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情绪或心理反应，其中交织着紧张、忧虑、担心、焦急和恐惧，是心理学所关注的一种重要的负面心理现象。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在1910年出版的《精神分析引论》一书中，专辟第25讲讨论“焦虑”及其心理特征。弗洛伊德将“焦虑”分为真实的焦虑和神经症的焦虑两类。如果说“真实的焦虑是对危险的一种反应”，常附着于一定的对象和情境之上，是“各种不同的特殊的恐怖症的焦虑”，比如对蛇的恐惧、对乘坐火车的担忧，以及因一只硕鼠在身边窜过产生的惊恐等都会引发焦虑；那么，神经症的焦虑“则与危险几全无关系”，“这种焦虑里头有一种普遍的忧虑，一种所谓‘浮动着的焦虑’，易附着在任何适当的思想之上”（弗洛伊德，1984:314-321）。在心理学家看来，适度的焦虑是人们预期到某种危险或痛苦即将发生时的一种适应反应，是一种常见的生理防御手段；但过度的焦虑则是一种病理现象。
上述心理学家讨论的“焦虑”是具有负面特征的个体心理现象，但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焦虑”则是一种群体心理现象，是带有时代特点的宏观社会心态。比如，尽管我们这个民族在过去的30多年中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我们每个个体的生活也同样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积极改变，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甚至每一层、每一届政府或每一家企业，都觉得社会发展或变迁的速度还是太慢，自己所在的地区、企业或单位发展得也还是太慢，个人生活的改变同样也还是太慢。几乎所有的个人、群体或组织都希望能有更为迅疾的改变，恨不能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状态或自己的行动都能够“一步到位”。这种深切的期待，以及因此形成的巨大的超越他人或怕被他人超越的精神压力，日积月累，慢慢演化成一种四处蔓延的“全民焦虑”，或者说成为一种波及全社会的时代症候。以致2011年7月23日“动车追尾”事故后，人们会动情地恳请：“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童大焕，2011）。
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在近代又远远落后于世界诸强的民族，“全民性”的焦虑显然并不是一种鲁迅先生所称的代代相继的“国民性”。林语堂先生在那本被赛珍珠誉为“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国人》中，将“知足常乐”列为传统中国人最重要的性格特征之一，而其中“悠闲”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品质：如果一个中国人能够做到“‘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他便会快活得像一只小鸟”（林语堂，1994：76）。显然，在一个变迁缓慢的社会，当“父亲的今天就是你的未来”之时，所有的人都会倾向于接受命运的安排，此时作为个体的焦虑虽然可能存在，但作为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心态，则常常会是无可奈何或消极避世。
这样看来，我们今天所体验到的四处蔓延的“焦虑”，也许倒是一种随社会急剧变迁而出现的社会心理特征，或者说是一种齐美尔所说的“现代性体验”。其实，尽管今天你去巴黎、维也纳或布拉格，看到人们都在街头悠闲地喝着咖啡，一杯蛇胆酒大小的Espresso就能够泡上一个下午（有意思的是，Espresso的意大利文的原意却是“加速奔驰”），但在面临19世纪的社会大转型时欧洲的前辈们也同样遇到过类似的“焦虑性”体验。《红与黑》作者斯丹达尔在《罗马漫步》中就曾写到，在法国大革命后，“因为有一个法国中尉当了皇帝，并且把两三百个生来靠每年三千法郎收入生活的法国人提拨到社会的顶层上去。所以，全体法国人都滋生出一种疯狂的和必然要使你倒霉的野心。甚至年轻人也都抛弃了他们那种年龄所喜爱的娱乐，而渴望成为议员”（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室，1973: 349）。换言之，急剧的社会变迁带来的一部分政治暴发户个人地位的火箭式上升，最终成了200多年前法国民众人人怀揣的焦虑性体验。这庶几正是后来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都不能使人民满意，持续的焦虑和不断变革的意愿最终影响到整个欧洲，用雨果的话说，“革命沉闷的轰响，仍然在地层深处，正在欧洲的每一个王国底下，沿着其地下坑道，从矿场的中心竖井——巴黎——向外涌出”（转自霍布斯鲍姆，2014:355）。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今日中国社会的焦虑源头其实一直也可以追溯到1840年因西方联强的船坚炮利所导致的国门洞开。正是因为民族危亡和西风东渐，使得我们民族的一大批仁人志士如赛珍珠所言“开始为自己的国家感到不安”，从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再到辛亥革命，“他们迫使古老的封建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用极快的速度改变了教育制度，他们用坚持不懈的热情设计了现代化管理的蓝图”（参见林语堂，1994:3）。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打断了这种现代化的努力，也因此进一步加深了整个民族的危亡感和普遍焦虑。