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念（文汇-复旦-华东师大联合采访组）
被访谈人：杜维明（Tu Weiming)，北大人文讲席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和副主席、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访谈人：文汇报记者李念，下简称“文汇”
访谈时间：2018年2月、5月，面访
2018年2月，除夕的餐桌上，78岁的思想家杜维明和85岁的台湾作家、《源氏物语》的翻译者林文月女士聊当年的中文系，“台大中文系只有7个学生，其中3人是自愿学中文的。”杜维明接话，“东海大学的中文系也是只有7个学生，老师有10来个。”两位中文生相视一笑，仿佛又回到青葱岁月。
1950年代的台湾，读中文被认为是浪费，进外语系是正道，因为外语系是通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作家白先勇、陈若曦，评论家余光中、李欧梵皆出自台大外语系。杜维明应父亲要求进了外语系，不久因为热爱儒学，转入中文系。
1980年，杜维明从哈佛来到北师大历史系讲学8月，让知识界重新体认中国文化的价值，时人评价“对儒学第三期在大陆发展的起步作了不可替代的贡献”；1985年，他在北大讲儒家哲学，这是继1923年梁漱溟之后第一次重启儒学的研究。此后，他回到香港告诉业师徐复观：大陆是需要儒学的，即便可能性被认为是微乎其微，但我还是愿意全力以赴。
而2010年的孔子诞辰日，从12年的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卸任后的杜维明，毅然回国，揭牌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他任创建院长。那年，他刚入古稀，开始了艰难的学术创业。延续上个世纪在哈佛发起的“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世界伦理”等论域，2013年，他提出了“精神人文主义”；更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是由他率队，成功申请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落户北大，并提出“学以成人”的大会主题。
“世界哲学大会给儒学发展带来了机遇“，但他的心中还有一个宏愿——儒学能为世界哲学大会提供什么？这是他在全球对话交流中习儒一甲子后的回归初心：一个地方性的知识能否具有全球意义？
在2月的加州伯克利山庄、在5月的嵩阳书院，记者循着这位“学和习”者的思路而去。
哲学之缘与轨迹
文汇：孔子曾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来描述年少时已对礼感兴趣了。了解您的人都知道，您在台湾求学，也是14、15岁偶读《礼记·大学》，萌生了对儒家学说的浓厚兴趣，接着亲炙于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儒学大家。也因为这些大家在，您弃台大，考入东海大学，又从主流的外语系转到了较为边缘的中文系。您多次说过，1962年得到奖学金，从东海大学去哈佛读硕士和博士时，并没有抱定要去传播儒学之念，而是想去看看是否有比儒学更吸引您的学说。这种想法后来是否被验证了？
从台湾进入哈佛，我选择了双语思维扩展视域
杜维明：在东海读本科时，我和来自普林斯顿、耶鲁、奥柏林等高校的西方大学生精英已经有不少交流，我也有自己的想法，并非一无所有，可以说我们之间是一种分享。到了哈佛，遇到各种论域，对我很有启发。但我既不盲目接受，也不全盘排斥，而是有批评地接受。比如，我并不是全用中文写，或者全用英文写，而是用双语写，这样就培养了我的双语思维，在意识深层做了很多比较工作，因此，这些观点在我脑海里是和平共存而交融的。
在哈佛，我的视域不断得到扩展。首先，我接触了很多哲学系之外的学科。当时，哈佛哲学系在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的主持下，变得非常职业化，它只关注五大方向：逻辑学、认识论、心灵哲学、语言哲学、本体论。有些哲学家是必须、应该接触的，但和非哲学领域学者的接触激发了我的很多灵感。比如当时的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这些接触让我增加了现实感，更关注公共领域；更喜欢学科和学科之间的交流、交叉；同时，也会让关注问题的角度多元化。比如，马克斯·韦伯就是从经济学进入社会学领域的。
