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王德威教授
地点：北大图书馆北配殿
记录及整理：Silicon
黄子平：
今天的讲座题目是三个托邦。时间会非常紧凑，掐好时间，讲座一个钟头，讲评的嘉宾（其实都是咱们中文系的自己人）有高远东教授、孔庆东教授、李杨教授，有十分钟时间，依惯例会有时间留给同学们提问。
王德威：
各位同学、各位同仁，大家早上好，再一次我要感谢北京大学的邀请，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我前一次来北大是2006年，五年之后再次来到北大，我特别珍惜这个机会。
在这么一个好的环境里面，我尽量地和各位来报告我觉得最近几年最大的文学研究上的现象。也许在座有部分的同学或同事对这个问题已经注意到了或者是有深入的研究，那么在这里也许我有点班门弄斧的嫌疑，但是，请多包涵。
像我刚才所说的，文学研究的课题很宽很广，不必永远局限在大叙事或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命题的作文或者是研讨的方式。今天所想报告的更是一个关于在过去的十到二十年里面，中国现代叙事方面所呈现的一个新的转折。
那么今天，我的题目是 “乌托邦，恶托邦以及异托邦”，副题是“从鲁迅到刘慈欣”。
鲁迅我想不用多介绍，而今天这个讲座也是以鲁迅讲座的名义来进行的。
刘慈欣是在目前十分红火的一位科幻小说作家，他的专业并不是所谓纯粹的文学创作，也就是说他并不属于某一个作家协会，也不是一级二级或者什么样的作家的分类。他是山西娘子关发电厂的一位计算机工程师，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几年，这位仁兄异军突起，居然在这个娘子关发电厂工余之暇开始了他在科幻上的创作。所以到去年，当他的“地球往事”三部曲最后一部《死神永生》出版之后，得到了国内的科幻迷的一致叫好。我想在座的说不定有很多刘慈欣先生的粉丝。
在这个地方我很惭愧，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研究科幻小说那么深入的读者，但是在阅读过他最近的作品后，我了解到，现在中国小说叙事这一块，到了二十一世纪，仍然往往有这样的始料未及的发展。阅读刘慈欣以及其他的科幻小说的实践者，像在北京就职的韩松，都让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地、持续地来想象中国文学无论在哪个文类、哪种创作方式上所可能展现的新意。
说到韩松，这也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人物。他是北京新华社的记者，白天写世界的光明面，晚上写世界的黑暗面。他最新的小说是去年出版的《地铁》。有人看过，我看到很多同学热烈点头。《地铁》看完以后，可能让我觉得，乘坐北京这些新的、干净的地铁的经验，突然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是我想，刘慈欣和韩松，上穷碧落下黄泉，他们探讨无限的宇宙星空，探讨各种各样奇怪的冒险，我想，在目前叙事的想象力里面，这两位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今天讲座的话题，我想把整个的视野拉大，仍然还原到我们文学史的探讨里面。重新来看，为什么刘慈欣、韩松能引起我们的兴趣，甚至引起我们对现当代政治、社会，以及文明问题的深切的思考。尤其是在目前，各种各样的社会上，尤其在某些绝对领域的大说各种理论，尤其关于国族历史问题的各种理论，中国往何处去，中国到底崛起了没有，已经崛起或者快要崛起或者大国，等等各种各样的论述之余，我想，作家们、小说创作者们，用他们的生花妙笔，用他们灵活的、完全不受拘束的想象，开拓了一大片所谓理论家门、大说家们眼界还不能及的一些场域。这是我特别要在这里强调的。
这又回到了今天报告的正题：乌托邦、恶托邦以及异托邦。这三个 “托邦”，大家顾名思义，可以看出来，是西方语言或观念的一个重新的中文的翻译，在这里我以最简短的方式来介绍这三个观念，最终的目的仍然是把这些观念或者理论落实到我们对于实际文学以及文学史的考察里。
乌托邦（Utopia）
这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一个观念。文学史上主要指的是在1516年，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所创作的一个政论式的叙事，很难说它是一个我们今天定义的小说。在这样的一个叙事里面，他想象在大西洋里有一个岛，乌托邦，“乌有之乡”，在这个岛上有各种各样的民生、社会、政治的建制，这些建制或者建构，与实际上当时英国的历史政治情况恰恰成为鲜明的对比。在现实世界里所不能实践的憧憬或是梦想，在乌托邦里有了实践的可能。在现实世界里面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到了乌托邦里，成为一片和谐的和谐社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莫尔通常被我们认为是西方为定位的乌托邦叙事的最重要的启蒙者。
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看，中国的部分，我们也可以说，从庄子所向往的世界，或者是后来陶渊明的桃花源等等，也似乎可以附会到乌托邦式的论述里。但是从严格的定义上来讲，以政治的一实体来作为命名、以虚拟的空间来投射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可能还是要回到西方话语的情境里。
这是乌托邦。
恶托邦（Dystopia，又译“反乌托邦”）
