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渊源研究的两大学术背景。一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需要。伴随着当今中国历史性实践的展开过程，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正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转折；而对于这个转折来说，黑格尔的哲学遗产是如此的重要并关乎本质，以至于唯当这份遗产能够被积极地占有之时，我们的学术才能在总体上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并从而获得决定性的推动。二是研究直接针对的是当前学界对马克思思想作“康德式解释”的思想史路径。这种是发端于第二国际理论家伯恩施坦的解释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将黑格尔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排除出去的问题。由此带来的后果是，马克思的思想就会由于缺乏黑格尔思想中“社会历史之现实”的维度，而沦为纯粹经验的知性科学，以及脱离社会现实的伦理社会主义。这些内容直接影响到对马克思思想性质的判定。
如果说，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社会科学乃是特定时代的学术-理论表现，那么，哲学社会科学所面临的重大转折真正说来无非是时代的使命——正是当今时代的历史性实践把思想的任务、学术的任务托付给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了。就学术的方面而言，这样的转折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将摆脱它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在《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一书中，我试图论证的观点是：由于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利”，所以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展开，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也从总体上进入到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中去了。这样一种学徒状态不仅是必然的和必要的，而且是成果丰硕的和意义深远的——如果没有这一学徒状态所开启的大规模地对外学习过程，当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是根本不可思议的。但是，任何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在特定阶段上能够逐渐摆脱其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而只有在学术上的容受性能够同时为自主性所贯彻时，发展成熟的学术才表现为自律的、“自我-授权的”学术。
一方面，由于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及其主导的知识样式（知性知识）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学术上的学徒状态，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从不深入于作为社会历史之现实的实体性内容之中，却只是满足于把一般原则或原理抽象地运用到——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如果说，这种思维方式或知识方式也就是通常被称为教条主义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难从中识别：局限于外在反思中的学术既是主观主义的（就其无法通达事物自身而言），又是形式主义的（就其无关乎实体性的内容而言）。正是在对“反思哲学”的持续不断的批判中，黑格尔把外在反思揭示为诡辩论的现代形式，揭示为浪漫主义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并且把仅仅知道外在反思的人称为“门外汉”。
确实，这种反思乃是现代知识一般而言所采取的方式：知性的知识局限于抽象的普遍性（知性范畴、知性规律），并将之加诸任何仅仅作为杂多的内容之上（知性反思、形式推理）。如果说，黑格尔的思辨观念论无可辩驳地论证了这种知识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性质，那么，问题正在于超越这种知识而进入到真正客观性的领域。整部《精神现象学》，特别是它的长篇序言，首先要把握的就是知性知识的有限性，就是要求明辨这种有限性并从而超越之。根据这个要求，抽象普遍性及其外在反思的运作就不再能维持其统治地位，也不再能在真正的知识中具有根本的效准了。
由黑格尔史无前例地、并且是决定性地提供出来的哲学财产究竟是什么呢？最为直白地说来，那就是社会-历史之现实的观点。如果说，通达社会-历史之现实的道路也就是辩证法，那么，这恰恰是因为：唯当知性的反思为思辨的反思（思辨的辩证法）所超越，那作为实体性内容的现实即社会-历史的现实，才第一次能够被揭示出来同我们照面。伽达默尔很正确地观察到，正是在对主观思想-外在反思的持续批判中，黑格尔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毫无疑问，在康德所论述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领域中，我们还根本看不到社会-历史之现实的观点在起作用，或者毋宁更准确地说，这种现实的观点还有待构成；同样，在费尔巴哈的宗教人本学批判和伦理学中，我们也发现不了社会-历史之现实的观点有什么意义和效准，或者说再度丧失了。黑格尔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他的伟大之处：他将作为实体性内容的社会-历史现实史无前例地引入到哲学之中，引入到真正的哲学思考之中。这宗遗产是如此的丰厚并具有决定性意义，以至于在理论上任何弃置这一遗产的做法都不能不是时代的错误，就像费尔巴哈由于无能占有这一遗产而不能不表现出“惊人的贫乏”（恩格斯语）或“思维的野蛮化”（洛维特语）一样。
