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来“感时忧国”的文学主流，这股同志小说的新潮，还真引人侧目。但只要我们把眼光放大，看看传统说部的流变，就可发现同性恋非自今始，同志文学也并不完全是新鲜事儿。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在吸收舶来的“酷儿”理论（QUEER）之余，不妨参考明清述作的实例，应可更增加议论的深度。

本文所要介绍的《品花宝鉴》，就是一部很具争议性的作品。这本小说出版于十九世纪中叶（1849），作者是落魄名士陈森（1805？－1870？）。小说描写彼时官绅名士与梨园童伶的浪漫关系，而以两对才子佳人──梅子玉和杜琴言、田春航与苏惠芳──为这样一种关系的表率。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以《品花宝鉴》为清末“狭邪小说”的始作佣者。对鲁迅及同辈学者而言，《品花宝鉴》写欢场如情场，假男伶为女色，其颓废狎弄处，不言可喻。而小说一味模仿传统异性恋诗文词章的模式，尤予人东施效颦之感。五四以来《品花宝鉴》屡受批评，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风水轮流转。配合世纪末的性别／情欲论述，我们可以重估《品花宝鉴》的文学史意义。这本小说共六十章，主要人物数十人；以体制论，是晚清颇具规模的长篇。两对主角中，梅子“玉”与杜琴“言”谐“寓言”二字，当是出自陈森的理想虚构，而田春航与苏惠芳则是影射后来做到两湖总督的毕沅，及其终身知己李桂官。这两对佳偶有情有义，正是陈森所谓的“知情守礼”、“洁身自爱”。杜与苏虽出身娼优，但一旦爱将起来，可真是三贞九烈。事实上他们与二位恩客的关系，基本上是柏拉图式的。“好色不淫”是爱到最高点的表现。小说中，他们历尽艰辛，矢志不移，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却是等到爱人们先娶了老婆之后。

对如此的情节安排，这一代同志文学的作者或读者大概要皱紧眉头了。陈森游走于情欲、伦理、法律和文学的规范间，力图写出个面面面俱到的同志小说。或许正因为他努力过当而又缺乏自觉，《品花宝鉴》反成了个面面俱“倒”的文学杂耍。但“倒”有“倒”的威力：坏小说反而更能凸显一个时代文学场域中各种话语的尖锐角力。鲁迅那辈的读者虽自命开明，但却有太多的厚道包袱。《品花宝鉴》固然有美学上的缺点，但小说描摹“性”趣与“性”别的越界、舞台与人生的错乱、法律与情欲的媾合，才是他们挞之伐之的真正原因吧？

小说基本承袭了中国情色文学中的三个方向。在人物造形上，它根植于理想化的才子与娼优的爱情故事（如《李娃传》）；在修辞及叙述方面，它延续了自李商隐、杜牧、《西厢记》、《牡丹亭》以至《红楼梦》的感伤艳情传统；而在情节铺陈上，他不啻是才子佳人小说的最佳谑仿。在陈森手里，这三个方向表面相互借镜，骨子里却产生剧烈位移。他笔下才子佳人都是逢场作戏的戏子嫖客，而更可注意的是，他们一幕幕假凤虚凰的好戏，来自于同性恋攫取和抄袭异性恋的资源。这使传统情色文学面临重新盘整的必要。

中国古典文学从来不缺余桃断袖的描写，及至晚明，风气尤盛。李渔、冯梦龙等名家都有或滥情、或嘲讽的作品。但像陈森那样正经八百地借用异性恋情色修辞来构制长篇者，未曾得见。小说讲的既是晚清优伶兼营副业的现象，戏子恩客把台上的戏演到台下，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梅子玉初见杜琴言时，就直呼他比《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还要美上三分。杜琴言比女人还女人，他的一笑一颦连林黛玉也相形见绌。就连小说最后梅子玉明媒正娶的夫人见了杜，亦惊为天人。看来同志当道，女同胞简直没得混了。

就此女性主义者应该反驳：文学中的女性本来就是男性沙文主义者的理想产品。尽管杜丽娘或林黛玉美得冒泡，连女读者也为之倾倒，她们毕竟是男性情色想象的极致。而最不可思议的是，象《品花宝鉴》这类小说竟然“打着红旗反红旗”。一面把女性美吹捧上天，一面却又喜孜孜地揭晓谜底──最美丽的女人只宜又男人扮演。在整本写“兼美”、论“国色”的小说里，女性枉担了虚名，成了无所不在却又无处可寻的角色。

