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梦"的实质就是要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使每个人都有享受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基本权利。因此，"中国梦"的政治内涵从根本上说就涉及政治权力如何安排才能实现和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脉络和改革亟需社会共识来看，如何保持政治权力的人民性，如何落实和平等保障人民的权益，既是继承历史未完成的任务，同时也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中国梦"的政治内涵其核心是人民民主，使人民真正掌握国家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为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提供政治方面的根本支持。为此，还应从现代国家建构、现代政府创设和现代公民培育三方面丰富、完善"中国梦"的政治内涵。

关键词：中国梦；政治内涵；人民民主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3年3月17日，他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又对"中国梦"进行了系统地阐述。自此，全国掀起了一股热议中国梦的浪潮。

作为一种理想或目标，"梦"是每一个人或群体都有的；梦有不同的载体，有个人、集体和国家的；梦有不同的层次，有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由于人们在职业、立场、阶层、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必然会对"中国梦"有着不同的理解。那么，为什么作为一种执政理念和理想的"中国梦"在提出之后会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热议？这意味着"中国梦"有着特定的时代价值，需要对"中国梦"进行解读。

在理论界，对"中国梦"的理论阐释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以意识形态话语和理论来阐释； 二是对"中国梦"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精神等层面全方位阐释； 三是对"中国梦"进行古今中外的宏观比较； 四是通过汇集和整理十八大以来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在重要场合的讲话，以及在人民日报等上发表的重要报道和重要论述。 但这些理论阐释有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有些过于宏观和宽泛而难以深入挖掘"中国梦"的特定内涵及其时代价值，从而也就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何"中国梦"能引发全社会的热议。我们认为，"中国梦"不仅强调人民的物质需求，从政治学的视角看，"中国梦"更强调人民权力主体地位的实现以及个人权利的落实，满足人民驯化权力以促进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诉求，从而最终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中国梦"的政治学分析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梦"所进行的全面和系统的阐述，不仅指出了"中国梦"的目标，而且也提出了实现"中国梦"所需坚持的道路、精神动力以及依靠力量。在这些对"中国梦"的阐释中，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民的主体地位。首先，"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 如果没有"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就缺少根基。其次，人民是实现"中国梦"的依靠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二是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习近平在"中国梦"的论述中指出："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由此可见，"中国梦"的实质就是要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使每个人都有享受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基本权利。

权力和秩序是政治学的两个核心概念。在人类社会中，总是存在着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因此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就不可避免。为了将这种矛盾和冲突控制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就需要依赖具有暴力性和强制性的政治权力。但社会不能总是靠暴力来维持，良好的公共生活需要以一种和谐的社会状态来实现，这就需要通过政治权力对某一社会共同体内成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进行界定，从而规范成员之间的基本利益关系。正如迈克尔 沃尔泽所说的，"在人类某些共同体里，我们互相分配的首要问题是成员资格。我们在成员资格方面所做的一切，建构着我们所有其他的分配选择。" 这就意味着社会成员资格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一原则的公平与否直接关系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平衡，从而关系着社会的基本秩序。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的政治内涵从根本上就涉及政治权力如何安排才能实现和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二、历史传承与现实需求："中国梦"提出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要深入分析"中国梦"的政治内涵，首先需要了解它提出的背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 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富强，在整个二十世纪一直是时代耀眼的主题。"中国梦"既是对此的继承和延续，同时又结合新时代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赋予新的内容和要求。

1、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传承

近代是中国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近代以前，不管是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繁荣，还是科技发展都一直处于世界前列。历史记载和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曾长期处于世界各国前列。以研究中国科技史而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Needham）说，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英国另外一位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J.Bernal）认为，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 研究历史上大国兴衰的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也坦言："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 近代以后，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华民族遭受百般凌辱和挫折。可以说，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就是一部饱含血泪的屈辱史，而这也正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

今天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不是再回到李约瑟等科技史家所说的科技领先状态呢？我们认为，这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物质层面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观念和制度层面。

