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 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笛卡尔非常著名的命题，叫“我思故我在”，听起来很玄，但却反映最深刻的时代精神。
■外部反思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依然盛行，先前的教条大多来自于苏联，而今天的教条来自西方，而完全遗忘中国社会本身的实体性内容。
今天我演讲的主旨可概括为两句话：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哲学，西方人叫做philosophy，即爱智慧。哲学与一般所谓知识或学问不同，被叫做“智慧之学”或“思想之事”。
提起哲学，人们总觉得高深莫测，离我们很远。的确，哲学家大多擅长于沉思，甚至到极深奥怪癖的地方去沉思。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喜欢站在雪地里整夜沉思；近代的笛卡尔则喜欢呆在叫“火炉”的暖房里沉思。他们的沉思与时代有关系吗?
有关系，而且是非常深刻的关系。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笛卡尔非常著名的命题，叫“我思故我在”，听起来很玄，但却反映最深刻的时代精神。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原则是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对教会权威的认可。笛卡儿提出了全新的原则，他说一切都可以怀疑，数学可以怀疑，逻辑学也可以怀疑，上帝存在不存在也可以怀疑。但我越是怀疑，有一件事情就越是确定，即我在怀疑；我在怀疑意味着我在思想，我思想意味着我存在，因此，“我思故我在”乃是哲学上的第一原理。这一原理说出了新时代的新精神：理性的思想是第一位的，从今往后所有事物都必须在理性的思想面前证明自己的权利。
因此，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笛卡尔是真正的英雄，他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哲学有真正的时代内容，它并非少部分人吃饱了饭没事干在那里玄想出来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外部反思是思想的异化
如何积极开启我们这个时代所急需的思想?首先要了解今天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我认为，这一障碍就叫做“外部反思”。哲学上，外部反思是作为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内容本身当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通俗而言，外部反思就是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它属于主观思想。
比如中国革命中，有著名的“28个布尔什维克”。他们大多从苏联留学归来，一口流利的俄语，马恩列的经典倒背如流，斯大林的指示也烂熟于心，其中最突出的是王明。他们知道一般原则：暴力革命以及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但他们只知道把抽象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结果中心城市一次次武装起义，但一次次失败。在这里根本没有中国社会的独特内容，只有主观的外部反思。唯当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问题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时，才开辟出真正的中国道路。外部反思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依然盛行，先前的教条大多来自于苏联，而今天的教条则来自于西方，而完全遗忘中国社会本身的实体性内容。
外部反思也是一种思，但这叫思想的异化。一般原则是思想的成果，但这种成果又反过来阻碍思想。外部反思可以是有知识有学问的，但却是无头脑和无思想的。所以黑格尔把只知道外部反思的人叫做门外汉，叫做现代诡辩，只是表现出浪漫主义的虚弱本质。
批判，是开启思想的钥匙
要积极地开启思想，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掌握批判的方法，这也是近代哲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今天尤其重要。“批判”之最基本、最原初的含义是：澄清前提，划定界限。
康德是批判哲学的开创者，他写过三部最主要的著作叫做三大批判。黑格尔曾这样说过：什么叫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思想就是批判的思想，就是不接受未经审查其前提的思想，无论它看起来多么理所当然。我想这句话很好地体现了批判方法的要点，对今天中国的知识界是切中要害的。外部反思的要害在于：它是完全非批判的，它从来不去追问一件事情或一个原理的前提是什么，它的界限在哪里。黑格尔之后，批判方法被继承下来，并依然以某种方式作为哲学思想的主轴。
让我们举两个例子，以说明“批判”的意义。伦理学中有一种公平叫“形式的公平”，即无条件的公平。它可以这样来描述：要公平地分一个蛋糕，我们可以指定一个人来切蛋糕，同时指定他最后拿自己的一份，这样就能建立起一种形式的公平。现在让我们对这件事情进行批判，这种公平需要两个前提，即“利己主义个人”和“原子个人”。前者是把自己得到最多作为出发点，追求利益最大化；后者是指具有独立人格性的个人，即从血缘的、伦理的、宗法的、裙带的关系已经解体的地方产生的“个人”，但原子个人在中国未曾真正产生出来——西方的原子式个人是伴随着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教化而确立的，而不存在原子个人却是理解中国社会的真正钥匙。
让我们设想一下，在家里分蛋糕会依照什么“形式的公平”来分吗？不会的。也许胃口大的就吃多一点，胃口小的就吃少一点，甚至这种不平均却被看成是公平，而且是真正的公平。因为在家里活动的不是一般意义下的利己主义个人，尤其不是原子个人，而是为特定的血缘纽带、伦理纽带联系起来的家庭成员。由此可见，我们一开始认为所谓形式的公平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但我们通过批判的步骤却发现：实际上这种公平既需要一定的前提，又具有一定的界限。
第二个例子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假设有一个猎人和一个渔夫，猎人想吃鱼，而渔夫想吃野兔子，于是他们开始交换。经济学家发现，在一只野兔子和三条鱼之间包含着某种可以通约的东西——等量的抽象劳动。经济学家把这样的发现概括为一个规律，即等价交换。
但马克思的批判说：经济学家搞错了，那两个人不是猎人和渔夫，而是两个现代资本家。因为等价交换只是当人类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高度、发展到商品生产，才成为可能。猎人和渔夫，亦即在自然状态和原始状态中的人，他们也许相互馈赠食物，也许用丛林法则解决食物短缺问题，但绝不等价交换。因此，马克思的批判首先是澄清前提，即辨明现代经济生活的前提不是自然状态或原始状态，而是商品生产及其特定阶段的结果。
马克思的批判不仅澄清前提，而且为现代经济生活划定了历史的界限。这意味着现代经济生活是具有前提和限度的历史现象，因此正像它曾经的历史生成一样，它也将在历史中归于灭亡。把现代经济生活作为真正的历史现象来加以把握，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
由批判方法来开启我们的思想，一方面要求我们深入社会的现实，另一方面要求使我们学来的知识成为批判的目标。当前中国面临着许多非常重大的课题，这些课题的解答确实需要我们虚心而持久的对外学习，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是殚精竭虑地对外学习，但是这样一些知识的占有，在今天必须要成为批判和思考的目标，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任务。我们今天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仅仅采用外部反思，就既不能真正理解当今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无法真正筹划中国的未来。
吴晓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现任复旦大学复旦学院院长、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本文编辑整理自吴晓明2014年2月22日在上海东方讲坛上的演讲，有删节，内容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