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31日，著名学者、复旦大学哲学系俞吾金教授因脑瘤医治无效去世。消息传来，不胜震惊。遥想当年我在复旦念书期间俞吾金老师对我的影响，想起俞老师那温文尔雅的样子、谦谦君子的风度，特别是他那灵动的思想、闪烁的锋芒，不禁让我对于他过早地离开人世，感到无限感伤和惋惜。写下这篇短文，以为纪念。
那年俞吾金从德国归来，风姿绰约，风度翩翩。我刚在复旦哲学系读博士不久，在经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事件之后，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一个自由主义者变成倾向保守。彼时我青春年少，血气方刚，初生牛犊不畏虎。一天在系办公室碰到了俞老师，于是抓住他一顿乱问。那次交谈对我的触动很大，俞吾金自由、开放、西化的思想倾向令我印象深刻。虽然后来多年里我的思想一直在往保守的方向走，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他对我的深刻影响。时隔二十五年，我依然记得身材高大的俞吾金坐在办公桌上，一口一个“小方”地叫着我。
俞吾金不愧是复旦哲学系培养出来的骄子，浑身上下闪耀着思想的光芒，跳动着自由的火花。无论走到那里，无论遇到何人，他总是向人们呈现着他那哲人的魅力。一所好的大学，她的学术氛围不仅体现在课堂上，而且体现在这所大学的每一个角落。在走廊里，在电梯上，在食堂中，在每一个人与人相遇的瞬间，人与人之间都传递着思想，碰撞着火花，展现着这所大学的精神与活力。而俞吾金老师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一次次进入到我的心灵。因为我是从研究生时期才进入复旦，在此后从硕士到博士的六年间，我几乎从未听过一堂真正的专业课，当然也包括俞吾金的课在内。但是复旦哲学系让我进入了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而俞老师之所以成为其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不是通过课堂，正是通过一次次几乎是偶然的接触。今天，回忆起当初的那些交流，哪怕是短暂的瞬间，也清晰难忘。
还记得我刚进复旦不久，一天在马路上听俞吾金老师向我们谈论胡曲园先生。俞老师详细描述胡老为什么提出，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出现过封建社会;接着他又指出，胡老还认为中国古代也没有出现过奴隶社会。这种观点在当时还是禁忌，而俞吾金却毫无顾忌，津津乐道。虽然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已不再稀奇，但在那个年代，特别是对我这个从小深受教科书影响的理工科学生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震动，让我从此张开心灵的翅膀，翱翔在思想的天空。经过多年努力，我终于能畅饮哲学的美酒，品味人生的甘醇，我为此而深深地感谢俞吾金老师。
还记得读博士期间，我组织了一个博士生沙龙，定期请系里名家来座谈，沙龙活动的地点就在我的宿舍，条件十分简陋。那天俞吾金老师来跟我们交流，谈到对于海德格尔“面向死亡的存在”和“本真状态”的关系。俞老师说，设想一个人被医生通知死亡在即、无药可救，他会不再顾忌任何世俗的条条框框，回到自己的本来面目;既然已经死定了，还有什么话不敢说，还有什么情绪不尽情释放?有谁会在这时候继续压抑自己?此时此刻，当事人一定活得最真实了。俞吾金认为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本真状态”，也是“面向死亡”与“本真状态”有深刻联系的原因。尽管我没有研究过，俞吾金的解释是否符合海德格尔本意，但他以这种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释海德格尔，折服了当场所有人，显示了他独特的教学风格，在此后多年里影响着我。
