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看，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战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先前的东亚秩序至此解体，中国在亚洲的盟主地位事实上终结;日本经此一战成为世界政治一个重要因素;至于中国，一方面承受着这场战争带来的灾难，支付巨额赔偿，割去大量宝贵土地，另一方面中国因这场战争打开一个上升空间，先前几十年意识到而做不得的事情，在战后几年迅速将蓝图变成现实。
国际资本加速东移
甲午战前，中国已与西方打了三十多年交道。在最初阶段，中国以比较谦恭的姿态学习西方，接纳西方。但随着中国利用“后发优势”模仿西方工业化获得初步成功，“天朝上国”本有性格渐渐复现，西方与中国的交道开始出现困难。关于这一点，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354页)这样描述：
三十四年以来，除了与法国的没有结果的敌对行为之外，中国和外国是和平相处的。太平天国已于三十年前被镇压下去了。二十五年来，一切国际纠纷也都用外交活动解决或和解了。中国曾经有充分时间去开始整顿内政，并开始证明它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是同支配它的那些国家平等的。但是这个时期蹉跎过去，没有任何改良或革新的迹象。官吏们和过去一样，仍然说不上是人民的领导者，除了对外国的改革感到厌恶外，很少有人被激励去做任何事情。国家的多数高级大臣对于解决纠缠帝国的种种困难所作的唯一贡献，就是继续主张早在五十年前已被否定的那种自高自大。中国的自满情绪非再受几次震撼是不会减轻的，现在日本就要给中国这样的一次震撼了，日本既在内部作到了自力更生，就在国际事务中跃跃欲试了。
由此可见，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除了自身原因外，国际因素，特别是列强多年来对中国积攒下的不满也在开始发酵，列强之所以不愿意或不积极调解中日冲突，并非没有原因。换言之，日本对中国大打出手，除经济增长、军力提升，也代表了列强对中国的一般态度。日本试图通过对中国的教训，增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
列强对中国的不满，并不仅仅局限于礼仪性傲慢，资本主义对世界市场的最大期待，就是资本充分自由流通。中国或许有自己特殊的原因，因而中国在战前尽管与西方打交道，但始终没有让西方资本自由进出中国。资本管制或许保证了中国内部的政治秩序，但显然不合乎西方国家自由通商一般贸易原则。西方国家默许、纵容日本打中国，就是要为资本自由进出中国打开一条通道。
中国在战前不允许国际资本自由进出中国，并不是自有资本格外充裕不需要外资，而是那时中国人对世界贸易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不知道自由贸易真意义，不愿将资源、市场向世界全面开放，以为所谓开放就是向西方国家转让利益，不知道资本自由进出中国是双赢：资本得到了利润，中国得到了发展。
以农业立国的中国，担心自己的市场被外国资本所垄断，担心自己的农业、手工业在外来强势资本冲击下破产、瓦解，或许有自己的道理。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所谓重商主义，就是最大限度为资本家的生意扫清障碍，因而在战前很多年，西方国家眼看着拥有巨大潜力的中国市场而无法进入，其内心焦灼不言而喻。
此时西方诸强已发展到了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巨大的资本过剩，过剩的资本需要市场，需要出口。许多研究者已注意到，甲午战争发生时，不仅西方国家如此，就连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几十年的日本，都已有了资本输出的冲动。
西方国家向中国输出资本并不始于甲午战后，事实上在战前很多年，西方国家也曾给中国借贷，只是规模远不能满足西方的期待。甲午战争给西方国家提供了一个巨大机会，国际资本借着这个机会，大规模向亚太地区，即太平洋西岸转移，自十九世纪初期开始的国际资本东移终于遇到了一个黄金时代。
国际资本东移有许多途径，简略分析可以区分为这样几种方式：
第一，战时借贷。战争开始不久，中国就发现几十年的增长并没有留存多少硬通货，为了应付战争，清政府1894年9月15日批准台湾巡抚向外国银行借款一百五十万两，用于筹办台湾防务。这是战争开打后中国向外借款的第一笔。11月9日，恭亲王经由赫德出面，向英国汇丰银行筹借一千万两，用于在伦敦订购枪炮弹药、招募洋将，以及国内的军火生产。稍后，又向汇丰借款三百万两，其用途与第一笔汇丰借款同。战时借款，除上述外，还有地方政府如两江总督府等向外国银行筹措的款项。
