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一起关注香港的城市历史，以及以都市为基础的文化记忆。我感到很惭愧，虽然到过香港多次，对香港文学也有一些涉猎，但谈不上是专家。以下回顾我个人对于香港文学或是广义的香港文化史的一些发现和心得。题目定得有点悚动：文学的香港史——十个关键时刻。为什么以“十个关键时刻”作为切入香港文学史或文学的香港史呢？
我认为，与其说关键时刻是“锁定”历史意义的要素，不如说关键时刻是“开启”历史意义的契机。与其说把以下所介绍的十个关键时刻看做我们对香港文学史或文化史命名不可或缺的一种介入方式，不如把这些关键时刻视为开启更多、更复杂，甚至充满矛盾，看待香港文学史或文化史的可能性而已。
在时间的开始和关闭之间，在偶然与必然之间，这些因素成为互为表里、辩证或对话的网络。历史因为对关键有不同的解释，变得更加繁复，更需要继续思考。
相对目前对香港文学史或文化史的叙述，香港在整个广义的时空版图上，它的位置也许非常渺小，甚至无足轻重。但今天我们这样的大型会议在这里举行，似乎又见证我们也认同香港代表了各种不同的关键意义。
从宏观历史角度提到香港时，它的意义立刻浮现，例如百年殖民经验和帝国历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照的场所，中央集权与特别行政区主权的对话等，这些都是香港的历史政治经验所赋予香港的要素。事实上，我觉得这些关键时刻似乎不能穷尽香港给予我们的更丰富的历史含义。
我个人认为这些含义尤其显现在我们对香港文学的态度上。香港文学——听起来似自相矛盾的陈述词，香港有文学吗？香港文学真的那么重要吗？香港文学在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怎样的位置？它似乎隐而不见，我们通常认为香港文学无足轻重，但一旦指证、认识，它的关键位置又是如何的呢？在虚构和实践方面，到底香港文学，或推而广之说，以文学为坐标的香港历史，到底是虚构的陈述，还是我们真正念兹在兹的实践呢？
在彰显和遮蔽，在香港文学实践的过程里，它包含各种各样世俗、日常生活的要素，报纸专栏上有梁凤仪、亦舒、李碧华的连载小说，另一方面，香港文学又绝对前卫，例如董启章、利瓦伊怡的作品。强烈的冲突代表了香港文学的另一面向。
香港文学是“欲望”的指南，让我们对香港的未来和过去的可能性展开遐想，也可能是“否想”。以文学为坐标，对香港历史有不同介入的方式，在约定俗成、传统定义的“关键”意义上来说，香港文学史代表的关键地位恰恰在两种不同的——重要和不重要、彰显和遮蔽、欲望与“否想”之间产生了游移的位置。
我的结论是，以大陆做坐标，以宏观的叙事或形式作文学史脉络的做法，无从捕捉香港文学，或香港文学史、香港文化史的定位。正视香港复杂、往往自相矛盾、关键同时未必关键的位置，不断尝试开启和锁定香港在时间流变中的位置，一种不同的文学史观才能逐渐突现出来。
以下提出也许是真正关键，也许是无足轻重的十个香港时刻。我再次强调“时刻”本身不确定的意义，“时刻”引导我们进入复杂繁复的历史坐标或历史版图，只有我们正视文学作为历史的方法，才能理解文学比历史更曲折地呈现了过去，比正规历史呈现更多未来。我们应该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让记忆播散。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才是香港历史最后的隐喻。在虚和实之间，我们不断努力尝试认识香港的意义。
我提出十个可能的时间点，希望大家多加批评。
传统的香港文学史，往往会提到王韬1862年后和香港发生的种种因缘，或提到世纪之交，黄世仲（小配）来回广东、香港之间，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如《洪秀全演义》，以及他办的杂志，这些杂志与政治挂钩的可能性等。
