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皮克提的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在西方引起了轩然大波。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连续刊发三篇书评，分别为《皮克提的新书吓坏了谁》，《美国走向拼爹时代》，《富人适用高税率符合美国传统》。他在书评中调侃道：“任何认为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是个重要问题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皮克提的新书吓坏了谁？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新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确实成了一个现象。别的经济学书也曾经畅销过，但皮克提的著作是一部能够改变舆论走向的严肃学术作品，大多数畅销书都做不到这一点。而且它让保守派大惊失色。所以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詹姆斯·佩特库奇斯(James Pethokoukis)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上警告说，必须对皮克提的作品进行反驳，否则“它就会在知识界传播，重塑政治和经济观念，而未来所有的政策论战都会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展开。”
那就祝他好运吧。这场辩论中真正令人惊讶的事情是，到目前为止，右翼似乎未能对皮克提的论述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反击。他们做出的反应全都是贴标签。具体而言就是宣称皮克提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任何认为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是个重要问题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等会儿再谈贴标签的问题。首先，我们来谈谈为什么《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皮克提并不是第一个指出我们面临的不平等正在迅速加剧的经济学家，也肯定不是第一个强调收入差距的人——绝大多数人口收入增长缓慢，而最富有的阶层却收入飞涨。皮克提和他的同事的确给我们的知识增添了大量的历史深度，也揭示出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新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但我们知道这一点已经有一阵子了。
重点并不在此。《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真正的新颖之处在于，他摧毁了保守派最为珍视的一些错误信条。保守派坚持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靠才能成功的时代，富人的巨额财富都是赚来的，也都是应得的。
在过去二十年里，每当有人尝试把顶层人收入高涨变成政治议题，保守派的回应都是从两个方面辩解：首先，否认富人的境遇真的有那么好，否认其他人的境遇真的有那么坏；如果抵赖不成，就宣称顶层人士的收入是他们提供的服务换来的正当回报。不要管他们叫“那1%”，或“富人”，他们是“就业岗位创造者”。
但如果富人的大部分收入并非来源于他们的工作，而是来自他们拥有的财产，那还怎么用这种说辞搪塞？如果越来越多人的财富，并非来自创业进取，而是来自继承，又该怎么说？
皮克提阐明了，上面这两个问题并非泛泛而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社会确实是由一个继承来大量财富的寡头阶层把持的。这本书令人信服地阐述道，我们正走在退回那种状态的道路上。
那么，如果一个保守派担心这份诊断书可能成为向富人加税的理由，他该怎么办呢？他可以试着以有理有据的方式反驳皮克提，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任何迹象。就像我说的，实际上全都是贴标签。
我想，自己不应对此感到惊讶。我参加关于不平等的辩论已经超过二十年了，还没有见到过保守派的“专家”能够对这些数字提出反驳，而不在智力上摔跟头。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仿佛根本并没有站在他们那一边。与此同时，只要任何人对自由市场原则从任何角度提出疑问，都会被“抹红”，自从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之类的人试图阻挠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理论时开始，这就已经成了右翼的标准操作程序——不是证明那种理论是错的，而是谴责那是“集体主义”。
