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就看到旷新年先生批阎连科的文章。看江苏文艺出版社微博载，旷新年批阎连科“写作的基本特点是任性、偏执、狭隘、粗鄙、污秽、暴戾、放纵、夸张、空洞、混乱。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对权力的极度迷信和对知识的极端蔑视。”我奇怪，所列这些，放文学上是缺点吗？看旷文，貌似头头是道，就连我，稍不留神也会点头。但冷静想，其基本立论点并没有在文学上。我甚至怀疑旷新年是否懂文学？别跟我说他懂语法。
这种情形常会发生，比如李建军批莫言，指莫言的作品“缺乏伟大的伦理精神，缺乏足以照亮人心的思想光芒”。作为文学评论家的李建军，对文学的理解力竟然如此鄙漏。我自己也曾遭遇类似的事，多年前读到王兆胜批我《抓痒》的长文《文学创作的深度异化》。题目就出了问题，无“异化”还是文学吗？我承认其写得十分认真，说的也都对，但对文学无效。我并非不能接受批评，但当我们谈文学时，谈的必须是文学。要揽评文学批评这个“瓷器活”，就得有文学的“金刚钻”。
更早以前，还发生了一件著名事件：傅国涌、丁冬等公共知识分子以胡发云小说《如焉》为“抓手”，抨击中国当代文学“缺乏道义”。批者几乎都是我尊敬的人，当我在文学之外，我会引之为同道；《如焉》的遭遇我也感同身受，深以为冤；中国当代文学更是确实有问题，大有问题。但此“道”非彼“道”，此“冤”非彼“冤”，此问题非彼问题。这类似于前阵“民科”发现“引力波”事件，有句话说，“民科”的对立面并非“官科”，而是“科学”，那么同样，文学门外汉也可以称之为“民文”，“民文”的对立面不是“官文”，而是“文学”。当公共知识分子以正义的姿态介入专业领域时，还是要谨慎一点，尤其是文学这个特殊领域，千万慎给文学指点江山。
文学特殊在哪里？有人说文学是艺术。这么说的人，很多脑子里想的是技术。曾经，中国文学成了政治学的附庸，或者跟社会学、科学夹杂不清，于是上世纪80年代起文学技术性被重申。作为对非文学的抵抗，这无疑必要，但文学归根结底并非技术。我也曾深恶痛绝于文本粗糙的“写什么”时代，也接受了索性操作“怎么写”的技术洗礼，但很快就发现技术主义也不是文学，于是我跟“才子作家”分道扬镳了。我写作，是我的生活出了问题。有人也许会说这是又回到了文学来源于生活的老路，但文学与现实生活确实有着不可摆脱的关系。但庄稼长于土地，庄稼并不是土地，庄稼有自己安身立命的逻辑。文学写作，一定的技术基础固然必不可少，但技术必须内化为感受力；这还不够，还必须内化为思维方式。如果不能，那么一切的技术都只是花拳绣腿。
思维的要义是洞察力，所以我认为，文学重要的不是“写什么”，也不是“怎么写”，而是“怎么看”。海因里希·伯尔有句话：“敏锐的眼睛就是作家的手艺工具，他要敏锐得足以能看到自己以及还没有进入视野的东西。”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生活比文学更生动，非虚构比虚构精彩，有新闻报道，还需要小说吗？当人们这么说时，心中也许在怀念着当年文学干预生活，但那恰恰是对文学的遮蔽；还有一种更久远的传统：文学贴近生活，但那只能使文学陷入低端的通俗文学。如果文学以此价值为价值，那还真应该被新闻报道乃至故事所取代。
新闻报道的锐眼与文学的锐眼是不一样的，文学的锐眼是深入到精神领域。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介入现实生活，但他没有亦步亦趋纠缠于外部世界，他甚至没有描摩外部世界的耐心，急切甚至生硬地突进精神领域，挖出我们无法正视或者不愿正视的精神世界。这是精神现实，这使得他的作品有了精神性。
我曾说中国文学缺乏“精神性”，也许旷先生们也会同意，“精神性”是他们的批判利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多人读到了批判，读到了苦难，乃至“人道主义”，读到了精神高蹈，但且慢，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列夫·托尔斯泰。用舍斯托夫的话说：“托尔斯泰伯爵那里还有回归人群的纯粹外表的可能性，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性。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已经‘反正都一样’（《荒唐人的梦》），他知道逃避不了命运。托尔斯泰伯爵还有希望，而且至死都在同无望这个可怕的幽灵作斗争，这幽灵从未让他长久地安宁过”。
舍斯托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密码有着深入的洞察，他在《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分析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曾那么信仰别林斯基（另外还有法国人本主义），别林斯基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崇尚理性，主张社会改造，相信能够现状能够改变。但是，“当五十年代人们最珍贵的愿望开始实现的时候……一系列预定的和正在执行的改革，预示着将在生活中实现别林斯基为之献身的梦想”，“文学界举行过盛大的庆祝活动”，陀氏却发现“理想主义远远不是那么理想的，不可能期待着得到预言家们所说的那种胜利。归根结底，它还是靠最实际的希望生存，而它的先验和物自体只是自己用来防备现实生活中更疑难问题的一些高墙。”他发现了“改革”的内在欺骗性，他与别林斯基决裂了。