这是和乌托邦相对出现的一个不同的观点。这个观点事实上是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以来才逐渐为作家以及读者所重视。已经有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指出，恶托邦的出现，其实是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在资本主义的文明兴起，以及相对的各种对抗资本主义论述的不同的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主义，等等的相互激荡之下所产生的一种叙事的方法。这种方法投射了一种世界，这个世界其实是与我们现实世界生存情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情境似乎都更等而下之。
举几个明显的例子：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大家都很熟悉的乔治·奥威尔的《1984》，还有俄国作家扎米亚京的《我们》。在这些世界里，我们看到，人类追求纪律、和谐、幸福、效率等种种理想的努力之后，却带来了始料未及的结果。所谓的以理性挂帅的现代性、合理化的经营，或者是启蒙所带给我们的对人类理性主体前所未有的信心，在这里，似乎找到了一个反击，或者是反思的层面。
在恶托邦里，人类文明看起来社会是一片纪律井然，一片和谐快乐，但事实上，在看不见的这只手的制约之下，无论这只手是资本主义的手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手，往往让这个社会里的成员在进退之间失去了分寸。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恶托邦就像乌托邦一样，也是作家，或者说文学创作者介入现实、干预历史的一种手段。
异托邦（Heterotopias）
这个词其实很难翻译，是福柯（Michel Foucault）在1960年代所思考、介绍的一个词汇。我们知道福柯是西方现代或是后现代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者，他的许多论述对于广义的哲学、思想界和文学批评都有深远的影响。异托邦是他的一个观点，和我们所熟知的广义的后现代论述有许多相对应的关系。
我现在稍微介绍以下他的想法以及它和乌托邦、恶托邦之间的对抗关系。但是要说明的是，福柯这个观点未必是一个我们拿来就很好用的观点，它其实是非常疏阔的一种定义、对社会的观察。也许有许多的漏洞需要我们来注意，需要我们自身来加入思考或对话。
异托邦指的是我们现实的社会里面，在现实社会各种机制的规划下，或者是现实社会理的成员，他们的思想和想象的触动之下，所形成的……（台下手机响。。。）这个可能和我们讲的异托邦有一些关联……异托邦指的是现实社会里面，或者是由执政者，或者是公立的单位来规划的一种空间，或者是社会的成员从思维想象的形式所投射出来的一种空间。基本上这是讨论空间理念的一个方式。在异托邦里面，执政者，或者社会投资者，或者权力者，他们规划出一种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把我们所谓正常人的社会里面所不愿意看到的、需要重新整理、需要治疗、需要训练的这些因素、成员、份子，放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因为有了这个空间的存在，它反而投射出我们社会所谓正常性的存在。
所以乌托邦是一个理想的、遥远的、虚构的空间；而异托邦却可能有社会实践的、此时此地的、人我交互的可能。
在这里我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大家就了解福柯原来的用意了。
他可能指的是一种处理危机的空间设定。像我们社会里有为非作歹的社会成员，那么我们设立了监狱、观察所，把这些不快乐的、我们不喜欢见到的人放在一个空间里，去教养他们，规训他们，让他们将来可以成为正常社会的好的份子。或者是医院，如果我们有了病痛，不能在正常社会里行使我们公民的行为能力的时候，身体上的病痛必须予以治疗，让我们康复，那么医院就是另外一种所谓异托邦的空间。另外，像是军队和学校等等，都有可能成为这一类的所谓教养、规训社会的一个建构或者空间的设置。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像是我们看到的博物馆，在博物馆里，我们把日常生活中不能触及的各种文明、时间中所能发掘、发现的代表性的物品放置在一个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有效的方式来一次性地解决我们对文明驳杂性的认知。到了博物馆，上下古今几千年的文明似乎一览而尽。这样的一种把空间、时间以重新组织的方式设置在一个空间里面，这对于顾客来说，也是一种异托邦。相对于此，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各种商场，不只是贩卖商品的地方，也是贩卖梦想的地方，你到了豪华高级的商场里，猛然觉得自己似乎也应该加入崇拜各种各样的造美的运动，什么样的化妆品能让我们更美，什么样的日常生活用品能渐渐投射我们外在的、一般性的社会里面不能企及以及实践的愿望，似乎在商场里面，经由商品贩售的行为来找到新的解决的办法。这也是一种异托邦的可能。又比如一些乐园或主题公园，它把我们的时间经验抛掷在另外一个时间层里面，这样的一种做法也可能是一个福柯式的异托邦的建构。
在这里的要点不是我们去指正“这是异托邦，那不是异托邦”，不是这样的，这只是一个开头而已。
在福柯的后现代解构式的理念里，其实是暗示了，在我们一般自以为正常的、日常生活的、规规矩矩的空间里，其实总是存在着许许多多被我们自觉或不自觉所规划出来的小空间。似乎把这些小空间的存在指认出来，隔离出去，说这是商场，那是电影院等等，除了这些偶然的生命的插曲之外，我们其他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就可以稳稳当当的进行了。福柯的暗示恰恰是——其实这个所谓正正常常的、同质性的、统一性的大的空间，真的存在吗？在你我的生活中间，其实有太多可见或不可见的异托邦，不断的在制造，不断的在消失。甚至我们自己也在有意无意的营造自己的异托邦的经验或是行为。
最近这些年，我不知道在国内是不是也有宅男宅女——突然觉得对外部世界有意见，今天拒绝去上课，关在自己狭小的寝室里上网，沉浸在网络里，进入到那个世界里面，那个世界在那个时刻便成为一种异托邦，似乎打破了相对于正常进行的生活阅历。