或者还会提到世纪之交，以香港作为坐标的出版品，像《粤东小说林》、《中外小说林》等。在广州或南粤区域主编出版，但参与制作和写作的文化人来往于港粤之间，而且书写内容涉及当时香港的情况，这也是香港文学的另外一个起点。
在以新文学做坐标的定义下提到的香港文学史，往往定位在 1920年代末期，比如 1928年出版的《伴侣》杂志，往往被作为新文学的起点。从封面看得出，《伴侣》的调性偏软，有许多介乎鸳鸯蝴蝶派和我们今天定义为纯文学的不同论述交界的地方。
但如果我来命名香港新文学或纯文学的开端，第一个时间点也许是 1929年 9月 15日。这一天《铁马》创刊了，这是只出了一期的短命杂志。阅读《铁马》的目标特别放在作家侣伦身上（1911—1988）。1929年，侣伦 18岁，在《铁马》上发表小说《炉边》，小说写的是在香港从事文学创作的生态纪实。
18岁的侣伦似已历经沧桑，哀叹在香港文学创作者的不易，绞尽脑汁花费心血写出的作品，送到百无聊赖的编辑手中后，编辑却坐在炉边随意看看，不小心把稿子丢进炉里烧掉了。《炉边》似乎预示了作为一个香港的文学创作者实不易为。但只要有文学志业的存在，就有人前仆后继写作。
侣伦的生命历程说明了香港文人的多变性。他早期的作品《黑丽拉》充满新感觉派现代又有点颓废的写作风格。1952年中期的作品《穷巷》转而批判现实社会，其中的改变可以理解他与香港的感情或与“感觉结构”间的互动，从现代派或广义现代派作家，到广义现实主义作家，其间角色的变幻，耐人寻味。
侣伦一生只有三年在中国大陆度过，其他时间作为编者或作家介入香港文学和历史的场景，所以1929年9月15日这件小事情，可以作为当时的隐喻，映照香港作家所做的选择、考验和冒险。
1941年12月8日——第二个关键时刻，大历史上都不会忘记的。日本人在珍珠港事件后，快速攻入香港，这一天香港大学正好举行期末考试，女学生盛九莉和她的同班同学准备考试时听说战争爆发了，一时间感到意外的解放。同时，有一对乱世男女范柳原和白流苏谈着恋爱，就在胶着不清的阶段，日本人的炮弹打过来了；他们突然知道乱世之下倾城之恋的必要性。
这当然是张爱玲的小说里的情节：1943年的《倾城之恋》，1976年写成、2009出版的《小团圆》。张爱玲1939年到香港大学念书，无可讳言，1941年的经验成了她创作里挥之不去的历史印记。而历史事件化成张爱玲笔下的风花雪月，才显现出意义。1950年代末期，张爱玲笔下的战时经验，甚至成为以英文写出的 The Book of Change（《易经》）整个故事的骨干。
大历史小历史的碰撞下，故事继续展开。范柳原和白流苏结婚回上海，日子不好过，所谓有情人终成眷属，毕竟是虚构才有的事情。二人终于走上离婚的路。1997年，范柳原居然还活着，垂垂老矣，重回香港，还想见见白流苏，白流苏却早已嫁了别人，在商场上颇有斩获，成了富孀。范柳原千回百转思考，明白自己浪费了整个人生，写了忏情录给白流苏（李欧梵著《范柳原忏情录》）。范柳原其实有个英文名字 Leonard Fan或 Leo Fan， Leo Fan整容以后，显得十分年轻，充满文学才华。
第三个时间点是1952年7月25日。这一天《中国学生周报》创刊，它成了香港报刊史上的重要媒介，给香港文学和文化带来典范性的转变，它的创办后面有许许多多历史因素相互激荡。
1949年之后许多南来文人羁留香港，又有更早一批南来文人审时度势，回到大陆。这时候冷战文化政治在香港的舞台上已经展开。在美国新闻处支持下，冷战期间一系列文化刊物出版了，如《今日世界》，还有出版社成立，如友联。
友联支持出版《中国学生周报》，美援的文化产物，竟是一本以中国文化为诉求的刊物。这里有复杂的线索交错：当时新亚书院为主的一群文人成为《中国学生周报》幕后重要的精神资源。
