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德国研究从时代上来看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现代亦即二战之后德国的研究，另一就是二战之前的德国研究。一般而言，二战之前的德意志哲学和思想、文学和艺术、社会和历史等方面，一直是汉语学界德国研究的重点，也是理解和比较现代德国社会的基本背景。譬如，汉语学界一位德国哲学研究者不了解哈贝马斯的理论并不令人奇怪，倘若不了解康德、黑格尔或胡塞尔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的思想，那么他的素养和学术能力就会受到质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德意志社会精神领域的丰饶和多样，迄今依然对汉语学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也仿佛是取之不尽的学术宝库。今天正常化（庸常化）的德国与战前多样化的德意志，尤其是精神现象的多样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在前一个时期，尤其从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构成整个德意志社会、思想和艺术的流域中，浪漫主义是一条奔腾不息而水势恢宏的大河，并且通过各种支流和湖泊而与其他的大河交汇和通连。
它是德意志社会发展史的重要部分，关于德国的任何研究，只要稍一深入就无可避免地要触及渗透到各个层面的这种浪漫主义因素。倘若研究所指是德意志兴起时代和鼎盛时期的对象，那么学者就需要直接面对德意志浪漫主义。更何况对许多汉语学者来说，正是这一充满激情、昂扬直到疯狂，充满对人类各种情感、欲望和理想的无止境的追求的思潮和社会行动，在理性主义的、统一的、规范的和信仰的另一面，更能触发研究的兴趣和热情。他们要在这个本来就难以清楚表达却又确确实实地撩动人的巨流中寻找某种切合自己的东西，或者是狂放的体验，或者是被激发的灵感，或者是导向某种神秘的境域的暗示，或者是简单地通过对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自在发挥来表现自己的独特性。无论是要在异域发思古之幽情，还是要以德意志之酒来浇中国的块垒；无论是仅仅出于对知识的理智要求，以求解现代德意志至德国的发展和变迁的来龙去脉，找到它如此演变的历史因果关系，从而在其中寻觅一般性的规律，还是力图从中发掘德意志至德国的发展的独特性，从而作为自身独特性的旁证，德意志浪漫主义都仿佛是令汉语德国研究者钟情甚至神魂颠倒的风情万种而且始终不老的女人。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以浪漫主义为2011年工作坊的主题，理由就如德国浪漫主义现象一样是多元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这既出于我们的学术兴趣，单纯的学术兴趣，甚至就是审美兴趣——对如此色彩迷离变幻不定的精神现象的惊奇，也出于我们理智的兴趣：具有如此丰富和深刻的精神创造力的民族为何会走上毁灭之路，那个时代的德意志精神的产物至今还以其深刻和博大在影响现代世界，包括中国，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甚至后者有其更为绵长的持久性；而德意志最终以一个庸常的德国收场，一种以世界主义，以人类典型自居的族类，最后将创造力，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而自己最后却落得难以坦诚地、以理智的诚实和彻底的精神来面对自己的全部过去。
我们还可以从更为学术化的角度来叙述这个工作坊主题的理由。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制度的公正来说，今天的德国更为人称道，更值得推崇。浪漫主义运动及其造就这个现象的人们所注重的乃是行动、活动和过程本身，愿望、欲望的实现和情绪的宣泄，并不在于稳定的社会秩序、原则和规范。
从德国所特产的浪漫主义这个视角来研究德国社会的变迁，对我们理解现代德国的变迁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这不仅在哲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上是如此，在自然科学上也是如此，在艺术和其他创造性的领域方面同样如此。而且从这一视角来研究当代德国人的心态，德国知识界对中国的态度和关系，同样也具有别开生面的意义。
比如，德国历史主义学派，尤其是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就强调德国道路的特殊性。历史主义是以启蒙精神的反对者出现的，它坚持时代、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性，特殊的历史和价值，特殊的精神和发展过程，没有普遍的历史，也没有普遍的规律。这与就浪漫主义的核心观点相当接近乃至一致了；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历史主义其实也就是构成了浪漫主义之河中一个潮流。[1]李斯特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有专门一章讨论民族精神与国家经济，强调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法律、语言和制度的不同，因此就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策略。历史主义学派反对世界主义和个人，强调国家或国民是一个有机体，以及相应地国家发展的国民特性和历史独特性。