那年俞吾金老师的博士论文《意识形态论》完成后，我有一天找到了他在凉城新村的家里。俞老师向我展示自己书架上刚从德国购回的《尼采全集》德文版，说自己要如何去研究它，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印象颇深的是，就在那天，俞老师还跟我大谈哲学的意义。他强调，哲学的意义不在于别的，而在于从事社会批判。现在想来，俞吾金的这一观点虽可能来自法兰克福学派，也与他一贯的自由风格完全一致。虽然多年后我曾提出与俞老师极为不同的对于哲学的理解，但在当时，俞老师的说法对我的震动非同小可。因为他的见解无论与我从小在教科书里接受的看法，还是和我从很多著作里看到的看法都完全不同。我们多年习惯于把哲学的意义理解为对于人生、社会的指导作用，而俞吾金则侧重于从社会批判功能的角度看哲学。对于尚在学生阶段的我来说，所需要的正是俞老师这种犀利的思想、敏锐的眼光、独特的视角和入木三分的批判，这种精神给我们思维的震撼远胜于一切听起来无比正确的观点、结论。
还记得1992年我博士毕业后，到了北京的中央编译局工作，曾与俞吾金老师有过几次通信乃至电话交流。那时俞老师早已是名声在外，我想他能保持与我交往，一定是由于对我的某种欣赏或期待。而我那时年少无知，性格张扬，实在不太成熟了。想来我一定有许多对俞老师不敬、让俞老师失望之处。俞老师曾委托我购买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的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因我行为不力，后来俞老师又写信给中央编译局局长顾锦屏，顾老师后来专门找我给俞老师寄了书。1994年下半年，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组织在无锡的鼋头渚召开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研讨会，我负责会务，接待了从复旦来的俞吾金和陈学明老师。犹记在宾馆的房间里，俞老师端坐在我对面靠窗的沙发上，我跟他大谈自己正在进行的市民社会研究，俞吾金三言两语就把我的结论提前说了出来，让我顿失骄人的资本，一时无语。
俞吾金老师大概是我所见到过的同龄人中修养最好的人之一。他总是那么彬彬有礼，总是那么和蔼可亲;无论别人多么尖刻或不恭，俞老师总是一味地温良恭让。还记得我在华东理工大学上本科时，因为要报考复旦哲学系研究生，曾通过瞿铁鹏老师介绍去找俞吾金，那大概是我第一次见到俞老师，后来我竟然还收到过他的亲笔信。毕业后这些年里，我遇到的与俞吾金年龄相仿的牛人多了，有的人傲慢自大，居高临下;有的人刚愎自用，惟我独尊;有的人自认大腕，藐视后生;有的人自我陶醉，目中无人。像俞吾金这样性格谦和、待人礼貌，实在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我想俞吾金老师的天性大概是上天造就，这让他一生受人尊重，也让他数十年来畅通无阻，享尽体制内的利益和好处，我不知道这些利益和好处有无磨损过俞老师的心灵。总的来说，我认为俞吾金堪称人杰，造化一方，他大概就是庄生所谓“行比一乡，德合一郡”之人吧(这句话在庄子那里是贬义，我在这里把它用作褒义)。这大概就是那天有那么多人来参加他的遗体告别的原因之一。
我最后一次见到俞老师应该是在2006年复旦哲学系50周年系庆时。那时的俞吾金正值辉煌、得意之际，哪有心思与我多谈?作为一个远方来客，我在会议室里遇见俞吾金，他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似乎要询问我什么，我送了他一本旧著《“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紧接着他因事离开，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此后，我曾几次听刘放桐老师说到俞吾金，知道俞老师这些年高歌猛进，在学术上硕果累累，在事业上飞黄腾达。去年我也曾从《探索与争鸣》杂志编辑那里听到好像是俞老师对我某篇文章不满的意见。这些年来，正因为我与俞老师在学术上越走越远，所以每次去母校都没有主动找过他。偶尔在期刊上读到俞老师的时论，总感觉过于肤浅，或了无新意。但是这些，岂意味着我心中没有了对俞老师的敬意?