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前，在对政治生活的制度安排方面，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在配置公共权力和维持社会秩序方面是比较理性和有效率的。如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两大政治制度--科举制度和官僚政治制度--便是当时人类社会实现政治秩序的有效制度安排。官僚政治"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 官僚政治制度是实现君主专制的有效统治工具，而科举制度能够有效实现统治阶级内部循环，以及从被统治阶级中录用政治精英，从而实现统治阶级的新陈代谢，继而为官僚政治组织和制度提供保障。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对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学者通过对翔实史料的研究后认为："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 有西方学者就称赞："科举制度后为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可与四大发明相媲美。"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旧有的政治权力格局已经不符合社会政治力量的变化，新的政治权力格局和政治秩序需要以新的制度来实现。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便是顺应这一历史发展潮流而得以确立和完善，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政治生活已经进入到一种新的形态，即现代政治。这就意味着以维护君主专制为目的政治制度不再适应历史的发展趋势。在西方坚船利炮和政治理念的影响下，在内部新旧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下，中国传统政治向现代转型也就成为必然。近代以来，中国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有以实现改朝换代为目的的太平天国运动；有以实现西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戊戌变法；有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辛亥革命。但这些探索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也未能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的新中国以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定，才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和外部政治环境。

君主专制、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三种截然不同的配置政治权力的方式。君主专制体现的是主权在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都主张主权在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政治方面实现政治的现代转型，就是需要实现政治权力由私人性向公共性的转变，建立"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的政治制度。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未能彻底改变政治权力的私人性质，而中国共产党则实现了政治权力的人民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实现政治权力由私人性向公共性的转变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步，第二步便是如何通过政治制度建设将作为公共性的政治权力更好地落实到人民身上，从而真正实现主权在民。只有这样，才表明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对西方具有超越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任务自然要为"中国梦"所继承。因此，政治权力如何体现人民性必然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2、改革需要重新凝聚社会共识："中国梦"的现实背景

由于存在人类需要和欲望增加的自然本性同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利益冲突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因此，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就需要一定的共识。取得共识的程度关系着社会维系的程度。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维系社会的共识也随之处于变迁过程中。

改革开放前，由于经济体制的单一性使得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比较单一，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并不明显，社会得以维系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个人服从集体的意识形态观念，即集体利益便是个人利益的体现，个人利益离开集体便失去根基。意识形态成为当时社会的最大共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原有单一性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开始松动，社会出现了"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 逐渐形成了"用利益导向行为取代价值导向行为" 的趋势。个人的行为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组织或集体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单位"的高度控制，行为和价值观逐渐开始多样化。随着利益、价值观和行为的多样化和差异化，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且日益增多，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已然不能调和这些矛盾和冲突以维系社会。只有坚持改革，通过增加社会和个人物质财富才能满足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这一时期，维系社会的最大共识即改革或对改革的期望，因为这一时期的改革使得社会绝大多数人普遍受益。

