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杜维明教授提出“精神性人文主义”概念，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和推广“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等，倡导各文明之间互为学习、互为参照，达到和谐。

我们为什么要学儒学

新京报：儒学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过程?

杜维明：近代以来，儒学受到过极大打压，“五四”、“文革”时，儒学都被视为腐朽思想。北大从1923年到1985年的62年间，没人教授儒家哲学。我1985年首次到北大讲授儒家哲学，有先生告诉我，上次来讲(儒家哲学)的是梁漱溟先生。进入21世纪，政府开始重视儒学，民间也兴起儒学热潮，让我很感慨。

新京报：去年，习近平专程去曲阜祭孔，政府主导推行儒学?

杜维明：这要从更宽广的视野和较长的时间来解读，我希望政府对儒学的推动是顺势而为，儒学在社会各界及民间兴起，政府也接受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但我也有一些担忧，因为儒学强调人的自主性，要民众自愿去学。如果只从上而下强迫民众学习，怕很难起到好的效果。儒学植根民生，生成民间， 政府应该接受它的内在价值。

新京报：曲阜推行儒学时，会用金钱奖励，有村民为5元钱奖励去听儒学，这样推行儒学会有效吗?

杜维明：儒学最好由民间推行，效果肯定比行政命令好。如果政府提供一个宽松的生活氛围，让儒学在民间自然而然地发展。商人、学者、政府都不能把儒学当成手段与工具，传承发展儒学，需要真诚与坚持。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民间儒师?

杜维明：儒学是生活伦理、生活方式，是生活哲学。儒学生长在民间，民间不能自然传承，儒学就死了。我佩服一些在民间默默推行儒学的人，他们让儒学走出学术殿堂，走出博物馆，成为一门生活哲学。当然， 象牙塔里也能创造出伟大的哲学思想。

新京报：21世纪，我们为什么要学儒学，国家为什么要推行儒学?

杜维明：国家、民族，要有文化之根，思想之源。儒家哲学思想是塑造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之一。21世纪，中华文明能向世界传递什么样的文化信息?人类面对两大重要问题：一是认同，我们是谁，我们希望别人认为我们是谁;二，怎样适应现代化、全球化的大趋势。

新京报：“我们是谁”的问题还没解决?

杜维明：我看还没有解决。非常麻烦。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大陆与港台之间，存在某种认同上的隔阂。 如果价值走向混乱，认同问题不理清楚，族群之间张力大，统一、共识很难顺利。

新京报：儒学对我们处理“认同”问题有何帮助?

杜维明：儒学处理问题的基本理念，突出和为贵，突出互为尊重。56个民族的和谐，包含藏胞、维吾尔族，要让他们在大家庭中感到被尊重，而不只是给他们钱和优惠政策。我在香港一次演讲中，提出了21世纪具有文化意义的“我们”如何可能，“文化中国”的概念也可以用儒学思想贯穿起来。

儒家思想具有公共性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第二个问题是“适应”问题?

杜维明：适应问题是指适应现代化。现代化道路实际上是西化的道路，鸦片战争后，我们觉得传统道路走不通，只有走西方道路才能发展。西方道路在他们内部社会也出现了问题，西方道路不能解决我们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仅仅西方的价值观念，已经不能包含解决当今人类所遇到的问题。

新京报：儒学能解决这些问题?

杜维明：每一个传统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塑造它的现代性。美国的现代化与美国传统分不开，日本的现代化与日本的传统分不开，中国的现代化也与中国的传统分不开。

新京报：儒学的包容、开放、多元对塑造传统的现代性有什么作用?

杜维明：儒学的包容、开放、多元化， 有助于促进市民社会的出现。学术、媒体、企业、宗教等领域的权威，相对独立，与政治权威可以平行对话、也可以抗衡，甚至批评，而后达成共识，以形成政策。这样的社会就弄活了。

新京报：传统的儒家思想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在一定程度上会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有人认为传统文化缺少现代性因素。怎样让儒学与现代性对接?

杜维明：即使接受现代性的儒学和西方自由民主法治的理念和实践不尽相同。但儒学其实是非常重视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儒学和现代性对接的连接点是儒学的公共性。梁启超曾经批判儒学，认为儒学只有私德，没有公德。我并不赞同。儒家的思想有公共性，儒家希望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社群，互为教化，为自己和他人，乃至天下人的发展和生活保障创造条件。

新京报：这一届领导集体强调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关键是依法治国，儒学在其中能发挥作用吗?

杜维明：儒学的礼教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并不矛盾，儒学在汉朝以来，成为政治稳定、维持社会秩序的大经大法。这种法和英美的习惯法比较接近。儒家强调道德观念， 社会秩序稳定，只靠法是不行，道德教化是根本，是保证祥和理想社会的必要条件。

新京报：你对儒学发展和儒生有何期待?

杜维明：儒学价值中的仁爱和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为超越后世俗人文主义，包括我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提供思想源泉，最终创造一条路，一元神信仰者，无神论者都能接受道路——精神人文主义。

我希望儒学朝着开放、多元、自省的健康方向发展。

对于儒生，在复杂多元的现代社会中，怎样才能成为有良知、理性、社会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儒生应该参与公共事务，重视文化，尊重宗教，关爱地球，走知行合一的道路，将知往深层次拓展，将行落实到日常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