所以在福柯这里，异托邦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它有正面和反面的意思，但它显然是要来质询，或者是颠覆一般习以为常的生活或生命的空间、结构，或者是约定俗称的韵律。
在今天这个语境里，我特别要强调科幻小说可以代表又一代作家或读者介入一个自为的异托邦的一种努力。这似乎和日常生活的世界划下了一条界线，而因为有了这条界线，内与外，边缘与中央，正常与反常似乎被定义出来。而这些界线也不断的被跨越被质疑。
福柯在这里用了一个最有趣的例子：什么是异托邦呢，就像我们照镜子，你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其实是一个倒影，但又似乎是你自己，而这个镜子里的空间存在就成为一个异托邦的空间的可能性。所以正跟反，外与内其实是相互依存，并不断互相侵入，互相成为互设的前提。
这是我们在观念上所做的一些说明，以下的报告未必延续了福柯的正经八百的定义，我希望用这样一个所谓空间想象的观点，在再次思考我们看待现代文学史，尤其是叙事这一块的文学史上的洞见以及不见。
当然，在这里，我特别想要强调的是，科幻文学作为一种文类所带给我们的乌托邦、恶托邦的一些想象的空间，还有，这种文类存在在我们的文学的场域里面，它本身的存在，就已经是异托邦的一种开始。它不断地刺激、搅扰着我们，什么是幻想，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经典或正典以内的文学，什么事次文类或正典以外的文学。不断地让我们有新的思考的方式。
以下，我想把我的报告分成几个段落：
晚清——五四
我首先要回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清末民初的时候，幻想，或是广义的科幻小说曾经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文类，也曾经在对于当时的政治、历史剧烈变动的时代里扮演了一个相当有意义的角色。而这么一个现象却在1911年之后逐渐地式微，在五四运动之后，科幻这个文类居然就变成了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次次次文类。这个转变是很值得我们来思考的。
我们现在可以提到几个例子。
第一个是梁启超。1902年，在他的《新小说》这本杂志里，他自己写作了《新中国未来记》，这是我们今天谈论科学幻想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起点。《新中国未来记》只有五章，没有写完，他投射了在公元1962年，也就是这部小说出版的日期之后的60年，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大国崛起了，已经是所有的国家都称臣纳贡似地来到中国，来瞻仰伟大文明的风采。孔子第72代的传人，不是孔庆东，啊，他说法来讲述世界各种各样昌盛大同的道理。各国的留学生，数千人来听演讲。这是一个文明昌盛的世界，是梁启超在1902年所投射的一种理想。但这作为一个科幻小说来讲，其实是非常浅薄的，它只是用了时空投射的方式来说明他个人对未来的理想。
这篇小说原来的灵感泉源，是美国作家Edward Bellamy在十九世纪末写的 “Looking Backward” 。这部小说经过传教士的传译，在1890年代成为了在中国少数知识分子中流传的一本读物。在梁启超的笔下，这本小说脱胎换骨，成为了《新中国未来记》。这些就不再多说。
我现在要讲的是在1903年，当时留学日本的学生鲁迅，周树人。在当时，他对于科幻小说也有浓厚的兴趣。
在1903年，他先后翻译了两本小说，一本叫做《月界旅行》，另外一本叫做《地底旅行》。所以我们今天谈论鲁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贡献，不能忽略他在文学的实验上其实是以科幻小说的想象以及翻译介绍为开始的。当时他所依据的这两本小说的源头其实是法国重要的科幻作家凡尔纳，这是在当时欧洲非常受欢迎的一位作家。这两本书《地底旅行》和《月界旅行》分别是在1864年和1865年出版，而且风行一时的作品。鲁迅所翻译的当然是经过日译本的转译，而且有颇多的删节。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有一个维新的学生，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未来的想象与好奇，面对这个老大的中国，对于传统，他已经有了无可奈何的、深深的忧愤之感。
那么怎么样借着一个叫做小说的文类来重新创造我们对中国以及世界的想象呢？这种想象力，这种叙事，或是说故事的方法，我个人觉得，才是意味深长的。
所以经过了到月球上去旅行，到地心去探险，创造出不同的空间，人与世界的交往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大冒险。在1903年《月界旅行辨言》中的这段话，我想很多做乌托邦研究的学者常常引用：
“凡事以理想为因，实行为果，既莳厥种，乃亦有秋。尔后殖民星球，旅行月界，虽贩夫稚子，必然夷然视之，习不为诧。据理以推，有固然也。如是，则虽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战祸又起。呜呼！琼孙之‘福地’，弥尔之‘乐园’，便觅尘球，竟成幻想：冥冥黄族，可以兴矣。”
的确，鲁迅在1903年的想象，在百年之后成为我们共同所见的科学界的壮举，航天上，到各种不同的地方探索，成为了我们科学界不断追逐的一个大的工程。在人类追逐文明的过程中，不断地找寻乐园和福地，但我们的文明却带给了我们文明本身的一种明灭以及走向，而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危机的关头，所谓“冥冥黄族，可以兴矣”，但愿我们中国人能够再一次崛起，再一次透过我们的能量来重新创造中国以及地球。
这所有的壮丽的想象，是鲁迅文学的开端。
但是我们一般的文学教科书上，我们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的，这当然是另外的一种，所谓“恶托邦”式的想象。