其次，我是到了哈佛才对中国大陆有所了解和关注，渐渐地我的视野进一步扩大到东亚文明圈，并由此开始关注轴心文明，也越来越感到“文化中国”这样的论域比单纯的经济、政治更丰富、更复杂，但它必须要扎根在经济、政治中，并且要高于此。
在哈佛，我遇到不同的学术伙伴、论辩对手，感受到了不同的学养、更高的境界，在这样的层面上，我不断思考儒学应该如何向前走。
组建UCB宗教系，持续和轴心文明展开对话
文汇：您刚才提到了轴心文明，这些在公元前5-8世纪同时形成的人类文明中心——希伯来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除中国外都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文明。您从哈佛获取博士学位后，去了精英云集的普林斯顿4年，随后在西部更为开放的加州伯克利（UCB）有十年教学与研究，这样学术生涯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尤其在UCB，您受命组建了宗教系，而1981年回到哈佛后，1983年到1986年，您担任哈佛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继续发挥了您在宗教领域的对话优势，可否和我们分享这段经历和感悟？
杜维明：确实，因为关注轴心文明，我接触了较多的神学家。那些神学家在基督教里都有很高造诣，思考的层面很深。因为组建宗教系，我知道在西方，宗教系比哲学系更受欢迎。回到哈佛，1989年到1990年，我借调到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担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14个月中，我有更多机会接触宗教学领域的大家。1992年后，哈佛的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教授提出“文明冲突论”，此说不久盛行全球。
亨廷顿是位政治学家，他对文明问题可能比政治、经济更为敏感。其实在此前，宗教之间的对话就已经开始。我清楚地记得，1993年，与纳瑟尔教授（Seyyed Hossein Nasr）举办了一场伊斯兰教与儒家的对话。1995年，又应邀去印度讲学。对于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的确是我一直有兴趣并关注的一个论域，2009年来到北大后，我也将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延续了下去，很多体现在嵩山论坛上，也体现在请不同的宗教大家来北大讲课，比如伊朗的伊斯兰教专家阿瓦尼（Gholamreza Aavani），俄罗斯的东正教专家赫鲁济(Sergey Khoruzhy)，美国的基督教专家斯维德勒(Leonard Swidler)等。
新世纪后，我也参加了教皇召集的宗教对话。这样的交流，对我们理解轴心文明诞生出的宗教有很大帮助，这些古老的宗教也在不断地发展，这样能为儒学发展找到一个参照系。
48岁因儒学传播入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文汇：您在1988年入选了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AAS）院士，我查了一下资料，该院1780年成立，至今共有1万人入选，囊括各界杰出人物。当前每年保持4000位人数，600名是外籍院士，这个学院拥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其中有五个学部，数理科学部、生命科学部、社会科学部、艺术与人文科学部、公共事务和商业与行政管理学部。我们讲堂中社会学的谢宇、生物学的钱煦新世纪后入选，上海人都知道的血液科专家陈竺前年也入选，AAAS是怎样评述您入选的理由的？
杜维明：美国人文与科学院，也叫艺术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在美国，Art就是包含了实验科学和艺术科学，而Science，则有工匠的含义。我的当选是因为在哲学和神学领域的教学和著述。2005年，AAAS的机关报《代达罗斯（Daedalus）》创刊50周年时，选了13篇杰出论文，我的《文化中国：从边缘到中心》被选入，同期入选的都是各个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文章。
12年哈佛燕京学社社长，面试500多位学人
文汇：这和您在哈佛对儒学的传播分不开，当年您开设的公开课《儒家文化》在哈佛一座难求，桑德尔在华东师大交流时曾提起此事，说几百人的教室常常被爆满。1996年到2008年，您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很多大陆学者因此到了哈佛访学，您对自己任内怎样评价？