尽管伯林认为康德已经开了浪漫主义的先河，但是德国哲学中的浪漫主义应当首先是从费希特开端的，经过谢林，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第一个高潮，然后就是不断的潮起潮落，从叔本华、尼采一直到海德格尔。[2]
在那个时代，德意志文学则更是浪漫主义波涛汹涌的海洋，或者准确地说，德意志文学就遨游在浪漫主义的海洋之中。
自然，当一些中国学者提出德意志浪漫主义的主题时，无论他们是否宣明，其中始终是隐含着中国视角和中国背景。今天的中国正在继续百年以来的巨大变化，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趋向于人类共同的行为规范；另一些人认为，中国正在走自己的道路，创造了中国模式，从而造就了中国特色。在这里所出现的以中国特色对抗普世价值的斗争，颇有点类似当年德国历史主义经济学反对古典经济学的斗争。虽然今天中国人的精神创造力不及浪漫主义时代及其前后的德国人，但是行动的创造力却越来越高涨，无论评价如何，中国社会的多元性在突破政治的锁链和社会的樊篱的过程中持续地展开，在内在拓展的同时也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冲向世界的不同地区。倘若说，当年德意志浪漫主义主要在精神上来反抗启蒙运动的普遍理性和规律，创造或展现出光怪陆离、五彩缤纷、充满彼此矛盾和冲突、细节与壮观并存、意象和感觉不断流动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混沌的世界，但却是确确实实的观念存在；[3]那么今天中国特色的践行者则主要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展现一个同样性质的混沌世界。人们并不在意是否有什么理论能够支持他们的行动，因为他们完全能够在观念与行动的巨大对立之中奋勇前行，理论还沉溺于欧洲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时代社会浪漫派追忆封建时代而构想出来的图景之中，行动的脚步却走向二十一世纪谁也不甚清楚的未来。盛大仪式上权贵们“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呼吁，“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的控诉和“一旦将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的怒吼，对那些为哭求保留一片瓦和一丝立锥之地而长跪不起的人们做出了最为中肯最为入神的讽刺和嘲笑。浪漫主义在今天的中国，是行为主义的，而不是观念主义的。
浪漫主义对德国是过去的记忆，曾经的激情，而在中国是每一个现实的人的活动；这种个人的活动或者是内在一致的，但与其他人和整个社会处于持续的冲突，为了求得和谐，他就分裂为二，有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者他原本就是毫无头绪的，但因时时处处切合现实，于是，就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达到了一致。无论神马，无非浮云。
因此，浪漫主义的主题不论对北大德国研究中心还是对其德国同行来说，都是一个极富意义的主题，它可供思想和想象力、学识和见解充分发挥，但在情感上却并不令人愉悦，因此就流俗所理解的康德美学的表层意义上，它是不美的，而在其深层意义上，却正是美的实现。[4]当然，这原本就是一项困难的学术工作，但这正是我们所应当做的。
浪漫主义，无论是德意志人的精神，还是中国人的行动，都是一个混沌，但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和一项学术活动，我们还得为它设定一些纲要，这是为了方便我们的讨论，而不是对浪漫主义的规定。
本次工作坊的主题范围：浪漫主义的精神及其表现，浪漫主义的行动及其表现；反思的或二阶的浪漫主义：中国浪漫主义与德国浪漫主义。
这个主题可以覆载如下内容：
——浪漫主义的界定，包括浪漫派与浪漫主义说法之争；
——浪漫主义的精神表现：文学和艺术的、政治的、历史的、经济的以及哲学的等等；
——浪漫主义的行动表现：多元的存在和活动，与普遍性的抗争，对所有规范的颠覆，以及这些行动的可能结局；
——浪漫主义时代与时代的多维性；
——历史主义与德国特殊性；
——德国的浪漫派：艺术与政治；
——中国特色与浪漫主义心态和行动；
——其他相关的问题。
如果有人在这里忽然想到了后现代主义，那么你们就会看到，后现代主义者一旦脱下他们后现代主义的外衣，他们浪漫主义的内衣就会随风飘起。
2011年2月4日草于北京魏公村听风阁
（原文发表于《北大德国研究》第四卷）
-------------------------------
[1]伯林认为，德国的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在源头是相同的。参见《浪漫主义的根源》，第66页。
[2]“存在主义的关键教义是浪漫主义的，就是说，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依靠。”（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第141页。
[3]参见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第一章《寻找一个定义》。
[4]参见韩水法《〈判断力批判〉与现代美学十二问》，《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