我们继续来往下看，以后，像是H. G. Wells，《时间机器》的作者，还有刚才所介绍的这些外国作家们，不断地介入到中国科幻叙事的想象里面。这成为了科幻文学所谓的源头。
这个源头在晚清时代曾经风靡一时。因为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只介绍几本作品。我在过去的一本小书《被压抑的现代性》里，曾经做过详细的介绍。
比方说《月球殖民地》，地球已经不适合居住，我们乘坐大的气球到另外一个星球上去，这是晚晴当时畅销的小说。
或者像《新石头记》，贾宝玉经过几世几劫，重新来到一个文明世界，这个文明世界讲信修睦，四维八德，无所不包，而且各种人等都在平等快乐的原则之下一起生活，而且科技昌明。曾经我写过贾宝玉作者潜水艇到海底探险，或坐着飞车到非洲去狩猎，种种不可思议的活动让我们叹为观止。而这个小说最高潮，是在世界博览会的时候，贾宝玉也躬逢其盛，遇到了一位非常非常伟大的东方文明的祖师爷，就像我们的杜维明教授一样，叫东方文明先生，听他讲述文明昌盛的可能性。这个博览会的意象非常有趣，让我们想到了上海的博览会、北京的奥运等等奇观式的社会活动。在这样的一种场合里面，我们其实有了在当时中国所不能企及的异托邦的想象，似乎是有了那么一种可以实现的风景，让这样一个社会变成了我们反思的对象。
另外像是《新纪元》，讲述的是1999年，不知道是第几次世界大战，匈牙利为了决定到底是用西方的阳历还是用中国的黄历，取决不下，打得死去活来。中国出兵介入了这个世界大战，我们的大元帅率领了几千艘由鳄鱼拉的战舰进军欧洲，把欧美所有的强国打得落花流水。这种以种族，国族，激烈的民族主义取向的想象，显然在当时（1910年前后）引起了许多的震撼。
这一类的作品在当时是风行一时的。无论是乌托邦的作品还是恶托邦的作品，在这儿都烘托出一个新的想象与空间，刺激着、搅扰着那一代的中国人，怎样在现实世界里去面对他们所必须要处理的国族的马上要来的大灾难。所以1911年革命的产生，的确是和小说界的所谓科幻的乌托邦、恶托邦以及异托邦的种种现象成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对话。
这是晚清的一段。
五四——1949
但是就像我刚才在报告最开始所说的，非常奇怪的，在五四运动之后，在德先生、赛先生引进到中国的知识界领域之后，科幻小说突然烟消云散。在想象之中，如果在当时的社会里面，经过了所谓现代性的洗礼，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似乎是应该对乌托邦式的文学，无论是正还是反，都有更多的兴趣。但是恰恰相反，我们今天看到的文学史主要是以写实、现实主义挂帅，一直到今天，我们在讲堂上基本都在强调写实现实主义如何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如何的可以垂诸万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对当时历史现状的反思。为什么这个文类不见了？也许我们可以说国难当头，在感时忧国的大的前提之下，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来幻想另外一个可能或不可能的空间了，或者有其他的原因。
但是不管如何，在这里我要介绍的是至少有四到五部作品，似乎仍然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评论的争议的对象。
沈从文在1929年以美国《爱丽丝漫游奇境》的经验，写出了《阿丽思中国游记》。在这本作品里，他对中国20年代末期的乱象极尽嘲讽之能事，幻想连阿丽思到了中国以后都要瞠目结舌。这是一个小规模的恶托邦的实验。
或者像张天翼，在1931年写作了《鬼土日记》，这本作品里，它延续了明代和清代的“鬼话”，将各种各样的鬼魅的非常可笑的一种小说，一点都不恐怖。在《鬼土日记》里，他讲述了阳世间的一个（XXX）人应邀到鬼土，地下空间去参观，看到了各种文学习作者的可笑的怪现状，各种不可思议的、肉麻的伤感的、暴力的、莫名其妙的文学在这里胡天胡地地形成了一个鬼土世界里的奇观。当然，张天翼真正的用意仍然是用鬼魅的世界来抨击现实世界的荒谬和不公。
下一部1933年老舍写作了《猫城记》，这个作品很多在座的来宾应该都知道。在这本作品里，他想象一个到火星去探险的太空人，因为太空船失事，来到了一个猫国，猫国里面的人民最死要面子，一天到晚吃“迷叶”，糊里糊涂的。然后他们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虽然大难将至，仍然是内斗不休。很清楚地看到一个国族的预言。那么这部小说的确是在格局上比刚才提到的两本，更有一个对于恶托邦的整体性的想象以及思考。
或者是像张恨水，在抗战期间出版了《八十一梦》。在这里，他经过梦境的重新的渲染，来影射当时在国民党治下的所谓“抗战社会”里的种种荒谬的怪现象。虽说抗战是全民一气的运动，张恨水的确看到了抗战里面贪污的腐败的各种十分不义的现象，但是他以一个梦来稍微地解脱了他自己的批判性——一切或许是荒唐的梦而已。又是一部恶托邦的作品。
《和平的梦》是科普作家顾均正（他其实在1949之后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科普文化界的人物）1939年出版的。在这个作品里，他想象有一种电台散播出一种电波，让任何听到广播的听众突然被洗脑。最后经过种种的努力，让这些人（这写的是美国的世界）重新得到清醒的意识，最后团结起来，与压迫他们的极东国（显然是日本）来做对抗。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以抗战的国民斗争为基础的乌托邦的作品。
其实这个寥寥无几，我们今天看现代文学史，有多少作品，如果真正用最宽松的定义来看乌托邦、恶托邦的话，我们了解到，它其实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文类。
但是与此相平行的，我要介绍的是，在当时除了小说之外，可能有所谓的“论述”，不论是思想上的论述，或是公共甚至政治场域里面的论述，其实也有许多充满乌托邦潜力的好的事件，让我们来再一次的思考。