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后中国革命的胜利避免了民族消亡的危险，但并没有解除中国人对落后及快速改变国家面貌的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1949年那场涉及“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决战，使得中国共产党人作为胜利的一方反倒陷入更深的焦虑之中：他们急于用最快的速度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以此表明执政的合法性和所走道路的正确性。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心态左右下，毛泽东一再缩短“赶英超美”的时间表，豪情万丈地吟诵“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并且连续发动土地改革、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最终导致中国社会分崩离析的“文化大革命”。在1950-1970年代，除了“阶级斗争”以外，整个中国最豪迈的语言都是和“快”这个与“慢”对应的词相联系的。比如，“大干快上”、“快马加鞭建设社会主义”、“一天等于20年”，以及“我们只用了XX年就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才走完的道路”，等等。最后，这种单纯求“快”的动机酿就了不顾社会发展规律的瞎折腾和穷折腾，社会经济都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社会绝处逢生，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确实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但一样没有改变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不安和焦虑。进一步，因为下述几方面的原因，这种焦虑反倒沿着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蔓延开来，最终成为一种全民性的时代症候：（1）由于改革开放和其后推行的市场经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改变中国人民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使人产生了过度的速度自信；加之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强调，尤其是GDP崇拜愈演愈烈，使得举国上下都为赶超他国、他地区和他人所激励，这30多年来我们对“深圳速度”、“高铁速度”以及GDP年增长率的推崇实际上都反映了日益加重的内心不安和焦虑。简单说，越是变就越想变，越想变就越觉得变得太慢。（2）正是因为快速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使得原有的社会秩序受到了冲击或者挑战，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甚至带来了“更为迫切的心态秩序的危机”（费孝通，1999:316）。秩序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旧秩序受到了广泛的挑战，但新秩序却有远远没有形成或左右人们的日常生活。旧制度和新方案相重叠，旧风俗和新潮流相重叠，旧观念与新词汇相重叠，虽然“这种新与旧的作风的混合，现代与传统观念的重叠，或许正是转型社会的一个突出特质”（Riggs,1964:12），它为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变革提供了可能，但也同时使得生活于其间的个人或群体变得“无所适从”，因变迁而产生的陌生感和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社会焦虑的产生。（3）除了市场经济的法宝以外，整个改革开放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它通过对个人利益的激励，激发了整个民族的才智和拼搏精神（当然也滋生了“一切向钱看”的拜金心理），但事实上也使得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近代以来的唯恐“落后”的焦虑传导为13亿人唯恐“落后”的个体体验。不错，1978年前整个中国都在不断“折腾”，但是由于这种折腾只是领导人头脑发热的结果，由于它并没有直接与普通人民的自身利益相连接，人民即使狂热也是“被动的”，因此外在的狂热并没有演化为内生的焦虑。但是，改革开放却赋予我们的人民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如果你努力一点，似乎上升的空间就大一些，机会就多一些，同样财富也多一些，由此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改变个人命运的斗志。事实上，焦虑的产生不仅要有危机，也同样要有通过努力克服危机的可能。危机与努力之间的张力，正是焦虑的滋生空间。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焦虑的积极意义在，它同样也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2009年我应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之邀，去华盛顿参加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研讨，其间重回哈佛大学看望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和傅高义（Ezra Vogel）两教授，这离我1999年访问哈佛大学正好十年。裴宜理教授问我有什么感受，我答道“十年了，一点都没有变化”；裴教授再问：“没有变化好还是不好？”我再答：“没有变化的美国尤其是哈佛所在的坎布里奇（Cambridge）小镇让人感到无比的宁静，不会有丝毫的慌张；但是对我的那个不发达的祖国来说，一天没有变化，那里的人民就会感到没有奔头，就会慌张，或者说焦虑”。
