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１９６１年版）的脚注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古代欧洲萨尔马弟的苏尼特（Sunitae）人有个奇特的风俗，他们把所有的青年召集起来，进行投票评定。得票最多的青年被公布为最好青年。这个最好青年可以从全国的女子中选择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为妻。等他选择后，得票第二多的青年接着选择，这样顺序下去。
把爱情、婚姻、家庭和幸福交给社会决定，对于现代读者来说，未免太残酷，太不可思议。它撇开了性格相投，两情相悦等等因素。所以，即使得到孟德斯鸠等著名人物的称赞，今天的苏尼特人后代也断不可能让其青年效法。选婚绝对不可行。这个传说的价值是：它让人间接地看到，在欧洲的民间，民主选择意识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提起欧洲的民主制度，必定要远溯到公元前的希腊罗马文化。希腊罗马的时代大致相当于我们八百年周王朝的中晚期到秦汉晋朝，离尧舜禹时代晚了二千年左右。公元前６世纪的希腊半岛时兴城邦制，最著名的是受雅典娜保护的雅典城邦。前５９４年（其时中国的东周定王在位），年轻的政治家梭伦当选为雅典的最高执政官，进行了有名的“梭伦改革”，将执政官的选举权和监督权划归公民大会，建立了三个国家权力组织：一个由氏族首领演化而来的执政官，一个由氏族部落长老会发展起来的贵族会议，一个由氏族部落全体大会沿袭而来的城邦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国家的最高权力组织，每个２０岁以上的男子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并享有表决投票权。公民大会定期召开，城邦政府的一切重要事务均需由公民大会讨论决定。公元前５０９年，罗马人推翻了王政制度，进入民主共和时期。不再存在终身任职的王，而是由两位经选举产生、实行任期制的权力地位相等的执政官取代，共和国的一切高级官吏都由民众大会选举。政体由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三大部分组成。一旦选举出来的执政官不称职，公民大会有权罢免，即著名的“瓦当放逐法”。对希腊罗马的上述制度稍作分析不难发现，决策程序都以“民”为中心。可以说，希腊罗马的民主制度具有程序正义的特征。
二、
在地球的另一面，历史却讲述了截然不同的故事。
二月河先生的名著《康熙大帝》向人们讲述了残酷野蛮无比的首领秘密产生程序。首领私相授受的民主集中制程序最早可以追溯到广受历史推崇的尧舜禹身上。把帝位搞成子袭父位的只有集中而无民主是大禹开端，而在此之前，尧舜实行的却是标准的民主集中制。《史记》中，当尧的时代行将结束，面临不知何人堪践帝位时，有过几次关于确定最高领导人的御前决策会议：
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灌去三点水加言）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
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蒸蒸（蒸去草头）治，不至奸。”
这段话不必译出来，其中关键的意思是：为了解决“天下有谁能接替尧而为帝”的问题，尧启动御前会议程序，请大臣们推荐合适候选人。尧先后否定了大臣荐举的丹朱开明和共工，最后初步决定用舜。应该说，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实行的是百分之百的正宗的民主集中制。先由左右大臣充分发扬民主，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由一把手尧集中，定板。尧禅舜这段历史虽然史书只记载了数百字，但这数百字在中国历史上的份量是无与伦比的。它为国权的延续提供了一个方程式，此后的历史只是将不同的变量代入这个方程里求解。但考察这个决策过程，却感觉到缺点什么。缺什么呢？缺就缺在“民”。在尧之民转变为舜之民的过程中，民对自己的政治角色转换没有希腊罗马之民那样的选举权。尧舜当局根本从未考虑给予子民以对自己元首的选择权。封建时代新首领的抉择本来是一个由君（代表法统）、臣（代表势力）、民（代表权力基础）三个变量组成的三元三次方程，却被简化为只有君臣两个变量的二元二次方程。决策过程简化，表面看来决策成本降低了。实际情形却远非如此简单。中国历史上几千年中反复不断的农民起义，就可以理解为被遗弃的另一个“元”在发挥作用，在大声说“不”，使二元二次方程始终得不出一个正确的“解”。由于忽视了民的决策地位，从这里开始，中国的权力获得程序走上了一条漫漫歧途。谬种流传，其发达的根须一直深入到金庸老先生那颗当代小说家的大脑中。
三、
在《射雕英雄传》的语境里，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徒众逾万。如此大帮首领的威权当然非同小可，这从刚刚卸任的洪七公的一句话即可见一斑，洪七公道：“现下你是帮主（黄蓉），我成了帮中的长老。长老虽受帮主崇敬，但于帮中事务，须奉帮主号令处分，这是历代祖师爷传下的规矩，万万违背不得。只要丐帮的帮主传下令来，普天下的乞丐须得凛遵”。在信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时代，一帮之主几乎就掌握了帮众的生杀予夺大权。然而，这么重要的职务，居然可以随意托付给一个与帮众素不相识，对帮规帮务一无所知的十五岁女孩。