张竞生，我们今天大概不太提他了，或者提他想到他是《性史》的作者，好像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物似的。他在1920年代中期写过《美的社会组织法》，想象一个非常惊人的完美的中国社会，让我们在座的来宾可能会觉得，哇，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地方。尤其，大家最津津乐道的是张竞生提到的“情人制”：结婚实在是一个太无聊而且没有营养的事情，最好是用“情人制”的方式，让大家有更加交往互动的各种各样罗曼蒂克的可能。穿衣服如果每天都为服装发愁，我们的国家可以设计出一种衣服，让我们大家每天穿得一样，又觉得漂亮，又可以方便换洗，又不会觉得这是每天出门要烦恼的事情。当然在各种各样更广义的身体、运动、政治等等都有很多的规划。所以这本叙述其实可以当小说来读，而且甚至比刚才提到的恶托邦更有趣。
康有为在1880年代已经开始写作他的《大同书》，但这个作品一直是在少数的康氏门下的文人之间流传。在1913年，《大同书》才第一次以印刷的形式发表了部分的章节，一直到1935年《大同书》才出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乌托邦的论述或者叙述，他想象这个世界是一个无国家的，而且整个政府都是由民选的一个政府的体制。没有家庭的，男女同居不能够超过一年，不管你多么相爱，但是你可以爱的对象还有更多。所以你只有一年对你现在的爱人表示敬意，下一步就要转移目标了。小孩的生长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应该交给国家来抚养，有公家设立的育儿院。如果要上学，像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制度，从小到大各种等级的学校都已经安排好了。你要就业，你要治病，你要养老，真实各有所安。最后，等到你准备要上天堂的时候，也没有问题，你死去之后立刻火葬，而这个火葬场旁边就有一个肥料厂。所以，整个人生物尽其用，这是一个完美的大同世界。所以在康有为的激烈的乌托邦的想象里，这个当然不但包括了中国传统的一些激烈的民生的思想，也包括了无政府、西方各种各样的当时的政治的理念，汇聚成了一个极为有趣的叙事。甚至很难讲它是什么惊人的细腻的论证。它投注的叙事的过程，我个人以为是很值得我们再来思考的。这个作品在1935年，几乎是康有为开始创作之后的半个世纪才出现。
而康有为的《大同书》，对于这位历史伟人（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有深远的影响。在这篇宣言里，他甚至提到了《大同书》大的境界。我想在座的有许多的马克思主义比我更强的同学，你们可以再去重新的阅读，来思考这里面各种思路上的连结。
所要强调的是，在1958年，当人民公社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运动开始的时候，毛泽东的确在那个时候仍然是以《大同书》作为他的灵感的部分的来源。
有许多有趣的历史资料来说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治理想之间相互对话的可能，而这个乌托邦的潜力似乎是存在在叙事，或是政论式的文字里面。相对于这些，我们在小说里看到的反而多半都是恶托邦式的可能性。这两者之间的来往，我个人认为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1949——
我们现在看下一个阶段。
到了1949年后，所谓的最广义的科幻文学，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但是在这个时候“科学”这两个字已经成为一种被意识形态、政治化的话语所压制的一种论述，一种知识攫取的方式。所以如果把科幻小说跟科学相提并论的话，在某一个历史时空里，是许许多多政治正确的人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科幻小说只能在科普的前提下，在科学研究的前提下扮演一个辅助的角色。所以作家们不被容许利用他们不可思议的想象力去探寻各种各样乌托邦和恶托邦的未来，这是不可能的。那么科幻小说其实是被局限了，甚至成为了一种宣传文学。
德国一位著名的汉学家瓦格纳曾经对1950年代的科幻小说做过研究。在这里我必须承认我不是一个专家，但是至少我们应该知道像郑文光先生对于1949之后早期的科幻小说的贡献，以及叶永烈先生在1980年代初期的，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
这样的科幻小说多半是归于科普读物，或者更重要的，归纳于儿童文学里。在很多年的科幻文学的创作实践过程里，一旦科幻文学和儿童文学列在一块儿，似乎整个问题就被群化了，被家庭化了，被幼儿化了，所以变成了非常可笑的一个情形。
相对于西方的这几十年如火如荼的科幻的现象，中国科幻这一块儿无疑是相形见绌的。我有机会曾经见到了韩松先生，他也告诉我说今天跟人家讲你是做科幻文学的，你讲话态度都是委委屈屈的，你怎么去跟伟大的余华、苏童或者是王安忆他们比呢。写科幻文学的，恰恰和现实文学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我知道现在北京师范大学有一位吴岩教授，他招收研究生都是招在儿童文学下的，如果你非要念科幻文学的话，报考的时候是报考儿童文学专业。这些儿童都是不简单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我们现在来到当代。我们这些伟大的年过五十六十的儿童们，仍然在创作他们的科幻文学。
我首先要讲的是张系国。他是在大陆出生，在台湾成长，在美国定居的一个作家。在场的如果有科幻迷，一定知道他在七八零年代已经在创作大规模的科幻小说。他自己的专业是电子计算机博士。在这里我只介绍《五玉碟》《龙城飞将》《一羽毛》。这是一个三部曲，想象的是跨越时空、宇宙未来、探索不同的星球等等，但是他把这样一个故事投射到晚清时代，太平天国前后，在时空裂变当中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这是所谓的前行者，在这里不再多说。
现在我们要紧急地来到今天报告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刘慈欣他们这一辈的作者。