第二，战后借款。战时借款的方便易得，出乎许多中国人的预料，因而中国在《马关条约》中约定的赔款，日本人根本想不到中国会因利息提前偿付。1895年7月7日，清政府与俄国政府达成第一笔借款合同，这项合同规定的借款额度为一万万两，用于向日本支付“归辽费”三千万两，及第一笔战争赔款五千万两。
1896年3月23日，总理衙门与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签署“英德借款合同”，额度为一万万两，用于支付日本的第二笔赔款，剩余的款项用于购买在英德定制的几艘巡洋舰。1898年3月，总理衙门与汇丰银行、德华银行达成“英德续借款”合同，额度为一万万两。
战后借款不论其用途如何，对于西方资本来说，都是一个只赚不赔的买卖，是国际资本东移的一个主要内容。
第三，《马关条约》规定日本人可以到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办厂，享有进出口优惠。根据利益均沾原则，西方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过去基于民族主义立场，很难评估西方资本东来的意义，其实从中国过去二十年发展经验看，资本大规模流入中国，一方面说明中国投资环境稳定，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国际资本经过战争动荡，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至于这一轮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规模，过去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已有足够估计。大致说来，先前一无所有的铁路，因为外国资本的进入，短短几年时间，关内铁路路网大致成型，尤其是南北两条大干线，基本上均为外国资本修筑。
至于矿产资源的开采，也因为国际资本的进入而加快步伐。《马关条约》签订后不到一个月，清政府就将云南、两广三省矿产资源开采优先权转让给法国。稍后，又引进英国资本进入内陆省份河南、山西、直隶、四川等地。至于德国，则获得了山东省境内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资源专有权。俄国则获得了在东三省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资源优先权。
过去的研究并不否认国际资本东来进入中国的事实，只是在如何评估国际资本对中国的影响时，更多强调其负面意义。
国际资本因甲午战争加速东移，当然并不是为了拯救中国，资本的本性从来没有什么怜悯，资本就是逐利，逐利必须双赢。中国先前或许对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心怀恐惧，但当《马关条约》约定不得不如此时，只能听天由命，其结果应该说是内外双赢，国际资本拿走了应得的利润，中国因为开放极大加快了现代化进程。回望1895-1903年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铁路、矿山之前的八年，必须承认中国在国际资本推动下，各项现代化建设事业高歌猛进，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增长速度。
日本成为一个重要因素
国际资本加速东移，当然并不只是东移中国，朝鲜、日本其实都因甲午战争而受益。1897年，朝鲜政府相继与日、英、美、俄、法、德诸大国签订租界章程，宣布朝鲜不是向某一个国家开放，不是某一个国家独享的势力范围，而是向各国开放。此后，这几个大国都在朝鲜发展中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份额。东北亚地区在剔除了中国因素后反而重建了李鸿章1880年代初构建的“大国均势”格局。
至于日本，因甲午战争的胜利获益最多，巨大的战争赔款让日本在很短的时间里获得了做梦都不曾想到的巨额现金。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建构的制度保证了这笔意外收入的合理使用，日本的教育、军事、实业开发，均因这笔意外之财获得了巨大推进。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获得的好处，远不止这些有数目字的战争赔款，日本通过这场战争将先前几十年中国以举国之力创建的北洋海军的装备近乎全部掳走，这些战舰尽管有的舰龄很长了，但它们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依然是日本战胜俄国的一个因素。