同志们又要怎么说呢？《品花宝鉴》虽然标榜同性恋，但这爱也爱的太窝囊了。基本上全书的戏剧情境已暗示同性爱情似真似幻的前提。男伶们下了装以真面目周旋客人间，但客人依然以戏里的形像来投射他们的身份。杜琴言、苏惠芳除了不男不女外，又有不真不假的问题。陈森（及同道人）企图以“合法”掩饰“非法”，刻意淡化问题。如果女性要抱怨在书中枉担了虚名，同志们更可说他们才是“名”不正、“言”不顺，遑论虚名。曾阳晴在他的《色情书》中论及梅杜大谈精神恋爱，把性及身体的必要性一笔勾消。如此一来，一本赞美同性恋的书“名”“实”两失，完全自我解构了。

除此，我们也注意到书中的男伶都是家贫被卖入伶班的。他们未必是同性恋者，也未必有性倒错倾向，但却被“训练”成千娇百媚的佳人，并藉以谋生。他们是经济制度下的牺牲品。然而陈森的叙述又希望读者见证象梅、杜这些男伶与恩客的感情是自发的，不带功利色彩。这到底是弄假成真的传奇，还是本性使然的佳话，陈森并未解答。

最后，小说中爱恋童伶的大男人们又该如此自处呢？我们很难以今天的情欲实践方式，来判断他们是同志，还是叛徒。有清一代绅商狎昵年轻男戏子的风潮并不代表彼时男性“性”趣突然有了逆转，而竟是出自法律规范的误导。由于朝廷严禁命官绅仕族出入妓户青楼，憋急了的好色之徒只好转向美貌的童伶下手。多数寻芳客本来也未见得愿意一双脚踏两条船，但习惯成自然，一时上行下效，同性恋突然大放异彩。情欲想象及实践的诡诀流动，真是莫此为甚。

我们不难揣摩问题的复杂程度。自诩为异性恋者的狎客就着这个性／性别游戏，可能赫然发现自己别有所好。潜藏的同性恋者大可藉着不可嫖妓的名义，一遂自己真正的欲望。但激进同志们更可能抱怨他们不但没有得到解放，反而多了莫名其妙的竞争；何况当所有的性活动被归纳为男扮女装的游戏时，一种新的性机制已然阴隐施行它的约束力。但心里有数的异性恋沙文主义者大概要说，他们才是最大的输家。《品花宝鉴》讲的仍是男性情欲至上，但这情欲的本质却不能用简单的男女或男男女女的关系来定义。沙文主义者企图管制欲望，却暴露了欲望竟然暗藏着么多的变数，随时有被瓦解置换的可能。这可是男性权威禁止男性嫖妓的律令下，始料未及的后果了。

如前所述，陈森的才情不足以让他展开更繁复的辩证。但他既已吹皱一池春水，自然要生出阵阵涟漪。《品花宝鉴》也许不能印证目前同志论述的许多向往，但我以为这本小说的意义，不在为性别战争中哪一方助阵或泄气，而在于以足够的篇幅人物，呈现了传统情色文学中诸多特徵与盲点，供有心读者思辩。也因此，它应该是现代中国情欲论述一个重要的源头。

二十年代的女性作家，如卢隐、丁玲等，都曾以女性间的深情为题材，写出热情浪漫的篇章，但这些女作家处理的是相濡以沫的姐妹情谊，还是初萌的女同性恋意识，并不明确。六十年代初期，姜贵的《重阳》以两位男主角间的嗳昧关系，影射国共纠缠不已的斗争，算是同志文学一个意外却丰富的插曲。而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白先勇的《孽子》才又以长篇形式，弥补了《品花宝鉴》后留下的空白。随着李碧华《霸王别姬》、朱天文《荒人手记》的问世，以及黄碧云、郭强生、林裕翼、林俊颖、洪凌、陈雪、纪大伟等长短篇创作，九十年代的同志小说似乎越来越热闹。而吴继文《世纪末少年爱读本》的推出，则在更自觉的层次上，呼应了陈森一百四十多年前的同志浪漫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