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50年代起，美国企业开始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和生产，以利用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消费性电子工业、机器制造业、运输设备生产、造船、纺织和炼钢等工业几乎都已从美国消失。进入本世纪后，美国工业占GDP的比例已下降到14%左右，而服务业则高达80%以上。美国老百姓的生活日益依赖对外国商品的进口，而对美出口国家积累的贸易盈余收入也日益依赖对美国金融市场的投资。这使美国在经济空心化的过程中出现金融市场的过度膨胀。次债危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金融危机说明一国经济结构的过度扭曲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那么金融危机平息后，美国是否会出现重拾制造业的结构转型呢？就短期而言这种可能性很小。一方面美国退出部分消费制成品和一般制造业的生产已有好多年头，要重新发展这些产业早已不再具有国际竞争力。另外，重拾制造业也存在很多技术上的困难。美国现有强势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也会百般阻挠政府出台对他们不利的产业政策。最后重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导致经济停滞，这可能使其经济地位被快速增长的的中国所赶超。就长期而言，美国重拾部分制造业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新能源开发上能否取得的实质性的突破。如果美国开发出低污染的可再生能源，那么使用新能源的先进制造业会在美国快速崛起，并在全球抢占制高点。可见，奥巴马政府发展新能源的政策无论是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环境危机和能源危机，还是从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给经济注入新增长动力三方面看，都极具长远的战略意义。
相比较，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抓住了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的有利时机，实现了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在消费制成品和部分机械产业，可以说中国的蚂蚁雄兵打败了发达国家的衰老大象，出口的竞争力和占世界的份额不断上升。
但是，出口规模快速扩张带来两个负面效应：第一，通过对发达国家就业岗位的挤压导致西方国家的全面恐慌和强烈反弹；第二，严重透支了国内的资源环境、居民的教育健康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制造业的全面升级在于限制规模的扩张，通过产品质量和出口价格的提升来提高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
以服装业为例，2004年中国出口的服装件数达177亿件，出口单价2.37美元。2006年这一数据扩大到287.9亿件，出口单价2.9美元。全球人口扣除中国的13亿，只有50亿左右，我国一年出口的服装是全球人口的人均5.76件。据说服装企业有8.3万家。做大做强是每个企业的追求，但8.3万家企业都做大做强则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事实上这种可能性等于零！这个合成谬误是中国制造业升级过程中必须解决的路障。
出路在于企业的并购。中国竞争性产业的龙头企业需要通过并购做大做强，并成为行业内的分工与协调的领导者。而垄断性国有大企业则需要做小做强，即将低端加工环节民营化，并实现国有资本向研发、设计、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快速转移；同时加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战略联盟。
为2009年第5期《至品生活》奢侈品杂志写的专栏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