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儒家如何在文化多样性的全球趋势中，促进平等互惠的“轴心文明”之间的文明对话，成为我的科研重点。我的终极关怀——“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必须在这一论域中才能落到实处。
儒家在今天应该如何自我定义的课题，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困难重重的问题。最明显的困难之一是，回顾中华民族数千年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儒家传统在儒释道三教中最为源远流长，但同时近百年来儒家又有着受到摧残最为惨烈的文化记忆。
在此，我想谈谈自己对儒家哲学在21世纪发展前景的理解。牟宗三和徐复观是我的业师，我曾亲炙唐君毅，并多次向钱穆、梁漱溟和冯友兰请益。我也拜访过张君劢和贺麟。熊十力和马一浮虽然没有当面求教的机会，但他们的片言只字对我都有开悟的价值。我对儒家哲学的诠释一定打上了“新儒家”的烙印，对此我欣然接受而且引以为自豪。但是，我并不完全认同“新儒家”的提法，因为出现了“后新儒家”乃至“新新儒家”之类的自我定义。而“儒学第三期”虽然广为学者所接受，还是有些争议。但今天谈21世纪的儒学，特别是儒家哲学，范围应该还是很确定的。
1962年以来，我的学术生涯和英语世界密不可分。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是基督神学乃至一元神宗教哲学的受惠者。我也从西方宗教社会学、比较宗教史学、现代化理论、跨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政治文化学、伦理学和深度心理学获得各种审视儒家传统的角度和方法。我涉猎朝鲜、日本、越南和欧美儒学有年，养成了从文化中国之外观察儒家的习惯，因此不接受儒家只是中国文化自我表述的观点。同时，我也和印度、阿拉伯等各地的哲学家、宗教家有丰富的交流。这些经历使我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有了较深的认识。我更能欣赏他从不同文化类型与价值取向，而不是从品质优劣或发展先后，来理解中西印三大文明的差异。而熊十力坚持良知是“呈现”而不是“假设”的本体证悟，确是我数十年在国际学坛解说儒家哲学的源头活水。唐君毅以“天德流行”刻画儒家心灵境界的隽语，一直是我体会“天人合一”的借鉴。牟宗三的“智的直觉”和“圆教”，则是我作儒家哲学的基本思路。
最近十年国内儒学展现了波澜壮阔的气象。不论身心性命，经世致用，训诂考证，或整理国故，都有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值得称道的是，不少原来专攻西哲的青年才俊决定奉献毕生之力致力于儒学的教研事业。他们分别在不同的领域和层次，为儒学开辟了崭新的“话语”。另外，必须一提的是，子思和孟子的心学在今天能够发扬光大，和1993年郭店出土的“楚简”中的儒家文献有密切的关系。从“楚简”所显示的观念世界，可以肯定《礼记》的部分文本如实地反映了战国时代儒家大师大德的思想，也可以确定宋元明清四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象山、王阳明、刘宗周、王夫之、戴震，以及朝鲜大儒李退溪所体现的儒家论域，和孔孟之道确有一脉相承的默契，而不仅是因为回应佛教的挑战才强调形而上学和身心性命之学的。应该说明，我在这里所标示的儒家谱系也包括荀子和董仲舒。
荀子从“演化论”突出人性，可以作为我们阐述儒家为“精神性人文主义”的切入点：万物皆有气，植物才有生命，动物才有知觉，只有人才有道德（“义”）。人是从无生物、植物和动物逐渐演化而来，因此人性是根源于气、生和知。可是，生命的出现是演化过程中无法充分解释的现象。同理，知觉的出现不能从生命的“游戏规则”中导引出来。人是动物，这点无可置疑。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显示他充分认识到我们的动物性。正如荀子判定人的本质特色是“义”，孟子要我们关注“几希”，也就是和动物区别的那一丁点。是什么呢？人性本善。