当改革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取代计划经济成为调节资源的主要方式后，体制改革所能释放和增进社会物质利益的空间逐渐减小，市场经济和政府成为促进社会物质利益增进的主要方式。市场经济配置资源遵循的是"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过程，利益分化悬殊是其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而此时，在巨大利益的刺激下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引领下，政府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导者，而忽视了为市场经济提供完善制度以及及时纠正和弥补市场经济缺陷的职责。在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政府不仅不能增进和维护社会利益，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侵蚀社会利益的尺蠖。在这一时期，利益关系和结构调整不是像改革开放前那样是在普遍增进利益的前提下进行，而是在缺乏完善和公平的市场机制和缺乏制约的权力干预下，对社会利益在不同社会群体间进行转移性分配。相关研究认为，"综合各方面资料，一个基本结论就是：少数人占据了多数财富，多数人只享有小部分利益，中等收入者群体比重过低，低收入者群体规模过大，分配结构严重失调，是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的显著特征。" 利益分化和贫富悬殊迅速拉大，权钱交易和联盟、贪污腐败迅速成为社会最为关注的公共性问题。在我们看来，利益分化加剧和贫富悬殊拉大仅是一个显性的社会问题，而随之而来的更为严重的隐性社会问题则是社会流动机制的扭曲、社会阶层的固化和对立。"任何一个在社会分层系统中居于一定位置，特别是居于垄断位置和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由于维护、扩大和延续自身位置和利益的需要，都会通过其他各种社会形式再生产社会分层系统本身，从而表现出一种强烈和顽固的'社会封闭'倾向。"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式便是影响政治权力。强势群体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治权力，而部分弱势群体则在政治领域处于失声状态，缺乏有效的机制表达其合法利益诉求，也难以得到政府的及时回应。 这对政治权力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要求，"一方面会使下层民众产生日益强烈的相对挫折感，以及对现实政治的不满，甚至进而在部分失利阶层乃至绝望阶层中形成再次激进化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使富有的既得利益群体，为保持自己的权益而进一步通过权钱交易来寻求政治庇护。" 因此，利益的分化、社会阶层的固化、利益冲突的加剧和激进化、对政府权威的质疑等已经撕裂了之前以改革为凝聚力的社会共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老左派、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派之间对改革内容和方式的争论就是社会共识破裂在思想和观念上的反应。

尽管社会上存在改革内容和方式的巨大分歧，但改变现状的共识仍然是存在的。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 要实现十八大所提出的"凝聚力量，攻坚克难" ，就必须为改革凝聚新的社会共识。那么，这个新的社会共识到底是什么呢？

改革的实质是对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当前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改变当下严重失衡的利益格局。因为"如果利益格局固化了，经济社会发展就缺乏活力" ，经济发展缺乏活力，社会可供分配的资源必然减少，反而更加剧利益格局失衡的程度。改革现有利益格局，基本目标就是需要"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以及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影响政治权力方面的巨大差异，成为影响社会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在这两个原因中，政治因素起着更为基础的作用。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不仅是因为政府制度供给方面的滞后，而且还因为政府权力对市场机制的不适当干涉；政府的公共政策是对社会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的主要手段，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影响公共政策方面的能力失衡，又必然影响着社会利益的分配。这就意味着，要实现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从根本上来说，就需要实现人民对政治权力的最终控制，也就是通过人民民主建设来落实和保障人民平等的权益。

三、人民民主："中国梦"政治内涵的核心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新中国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向的确定只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政治基础。要完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政治制度而言，核心是要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来真正落实主权在民，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主体地位的实现，使其依法切实掌握和有效执行或监督国家权力，为人民共享改革与发展成果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

资本主义民主虽然也声称主权在民，但其理论和实践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尖锐矛盾和冲突，而社会主义民主则不存在这种性质的矛盾和冲突，并根据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变化的情况，通过完善和创新具体制度使人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致。

首先，从民主的经济基础来说，虽然资本主义民主标榜自由、民主、公正等价值，但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民主所要求的政治平等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无法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解放需要先后经历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两个阶段。 资产阶级民主虽然在政治上解放了大多数人，使之获得了独立、自由和政治权利。但在现实中，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及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平等，从而使得政治权力被少数人所垄断。这也是有关"国家捕获"（State capture）理论所揭示的，美国政府的规管机构非常有可能被它们的规管对象、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所"捕获"，成为后者损害公共利益、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在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下，大多数人只在形式上拥有政治权利，无法对政治权力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要实现人类的社会解放，就需要将民主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和社会领域，消除经济和社会中的不平等，从而消除政治不平等的根源。西方当代民主理论大师罗伯特 达尔明确指出美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政治不平等现象。他说："即使在民主国家，正如任何一个小心观察政治现实的公民能够得出的结论那样，政治平等的目标和它的实际成果之间的鸿沟还是很大的。在有些民主国家包括美国，这个鸿沟也许正在扩大，甚至也许达到危险的水平。" 对此，达尔的建议是将民主推广到经济领域，这也是其晚年的著作《经济民主理论前言》所集中关注的问题。 人民民主由于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作为国家的主人，人民享有管理社会经济事务以及平等分享经济利益的权利，这就从根本上保障了人民政治权利的平等。同时，正是由于政治权力的人民性，政府不仅承担着弥补市场竞争机制缺陷的功能，而且还肩负着对社会资源进行再次公平分配的职能。这就能从根本上保障大多数人不至于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资源的匮乏而被少数人控制，从而实现人类的社会解放，为政治平等奠定基础。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在政治权力上的主体地位，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各种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们是社会生活的器官，是好是坏，要根据它们所蕴涵的精神来判定" 。因此，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政治生活，从而也是"中国梦"政治内涵的核心。

