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中日首脑会见终于在各种猜测中实现。最新舆论调查显示，中日两国民众相互没有好感的比例高达九成，与此同时，双方认为中日关系重要的比例同样高达七成，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尽管双方互无好感，但并不愿意看到对抗。

这个民意的悖论同双方首脑外交的困境似乎相互呼应，双方都认为改善关系需要高层直接沟通，但是双方围绕领土，历史，安全问题关系持续紧张，两国新一代领导人执政后已接近两年才实现了会谈。

首脑会谈问题上的两难

对于首脑会谈，似乎日本方面更加积极。安倍首相在多个场合反复表示日本希望举行中日首脑会谈，中国方面的表态始终谨慎和模糊，外交部发言人希望日方拿出诚意，为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政治障碍作出切实努力。中国的谨慎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对日首脑外交上的两难境地。

如果中国直接拒绝，那就有可能被国际舆论误认为不愿意同日本对话缓和紧张，从而在软实力上失分，从外交操作的角度来说，如果中日首脑在其中一个国家作为东道主的国际场合不会面，则为给本地区和世界留下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不愿意和解的错误信号，然而举行会谈则有可能付出政治与外交成本的风险存在。一方面希望通过包括首脑外交在内的方式缓解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则担心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的首脑会谈可能会带来相反效果。

首先，中国在中日首脑峰会问题上已经有了"过敏症"，对日不信任心理很强。小泉纯一郎首相执政时期因为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中日首创了避免双边互访，保持多边场合会谈的办法来处理中日最高层沟通的问题，然而这并没有得到中日关系改善的结果。2012年9月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期间，胡锦涛主席与野田首相的走廊会谈后第二天，日本宣布正式购岛，这无疑让中国方面对日本举行首脑会谈的诚意极度怀疑。对日不信任是中国在首脑会谈问题上不积极的根本原因。

第二，正因为不信任，中国担心中日首脑会谈可能会被日本利用。在中国看来，日本在国际场合积极呼吁会谈，展示重视中日关系的姿态，但同时又在国际场合直接或者不直接地指责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则经常反复，这说明日本在看待中国问题时还没有从战略的高度去思考，也就是日本在战略上尚未准备好。不少人认为日本的会谈邀请只不过是"哄骗中国"的工具，而根本不解决问题。

第三，中国担心首脑会谈没有有实质性的战略意义，相反一个不成功的会谈将会让新一届领导人付出政治代价。从现实层面讲，中日首脑如果会谈，不可能不涉及到历史和领土问题，但目前的气氛下，一旦涉及这些问题，会谈很快将会成为相互指责。而其他领域的内容即使涉及也不会有大的进展，例如自由贸易协定等。

从战略层面讲，如果双方仅仅重申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以及重温中日友好的口号，而没有随后相应言行的跟进的话，战略意义不可持续。打个比方，会谈后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或者对中国继续指名批评，随后中国对此强烈反应，首脑会谈的意义会还原为零。

超越双边框架审视正面效应

诚然，上述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对于决策的挑战着实不少，但是把焦点过多地放在权衡"负面效应"，会缩小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的自由空间。笔者认为，在中日关系双方都有太多的做减法的思维，而做加法的思维不足。如果从加法的角度，即从计算首脑会间的正面效应角度来看，可能结论会不大一样。

首先，中日首脑会谈可以对双方的民众起到安心的作用。国家首脑是国民的代表，双方的见面不仅仅是政治领导人的会面，很大程度上代表一个国家国民同另一个国家国民直接接触的象征，如果会面不能举行，可能会被错误解读为双方国民之间没有改善关系的意愿。《日本经济新闻》9月底进行的的民意调查显示，接近一半的日本受访者认为需要尽快实现中日首脑会谈。首脑会谈可能本身不会有什么突破性进展，但具有向对方民众传递善意信号的意义。

第二，中日首脑会谈有助于双方对美外交的开展。中美致力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日美则为同盟关系，中日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作为盟国的日本会不断要求美国明确保证在安全上支持和保护日本的立场，如果美国这样做，则会被中国认为在遏制甚至对抗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同样会不断施压，让美国澄清没有利用同盟网络来对抗中国的态度，这样的结果则会造成日本认为同盟不可靠的担忧。

对于美国来说，维持同盟网络的稳定非常重要，两者权衡的结果很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对于没有的承诺的进一步明确化，中日关系的恶化，很可能会造成外溢到中美关系不信任的增加，如果中美因为日本问题造成已经异常复杂的中美关系恶化，将损害本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

第三，中日首脑会谈有助于向本地区其他国家释放安心信号。中日关系恶化，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本地区的其他国家例如东南亚和韩国会发现自身在本地区的外交空间急剧萎缩。大国争斗，小国遭殃的心态让他们对于大国关系缓和有很高的期待，这种情况下，中日首脑会谈对于增强自身软实力有益处。

尽管从双边框架的视角分析首脑会谈可能会让中国 "有所失"，但从民众，对美外交以及周边外交的视角来审视则可能"有所得"，此次中日双方通过事先的缜密准备，并且多层面权衡后较好地应对了两难选择，但中日关系能否回到正轨仍需谨慎乐观。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