对洪七公传位给俏黄蓉，金庸老先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
遭欧阳锋暗算，武功尽失，在欧阳克的威胁面前时刻面临性命之忧的洪七公，将轻易不传人的打狗棒法教给了黄蓉，以缓解强敌的进攻。大概由于没有酒喝，便记起还有一件大事未作了断。
洪七公（对黄蓉）道：“孩子，你跪下。”黄蓉依言跪下，洪七公拿过身边的绿竹棒，高举过头，拱了一拱，交在她手中。黄蓉惶惑无已，问道：“师父，您叫我做丐帮的……丐帮的……”洪七公道：“正是，我是丐帮的第十八代帮主，传到你手里，你是第十九代帮主。现下咱们谢过祖师爷。”黄蓉此际不敢违拗，只得学着洪七公的模样，交手于胸，向北躬身。洪七公突然咳嗽一声，吐出一口浓痰，却落在黄蓉的衣角上。
就这么简单，说来都有点让人不大敢相信，由于前任的“合法性”指定，一个只知调皮捣蛋的小丫头稀里糊涂间成为万人之上的一代雄主。
四、
悲剧并没有止于精英拿走了民众的选择权，悲剧的更深层次意义在于：民众对自己的选择权丧失是认可的！
还是以《射雕英雄传》为例。一个黄毛丫头会不会得到万众的同意和支持呢？洪七公对此并无担心。
洪七公又道：“今年七月十五，本帮四大长老及各路首领在洞庭湖畔的岳阳城聚会，本来为的是听我指定帮主的继承人。只要你持这竹棒去，众兄弟自然明白我的意思。帮内一切事务有四大长老襄助，我也不必多嘱，只是平白无端的把你好好一个女娃儿送入了肮脏的叫化堆里，可当真委屈了你”。
“事实”经过情形正如洪七公所述，虽然生出个杨康抢走绿竹棒欲做僭主的波折，但当误会过去，帮众们对前任帮主为大家所作的英明选择还是报以“山呼万岁”。金庸笔下的管理者虽然也离不开被管理者的同意和支持，只是被管理者的权力主张被安排成隐性的，处于观众、附庸、盲从、喽罗的地位。《射雕英雄传》第二十八回《铁掌峰顶》中有一场群氓礼敬小孩子的滑稽剧，金庸先生好象并没有当作丑剧或悲剧，倒是当作正剧煞有介事来写的：
黄蓉执棒在手，朗声说道：“现下洪帮主未归，由我暂且署理帮主事宜。简、梁两位长老率领八袋弟子，东下迎接洪帮主。鲁长老且在此养伤。”群丐欢声雷动。台下群丐见了她这打狗棒法神技，哪里更有丝毫怀疑，齐声高叫：“参见帮主！”上前行礼。
这段文字描绘出一张活脱脱的万丐拜主图。众人信服“她这打狗棒法神技”，除了对暴力的钦服，更大程度上是冲着“打狗棒法神技”的证据性意义。“打狗棒法神技”在此是作为论证“帮主指定”成立的有力证据而存在的。即肯定“打狗棒法神技”与“帮主指定”之间确定不移的逻辑关系，否定“非打狗棒法神技者”的“非帮主指定者”具有继承人合法身份。不难看出，帮众对帮主的选择是十二分合作的，根本没有质疑自己新领导人身份得以成立的程序是否合法合理。
民众首领不由民众选举，也不由若干候选人自由竞争，而由前任私相传授；被首领者视首领私相授受为合法，唯认前任指定才是正宗，这种官民间的默契是我们“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洪七公的自主传位与丐帮帮众的“帮主传位最合法”二者是二而一的，显示出朝野间在专制上的默契，姑且称之为“草根专制”。从金庸先生到金庸先生众多的读者，可看到根深蒂固的民间专制意识传承脉络。与精英专制相比，“草根专制”尤为可怕。对比苏尼特人与《射雕英雄传》不难发现，前者透射出植根于民间的民主意识，欧洲的“草根民主”正是民主生命力强大的根源所在。
五、
与帝尧的决策程序有所不同的是，后来几千年首领决定程序中不仅有前任指定，还增加了两件东西：暴力和神圣的信物。无论帝位，还是民间帮会的头目之位，一般都离不开三根支柱：前任首领指定，极具威慑的暴力，神圣的信物，三者构成支撑王权（和相当于王权）的铁三角。所以康熙的儿子雍正继位时，一得有传位诏书上“传位于四皇子”数字，二得有丰台大营的军队效忠，三得有传位玉玺。三者缺一不可。金庸老先生是深谙个中诀窍的，所以，黄蓉一得拿出洪七公指定的证据，二得有超越丐帮丐众的武功，三必须得到绿竹棒。只要有了这三件神器，无论你是可爱如蓉儿，还是可憎如雍正，都会得到朝野的拥戴。
到了后来，传位又有了新的变种，前任指定改换路径为由组织部门自上而下的任命，自上而下任命的才合法性。受任命者因此具有光荣感，成就感，而不得不接受被任命者管理的地方和机关，通常的表现都是服从和合作。在这个制度下，到处塞满来路可疑的官（跑来的官，买来的官）。跑官买官本是极可耻的行为，跑官买官者本是卑鄙可笑的对象，结果却为人们所羡慕。卑鄙者享受着普遍的（尽管许多人是迫不得已的伪装）尊敬，即使人们在私下表示鄙视、厌恶、憎恨，但在公开场合，表达的大多是尊敬。
当然，这种变种仅限于下面的小官。到了一定的级别以上，组织部门自上而下的任命固不可行，选举也不过是事先做好的笼子。这个层次职位的传袭，大体上还是走的尧舜禅让制。御前会议，军队效忠是决定尊位的根本。稍有不同的是，在现代神圣的器物换成了神圣的“理论”或“主义”。
对比中西的首领产生程序，可以看出，我们的政治文化其实还停留在中华文明发祥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