杜维明：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于1928年，它的使命是致力于亚洲地区的高等教育和以文化为主的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在我任上时，有过一个激烈的争论，哈佛燕京是否要继续支持研究中国学的学者，当时有主张认为要支持在美国研究人类学的学者。但我坚持要支持中国文学、哲学、社会学的研究，我认为，在中国的未来，一定是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的中青年学者能起到领导学术的作用。所以，我在任上创造条件，为东亚和中国的人文学者以及比较关注社会科学的文化学者提供研究环境和经费。我每年参加燕京访问学人的面试，每年从80-90人中选取8-9人；我们还和13到18个精英大学有合作，从中入选5-6个学者，我一般都参与半小时的面谈；另外，每年有17-18人，帮助他们在美国国内高校找到其他资金资助，完成访学计划。因此，在任上，我大概面谈过500-600人。
在哈佛燕京有个官邸叫燕京HOUSE，供访学的学者聚会交流。大家享受着宽松的管理办法，国内来的学者都有着高度的自觉。陈来就来过三次，乐黛云等77、78级大学生中的精英大都来过。
燕京学社的经费是通过哈佛协助理财，我上任时，给了总资金1.05亿中的4%，董事会要求用完。因此，我们支持了很多刊物，如《中国哲学史研究》《燕京学报》，台湾的《当代》，刘东的《中国学术》等。还有庞朴的“简帛研究”网站，本来挂靠在国际儒联下，资金来源并不稳定，我们给予资金加以壮大。同时，新世纪后，我们还和三联合作出版“三联哈佛燕京丛书”，每年出版八本中青年学者专著，一开始就成了很重要的品牌，陈来、杨国荣都在其中。此外，哈佛燕京校友会每年都在苏州召开。
我也非常希望中国有这样的机构，支持全球研究中国的学者。这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机遇，有了这样的国际视野，就会朝深度发展。
20年努力，让世界哲学大会落户北京
文汇：受北大两任校长邀请，您2010年回北大坐镇高等人文研究院后，做了很多中外对话的工作，在国内学人看来，最大的贡献就是马上在8月份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编辑注：8月13-20日）。这是1900年开始举办的哲学界学术大会首次落户中国。但在哈佛燕京社长任上，您已经做了很多预热。
杜维明：你曾写过这个报道，细节也是很清楚的。早在1998年，世界哲学大会在波士顿召开，我应邀在大会用英文做了“儒家核心价值”的主题演讲。2007年，我就邀请世界哲学大会的主办单位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 FISP）董事局和韩国哲学大会地方委员会成员（2008年世界哲学大会将在首尔举办）到哈佛燕京召开研讨会，研讨主题是《21世纪哲学的再思考》，我提出了在中国召开世界哲学大会的动议。2008年首尔大会时，我被选为FISP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我申请将中文定为官方语言，被批准了。我申请将中文定为官方语言，被批准了。
文汇：1998到2008，再到2018，每走一步就是十年的努力啊！FISP作为1945年成立的国际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学术团体，有严格的流程和限制，能申办非常不容易。我们在2012年请您做客文汇讲堂时演讲的题目就是《仁的反思：面向2018年的儒家哲学》，其实那时，您已经明白，在中国举办世界哲学大会并无悬念。但是2013年8月8日雅典申办的过程中，却经历了惊险一幕。
杜维明：此前FISP一直说，没有国家和我们竞争申办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在8月8日这天，我们发现巴西要申办，并且动用了全国资源，旅游团举着标幅做着承诺游说。是否能拿下这场竞争，就看第二天的15分钟主题陈述。在王博、刘哲和我的学生组成的团队忙着准备材料时，我冷静地思考陈述内容。