在美国或者说在坎布里奇的遭遇，让我进一步思考“焦虑”作为一种“现代性体验”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和中国的差异，以及因此差异造成的两国人民不同的心理体验或社会心态，实际上就是一个后现代国家和一个尚未实现现代化但却对现代无比渴慕的国家之间的差异。诚然，如前所述，在美国和欧洲现代化的历程中，他们的民族和人民当时也一定经历过类似的发展的“焦虑”，只是有这样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他们的焦虑在性质和程度两方面与我们迥然不同：一方面，由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原发性的，并且至今仍在相当程度上遥遥领先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发达国家，因此他们从未体验过因“落后”于人甚至“落后就要挨打”而产生的焦虑；而作为后发性现代化的国家，这种焦虑却贯穿我们自1840年以来整个的近代历史，以致中华民族这100多年来的行为逻辑都是以“赶上别人”为前提的。另一方面，无论在变迁的广度还是速度上，中国的变化尤其是1978年以来的变化都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的现代化，充其量都只是1-3亿人的变化，世界上确实还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13亿人这样一个广度的变化。至于速度，一个连续30年GDP以10%的速度狂飙突进的国家同样也不多见。我相信，由此产生的作为一种“现代性体验”的中国人的焦虑也一定是他人曾经体验过的焦虑的倍数。
近年来，我在一系列论文中将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体验到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独特嬗变称之为“中国体验”，并认为它与人们广泛讨论的“中国经验”一起作为197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赋予我们这个独特的时代以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周晓虹，2014a，2014b）。当然，我们强调“中国体验”的独特性，但并不否认中国体验的正反两面性。如果说，我们这组笔谈上篇所讨论的开放、流动、竞争、平和与包容是中国人社会心态变动的积极面向，那么下篇所讨论的焦虑、物欲（拜金）、浮躁、暴戾与炫富就是消极面向。同理，我们既经历了中国高铁短短10多年间就达全球里程第一（11028公里）、总营运里程全球一半，以及速度第一（从每小时200公里到350公里，再到380公里）的幸福体验（这是一种非常high的体验），也在2011年7月23日这天经历了“当头棒喝”的沮丧体验。应该说，这种“冰火两重天”的体验其他国家确实没有感受过：既没有感受过从骑蜗牛立马“换乘”火箭的体验，也没有感受过从火箭上掉下来的体验。不必回避“动车追尾”的难堪，正是这“难堪”才能使我们反思前述“恐后”式焦虑中潜藏的危险。1992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潘光旦纪念讲座”上提倡心态研究时，希望中国社会最终能够养成“安其所，遂其生”（费孝通，1999:315）的心态秩序；尽管我们强调，只要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不基本完成，我们就无法最终彻底解决中国人精神上的“漂泊”问题（张潇爽，2013），但我们还是认同费孝通先生的“警示”是解决我们民族心理上的焦虑或精神上的“虚火”的一剂良药。惟愿我们的民族能够尽快放慢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也等一等我们多少已经弃之不顾的“灵魂”。
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室（编），1973，《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费孝通，1999，《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弗洛伊德，1984，《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霍布斯鲍姆，2014，《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林语堂，1994，《中国人》，郝志东、沈毅洪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童大焕，2011，《动车追尾的思考》，《新浪微博》，http://www.weibo.com/ tongdahuan。
张潇爽，2013，《中国人的精神漂泊何时终结——访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人民论坛》第9期。
周晓虹，2014a，《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南京社会科学》第1期。
周晓虹，2014b，《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社会学研究》第4期。
Riggs,F.W., 1964, Administ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