不过，看着保守派们一个接一个地谴责皮克提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很令人惊奇。即使是比其他人更有城府的佩特库奇斯，也把这本书称作是“软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成立的唯一前提是：只要一提财富不平等，你就会成为马克思主者。（或许他们就是这样看待这个议题的。最近，前参议员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谴责“中产阶级”这个词是“马克思主义的调调”，因为你懂的，美国没有阶级。）
不出意料，《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评论扯了很远，从皮克提呼吁用累进税制作为一种限制财富集中的方式，谈到了斯大林主义的邪恶。可这种措施像苹果派一样美国，主张这样做的曾经不仅有主要的经济学家，还有主流的政治人物，最高包括西奥多·罗斯福（Teddy Roosevelt）总统。《华尔街日报》只有这点本事么？答案显然是：是的。
现在，替美国的寡头们辩解的人显然没能做到条理分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也节节败退。钱仍然能说了算——的确，现在金钱的声音比过去更加响亮，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谢以罗伯茨（Roberts）为首的最高法院。不过，观念仍然意义重大，它能影响我们围绕社会议题展开的讨论，并最终影响我们的行动。皮克提的著作引发的恐慌显示出，右派在观念上已经乏善可陈了。
美国走向拼爹时代
看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代表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将成为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或将是这个10年最重要的一本。皮克提可以说是世界上研究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领域数一数二的专家，他不单单是记录了如何有越来越多的收入汇聚到一小群经济精英的手中。他还有力地证明，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不仅由财富决定，还由承袭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的重要性要高过后天的努力和才能。
要明确的是，皮克提承认我们还没有真的回到那个年代。迄今为止，美国1%人口经济地位的提升主要得益于高管薪酬和奖金，而不是投资收入，更不是财富继承。但是，美国富人榜前十名中有六位是财富继承人，而不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并且如今那些经济精英的子女一开始就拥有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正如皮克提指出的，“逐步走向寡头统治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这让我们很难乐观得起来。”
没错。并且如果你想要再多几分悲观，就想想美国众多政客们在做些什么吧。或许美国寡头统治的萌芽还没有完全成形——但是我们两个主要政党中的一个，看来已经是在一心捍卫寡头统治集团的利益了。
多数人已经意识到，如今的大共和党更关心富人的利益，而不是普通家庭的利益，虽然一些共和党人拼命做出与之相反的虚伪姿态。但我怀疑，认识到共和党有多么偏爱资本回报，又是对工资收入多么不屑的人却比较少。可被继承的资本收入支配着工资收入，财富支配着工作，这便是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实质所在。
要明白我在说些什么，就要从实际政策和政策建议出发。人们普遍认识到，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竭尽所能地为最富人群减了税，并且他将中产阶级纳入减税范畴，实质上是政治上赚吆喝的赔本买卖。但却没有那么多人明白，享受到最大的减税优惠的并非那些高薪人士，而是那些剪息票的投资者和有大笔遗产的继承人。没错，最高一档的劳动所得税税率从39.6%降低到了35%。但是由于股息被作为普通收入征税，其最高税率却从39.6降到了15%——而遗产税却被完全取消了。
这其中的一些减税优惠在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完全取消了，但重点是，布什时代大力推出的减税措施主要是减了非劳动所得的税赋。而当共和党重夺国会的一个议院后，他们立即推出了一项计划——众议员保罗·瑞安（Paul Ryan）的“路线图”——呼吁取消利息税、股息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根据这项计划，一些完全依靠继承财富生活的人将无需支付任何联邦税。
与这种向富裕阶层倾斜的政策相对应的，是一种说辞上的倾斜；共和党人似乎常常一心要赞美“就业创造者”，却忘了提到美国就业者。2012年，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为了纪念劳动节在Twitter上发了著名的一条，歌颂企业主。最近，坎托据说在大共和党的一次会议上提醒自己的同僚：多数美国人为他人工作，这至少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奥巴马对商界人士的所谓诋毁完全站不住脚。（另一个原因是，奥巴马根本没这么做过。）