第二天，我陈述了三点：一，中国需要哲学。中国从1840年开始，民族精英都在做救亡图存的爱国大业，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又回到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位一体的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来，这必然会重新追问人生价值、世界观认同。二，西方哲学需要走出象牙塔。近年来，比起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上的人才辈出，哲学必须走出象牙塔以展示更大的影响力和公共性，而中国能提供丰富的资源。三，哲学本身必须全球化。哲学的太阳从希腊升起，要落到多个文明大国，包括中国、印度和非洲、拉美。虽然全场掌声热烈，但论辩阶段依然遇到了很尖锐的提问，包括“能否保证不出现雾霾”，“能否保持学术的独立性”等等。
FISP、IIP的职务，是话语权提升更是责任
文汇：最后中国以56比20，稳获了世界哲学大会举办权。您也在随后的指导委员会换届选举中获得65票高票，共有100余人投票。秘书长卢卡最高票79，第三位是40票。谢谢您分享，我们通常都对奥运会、世博会的申办经历知晓得比较清晰，学术上同样竞争激烈。这和个人的学术素养、国际威望有关，也和国家强大不无关系。FISP，常被誉为国际哲学界的众议院，与之对应的是成立于1937年的国际哲学学院（ IIP），因为学术权威被誉为参议院。2015年9月，为了配合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IIP的年会首次在北京召开，主题是“人的维度”，30余位IIP院士展开了三天的讨论。您也被选为两位副主席之一（最高位是主席），由此，我理解为通过您的努力、您的表率，中国哲学的国际话语权正在提升，与世界对话的空间越来越大。
杜维明：不完全。这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一个经历了屈辱的民族，要走怎样的一条路，这需要从事学术研究者共同努力。学术发展一定是个共业，要形成论域，就需要各种不同的机缘。50年前，我想要做的事是传播中国儒家文化，也是中国现在想要做的。我出生在昆明，在台湾长大，1960年代初在美国学习时，就有强烈要了解大陆的愿望。但直到1980年代，才和大陆有互动，当时的愿望并没有现在这样全面、深刻和热情。那时，是有相当程度的冒险的。古稀年，我回到了大陆，所做的工作和当年立志时一样，是以儒学到全世界去交流和对话，以期发掘它的普遍价值。学术话语权在三五年前就已经展现在中国哲学人面前，关键看能做出有多少含金量的发言。一个论域，要让人有兴趣，就要有说服力，这是扎根在历史根源上的，要和正在发挥作用的思潮有互动。以儒学为例，既非常有地方性，又是向多种文明开放的。就个人而言，我把在FISP、IIP的被肯定，看作荣誉，更是责任。
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决定您的国际影响力
文汇：谢谢，我们大致回顾了您的学术轨迹。不算邮件和电话联系，从2010年世博会前夕第一次拜会您至今也有近八年，我正式采访过您至少三次。我一直听到一种对您的建议，但始终没机会听到您的直接回应。中国学人普遍更看重著书立说，所谓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所以，一种声音说，杜先生忙于学术活动，何不静心著书，流传后人呢？您怎么看？
杜维明：笔耕凝道重要还是争取话语权重要？我的选择是非常主动的。我不认为学术事业只有笔耕凝道一种方式，它是长期和艰巨的，发挥的作用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一种思想只有具有广度和深度才会具有达到前瞻性和突破性的可能，才能通过论域来浸润到意义世界里来。
在哲学思想上，是突破还是整合，你达到怎样的高度，就可能发挥怎样特别的作用。而这种思想上的穿透力，是无人可以帮助你的。思想上也是有竞争的，就像围棋中，九段就比八段看得更远。高段位的思想既能有其独特性，还能涵盖其他思想的价值。比尔·盖茨，世界首富，捐赠额高达400亿，世纪之交写了一本著作《21世纪的道路》，因为思想性不够，并没有流传。
而这种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和参加高端的学术活动是密切相关的。当然，有时分配时间上不那么容易。有些会议，如果我不参加，就没有华裔或者亚裔，就不能形成主流话语权。
哲学特色与贡献
文汇：我在2016年3月采访您时，您曾说“精神人文主义”并不是提出的一个概念，而是想形成一个论域，是否能形成还要看实际情况，但至少是目前的一个奋斗目标。对此，您也没有任何预期，觉得应该做，就去做了。请问，您何时萌生这个话域的？
人类现实困境萌生了超越世俗的精神人文主义