其次，从民主的制度安排和运行来说，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有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实质上是将人民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的。虽然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民主制度，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民主价值，但实际上，西方国家居主流地位的民主制度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竞争性" 。在这种制度下，胜出以掌握政治权力的往往都是有着雄厚经济实力支撑的财阀及其政治代表，一般公民是难以对政治权力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这种民主制度安排实际上成为了少数人掌握和影响政治权力的合法工具，导致的结果是使"民主国家的生活和极权社会的一样，也是由一小撮人决定的。美国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尽管研究权力的方法不同，但都一致认为'有关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决策是极少数人决定的'" 。当然，就具体的民主制度而言，西方民主制度在民主程序、法律保障及其他具体安排上也有很多值得中国借鉴。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建立在寻求最大共识和一致性原则基础上的制度安排。在整体制度安排上，中国目前已经建立了民主的制度框架，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基本政治制度在政治权力的主体上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人民不分党派和民族；在民主制度的层次上，涵盖了从全国到地方再到基层的民主制度，不同层级之间也建立了制度化的联系机制。在民主制度运行的动力机制上，这种最大共识和一致原则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中，积极探索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以健全和完善基层民主。在具体方式上，已经创新出了群众和党员共同决定村支书的"两票制" ，以及由全体村民、全体党员推荐和全体党员选举的"两推一选"制 ，还有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和"参与式预算" 等。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人民权利意识与能力的提高，更加需要通过制度创新落实公民权利，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民主作为"中国梦"政治内涵的核心，要实现性质与制度之间的一致性，就对政治建设提出了根本和具体的要求。

四、实现"中国梦"政治内涵的建设方略

要实现"中国梦"，在政治领域就需要政治建设紧紧围绕着人民民主来进行。就实现"中国梦"政治内涵的建设方略而言，需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现代政府创设和现代公民培育三个方面展开。

现代国家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后产生的国家形式，国家主权和公民权利是现代国家最基本的两个方面。马克斯 韦伯认为国家是在特定疆域内合法地垄断暴力的机器。 现代国家不仅是对国家权力的垄断，而且也是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的"现代最为杰出的权力集装器" 。国家权力集中的优势在于对外能防止其他国家的入侵，对内能使各项制度和法律得以普遍地执行，但国家权力及其职能的过于强大又会对公民权利构成相当的威胁。因此，西方民主国家在政治权力内部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也建立了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在中国，虽然国家权力是人民所有，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他们并不是随时都能普遍地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国家需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当人民作为被管理者时，如果国家权力缺乏必要的规范和制约，就会对公民权利构成威胁。因此，建构现代国家必须对国家权力结构进行合理地划分，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国家也需要为人民行使公民权利提供完善和及时的制度供给，这就需要建立一整套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现代法律体系；建立起保护公众表达权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建立一套现代价值观念，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人权等。

政府是实现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部门，在超大地域和人口规模的现代国家，少数人行使政治权力管理多数人是政治生活的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管理是单向度的。为了体现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现代政府应以"善治"的理念治理社会，现代政府应该是"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这样才能够"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 。同时，现代政府在服务方面还必须是高效的政府，要"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还要通过及时的制度建设和创新接纳人民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使政府与公民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在社会利益分化、阶层固化和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府不仅要求高效、廉洁，更要求"促进社会公正"，因为"公正是社会创造活力的源泉，也是提高人民满意度的一杆秤，政府理应是社会公正的守护者"。