事实上，不仅多数美国人不是企业所有者，而且企业所得以及绝大多数的资本收入，都越来越集中地汇聚在少数人手中。1979年，1%收入最高的家庭得到了17%的企业所得；到2007年，这同样一群人却拿着43%的企业所得和75%的资本利得。但这一小群精英却得到了大共和党全部的爱，和它政策面的多数关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请记住，两位科氏兄弟都位列美国富人榜前十名，还有四位沃尔玛的继承人。巨大财富买得巨大政治影响——不仅仅是通过竞选献金。许多保守派生活在一个由智囊团和俘虏媒体组成的智力泡泡中。这些媒体归根结底是由几位财大气粗的献金人提供资金。毫不意外的是，那些身在泡泡之中的人会本能地认为，对寡头有益即是对美国有益。
正如我已经提出的，结果有时看来会十分好笑。但我们要记住的重要一点就是，身在泡泡之中的人会代表他们的赞助人行使巨大的权力。而向着寡头统治的飘移仍在继续。
富人适用高税率符合美国传统
随着贫富不均问题成为美国话语中的一个日益突出的议题，右翼人士一直在疯狂抵制。一些保守人士辩称，集中精力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并不明智，对高收入征税会阻碍经济增长。有些人认为这样做不公平，他们认为，应该允许人们保留自己的劳动所得。还有人认为，这违背了美国精神——我们一直尊重能够获得财富的人们，如果认为某些人所拥有的财富太多了，那就有悖于我国的传统。
他们说的没错。没有哪个真正的美国人会说，“如果各州和国家对不公正的财富获得方式缺乏有效的限制措施，就会催生一个由超级富豪和经济力量强大的人士组成的少数阶层，这群人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权力，”然后呼吁，“对富人征收累进遗产税……随着遗产规模的上升，税额会大幅上升”。
这个左翼人士是谁？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这些话来自他1910年著名的新国家主义演讲。
事实上，在20世纪初，美国的许多知名人士对财富极端集中的危险性发出了警告，呼吁利用税收政策限制巨额财富的增长。还有一个例子：1919年，伟大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顺便说一句，他的“债务紧缩”理论是我们理解当前经济困境的关键——就任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主席的演说中，很大一部份内容是在警告“非民主的财富分配”的效应。他在演讲中支持了通过对遗产课以重税来限制财富继承的多个提案。
限制财富集中，尤其是针对继承的财富，并没有停留在口头。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指出，美国引领了累进税制的崛起，在这方面“遥遥领先于”欧洲。美国1913年引入了收入税，1916年引入了继承税。皮克提甚至说，“对过高收入征收没收性赋税”——即旨在减少收入和贫富差距、而不是筹集资金的赋税——是“美国的发明”。
这种发明可以追溯到杰斐逊对人人平等的小农社会的愿景。当罗斯福发表演讲时，许多有见地的美国人意识到，极端的贫富不均不仅让这种愿景成为空谈，美国还面临着沦为由继承财富主宰的社会的危险——也就是说，新世界可能变成旧欧洲。他们直言不讳地说，公共政策应该寻求限制贫富不均，这既是因为经济原因，也是因为政治原因。他们说，巨额财富是对民主的威胁。
那么，这样的观点是怎么被排挤到主流之外，甚至被认为不合理的？
想想在2012年的大选中人们是如何对待贫富不均和向高收入者征税的问题吧。共和党称奥巴马对富人有敌意。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说，“如果你最大的愿望是惩罚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人，那么投票给民主党吧。”民主党人激烈地（而且真诚地）否认了这一指责。然而实际上，罗姆尼是因为奥巴马的想法和泰迪·罗斯福如出一辙而对其加以指责。这怎么就成了一个不可原谅的政治罪过了？
你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观点：财富集中不再是一个重要议题，因为当今的经济中，成功者靠的是自己的奋斗，他们的上层地位都源于自己赚来的收入，不是继承来的。但这个观点二三十年前就过时了。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的最新研究发现，最顶层人士——人口中最富有的百分之零点一——所拥有的财富自上世纪80年代已经增加了一倍，现在已经达到泰迪·罗斯福和欧文·费雪发出警告时的水平。
我们不知道这些财富中有多少是继承得来的。但是，你可以看看《福布斯》（Forbes）杂志的美国富豪排行榜。根据我的粗略统计，在前50名富豪中，大约三分之一曾继承大笔财富。还有三分之一的富豪已经65岁或以上，他们很可能会把大量财富留给他们的继承人。我们的社会目前还不存在一个世袭的财富贵族群体，但是如果不作出改变，再过几十年，我们就会成为那样的社会。
简言之，任何把谈论财富集中危险性的人妖魔化的做法，都源于对过去和现在的误读。这样的言论没有违背美国精神；其实它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传统一致。它根本没有与现代世界脱节。那么，谁会成为这一代的泰迪·罗斯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