然而，黑格尔的这一思想成果却像琥珀中的生灵被封闭在“思辨神学”的冷凝物中，所以海德格尔谈到了“黑格尔的立足点和原则非同寻常之丰硕及其同时彻头彻尾的枯燥乏味”。正是黑格尔的现实概念在哲学上开辟出一个无限广阔的具有实体性内容并因而生机勃勃的领域，但那个力图通达事物自身的普遍者，那个能够自相差别并具体化自身的普遍者，却在本体论上被完全神秘化了。以至于比如说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法哲学》中，虽然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社会-历史之实体性内容的繁花盛开，但正像前者最终是作为“辩神论”出现一样，后者则表明自身为“应用的逻辑学”。因此，除非思辨观念论的体系遭遇到真正的内部批判（区别于单纯的外部袭击），并在本体论上被决定性地加以纠正，否则的话，那个最初在该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社会-历史之现实的概念，就不可能得到积极的拯救。
正是马克思完成了这一拯救行动（海德格尔也在类似的意义上同黑格尔进行着持续的“争辩”）。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在黑格尔去世之后，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们面对着老师的宏伟构造却茫然失措，不知道拿它派什么用场；唯有马克思将其中所包含的伟大思想继续推向前进。很明显，唯当一种思想能够被积极地拯救之际，才谈得上将之推向前进；同样明显的是，恰恰因为社会-历史之现实的观点能够被批判地占有，所以在思辨观念论——它充当着一般意识形态的哲学后盾——彻底颠覆之时，黑格尔的“划时代的历史观”才能够成为“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但是，伴随着“绝对精神的解体过程”，同时也出现了整个知识领域的退行性复辟：抽象普遍性及其外在反思迅速收复了大片失地，而流俗的学术便得以弹冠相庆地重返空疏知性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轨道。这种情形首先是与现代性意识形态及其知识样式所占的统治地位本质相关的，正像它们长期以来并且至今仍然生存于抽象的普遍性中一样，它们也本能地抗拒对这种抽象普遍性之运作的任何伤害。黑格尔曾把抽象的理智或知性称为我们时代的“绝对势力”。确实，这种势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甚至要把试图超越它的任何进展都强制到它自身的势力范围之中；而在这种强制中，就像辩证法被歪曲成一种“形式方法”并唯独适合于外在反思的运用一样，唯物史观的原理或原则也变成了抽象的普遍性，并且可以被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在这样的情形下，难道不是知道一点“无”，却可以来谈论“一切”吗？如恩格斯所说，唯物史观有不少“朋友”，他们是拿形式化的原理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因此用这样的原理来应付任何问题，实在是比解一个一次方程更加容易的了。
并不需要太多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在这种对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曲解中，正是教条主义的无头脑掌控了整个局面；同样不需要太多的聪明就可以看出，那种局限在知性或抽象理智中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学术，事实上是以更加一般的无头脑——即非思想性——作为基本支柱的。如果说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黑格尔的哲学遗产首先是通过指证并超越知性的有限性来重新开启思想一途，那么，在这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使社会-历史的现实进入到能思的知识运作中，也就是说，使社会-历史的实体性内容积极地展开在能思的学术视域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唯当黑格尔关于社会-历史之现实的观点能够被批判地占有，唯当这种占有同时导致知性形而上学的解体，当今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思想的航船，才能够重新扬帆起航。
时下有一种颇为时髦的理论诉求，据说是要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某种康德式的解释。对马克思学说的康德式解释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将马克思和康德在哲学上直接联系起来，而这种“直接联系”又意味着在解释中排除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也就是说，排除社会-历史之现实的一度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的意义。确实，只要社会-历史之现实的本质重要性被全体消除，那么，对马克思思想的康德式解释也就顺理成章并且通行无阻了。但是这样一来，马克思的思想将成为怎样的呢？正像它的一部分将沦为单纯的知性知识一样，它的另一部分就变成了单纯的“应当”，即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于是就成为所谓的“伦理社会主义”）。仅此一端即已表明，对马克思思想的这种解释从一开始就已经误入歧途了；而这种误入歧途的解释之所以不绝如缕，是因为它总已先行地屈从于并且听命于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了。现代性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正确直觉是：对马克思学说的康德式解释将使这种学说成为完全无害的。如果说，这种意识形态从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之现实的观点中看到了自己的死敌，那么，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渊源就是高度危险的；而消除这种危险的最为冠冕堂皇的方式，莫过于使马克思哲学直接与康德相衔接（也就是说，成为“康德式的”）。
伴随着时代的转折，当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将面临着它的改弦更张，如果说这一改弦更张意味着我们的学术将摆脱它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那么，马克思思想中黑格尔哲学遗产的意义也就变得昭彰显著了。因为只有当我们的学术能够深入到社会-历史的现实之中时，它才能摆脱抽象的普遍性及其外在反思的运作；只有当抽象普遍性及其外在反思在思想理论的发展进程中被有效地克服，我们的学术才能够真正立足于自身，并在获得其自我主张的同时，开启出它的成熟阶段。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一个必须经历艰苦锻炼的过程。只有当这一过程曲折地汇聚起各种必备因素并从而做好充分准备之际，决定性的转折方才“到时”。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