人民的主体地位并不是被动授予的，"人民能否拥有政治权力以及这个权力增长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参与社会政治管理的程度，而这种参与程度又是和一系列的客观条件及主观准备状况分不开的" 。因此，需要作为个体的公民树立现代公民意识，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提高权利意识和能力。那么，人民民主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公民观和参与能力呢？西方价值观过于强调个人的权利和地位，强调冲突而不是协商解决矛盾。这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有利于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过分地强调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不利于社会共识的凝聚和国家利益的实现，更不利于社会的整体进步。当前，西方国家凸显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与这一"偏执"的公民观密切相关。在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掌握着国家权力，应避免西方过于强调个人权利的观念，应将个人观念与集体观念有机地融合起来。这就需要超越西方公民观的局限，培育能够真正推动民族复兴的现代公民。这就是具有公共精神和协作意识，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权责主体。而理想的公民品格应该是一种具有理性自由、民主参与、平等宽容、尊重法律的思想境界和行为模式，具有公共精神、守法观念和尊重差异、包容异己的情怀。

注释：

1.在"百度"搜索引擎上输入"中国梦、热议"出现了436万条相关信息，输入"中国梦、讨论"出现了355万条相关信息。

2.如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国梦"：内涵?路径?保障》，《人民日报》2013-01-04；冷溶：《什么是中国梦，怎样理解中国梦》，《人民日报》2013-04-26；公茂虹：《解读中国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3年第3期；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中国梦"：阐释"中国梦"文章选编》，北京：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本书编写组主编：《中国梦：中国的奋斗与复兴》，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等等。

3.如周天勇：《中国梦》，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姚晓宏：《中国梦：未来国家战略与中国崛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

4.如汪玉奇等：《中国梦：昨天?今天?明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洪向华：《民族复兴中国梦》，北京：红旗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

5.如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中国梦"--我们的梦》，北京：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王英梅、王晋京：《中国梦学习读本》，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王英梅、王晋京：《中国梦党员干部读本》，北京：研究出版2013年版；郄军席：《中国梦--党员干部读本》，北京：红旗出版社2013年版；钟华卿主编：《民族复兴中国梦--学习教育读本》，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

6.习近平：《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党建》2013年第4期。

7.习近平：《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党建》2013年第4期。

8.[美]沃尔泽：《正义诸领域》，褚松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9.习近平：《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党建》2013年第4期。

10.[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11.[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伍况甫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中译本序"。

12.[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王保存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13.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14.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15.[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幼狮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545页。

16.孙立平：《"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论改革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探索》1993年第1期。

17.[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18.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80页。

19.李路路：《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20.殷冬水、周光辉：《利益表达平衡：社会正义的内在要求》，《江汉论坛》2013年第2期。

21.萧功秦：《中国大转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22.《李克强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以改革为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2-11-23。

2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11-08。

24.《李克强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以改革为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2-11-23。

2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11-08。

26.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

27.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42页。

28.[美]达尔：《论政治平等》，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9.RobertA.Dahl,APrefacetoEconomicDemocrac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6

30.[英]霍布豪斯：《社会正义要素》，孔兆政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31.[美]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陈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32.[美]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民主的嘲讽》，孙占平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33.徐勇：《论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4期。

34.景跃进：《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与宏观透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35.包俊洪、吴治平：《乡村选举中的"两票制"》，北京：红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36.慕毅飞、陈奕敏：《民主恳谈：温岭人的创造》，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陈亦敏主编：《从民主恳谈到参与式预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

37.[德]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31页。

38.[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5页。

39.习近平：《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党建》2013年第4期。

40.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11-08.

41.《李克强总理等会见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人民日报》2013-03-18.

42.李景鹏：《试论社会主义民主的运行机制和理论基础》，《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3期。

来源：《理论探讨》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