在《中国学生周报》出刊的头几年，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新亚重要创始人都有很深介入，他们觉得花叶飘零，但灵根自植。《中国学生周报》在文化对垒的冷战时代出版，始料未及的是，培养了一群重要作家，例如西西、亦舒，以及今天到了法国的绿骑士。他们都曾在《中国学生周报》的文学版试练笔锋，并且此后做出了重要的文学贡献。
《中国学生周报》由 1952年出版至 1974年，无可讳言，当时政治气氛敏感，美援文化又是非常特殊的现象，但它对日后现代主义或现代主义文学却有很大贡献。《中国学生周报》创办后，各种刊物陆续出现， 1960年，左翼阵营出版了像崑南组织的《香港青年周报》，各种打对台的方式形成香港独特的文化现象。
《中国学生周报》，创刊于一九五二年七月廿五日，至一九七四年七月廿日停刊，由友联出版社出版，历时廿二载，是香港五、六十年代一份广受欢迎之青年综合刊物，并且为香港培育许多出色的作家及文化人。
第四个时间点——1955年2月8日开始，31岁的《大公报》编辑金庸先生，在总编罗孚建议下，开始写《书剑恩仇录》，这以后的故事也许就不必多说了。从1955年至1972年，金庸创作了十五部作品，成为我们今天回顾20世纪下半期广义的华语语系文学最重要、最受欢迎的作者之一。
《书剑恩仇录》写作年份的前后，要注意故事隐含的意义。金庸这部小说在左翼《新晚报》发表，《新晚报》与《大公报》、《文汇报》延续了冷战政治一个特别的线索。《新晚报》以更民间更诉之于大众的风格来吸引读者或香港市民认同，幕后操盘人罗孚更是资深的左翼文化人。
1954年，在罗孚主导下，梁羽生开始武侠小说创作。金庸、梁羽生几十年的“书剑恩仇录”是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二人不相上下，一个是《龙武斗精华》，一个是《书剑恩仇录》，形成香港左翼为基准的民间政治文学的开端。
在这个意义上，《新晚报》、罗孚、金庸共同构筑文化脉络，并在这个脉络里构思左翼为坐标的怀柔政策；而这一左翼怀柔政策又意外地延续了 1949年前鸳鸯蝴蝶派和武侠小说的命脉。左和右、精英和民间、传统鸳蝴和现代进步革命文化，各种各样复杂的交锋，正好在梁羽生和金庸有趣的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之间展开。《新晚报》当时产生的文化动力，以后几十年对香港文学、文化想象都有深远影响。
接下来看第五个时刻，1960年2月15日，这一天，香港作者或南来的年轻作者刘以鬯接编《香港时报·浅水湾》副刊。《香港时报》又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它是国民党支持的报纸，定位是右派报纸。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左右之争一方面剑拔弩张，一方面又似乎并非水火不容。在刘以鬯主持下，“浅水湾”成为兼容并蓄的副刊园地。它刊登高档的作品，现代主义作品，如马朗的诗歌、崑南的小说，也诉之于大众的作者，甚至还包括怎样做菜，可见家庭版和文化副刊巧妙接壤。
刘以鬯的贡献不必多说，香港以后五十年，从现代到后现代整个文化流变，刘以鬯几部重要作品可以突显出来，尤其是1963年《酒徒》、1972年《对倒》这些作品，留给我们很多继续研究的线索。
如果没有刘以鬯，很难想象王家卫的《2046》和《花样年华》怎样拍得出来。《花样年华》某一意义上是《对倒》的一个电影诠释，梁朝伟始终进不去 1960年代的氛围，为了捕捉 1960年代的感觉，王家卫建议梁朝伟想象刘以鬯 1960年代的样子。刘以鬯他们那时候的文化风范，就是王家卫要表达的文化意味。香港文化文学之间的交错，刘以鬯预设了许多可能性，包括从文字转变到影像，都值得思考。
第六个关键时刻是1975年1月30日至6月30日。西西在香港《快报》上连载了第一部重要长篇小说《我城》，它已成为香港文学经典。连载时每天不超过一千字，西西自作插图，形成有趣的图文对话方式。
