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治学经历，在我这一代后来成为学者的人中并不罕见。我这一代，被人们称为“上山下乡”的一代，当年，我没想到自己日后能成为学者。

我是1968年下乡的，直到九年以后的1977年才返回城市。我下乡是在黑龙江一个很边远的小地方，至今在地图上连名字也找不到。不过，由于挨近边境，有一个比较近的岛屿出了名，那就是“珍宝岛”。刚下乡的时候，我18岁，正是渴求知识的时期，那时候，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能够找到好书来读。比较幸运的是，当地的一个文书，将文化大革命中大家扔掉的书都收起来了，他家就成了我们的图书馆。那时候看书没有什么规律，基本上是能拿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拿到一本电学书就看电学，拿到一本化学书就看化学，碰到一本列夫·托尔斯泰的书就看小说。对于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读书真是如饥似渴，由于年轻，体力充沛，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还可以看一夜书。夜里读书常常是在自制的小油灯下，第二天早上，两个鼻孔都被煤油烟熏得黑黑的。可惜，文书家的书没多久就全看完了。幸好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国内形势有了一些变化，书也比以前多了。当时多数的书不是公开发行的，叫作“内部读物”，北京知青家里有关系的能够得到这种书，于是，书从北京源源不断地寄过来，大家轮流传看，一本新书最后传看得只有小心翼翼地翻页才不至于“散架”。我以为，这一段知识积累，不亚于后来上大学。那个时候，读书没有功利心，读书也不是为了当学者，“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当时，社会形势不好，作为一个年轻人，感觉前途渺茫。所以，回忆起来，我的经验是：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自弃，都要努力追求知识，持之以恒，必有成果。

除了读书以外，还有两点因素对于我后来成为社会学学者可能有影响：一是下乡的经历本身。我18岁以前是在北京长大的，对于最为基层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当然不了解。如果我后来做的研究不是社会学，而是物理学或化学，那么，仅从学科内容看，我的基层社会经验对于后来的研究恐怕不会有什么帮助。但是，对于社会学研究来说，长期的基层经验却是异常重要的。社会学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叫做“参与式观察”，所以，我下乡的9年经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9年的“参与式观察”。后来，我对于社会学研究的很多理论假设，应该说常常受到当年基层经验的启发；二是外语的学习。我的初中是北京赫赫有名的“北京四中”，四中给我的三年英语训练算是我的英语启蒙，因为此前我从没有接触过英语。当然，初中三年级快毕业的时候遇到了“文革”，学习也就中断了。下乡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订了一份英文的《北京周报》，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能正式出版的仅有的一、二种英文读物。虽然是在遥远的边陲，但邮政是通畅的，总能够及时收到，所以，这使得我虽然身处荒山野岭的村落，却依然保持了英语的阅读能力。后来我的与英文相关的社会学研究、教学，在国际上很多著名大学的学术演讲、教学、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下乡时期的英文阅读。

我是“文革”以后中国人民大学1978级的本科生。这一年人民大学刚刚复校，就好像严冬过去，春天到来，万物复苏一样，校园虽然不大，但处处充满朝气。我们这一代大学生都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学习自然十分努力，当时的社会也比较单纯，还没有市场经济的诱惑，老师们也刚刚从10年不让教书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一旦恢复了教书的自由，他们的热情特别高涨。这一段时间我的读书与下乡时候的读书不同，这是一种学术的系统化训练，我学会了用学院派的语言来表达专业的思想。大学里上过的许多课程都使我获益匪浅，苗力田讲的西方哲学史、吴易风讲的西方经济学、徐大同讲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吴大琨讲的美国经济、孟氧讲授的《资本论》等等，我至今留有深刻记忆。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学里还没有社会学的课程，我第一次接触社会学大概是在1980年，记得是在中国美术馆办的一个中国对外进出口图书展览上，看到了许多外文版的关于社会学的图书。当时，也只是接触而已。我大学本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美国工会运动中的“集体谈判”，多多少少已经有一些社会学色彩了。应该说，我对于社会学的兴趣更多的是读书得来的。当时，有关社会学的著作中文版很少，多数是外文书。在北京，外文书藏书最多的要数“北京图书馆”（今天已易名为“国家图书馆”）了。读研究生的时候，着实读了不少北京图书馆的外文书。那时侯的“老北图”还没有搬到现在的白石桥，而是坐落在北海公园南门的文津街。1982至1985年，在大约近三年的时间里，我成为“北图”的常客，借阅了大量外文书籍，其中很多是社会学著作。所以，后来写硕士研究生论文的时候，我写的是有关社会分层中的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即探讨欧美国家的白领阶层，也可以称作中产阶级。不过，当时国内还不接受“中产阶级”的概念，所以，我在论文中使用的术语叫做“受雇佣的脑力劳动者”，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中的概念。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在社会学中属于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分层研究的是社会上的各个群体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上，以及为什么处在这样的地位上。换言之，用中国今天十分流行的术语说，就是研究谁有钱，谁没钱，谁是富人，谁是穷人，以及为什么一些人成为富人，而另一些人成为穷人。也可能是受到这个时期读文献的影响，我后来的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社会分层研究。

社会分层研究也可以说就是阶级阶层研究，这在1982至1985年我当年作为研究生读书的时候，并不是学术的热门领域，更不是社会的热门话题。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排斥的，是冷门话题。因为，“文革”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话语被炒过了头，到了80年代初，人们普遍对这样的话题表示“反感”。社会分层研究，在今天——当改革开放30多年后，当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后，当“贫富差距问题”在舆论调查中被列为老百姓最关注的前几号问题时，确实又成为学界的热门领域。当然，我深知，社会分层是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根基之所在，因为，研究社会首先就面对着社会上的芸芸众生，而芸芸众生的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他们因社会地位的不同，区分为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阶级阶层。所以，社会分层是探索社会的一个主要入口，也成为多年来我所关注的主要领域之一。如果将我研究生读书的积累也算在内的话，我对于社会分层的学术研究也有27年的历史了。在这样长的时间里，自然也会写作和发表不少著作，比如《中国大陆的贫富差别》（1989）、《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1993）、《市场经济、发展差距与社会公平》（1995）、《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2000）、《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2002）、《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2004）、《社会分层十讲》（2008）等。

由上面的这些书名也可以看出，我对于分层的研究是针对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的变化，我的研究风格应该属于实证派，特别是采用在全国以及各地进行数据调查的方法，包括建立全国抽样框架，大规模城乡居民入户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得数据以及分析数据，强调用社会事实和数据说话。当然，数据本身还不是理论，社会学的研究是要剖析数据、得出结论。我提出的一些学术思想也都是有社会事实和数据作支撑的，比如，根据全国数据做出了中国城乡居民的社会地位指数，提出了“倒丁字形社会结构”的观点，根据调研数据提出市场转型两个阶段的观点，根据数据发现区别于国际模型的中国农民工流入城市的推力与拉力模型等等。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这为社会学学者提供了最好的实验室和实验场。作为中国的学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为推进这场实验的成功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1999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转入清华大学以后，我的教学与研究除了继续以往的社会分层研究以外，又与清华大学的一些相关专业结合，开拓了“城市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探索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社会问题。当然，囿于篇幅所限，本文难以尽述这些研究，只好留待将来另撰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