甲午战争改变了东亚的政治版图，先前由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因这场战争基本解体，中国的盟主地位不复存在，先前不曾被中国正眼看过的日本，一下子变成亚洲国家发展的楷模。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能量，“脱亚入欧”的制度因素究竟在日本的发展中占有怎样的比重，这些疑问并没有困惑亚洲“后发国家”，亚洲后发国家在日本成功示范下，毫不犹豫转身向东，学习日本，尤以中国最为突出。
成为亚洲的盟主，当然不是日本的终极目标，日本维新思想家在明治初年就不厌其烦告诫国民，日本的目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富国强兵，而是要在远东构建一个比较纯粹意义上的西方国家。经此一役，日本打败了中国，事实证明东方人完全有可能在东方模仿西方人的制度与文明。
日本在甲午战后成为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原先并不起眼的东洋岛国渐渐为世界所知，渐渐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中的当然成员。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战争，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因义和团活动受到极大威胁。英国等西方国家希望日本利用其地理优势尽快向中国派兵，平息义和团引起的骚乱。然而，此时的日本毕竟刚刚进入大国俱乐部的门槛，当日本人发现西方大国并不是一致希望日本出兵时，发现西方大国担心日本在这场战争结束后更难以驯服时，日本人极有节制地按耐住了自己的冲动，坐视华北地区的局势日趋混乱。
义和团一役让日本真正跻身于大国之列，更重要的由于日本的节制，中国政府在这个事件处理的全过程，在许多时候愿意听从日本的建议，而日本也确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既没有趁火打劫，谋取私利，也没有无原则糊弄中国，让中国错上加错。当清政府希望与日本就外交官被杀单独和解时，日本毫不客气予以拒绝，不愿因此而让西方世界分裂，更不愿助长中国的错误，日本外交官明白无误告诉中国：“任何国家对国际法的最严重的侵犯，就是攻击各国使节”，因此在义和团骚乱平息前，在各国主张没有提出前，日本不可能与中国单独媾和。(参见《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36页)
在随后的议和谈判中，日本没有加入俄德两国阵营，没有利用外交官被杀漫天要价。相反，对于俄德两国的贪婪，日本并不支持，反而与英美两国站在一起，坚决主张中国的赔款一定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不能让中国因此而破产。日本的这些立场今天听起来或许觉得意外，但在当时确实如此，因而经过义和团战争，日本不仅在世界大国俱乐部中站稳了脚跟，而且与中国真正重建了睦邻友好关系。此后的新政，尤其是宪政，如果仔细斟酌其间的细节，处处可见日本的影响力。
打开了中国上升空间
甲午战争让日本跻身于世界大国俱乐部之中，而真正的世界大国中国却在这场战争后一度沦落为无足轻重的国家，除了中国的市场、资源依然受到世界强国垂青，中国的声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基本上不再影响世界，中国乖乖地重回现代化起点，重新起步，从头开始。
中国具有知耻而后勇的传统，因此中国在甲午战败后并没有怨天尤人，指责对手，而是愿赌服输，认栽认罚。尽管中国向列强借钱还债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在当年却也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件，表明中国重新开始的决心、信心。
知耻后勇，痛定思痛。中国在《马关条约》签字不久就调整了先前几十年自信满满的发展方略，尽管并没有迅速废止“中体西用”指导思想，但在事实上已转身向东，认同日本过去几十年的维新路径，痛下决心从政治架构、经济政策、教育体制等根本方面进行改革，最大限度释放社会，最大限度容忍不同声音，容忍组党，容忍结社，容忍媒体自由发声，容忍地方自治，容忍一切有意义的真改革。实事求是说，在《马关条约》后短短三年，中国确实恢复了甲午战争带来的损伤，在改革发展上确实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上升通道。
甲午后中国一个全新的上升通道，最值得重新表述的就是与世界的关联。战前，中国向世界开放已三十多年了，与纯粹意义上的西方国家交往，时间更长，但由于中国坚守“天朝上国”的姿态，自以为体制优越，坚守“中体西用”原则，不愿与西方进行全方位沟通，更不要说融合。事实是最好的老师。甲午战败让中国人迅速清醒，发现先前几十年所谓自信，只是不与外部进行真切比较的自我欣赏，并非真自信，因而中国在甲午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尽快与世界融为一体，重新体会中国需要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国的真意义。