杜维明：在1970年代，我在美国学习和工作后，与轴心文明时期的宗教不断对话、与不同的学科论辩时，我就一直在想儒家精神人文主义的内涵和对其他文明的解释力。我渐渐悟到，它不同于西方的凡俗的人文主义。尤其是新世纪后，整个人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作为智人的人类应该朝哪个方向而去，包括仁爱的文明能否延续、发展，这应该是人类自救的前提。我的这种忧虑并非杞人忧天，在和世界各类思想家的交流中，我都得到了强烈的呼应。比如，在2015年，联合国制订了“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同年7月，我和世界上四十多位思想界代表一同受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之邀参加了巴黎“气候良知峰会”，讨论“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颗星球”，一同为人类处境出谋划策。会上，我做了发言。这个会为11月份《巴黎协定》的顺利通过营造了良好的气氛。所以，现在如果用“天生人成”的观念来看，人就应该思考如何与地球相辅相成地存在。
文汇：所以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西方的启蒙运动生成的现代化成果，在应对目前困境时有其局限性，因此，您由孟子的心性之学发展出精神人文主义，以此来破解当下的伦理困境。这是您对人类思想的贡献。“精神人文主义”大概在2014年开始正式出现在您的各类演讲中。这些和人们熟知的1990年代起您倡导的“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世界伦理”“印度启示“有什么关联？
杜维明：我在提倡这些论域时，都是带着儒家核心思想的“仁”，带着一种对话之心去学习、倾听、辨别的。发现其中有不少“重叠共识”。“仁”是指人的主体性，类似康德的“自由意志”，是使人所以成为一个道德人的核心。而“仁”里包含的情，使得这个主体性与所有其他人都可以对话，如一些儒家的重要学者所说：仁爱不仅是爱人、还使人爱己和自爱，同时与万物一体。如何达到与天地万物一体的精神世界呢？首先，仁是人在成长中的丰富。“几希”是一种觉悟，认识到人和禽兽的细微差别而人之所以为人之处，将人之所以为人的恻隐之心扩充出去便是爱己。其次，仁者爱人。个体恻隐之心的扩充，必然由爱己达于爱亲人、爱邻人、爱朋友、爱一切人，一个人的力量能与所有人都能够成为一体。因此，仁有公性。第三，仁能往外通。与天打通，因为“天命之谓性”，所以心灵从天而来。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因此，你可以说，此前的论域都是为精神人文主义做铺垫的。
心学为何有可能成为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
文汇：您提出精神人文主义需要把握四种关系，即自我、社群、自然与天道。在2017年8月的世界哲学大会启动仪式上，您认为这个话域的提出，是在西方人反思启蒙心态，德性伦理、角色伦理、责任伦理、社群伦理在哲学界大行其道之时，肯定“身体”的价值，尊重“地方知识”和关爱地球，已经成为先进知识人的共识。这四种关系其实就是您说的“先进知识人的共识”，可否略加具体的阐释？
杜维明：可以从四个侧面加以理解。第一是关联自我，这是主体性问题。个人的身体、心智、灵觉如何融会贯通。这也关乎独立人格、尊严。现在儒学界有一种想法，想把人的主体性消解，成为关系网络和角色，认为是社会、文化、政治塑造了人，可以把身体和心灵分裂。我不同意。第二是主体间性。也就是人和人的关系问题。这主要是从《大学》里发展出来的“修齐治平”关系，如何通过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形成健康的互动。第三是自然。从2013年开始，中国思想界越来越重视自然。自然是他者，表面上看起来是普通常识，很容易理解。实际这是儒家传统特色，自然本身就有内在价值，对人来讲，它不仅是物，是外在于人的客体，更是具有生命价值的。第四是天道。人心与天道如何形成健康的互动。我很希望这次大会能为宗教探讨提供更广阔的天地。以后，从事哲学的学者就不会再说——我不研究宗教。
文汇：对于儒家的研究，李泽厚先生曾提出要从研究董仲舒、朱熹开始，但您认为孟子阳明的心学同样重要。而且这次王阳明哲学的捐赠讲座中上，您就要做主讲。这两者是什么关系？
杜维明：确实。我是在这样一个维度里来考虑心学的。一个有局限性的地方性知识是否可以具有全球意义，儒家内部的心学，从孟子、阳明到刘宗周的传统，现在通过努力存在着这种可能性。这不是从谱系上来讲，而是因为它正是从中华文明的非常特殊的思考方式甚至习俗文化中发展出来。
我的信心来自三点：一，心学是入世的。儒家是把人伦日用作为哲学反思的起点的。儒学从孔子开始讨论问题就与轴心时代其他文明有所不同，其他文明都强调外在超越是真正价值之源，但儒家是淡化精神性的，不过它并没有放弃对根源性问题的追问，而是从更高层面，在人伦日常生活中可以体现、必须体现并一直体现着。这种内在超越如何可能呢？这建立在个体的人格、尊严上。你看“匹夫不可夺志也”，就与孔子创造的如何做人、学习做人的全面发展密切有关。有人说，儒家强调关系，主体性就消解了，这些见解都是不对的。儒家入世，但在转化中体现为神圣性。因此，他的超越向度和心性之学有内在关系。