刘慈欣在过去的五六年里面成为了中国尤其是大陆文坛的一种现象，所谓的现象就是刚才我所说明的，他是一个工程师，是一个在科幻粉丝界有名气但是在所谓的典范的、正规的文学界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但这位老兄居然就在他的娘子关发电厂工余之暇，或是连工作大概都没有努力的做（调侃语气，我衷心希望不要被大刘的领导看见），写出了震撼人心的科幻小说。
《三体》是2006年开始写作的，在这之前他已经有了十多年写作的经验，作品有《球状闪电》等等，等一下我们有机会再多谈。
从2006年开始，他创作了《三体》。“三体”指的是浩瀚无涯的宇宙星空里面，有三颗恒星，因为引力而互相牵引，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同于地球的一种生存情境。在这个恒星系统里，有所谓“三体人”存在，因为引力的碰撞，它没有定理可循，不像我们地球上春夏秋冬起承转合。在那个世界里，它的时间只有两种分类，一种是“恒纪元”，就像我们所熟悉的，按照规律来的时间运作的方式；而另外一种叫做“乱纪元”，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乱纪元就来了，或者什么时候恒纪元就开始了。三体人生活在一个超级不稳定的时间运作里面，所以他们养成了一种不断要因应各种变数的能力。在这样的能力里面，他们必须冷静，必须非常阴狠，必须随时处理马上要来的危机。对他们来讲，所谓的仁义道德完全是有闲有钱的地球上的这些笨人所想出来的东西。在三体世界里，无限的理性扩张到了一个绝对犬儒的姿态，而他们的科技文明超过了地球文明不知道多少倍。
这个故事在场的刘慈欣的粉丝可以讲得比我更生动，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讲两三个要点。
主要的问题，在于有一个女科幻家（估计是口误，应为科学家）叶文洁，她的父亲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冤屈而死，因此让她对人性产生了一种绝对的悲凉的犬儒的姿态，完全没有信心。为了替父亲报仇，她利用了她的科学的能量和三体人暗通款曲，邀请三体人来攻打我们现在的世界。
于是问题来了，这是宇宙惊天动地的大危机——我们怎么打得过三体人呢。唯一的空当是，三体人从三体世界到地球需要400年的时间，这400年足够我们地球人来做出各种各样因应的措施。于是小说展开之后，全球的各行各业的角色加入了对抗三体的行列里。而我们的领导人高瞻远瞩，在1960年代已经预设到，有一天，也许有外星人要打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要怎么办。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红色的所谓经典的雄浑壮丽的那一面，伟人还是在的大家放心。但是另外一方面，三体人到底是一个惊人的邪恶的能力，我们知道这是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争。所以另外一面，这个故事有一个非常非常悲壮的隐线——不管你怎么去抗争，最后也会灰飞烟灭，万劫不复是地球最后的宿命。但是在三体人来之前，我们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毕竟要留下一些痕迹，所以在故事里有各种各样非常惊人的描述。
当然在各种抵抗的过程里，刘慈欣问出了大的问题，他不再是简单地想中国往何处去、中国崛起没有、党内有没有自动机制等等这一类的问题。现在他问的问题是，超越了简单的现世的对中国的关怀之外，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是不是能够对中国的更广义的文明，甚至对世界的文明对宇宙的文明做出我们的回应。
在这里我认为他所强烈的透露出来的所谓雄浑，康德式的雄浑壮丽的人和无限之间的抗争，我觉得刘慈欣在最近的十几二十年里面是少见的一位作家，有这样庞大的一个憧憬来想象。这个想象最后我们知道它是没有结果的，我们知道以有限的人的这点能力是没有办法来克服的。最后，当三体人快要接近，用一块所谓“二向箔”，似乎很专业的名词，把我们的三维世界完全化为二维世界，就像张一谋导演演出的那幅画一样，我们三维世界的人完全被压缩成最细致的二维的文明（Silicon注：此处应是王教授记忆有误，使用二向箔压缩太阳系的并非三体人，而是其他更高层次宇宙文明。不过这对报告内容并无影响）。那是一个多么壮烈的场面，所有的人，所有的建设，所有的文明都被压缩，到最后只不过是一死而已。一切的一切万劫不复，最后要怎样留下我们的文明？而在历史或宇宙星空交汇的当头，有能力的一两个角色，他们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我们到底是不是应该像三体人一样阴谋作业，以绝对冷酷的理智来救赎人类的命运于万一呢？还是要继续维持我们对于文明之所以为文明的信念，来继续承担我们不可避免的悲剧呢？所以这里有许多的庞大的道德上的考虑，除了夸张宇宙星空这些奇观式的奇景之外，深层的是包括了刘慈欣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二律背反的深刻的沉思。这是也许我们可以强调的。
而这个故事的第二部，最引起注意的《黑暗森林》，讲的就是生存的一种法则。这是一个零道德的世界的话，黑暗森林，在这里面我们要如何去保留那些残存的人类的吉光片羽的伦理的思维方式呢？在这里是无解的。
而小说的最后，到了《死神永生》这一部，人类的命运到了最后，我们怎样在最后仍然维持我们最起码的尊严？在这里，刘慈欣再一次问出了更庞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是在文学系报告的场合里，我要特别的指出，除了对于宇宙星空的无限的向往和思考之外，除了人和无限的黑暗的碰撞之后无可奈何的伦理式的对话之外，刘慈欣也强调了人之所以为人，似乎我们还有一种能量是三体人或者是宇宙完全灭绝之后，我们有一天都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为傲的，那就是人有他的想象力。而这个想象力最后的结晶是人能够有写诗，有文学创作的能量。所以突然之间，刘慈欣变得非常的抒情了，一下就拔高了——人，不是完全能够由计算机，由三体人，由各种各样乌七八黑的宇宙力量所能控制的。