中国需要世界的资本、技术，甚至稍后还需要市场。这一点很容易理解，这就是过去几十年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
至于世界更需要中国，如果仅从民族主义叙事进行分析，根本无法获得真解。世界更需要中国，是因为世界在经历了工业革命后，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后，积累了巨大的产能、资本。中国这个尚未获得充分开发的市场，久为西方资本所欣羡，但由于中国固守传统的主权观念、市场观念，不愿将市场与世界分享，西方资本在过去几十年事实上毫无办法。
在中国的知识、政治精英阶层，并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西方资本对中国的渴望，没有意识到西方资本东来并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双赢。但囿于主权意识无法获得突破，我们注意到在1842年中国答应割让香港后，除了几个租界，清政府始终不敢答应外国人割让、租借土地的要求。
割让领土当然不可取，租界也没有办法大规模推广，外国资本大规模投资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也潜藏着巨大风险，假如他们不能在中国沿海或附近区域拥有一定规模的军事基地，假如他们的经济利益因某种原因比如东学党起义之类事件受到伤害，他们有什么办法保障其投资安全?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技术问题，但中国在甲午战前几十年始终无法解决，无法满足外国资本的期待。
马关谈判给这一问题的解决预留了契机。李鸿章、清政府明知凭借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对付日本，因而在李鸿章出使前与各国公使密集交涉。李鸿章在日本谈判期间，遇到问题，也由恭亲王及时与各国公使会商办法。所以当日本意欲割让辽东半岛时，外交斡旋、外交压力终于帮了中国一个大忙，德法俄三国坚定不移出面干涉，终于迫使日本将吃到嘴里的辽东半岛吐了出来。
天下当然没有免费的午餐。三国干涉还辽也不是没有任何代价，分析这一时段中国与三国的外交商谈，三国都对在中国沿海谋取一个口岸或基地兴致最浓，因此等到大局已定，三个国家不约而同提出了类似要求。中国在经过一番犹豫、谈判后，终于同意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将广州湾租借给法国，将旅顺、大连湾租借给俄国。相应地，中国还答应了英国扩大香港的租借要求，并答应将威海在日军撤出后租借给英国。这些租借地的租期，一般都是九十九年。
至此，我们看到，西方大国除美国没有提出租借地，各个大国都在中国沿海有了一个或几个基地。至于日本，没有加入这一轮租借，但由于台湾已割让给了日本，清政府也答应不将海峡对岸的福建租借给第三国。
这一轮租借，自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以来，传统叙事、革命叙事均视为“列强瓜分中国”，视为“亡国灭种”的先兆，1898年春天政治变革狂飙突然而起，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民族主义革命达到高峰，这些租借地除香港，基本上都被提前收回。
“革命叙事”当然有其自洽的逻辑，但回到历史现场，清政府在进行租借谈判时最终同意这样的方案并不是列强暴力所逼，也有其利害得失的反复考量，以为这样的方案不仅解决了列强对自身经济利益的关切、投资安全，而且就其根本而言，南部、东部沿海的全面开放、租借符合中国的利益，国际资本将因此向中国这些地区投下天量资金，中国的开发必将因此上一个大台阶，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必将加速，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并将带动中西部改变。仅以山东为例，德国在甲午战后不几年就投下巨额资金，胶州湾的建设，胶济铁路的修筑及其沿线矿产资源的开采，极大加速了山东面貌的改变，一方面一个特殊的“羊吃人运动”迅速将农民赶出了土地，引发后来的变故，另一方面东部沿海经济向内地的辐射力竟然在很短的时间里抵达济南以西。
以民族主义叙述没有办法看清甲午战争带给中国的遗产，但是毫无疑问，尽管过了两个甲子，中国还在消化这份遗产。中国需要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国，依然是一道无法绕开的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