若从1985年初找俞吾金时算起，我与他认识已29年。我和俞吾金谈不上深情厚谊，也说不上了解很深。虽曾听说俞老师的个别论著广为传播，我却从未读过;虽然近年来他著作等身，我也从未关注过。特别是自从我1992年离开复旦以后，对母系日益疏远，跟俞吾金接触日渐稀少。最近10多年里我和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接触，虽然我从未失掉对他的关注。在他全部的著作中，我认真读过的只有《意识形态论》和另一本他与陈学明老师合著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新编》。因此要对俞吾金一生的成就全面评价，远非我能力所及。但是就我所知，俞吾金是国内少有的同时在哲学理论、马克思思想、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哲学、当代文化与现实等诸多领域皆有建树的学者之一。应该说，俞吾金的学术研究以西方哲学为底色，以马克思思想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为根基，后逐步扩展到其他很多领域。一个人能同时把这么多重要领域融会贯通，必定已经形成自己的一整套思想体系，而这也需要非常广阔的视野和深遂的智慧。
那天从俞吾金遗体告别仪式出来，我从饭桌上听到，在俞吾金生命的最后十多年时间里，女儿的死给他的打击有多沉重。听说俞老师曾长期为自己未能在生前多陪女儿倍感歉疚。我实在没想到，在俞老师光亮的外表背后，还有如此惨痛的人生经历，这不能不令人深为同情。作为同样有女儿的我，实在太能理解他了，那毕竟是他惟一的骨肉啊。据说，近年来俞老师出入于佛寺，结缘于宗教，难道与女儿的早逝有关?我不知道这件事对于俞老师影响究竟有多大，但我感到，俞吾金虽长年沉缅于西学，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骨肉亲情终究是他无法逃脱的。如果他对国学的精髓也有深刻的领悟，也许晚年的人生苦痛会减轻许多，就象钱钟书、杨绛先生所能做到的那样。我又想，人生在世，仅有事业成就是不够的，还要有心灵的寄托。如果一切现实的寄托都丧失了，也许人们会到宗教中寻找寄托，这大概就是宗教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吧。冯友兰曾说，在所有伟大宗教的核心存在的是一种哲学;而我则觉得，在所有哲学体系之外还存在宗教，大概因为仅有哲学是不够的。
从上海回来，我在床上躺了一整天，俞吾金老师的离开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特别是如何面对死亡。人们平常都不会去思考生命的意义，但在两种情况下也许不得不思考：一是遭遇死亡威胁、随时可能离开人世时;二是身边亲友离去、给自己巨大震动时。生活中发生的死亡，对于死者本人和对于他身边的活生者来说，含义是完全不同的。对于活着的人来说，亲友的死告诉我们，死亡跟我们每个人离得有多近;今天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迟早有一天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谁能保证自己明天不遭遇不测，谁能保证自己不患不治之症?在这个处处有污染、周周有雾霾的年代，生死太不确定，我们应当以怎样的心态面对人生?如果死亡随时可能降临，我们现在该怎样活着?我想，我们此刻应当抓紧时间做的，决不是去追名逐利，或急功近利地生产成果，指望用“业绩”来创造奇迹，为自己铺一条通往天堂的路;而应当努力在有限的生命里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完满、自足。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尽量弥补人生的缺憾，抚平心灵的创伤，努力做到精神自足、灵魂圆满。这样，当死神真的降临的时候，至少不会留下了太大的人生遗憾。
有人说，俞吾金写了那么多论著，却不幸早逝，他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此言差矣。人生在世最大的不幸是找不到自己酷爱的领域。人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在自己酷爱的领域发挥潜能而实现的。俞吾金从年轻时就酷爱哲学，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整日沉浸在思想的海洋，陶醉于思辨的快乐，多年来俞吾金正是通过哲学找到了自己精神丰富、灵魂升华的途径。这与今天很多人纯粹为名利写作，甚至不惜以假冒伪劣方式出版论著完全不同。据说俞吾金说过，生命的意义不取决于它的长度，而取决于它的宽度。从这个角度看，他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生命意义的人;尽管如前所述他的人生也留有缺憾，但从事业上看他比我们很多人精神更自足、灵魂更圆满。如果我们因为他去世偏早而忘记他比我们很多人活得更有意义，那是很可笑的。
离开复旦哲学系已经20多年了。20多年来，我为母校母系的每一项成就而高兴，也为自汪堂家以来母系接连痛失两位优秀学者而痛惜。在我的心目中，俞吾金是复旦精神的代表，也是当今中国哲学界最优秀的学者之一。俞吾金的离开对复旦哲学系是巨大的损失和打击。我相信复旦哲学系今后一定还能培养许多优秀的学者来，但是俞吾金永远只有一个，谁也代替不了他。
别了，亲爱的俞老师，你的去世对于我们是遗憾，但对于你来说未尝不是解脱，相信在另一个世界里你还会继续你的思辨;
别了，亲爱的俞老师，愿你在自己的天堂里安息!
(本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4年11月19日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