二，充分肯定以人为本。无论他是伊斯兰教徒，还是基督徒，或是佛教徒，儒家都可以和他展开对话，我们不太可能听到有基督教式的伊斯兰教徒，但是儒家式的佛教徒、基督教徒却是存在的。
三，尽管如此，这些转化还是需要大家的努力，现在我们看到了很明显的方向性的机遇，这不是一个人的事业，也不是一小批人能完成的，而是所有对儒学有真切了解的人必须努力的。
文汇：非常感谢您，耐心而详尽地阐释了精神人文主义的内涵。
我看世界哲学大会和中国哲学
如何理解哲学与当代世界的关系？
文汇：这次世界哲学大会是第三次进入亚洲，听说，在5月底，已经有6500人的注册，是上一届雅典大会的一倍多，您如何看待这种踊跃？这也回到我们的哲学问题，如何看待哲学与世界的关系？
学术的哲学也不应该远离社会关怀
杜维明：从绝对数量来说，的确很广泛，但从相对数量来说，也是非常正常的。这应该是一种积极的信号，更多的人在关注哲学，或者说他们期待世界哲学家们阐释中国话题。回到您的哲学提问，从广义来讲，哲学是一门人对自我了解的学问，它涉及到对人对社会理想、存活环境如暴力、贫富不均等，对人的自我认同，对人生意义的追问等问题。几乎每个有反思能力的人都会触及，不仅仅是部分知识精英的特权，是一般人也要涉及到的。尤其当下，世界范围内的温饱问题大都解决，更多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这些意义，反思的年龄也逐渐下降。比如最近弗罗里达州发生了枪击案，是否该废除持枪法的电视辩论中，高中生的质疑就极具哲学性。现在甚至在中学、小学里都教哲学，不仅出现了儿童哲学，而且儿童的思考也具备哲学性。因此，凡是有反思能力的人都会有哲学问题，并非只是为了追求真理，要过美好生活也需要有哲学反思。
从狭义来讲，就如同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的某一领域，哲学具有专业学科的专业性，它是哲学系、哲学院里的研究，有逻辑学、认识论、形而上学、语言学、心灵哲学等。同时，哲学也已经跨学科地存在，没有一个学科能排除自身学科的哲学问题，这些都值得哲学家反思。因此，一方面，哲学研究会变得越来越细致，另一方面，作为思考的方式和能力，哲学的追问永无止境，也是无穷无尽的。
你的问题可能是指向哲学的公共性。我记得请时任世界哲学大会主席麦克布莱德（McBride）来北京讲座的题目就是《哲学的公共性》。从这一点而言，作为学术的哲学，正在自我边缘化，一方面，选哲学的学生越来越少了；另一方面，哲学的专业话题离社会关怀越来越远了。相反，社会学、文化学、宗教学领域，对社会的影响力在扩大。因此，在人类社会经历大变化的同时，学术人理应有更多的关怀，但现状恰恰不是这样，当前学界需要思考如何缩小这个差距。
“学以成人”可以成为跨文化、跨宗教的对话
文汇：是您在2013年的FISP执委会上提出本次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您如何理解它？
杜维明：既然哲学探讨的是人的问题，而人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现实存在，他不是一个静态物，也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活动中的存在，因此，如何做人和何为人是不可分开的。首先，“学做人”就是一个知行合一的问题，去了解和实践密不可分。所以，“学以成人”具有普遍性，是任何族群都会接触到的。第二，从具体人开始做起，就意味着方法是多元的，这样就把哲学的普遍性扩大了，它显示着包容性，任何文明都可以有智慧贡献。每种特殊性构成了多样性，彼此间可以相互承认、学习、尊重、多元。“学以成人”这个主题可以成为跨文化、跨宗教的对话。而21世纪本身就是对话的文明。也就是通过文明的对话来发展对话的文明，只有这样才能消弭竞争、对抗的文明，因此，文明的特性之一就是对话。
现在就是一个多元的文化，多元必然意味着会有分歧，这里面就存在着张力，不得不靠对话来化解。
我们尊重自己的文明，从中找到自我认同，找到发展的渠道，我必然有自己的特殊性，我的特殊性中必然有着普遍性，有普遍性就可以分享给其他文明和民族。同理，对其他文明也要能认同他们的优越性，和人分享就是要承认他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里就点出了学习的自觉性。所以，儒家提倡“为己之学”，就是要开拓自我性和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不仅仅是主观性，还是一种personal learning.