思孟心学最核心的信念是人的善性。很明显，孟子所说的不是人可以为善，也不是说人有向善之心，而是人有善性。孟子生于战国时代，亲眼目睹“臣弑君，子弑父”“杀人盈野”“率兽食人”的残暴。在一个看不到一件善行，听不到一句善言，感受不到一点善良温情的环境中，孟子如何证明人性本善呢？他举了一个例子：“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就是如果突然发现一个无辜幼童快要爬到井边了，是否每一个人当时都会因感到惊讶而不加思索地即有救命之心？如果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孟子就认为这颗还没有彻底亡失的心即是证明人性本善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孟子的人性本善是为人人皆可通过个人的努力而实现自我的道德人格这一命题建立了本体论和实践论的哲学基础。但这一理念的开展不是顺着一条线形的思维，而是植根于错综复杂的运思模式。儒家没有采取定义的方式来了解人性。每一个“当下此在”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会有各自的感情生活、社会关系、政治牵连、历史记忆、美学经验和终极关怀。从心性之学的深层结构审视，他们共同和共通处不是和其他动物类似的“食色”之性，而是人的本质特色：可以体现同情心的存有。孟子定义“仁”为“人”：“仁者人也”，确有深意。
孔子回应颜渊问仁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段话中，“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的含义是，一个人如果要想体现仁的价值，那么是没有任何外人可以帮忙的，也没有任何外力可以阻拦的，完全靠自己。可是，同情心虽然是每个人本来拥有的能力，却不是靠主观意愿即能自然流露的感情。它需要“存养”，需要“凝聚”，也需要“扩充”。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发挥原是“自家无尽藏”的仁德的积极作用，否则，本心是会萎缩枯竭而亡的。因此，孟子的性善说不是浮浅的乐观主义，它可以解释我们今天为何常会碰到缺乏善心而且毫无诚信的人，乃至我们的社会到处都充满了暴戾之气。但是思孟心学最重要的信息是，即使如此，我们仍可堂堂正正地做人。
儒家做人的道理，通过文明对话，已经和世界各种精神传统结盟，成为21世纪超越“世俗人文主义”的世界公民的共通语言。事实上，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面对人类存活问题的挑战，除了自己特殊的信仰语言之外，还必须发展世界公民的语言。表面上目前只有现代西方的启蒙运动能提供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价值体系。不过，应该强调，21世纪的儒家虽然批判“启蒙心态”在当今世界的负面影响，但我们充分肯定具有启蒙特色的现代价值，如自由，平等，理性，法治，民主，科学和个人的尊严。如何认识、理解、吸收、适应和融会这些价值，即是儒家现代转化的关键课题。几十年来当我们正在各地积极参与落实儒家现代化的具体方案时，世界思潮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半个世纪以来欧美的前沿思想，如女性主义、生态意识、文化多样性、宗教多元性及社群伦理，都对启蒙心态进行严厉地批判。如何超越人类的自我膨胀、工具理性的冷酷、浮士德欲望的宰制、性别歧视、种族歧视、霸权主义、男权中心和占有性利己主义的泛滥，已成为西方最有前瞻性和影响力的思想家共同努力的方向。德性伦理、角色伦理、责任伦理、社群伦理和关怀伦理在哲学界大行其道，肯定“身体”的价值、敬重“地方知识”和关爱地球已成为先进知识人的共识。这都指向一个不争的事实：一种崭新的人文主义呼之欲出。
作为精神性人文主义的儒家，提出了每一个有良知理性的知识人都必须关注的四大议题：（一）个人的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如何融会贯通；（二）人与人之间如何通过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形成健康的互动；（三）人类和自然如何取得持久的和谐；（四）人心与天道如何相辅相成。我集40年在国际学坛和数十位不同轴心文明的哲学家和精神领袖的对话经验，期待也坚信“思孟心学”所体现的仁道必能扬弃启蒙心态所突出的世俗的人文主义，而成为人类二十一世纪探究和平发展不可或缺的参照。《二十一世纪的儒学》一书，即记录了我在这方面的思考。
（来源：2014年9月5日《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