经过半年连载，西西以文学的方式，为香港主体性做出命名仪式。看西西《我城》的意义，必须投射在《我城》之后以“城”作为坐标的作品，例如西西本人80年代的《浮城志异》、1997年前后心猿的《狂城乱马》、黄碧云的《失城》、董启章的《V城繁盛录》、也斯的《记忆的城市》和《虚构的城巿》等，由此可见西西报纸连载小说成就了一系列以“城”为坐标的香港小说。
西西以后的创作成就也许不必在此多说，但是我个人仍然以为各种各样“城”的叙述，也许在这个因缘之下展开它们之间的小传统。1975年连载以后，《我城》的出版波折重重。1979年，素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以后在台湾也出版了，一直到90年代以后图文再合体，是为完整的版本。出版不容易，写作也非常不容易。这样的香港文学场景，的确引人深思。
《我城》，西西传诵三十余年的出名巨著，风格独特，被认为是开创了香港本土城市文本的先河。《我城》发表三十周年时，香港报纸曾专门设版纪念。
中学毕业生阿果眼中的70年代香港，阿髪、悠悠、阿傻、麦快乐等草根百姓逛街、郊游、搬家、求职、讨生活的香港，西西以其“顽童体”的观察带人游走各地，刻画一代香港人的真实状态，记录当时诸多重要的历史瞬间，其中寄托着青年的开放、进取和各种成长之潜力充满可能性。
接着谈第七个时间点。1982年3月8日7点7分，有一个女士，忽然游魂似的出现在香港的街头巷尾，她紧盯一个报纸记者，记者很无奈，只好和她结识。这位女士叫如花，她穿一袭30年代的旗袍，在香港的街头左顾右盼，记者和他的女朋友卷入了寻人过程。最后才知道，如花是一个女鬼。1932年3月8日，如花和心上人十二少一起自杀。如花和十二少相约50年后在香港再次见面。
看过《胭脂扣》的读者都知道，这个故事是香港鸳蝴派掌门人之一李碧华遐想香港的作品，也是一个她“否想”香港的作品。我特别提出，作品的时间点耐人寻味。
这部作品 1985年出版，以倒叙方式描述1982年的传奇遭遇。1982年的时间点投射在1932年香港风月场地爱情的邂逅。1985年正好是《中英联合公报》签署后一年，李碧华以她的历史后见之明，投射历史上的先见之明。如花和十二少相许50年感情不变，谁知男的负心了！他们相约的号码是3877，所以如花在街头巷尾找寻这个号码。答案揭晓，是个最惆怅的结尾。
这个意义上，李碧华以她的方式，写了非常微妙、以情欲为借鉴的香港寓言。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谈判，不小心跌了一跤，也许这给了李碧华一个灵感，不论各种大历史大人物之间的风风雨雨，我们小市民男男女女的情爱将一生一世不断纠缠下去。这个故事1987年由关锦鹏拍成电影，成了现当代华语电影的经典作品。
再下来，是第八个时间点。时间又过了十几年，到了1998年7月1日，这一天，有一位作者或文化人——陈冠中，他告诉我们回归一年，“什么都没有发生”。在1997年7月1日前人们敲锣打鼓问，香港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香港回归了，该走的、不走的、必须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一切喧哗之后，1998年7月1日，什么都没有发生：马照跑，舞照跳，但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凶杀案，有一个职业经理人莫名其妙被暗枪打倒。死前一刻，他几十年的生命记忆回到眼前，做过的事，不管对的错的，各种各样浪漫遭遇，各种各样商场上的冒险，但一切都来得太迟或一切都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们看待97前后的症候群，与其讨论1997之前各种各样、不得了的寓言式作品，如《香港三部曲》，《什么都没有发生》反而更让人觉得意味深长，更潜藏了我们看待香港历史关键时刻自我解构的可能。