在他早年曾经写过一个非常特别的小说，叫做《诗云》。外星人控制了整个地球之后，唯一不能控制的，是人类所创造的一种东西，那就是诗歌。外星人非常好奇，想依样画葫芦，甚至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李白”。他用他个人的无限的能力来攫取人类最神秘、最不可思议的创造力，写诗的能力。“李白”把所有的文字资源经过排列组合，延伸成为了一个几百亿万米的星云，但是他仍然没有抓住怎么样写好诗的要害。他俘虏的那个人类，虽然文明不如外星人，但他是唯一一个能鉴定什么是诗的人，而相对于那几千万亿个用电脑组合出来的文字集合，他可以说那些不是诗。
所以对于人类文明的某种程度的希望和向往，最后的一线生机，刘慈欣居然放在了文学上，这是我们（指文学界）的光荣。也是我们今天要表扬刘慈欣的原因（大家笑）。
在这个意义上，从绝对的科普式的知识论的遐想，到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伦理方面的考量，还有最后对于人的想象力的一种憧憬，这个构成了刘慈欣小说的，我觉得在所有精彩的叙事之下最基本的张力。而小说的最后，也的确一切都消灭了，唯一留存的是人类残存的纪念馆，在冥王星上——地球已经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那样的一种想象，虽然让人读了以后，觉得我们自己的将来是这样的吗，不免觉得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希望大国崛起，然后是辉煌壮丽的最乌托邦式的想象。但是在这个意义上，刘慈欣的眼界更开阔更宽大，让我们理解到，我们作为一个人，在这么样一个无限的宇宙空间里面，仍然有太多太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仍然是可以继续探寻的。
但我们现在要讲到一点，就是这里面有一个时间上的反差。如果刘慈欣已经告诉我们说人类一定要毁灭，他怎么会知道，怎么会留存写下来一部小说叫《三体》呢？他也想到了，这个小说的题目叫做“地球往事”，也就是用一个未来完成式的说法来投射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不是都好端端的在这里活蹦乱跳喜笑颜开地讨论刘慈欣吗？我们又如何能够了解《三体》的世界呢？在这里，他总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有这么多的维度，我们所在的这个维度也许是另外的一个可能性，也许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已经避开了最后的浩劫，但是生命或时间的整个的投射的现象，不只是化为一种简单的行进的起承转合的逻辑式的论述。作为一个科学的爱好者和研究者，他觉得他有这个能量来告诉我们无限扩张的可能。
我不知道在做有没有刘慈欣的粉丝读过他在1989年写过的一个小说叫做《中国2185》，这个小说讲到的是在公元2185年，中国的统治者是一位29岁的女性，但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上有一个骇客式的人物侵入了毛主席纪念堂，用最高超的复制技术把伟人的思维重新复制成为一个新的虚拟的实体。这个实体成为了我们执政官的大挑战——伟人又回来了。而更可怕的是，有一个普通人的思维也被复制成另外的一个虚拟实体，而且被不断的复制，成为同一个人的千万个思想复制品，这个算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噩梦。他们成立了有一个华夏共和国，这就很糟糕了，网上简直是乱无章法。我们的执政官吓坏了，她面临的是一个多重的挑战。而最后她所做的最痛苦的决定是把电源关掉，一下子，整个（虚拟）世界完全没有了。华夏共和国虽然在网络世界里只存在了几个小时，但其实在他们的时间里已经有了600年的历史。但经过电源开关的操作，一下子，我们的执行者啪的一声把这个事情完全了结了。所以刘慈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创作者，他的眼光并不是仅局限在现世的，对所谓政治或历史的一种立竿见影式的对话中，而是希望探讨各种各样不同的现象。这是我觉得应该特别注意的。
韩松的《地铁》，我们知道，北京的地铁新颖快捷，但是韩松却警告我们，地铁更是一种异托邦。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我们挤在地铁里，谁知道下一秒钟要发生什么事情呢？地铁带我们进入到地底的一个更特殊、深刻的空间里面，这个里面，韩松的阴郁，甚至有点颓废的残酷的想象力开始爆发了。这是我个人也非常推荐的一个作品。
《2066年之西行漫记》讲的是2066中国已经崛起，而且美国很倒霉，发生了第二次的内战。中国在这个地方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西行漫记”当然是有一个历史的渊源，讲的是埃德加·斯诺1936年的《西行漫记》。所以这是过去的红色记忆跟未来的想象非常微妙的一个对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作品。
现在由于时间关系，我很快地来说明以下的几本作品，然后做一个总结。
在台湾，伊格言写了一本《噬梦人》，讲人脑跟电脑斗争的一个故事，非常像去年的好莱坞电影inception的情节，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作品。
