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贫富不均问题成为美国话语中的一个日益突出的议题，右翼人士一直在疯狂抵制。一些保守人士辩称，集中精力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并不明智，对高收入征税会阻碍经济增长。有些人认为这样做不公平，他们认为，应该允许人们保留自己的劳动所得。还有人认为，这违背了美国精神——我们一直尊重能够获得财富的人们，如果认为某些人所拥有的财富太多了，那就有悖于我国的传统。

他们说的没错。没有哪个真正的美国人会说，“如果各州和国家对不公正的财富获得方式缺乏有效的限制措施，就会催生一个由超级富豪和经济力量强大的人士组成的少数阶层，这群人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权力，”然后呼吁，“对富人征收累进遗产税……随着遗产规模的上升，税额会大幅上升。”

这个左翼人士是谁？西奥多·罗斯福。这些话来自他1910年著名的新国家主义演讲。

事实上，在20世纪初，美国的许多知名人士对财富极端集中的危险性发出了警告，呼吁利用税收政策限制巨额财富的增长。还有一个例子：1919年，伟大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顺便说一句，他的“债务紧缩”理论是我们理解当前经济困境的关键——就任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主席的演说中，很大一部份内容是在警告“非民主的财富分配”的效应。他在演讲中支持了通过对遗产课以重税来限制财富继承的多个提案。

限制财富集中，尤其是针对继承的财富，并没有停留在口头。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指出，美国引领了累进税制的崛起，在这方面“遥遥领先于”欧洲。美国1913年引入了收入税，1916年引入了继承税。皮凯蒂甚至说，“对过高收入征收没收性赋税”——即旨在减少收入和贫富差距、而不是筹集资金的赋税——是“美国的发明”。

这种发明可以追溯到杰斐逊对人人平等的小农社会的愿景。当罗斯福发表演讲时，许多有见地的美国人意识到，极端的贫富不均不仅让这种愿景成为空谈，美国还面临着沦为由继承财富主宰的社会的危险——也就是说，新世界可能变成旧欧洲。他们直言不讳地说，公共政策应该寻求限制贫富不均，这既是因为经济原因，也是因为政治原因。他们说，巨额财富是对民主的威胁。

那么，这样的观点是怎么被排挤到主流之外，甚至被认为不合理的？

想想在2012年的大选中人们是如何对待贫富不均和向高收入者征税的问题吧。共和党称奥巴马对富人有敌意。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说，“如果你最大的愿望是惩罚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人，那么投票给民主党吧。”民主党人激烈地(而且真诚地)否认了这一指责。然而实际上，罗姆尼是因为奥巴马的想法和泰迪·罗斯福如出一辙而对其加以指责。这怎么就成了一个不可原谅的政治罪过了？

你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观点：财富集中不再是一个重要议题，因为当今的经济中，成功者靠的是自己的奋斗，他们的上层地位都源于自己赚来的收入，不是继承来的。但这个观点二三十年前就过时了。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的最新研究发现，最顶层人士——人口中最富有的0.1%——所拥有的财富自上世纪80年代已经增加了一倍，现在已经达到泰迪·罗斯福和欧文·费雪发出警告时的水平。

我们不知道这些财富中有多少是继承得来的。但是，你可以看看《福布斯》杂志的美国富豪排行榜。根据我的粗略统计，在前50名富豪中，大约1/3曾继承大笔财富。还有1/3的富豪已经65岁或以上，他们很可能会把大量财富留给他们的继承人。我们的社会目前还不存在一个世袭的财富贵族群体，但是如果不作出改变，再过几十年，我们就会成为那样的社会。

简言之，任何把谈论财富集中危险性的人妖魔化的做法，都源于对过去和现在的误读。这样的言论没有违背美国精神；其实它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传统一致。它根本没有与现代世界脱节。那么，谁会成为这一代的泰迪·罗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