“enabling-constraint（成就个人的限制）”就是特殊性的普遍性
文汇：那特殊性是如何体现普遍性的呢？
杜维明：这需要一种自觉。既然是特殊性，就会是具体的，比如我是一个教授中国哲学的教授，它构成了具体的我，这个必然是有限制性的。但是我们的人格发展是为了什么？不就是打破某种限制，成全发展自我，达到“成己成人”吗？这种突破在西方有一个词叫“enabling-constraint”，翻成中文是“成就个人的限制”。黑格尔哲学中就提到每个人都可以达到道成肉身，耶稣所体现的价值就是这种具体的普遍。在中国哲学里，孟子提到仁义礼智就在人之“四端”。所以，一个人既是有主体性的，但他又是网络的中心点，因此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就无法分开。人即便有不同角色，必然是有不可消解的内在核心。同时，还存在一个广义的他者，天地在其中。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程颢也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都体现了人作为本体的特色。
所以，对我是当时条件下最好的，在他者环境中未必是最好的，我们要依据儒家的恕道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此来理解他者和自己的限制。有些价值是可以分享的，对于差别，我们不认为是威胁，而是“庆幸”有不同的道路参照，互利共赢。
目前，举国上下提倡文化自信，这是好事。其实就是在建立我们的认同和我们的方向。如果这个未来的方向对我们有利，是否就一定是对非洲有利的呢？拿“一带一路”建设而言，我们强调的是中国和非洲的双赢，这种双赢要注意不是我主观认为的双赢，而是要对方认可的双赢，这是一个基础，因此，合作一方从一开始就要参与。目前很多方案都有很好的预期，关键在于如何实践，需要有民间的介入。
回到对“学以成人”这个主题的理解，这是一个任何文化或文明中都会遇到的普遍问题，同时，如果它能成为21世纪各种文明对话的前提，就会调动每个人的自觉性去主动学习他者。
在一带一路、人类共同体的实践中展现中华文明的说服力
文汇：1980年代，您在哈佛时曾通过访学两次在大陆讲学，和国内老中青三代学者有深入的交流。而2009年坐镇北大高研院后，对国内了解更深入了，您对中华文明有何期许？
杜维明：中国近代遭受了一百多年的屈辱，现在正处在复兴的起步阶段。我们的心态和基本的大原则应该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也是中华文明的特色。如何建立主体性和特殊性或者优越性，要具体到每个个人、家庭、社区、国家、甚至宇宙。从个人中心逐步往外扩散的时候，每个步骤都是既受到限制，又充满着张力的。具体讲，每个人的主体性必然会和主体间性、和他者发生关联，逐步把恕道上升为仁道。换句话说，中国文化是多元的，但也有核心价值，我们如何将核心价值交融到多元价值中。以公和私的这对范畴而言，个人利益对于家庭利益而言，就是私；家庭利益对于个人利益就是公。所以，个人利益就要服从于家庭的公，同理，家庭的私就要服从于社区的公，社区的私就要服从于国家的公。中国文明中还一直有宇宙天地的维度，所以，国家利益的发展对于地球宇宙而言，就是一种私。比如，有关气候协议的《巴黎协定》，美国人就不愿意拿“美国第一”的私来服从于爱护地球的公，那这是否是一条通向人类文明的道路呢？应该不是。
在全球范围，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都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好倡议，关键是如何实践。在国际上，要让其他国家相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他国没有害处，要展示这个说服力；在国内，政治领导力量要在各个领域宣示出公信度，使内部有充分的反馈系统，并有足够的气派将之变成制度，真正实践为人民的“初心”，从而避免中华民族在国际影响力上存在某些缺陷。
这些，就是我对中华文明的期许。
文汇：谢谢您的见解。我记得两年前，您把自己全部的私人中英文藏书、部分海外字画1.5万册捐赠给了北大图书馆。当时，您说，儒学藏书需要在与读者的交流中成长。我想，更多的人会理解您的精神人文主义，理解您为儒学寻求现代转化做出的表率，相信，这次世界哲学大会就是证明和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