下面讲第九个关键时刻，2008年2月4日，这一天，香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罗志华失踪了。2月19日，报纸上有个不足二百字的新闻报道，罗志华，青文书屋的老板，在2月4日这一天，大家准备过年的日子，在书库里被书压死。
这真是充满历史荒谬隐喻的故事。罗志华本来是三联书店店员，90年代初期，接办了青文书屋，这个书屋是80年代起香港二楼书店里重要的文化地标。罗志华惨淡经营，到了 2006年，不得不歇店，但他不甘心，立意东山再起，他把书集中在小小的仓库里。2月4日，他独自清理图书，没想到排山倒海的书倾倒而下，把他活活压死。过了两星期，尸体有了味道，才被发现。
罗志华死的这一天，是香港文学史、文化史上不该忘记的一天。我在90年代到过青文书屋，那时候并不了解它对香港文化的重要意义。
“青文”二字来自70年代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办的青年文学奖，得奖者觉得在香港应该有机会延续对文学的热爱，于是在1982年成立了书屋，到90年代有多次经营经营危机，罗志华接办后，持续了十几年，出版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成为香港文学重要的参考书，黄碧云、叶辉前辈、邱世文先生、也斯等，太多作家与青文合作过。
确实，青文也辜负了一些作家，因财政困难，做了许多令人遗憾的决定。无论如何，把整个香港文化生产的问题，落实到一个书店、一个出版人不幸的遭遇上，让我们痛切想到﹕文学创作文化出版，必须投注心血，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在看待香港文学史、文化史的过程，这一年，这一天，不该忘记！
最后一个时间点是2097年，1997年后的一百年，董启章——一位特立独行的香港作家，他把这个时间点影射在《时间繁史》第二部的高潮中。我坦白申明，这小说真不容易看，第二部 60万字，头绪复杂绵密。
对我而言，触动我的时间点，不是它的叙事中也涉及的 2022、 2024，而是 2097。香港又经过了一世一劫，少女维珍尼亚在大洪水来临的天启时刻，守住了图书馆。她看了所有的书，似乎对香港有更丰富的记忆，同时，维珍尼亚是机器人，必须不断上发条，记忆只维持一天时间，在时间永恒记忆，时间轮回短暂记忆，在时间的过去、时间的未来，在不可思议的时间点上，维珍尼亚和我们我们的作家——他的命名是独裁者，展开不可思议的交往。
1997后一百年，文学成为可能的吗？香港历史仍然可以进行吗？在《时间繁史》里董启章给了我们另外不同的看法。我以为从董启章的例子回溯到侣伦的例子，香港的写作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要花费多少心力？
也许在1929年，侣伦的小故事已注定是存在主义寓言式的结局，但是香港这个地方，是出产传奇的地方，越是不可能，越有这样的作家出现。今天看待海峡两岸三地、四地、五地的文学，我要说，还没有一个地方有这样专注的作者，愿以一生之力或半生之力，对文学、文字的手工业付出这么大心力。
我们应该向董启章还有其他像他这样的作家致敬。他的作品大家未必愿意读，或读了以后要问：为什么这样子呢？我们要说：为什么不这样呢？什么都没有发生，但什么都已经在默默发生中。
在我个人阅读的香港文学里，我把读文学介入认识香港文化史或香港历史的关键年代，这个关键点也许无足轻重，却说不定几百年后会成为我们看待香港最后遗留下来重要的资产或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