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正统就是在今天重新恢复中国主流的道德传统。恢复我们固有的主流的价值论证方式和恢复相当多传统的具体行为规则。

一个首要的问题是，至少 “五四”以来，我国知识分子陷入了各种背谬的近代道德、政治哲学逻辑当中，即不承认价值的独立于任何个人且具有理性的指导的地位，相反却认为有可以完全脱离规范判断的独立解释价值的可能，追求完全客观的理解。不再把正义当作正义，以正义之名要求正义，反而试图以理性的或科学的名义来论证价值。但是，这是不是正确的方式，是不是反而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事物？这就要进行哲学性的反思，明白做事情错在何处。有时候很精确的办法做了错误的事，打一个比方：指南针可以使用得很准确，但是人真的能够用指南针确定目的地吗？确定目的地是指南针能够做的吗？如果指南针帮你确定了的话，刚好做错事了。当一个人说文化是某种环境的产物，是文化背后某个本质性的东西产生出来的，然后建立一个判断文化优劣的标准或认为一切文化都是相对的，没有高下之分。看来这些说法是建立了完全理性的评判标准，但根据何在？说根据是某个理论，但这个理论的根据何在？追问到最后，只能这是“我”的信念，“我”相信这种哲学。但是这个哲学或信念是背谬的，因为文化解释学的逻辑，这种哲学是自我摧毁的，也就是说它本身也没有客观真理的意义。认识不到这一点，人会形成一种非常独断的看法，价值相对主义也是不可救药的独断论。不能同意价值判断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喜好，无所谓对或错。这些立场包括对虚无主义的坚决拒绝，而极权主义是最极端形式的虚无主义，坚持从这一立场批评极权主义在我看来是当今中国哲学反思的应有之意。

正确的提问方式不是问为什么价值观念是这个样子的，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而是问什么是本来正确的价值。在后面的追问当中，人不会自认为比孔子和朱子还要高明，而是他们的一些看法是不是正确，达到这一点很困难，因为不是根据一个独断的理论剖析他们，而是从他们的见解出发，通过内部的批评得出一个结论。如果逃避了判断，就是说逃避了对实质性问题、根本性问题的判断，而运用对文化的解释模式论断这些问题，就显得太狂妄了，是理性的狂妄。经过五四，我们已经拥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我叫做社会学的心灵，或者说是唯理主义的心灵。

五四的问题，在哲学上实际上根本是一个错误，没有以内部批评的视角来看待传统，而是从西学当中的一种或另一种社会学理论，所有的都是社会学理论，用类似的思考方式来看待传统的。这样就引起了一个问题。背谬的哲学，从根本上就逃避了判断的负担，但是人们不自知自己是从一个最极端的独断立场来推理和批判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要通过哲学性的反思来解决。对我们来说，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将某一种在西方被认为是普遍适用的具体规范认可为普遍的价值，初步目标乃是澄清是否存在普遍正确的伦理规范探究的形式法则。一段时间以来，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的价值论述遮蔽了我们的视野，阻断了我们今天的道德语言同我们源远流长的道德论述传统之间的联系，所以当代理论的首要工作可能仅仅是一个概念澄清的工作，恢复我们传统的、正确的价值探究方式，而不是急忙确立具体的规范。

鉴于时代的精神状况，需要对当代的道德论辩形式进行深刻的反思，特别是五四以来对传统的全面批评和抛弃的立场，以恢复我们固有的、主流的道德论述传统。人们不容易陷入彻底的虚无主义，但是容易从只有部分正确的原理出发以演绎推导出一切价值来，但非常可能其所依据的原理本身并无坚实的基础，从而导致错误的实践。对价值的真正承诺意味着我们决不能抛弃传统，只有在固有价值体系内部进行内在一致性批评，才有道德进步的可能。

我们的传统尤其是儒家主流的传统，言说的一般方式没有问题，或者说道德语言的语法没有问题。同时，我也认为许许多多具体的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实际上也没有问题，这和其他文明主流的传统方式是一样的、近似的。当然，一些具体的规则，不是说现在也要完全遵行，但是批评只能采取内部批评的方式，而不是从外部根据某一种社会学的理论或外来的抽象人权原理进行逻辑推理加以否定的方式。

因此，要求恢复我们传统的主流道德哲学的言说方式，即恢复我们固有的道德哲学的论证方式，而在经验历史中通过对我们所继承的传统的内在一致性的批判来发现何为正确。

我不承认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的可能，但是如上所言的中国古典道德、政治哲学反而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政治科学的发展留下了可能。从而，我们摆脱近代以来的意识形态政治就有了可能。对当代中国人来说，要维持我们的政体并且改进我们的政体，或者说宪政转型的实际成功，依赖于我们道德传统主流言谈方式的恢复，既不能是社会学的方式，也不能是人权抽象推论的方式；而确立权利的实证性的法律的发展，也只能在具体经验性的道德传统发展和丰富的情况下才不至成为无源之水。

正统、传统一词主要是指思想观念的性质的差异、品质的差异，只是在次要的意义上同其思想产生的时代有关，因为分明在现代我们也可以坚持作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