，上山下乡运动把我们这批国家发展的“后劲”弄到农村去，哪有什么外语啊、科技化、电脑化?没有任何知识含量，完全反潮流，完全违背历史走向，真正的反动。所以，我说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作俑者，是对历史、对民族、对我们这代人的犯罪。

现在的学生，不读完大学本科,家长们还会为此感到羞愧与无奈。我们下乡读了几年书?年轻倒是不假，但岂能冠以“知识青年”这一崇高的头衔?

“知青运动”与正常国家的发展道路相比较，完全是背道而驰。回想起这种所谓的“运动”，的确是一种无能无奈的瞎折腾，也是意识形态在作祟，即算好心也在办坏事，劳民又伤财。

常识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不希望再出现亩产几万斤的“奇迹”。

明白人都清楚：中国农民的富裕程度,除了掌握专业知识外,人均土地的多少是决定农民致富的关键要素，每人守着那一亩几分地，能种出金娃娃?让大多数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全面发展，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才是正道，让少数会种地愿种地的农民拥有更多的土地才会有更多的收获。

当然,体制更重要，人民公社就是深刻的教训。

《中国知青史》作者刘小萌认为：我觉得上山下乡总的来说是一个制度问题。中共建政后几十场政治运动，包括现在面临的诸多积弊，归根结底还是制度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定位。事实上也是这样，不单纯是某个个人的问题。法国有位研究知青史的学者中文名字叫潘鸣啸，我的好朋友，知青都亲切地叫他老潘，老潘认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力政治因素是第一位的。在海内外知青史研究者中，他的观点属“非主流”。因为他强调政治作用，强调毛泽东的个人作用。我始终认为，这不是个人因素能决定的，而是一个制度问题，但同时我们在观点也是一种互补关系。因为绝对讲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我觉得都不准确。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制度方面的因素，政治方面的因素也很重要，如果没有毛泽东极左的那一套，这场运动不一定能够发动的起来，即便发动起来，延续时间也不一定那么长，也不一定发生那么多现在看起来非常怪诞的现象。可是要强调是缘于个人的因素，实际就回避了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制度的原因。从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发展、到最终失败，充分证明这个制度是没有出路的。

贯彻阶级路线始起，“成份高”的原罪也是知青下放的理由之一。

若论家族，讲出身，笔者家庭亦可算得上“根正苗红”。

不过，我所理解的“根正苗红”或许与他人的不同。人不能以世袭荣华为骄傲，但也不能以祖祖辈辈讨米为荣光!尽管有少数人也讨成了将军或帝王。

乞讨并非丑事，韩信将军也受过“漂母之恩”。一时贫穷并不是坏事，穷则思变。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其实是一道伪命题。

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第一条第一句就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如果要讲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根正苗红”，咱们谢家也不赖。

仅拿我祖父说事：祖父，谢万开，字屏蕃，号建吾。生于光绪七年十一月初四，辰时。自幼私塾，十五岁考取郴县秀才;1905年湖南武备学堂毕业。“湖南武备学堂”是由维新派著名人物，湖南巡抚陈宝箴将省城求贤书院改成的。

“湖南武备学堂”的学生，是由各州县选送的，年龄在18-22岁之间，并要求：身体健壮、文理清畅、家庭清白、素行端正的学生，经考试合格后入学。

招收学生条件中的“家庭清白”，就包含了“根正苗红”的意义，至少其家庭中不能有坑、蒙、拐、骗、盗的“劣迹”。

这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根正苗红”。

中华民族哪里有过“越穷越光荣”的传统?

中国先贤孟子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或许是做人的道理。

“湖南武备学堂”于1903年5月在长沙小吴门外大校场旁正式开学。第一期招收学生100名，教职员共有20名。学习期限为3年。学习内容包括内场和外场两部分：内场有汉文、日文、算学、伦理学、军制学、战术学、城垒学、地形学等22门;外场有体操、马术、剑术、步操、炮操、工程6门。学堂实行分段教学制，即在学堂学习一年后，派赴部队实习半年，然后再返回学堂完成其它学业。

不过，我早就明白“富不过三代”的道理。

其实，我祖父的祖父就是一个典型的穷人，穷得靠帮人放鸭为生。记得两年前，郴县老家来人要我出钱修谢氏家谱，来人找我的理由很充分，因为谢氏家族中，在郴县当过县长的就是我祖父;郴县谢家出过将军的就是我父亲，更不用说还是抗日将领了。他们这次是在南宁参加《中华谢氏联谊总会》后，专程来长沙找的我。

此前，他们还一起去过太康，参加了安公诞辰1690周年纪念活动。安公就是晋朝当过宰相的谢安。

不管是否同姓同宗?我对热心修谱的乡亲们说，修家谱的“份子钱”我一定不少出，修成的家谱也会买一本留给后人作为纪念之用，数典不忘祖。但要告诫他们：即使咱们的老祖宗是宰相谢安，也不过是当了一回古代中国最大的奴才而已，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今后为人处世，一定要谦虛谨慎，夹着尾巴做人才行!

大家千万别再标榜自己如何“根正苗红”。“根正苗红”在社会上早已成为了贬义词，尽管还有一些朋友仍在继续羡慕——“讨米光荣论”。

人类祖先的祖先，起源于二叠纪地球生物大灭绝时幸存的一种会打深洞的水龙兽。

水龙兽才是咱们人类祖先的祖先。它，奇丑无比，叫现代人看了，谁都会感到十分恶心!

中国人千万别再以“官二代”、“红几代”来自居，更不能以此为荣。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早就讲述过“丑陋”的中国人是怎么一回事。尽管先生仙逝，他留下的那本《丑陋的中国人》，至少还要管用100年。

不过领袖们忽悠农民还是有本事的，除了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之外，还要“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本来最高指示：“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一下子，农民又当上了知识青年的老师?这不是忽悠是什么?

反正我们己被人代表了一辈子，忽悠了一辈子，真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