骆以军的《西夏旅馆》很难归类成为科幻小说，但是放在我们今天广义的异托邦的思考里，它塑造了一个最色情、最颓废、最诡异的旅馆，旅馆的名字叫“西夏”，这个是有历史渊源的。在这个旅馆里面的每一个房间，打开门进去都会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每一个访客的来往互动形成了一个最诡秘的奇观式的人生。而骆以军作为一个外省第二代的台湾作家，他其实有更深层的历史的投射。西夏是公元11世纪一个小小的帝国，在辽宋之间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文明，之后完全消失。他用这个典故来投射一代的中国人在台湾岛上这些年的经验，当然有自己自况自伤的感觉，但最重要的是，他强调在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面，旅馆的进出，或短暂的停驻，真正透露了一种对新的文明的不安的、躁动的遐想或者奇想。这是一本将近50万字的小说，据我所知马上就要在内地问世了。
香港的董启章，是一个极端自闭的典型的宅男，每天就坐在家里写他的小说。《时间繁史》是他非常浩大的写作工程里面的作品。人跟机器人在这里已经不是问题了，我们根本就是生活在一个机器人的世界里，连我自己是不是机器人我都不知道。在这样一个过程里，他投射了香港史，香港人作为一个人的思考的观念。而《时间繁史》最后的高潮是，公元2097年，再一次大洪水之后，香港全部淹没，而在一个山头的一个小小的破烂的图书馆里，有一个叫做维多利亚的少女还在掌管着香港史的过去的短简残篇。我们知道维多利亚和香港史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少女是个机器人，每天都要给她上发条，否则时间在这里就要停住了，随着所有其他文明的毁灭完全消失了。这部小说仍然在进行中，书是在台湾出版，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很希望有部分在座的同学能够来探讨。
最后要讲的是陈冠中。他是目前定居在北京的一位香港人，这部小说的名字叫做《盛世》，讲的是快要发生的事情。在一片大好的形势之下，他讲到了公元2013年，也就是两年后，在我们的北京市发生了一些非常非常奇怪的现象。在经过了全世界经济有一次大恐慌之后，在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之下中国化险为夷，又一次的崛起而且崛起得比以前更为壮丽，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国家。而从那一天开始，北京市民不知道怎么搞的，出了门以后每一个人都是喜气洋洋面带微笑，快乐得不得了。有一个专有名词来形容北京市民的形象，high。一切都如此的美好。但是那个时候北大中文系要上课的话，有一天要教到杨绛和钱钟书，学生都不知道谁是杨绛谁是钱钟书了，什么是万圣书园也不知道了，中国的历史好像是从2008年北京奥运重新开始。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所谓恶托邦的小说。
在这里面，就有一群人不知道怎么搞的high不起来，最后他们越来越不甘心，想怎么样才能了解到北京市民如此快乐的原因。他们居然在阴错阳差之下绑架了某一位国家领导人。这个领导人不是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染着黑头发，穿得漂漂亮亮，体态丰盈红光满面，不是这样的。他是个头发稀疏，很累，但是穿着阿玛尼的服装，有品位的人。子女当然早就送到国外去了。但是他了解他对于中国人民最重要的责任，仍然是在辛辛苦苦的工作，是真正辛辛苦苦的工作。在这里有一个最精彩的独白。第一次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不能想象一个人能讲出这么长的篇幅，因为我觉得这已经超出了小说常理的限制，但是当我再次阅读，我了解到这个小说最重要的重点不是北京市民如何high，而是这个领导人以轻柔的、理性的而且不无感伤的语调来告诉我们我对中国人民的责任，我如何来治理他们，我当然知道今天的新左派跟自由派打来打去，但那没有关系，因为他们都是在我的好好地测量之下，我们让他们打，打到某一个阶段我们让他们不打。然后再这样一个政治和学界、思想界相互交错的情况之下，我们锻炼出了一个新的公民主体，这个新的公民主体最主要的德行就是遗忘——怎么样去忘掉。而且有一个惊天的大秘密，怎么让他们忘掉呢？这点我应该卖个关子，因为你们应该发挥网上互助的精神在网上抓下一个版本来看这部作品，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
《盛世》的作者陈冠中不是一个简单的批判中国的香港新闻工作者，不是的。他其实对中国有太深的爱有太深的关切，这是另外一种的反思中国。但也不是对现在的政权做出不留情面的批判，他是古典式的抗议份子。对于他来讲，作为一个在北京生活的香港人，他怎么样通过这个小说创造一种异托邦——不是简单的乌托邦和恶托邦——在这么一个自甘为边缘的立场上，怎么样来思考中国的未来，中国的何去何从？而怎样让自己的文学的声音和国家执政者的声音产生一个微妙的对话呢？他的用心不是在于一个简单的批判而已，而是希望透过小说的方式再一次的呈现出，新中国的未来如果是如此的辉煌壮丽的话，我们可能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又可能要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来救赎那些林林总总我们所不希望见到的结果。
《盛世》的结尾是这位领导人告诉绑架者：你们这几个不听话的人，我们的国家已经不错了，你们为什么还是如此的要自居异端呢？
今天，我用鲁迅的话，来作为结尾：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所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家，我们如何利用我们有限的文字想象力，或是刘慈欣所谓的无限的想象力，不断地在乌托邦跟异托邦之间创作各种各样可能的异托邦的新的说法、一种眼界一种憧憬呢？我觉得这是文学之所以必然存在、必须存在的绝对意义。
所以今天我用很短的时间来说明，在这样一个谱系里面，从鲁迅到刘慈欣，其实对于我们对于中国未来的思考，做出了一些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旁证，或者是一些新的建议。我愿提供我自己的发现来作为大家的参考，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