别林斯基是文学批评家，但就心理气质而言，更像传教士。他传理性之教、启蒙之教。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失效了。有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转信上帝了。说到信仰，很多人会认为缺乏信仰是中国文学的主要问题，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真的信上帝吗？信仰上帝就不必写作了，他已经有了救赎途径，但他仍在写作，他用写作自我救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描绘他写《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时的情形，“痛哭流涕”。作家唯一能够触及的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一如双脚再次踏上了坚实的土地，但这土地会因为神启的消失而再次消失，那么所谓的希望，勿宁是虚无。就连神，恰恰都必须对抗虚无。这是何等的光明，其实是何等的黑暗！这就是文学的精神性，文学精神性是黑暗的。
黑暗性决定文学的精神品质。我这么说，估计许多人会反对，以为太负面。我们常有个深刻的误解：文学必须具有“正价值”。孔夫子整理《诗经》的几千年来，中国文学一直有着“正”的主线，凡符合之，则被推崇，凡疏离乃至背离之，则遭贬抑。这条主线后来演变成了称霸文坛的现实主义。对比日本，几乎同时引进西语为realism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却一直只是默默流淌的支流。现实主义何以在中国甚受青睐？因为其符合了“文以载道”的主流思想。中国的现实主义引进者们虽然反对“文以载道”，但反对的是传统的“道”，而非“载道”功能本身。“载道”的重实用功利遇到了现实主义，加上哲学反映论，使得写实成了写“正”，所谓真实反映生活，不过是以“正”偷换“真”。这使得我们的文学陷入了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的泥淖。
即便同一个写作者，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品质也是不一样的。作为小说家散文家的鲁迅与作为杂文家的鲁迅不一样，我们在《呐喊》、《彷徨》和《野草》里看不到杂文里的思想清晰、姿态正确，我们看到的是苦闷的、彷徨的、沉郁的、思想暧昧的鲁迅。王小波也是如此。当人们谈论王小波的小说时，往往以他的杂文思想谈他的小说。老实说，作为小说家的王小波是杰出的，但他杂文其实很一般，只是絮叨着一般性的道理。当然，在我们这个世界，一般性的道理还必须一再重申，无疑是极其悲哀的。但这不是文学的悲哀，甚至，纠缠乃至夹杂不清反而成就了文学。文学作家固然期待表达思想，但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真正的小说式的思想永远是非体系的、无纪律约束的……它在包围着我们的一切思想体系中攻打缺口”。文学写作，固然被思维所推进，但更是被反思维所哗变。所谓写作难度，某种程度上就是思维挺进的难度，好作品就是这样思维进退维谷的产物。也许到写作最终都没有出路，只留下思维的锉痕。
本文开头说到的那些先生是否知道？高扬理想主义是容易的，说道真理也不难，而操纵文学难！其实我自己也一直被这问题所困扰，当初拿起笔来写作，我也跟许多写作者一样，觉得是为真理呐喊，一个写作者是负有使命的。到现在逃脱不出来了，才发现，所谓“使命”不过是冥冥之中让你陷进去的那个“命”，那个陷阱。写作者归根结底是弱者，那么所谓写作只是寄托，所谓抗争只是挣扎，所谓勇气只是以头捣地，所谓正直不过是坏脾气，所谓希望，不过是虚妄。我曾经说作家只是疯狗，这“疯狗”是中性词，舍斯托夫让我坚定了这个看法。
最黑暗的作家大概就是法国的萨德了。自荷马以来，叙事传统是断死续生，小说产生于以讲故事的方式对抗生命的衰败与死亡。法国作家萨德不同，同样是讲故事，他的《索多玛的120天》不像《十日谈》《一千零一夜》，催动他书写的意志是死亡本能。许多人读萨德，认为他写的固然不是爱，却是欲。这是一种误解。欲属于生之领域，而萨德是死的呼唤者，这也让他区别于欲望写作，欲望写作是奔着快乐而去的，但萨德所书写的欲望却毫无快乐可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普遍认为是离上帝最近的作家，我觉得，萨德离上帝更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假信上帝，而萨德压根儿不当上帝的选民，但他从暗道通往上帝。他把硕大的黑暗砸向这个世界，猛然溅出光来，令凡俗的眼睛短暂失明。这就是文学之光，黑暗底下的光，这光来源于病症。
黑夜写完上面文字，心满意足睡去。早晨醒来，犹疑了。上次深夜改毕《我的黑暗写作》一文，翌日醒来，巴黎发生了“黑色星期五”。这个病入膏肓的世界今天还会发生什么？走出文学，在白日光之下，我瞧见自己远不是齐泽克所说的“超越了普通生理躯体的崇高躯体”。我还有亲人，我可以为文学献祭，我的亲人不能无辜跟我当文学祭品。那么，我应该好歹肯定理性主义的努力，追随别林斯基及托尔斯泰，还是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甚或萨德为同道，甚至是恐怖主义者？文学与恶魔仅一步之遥。
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也遭遇如此困境，舍斯托夫分析道：“假如需要的话，他准备毁灭世界，让人类遭受永恒的苦难，只要能够达到其理念的胜利，只要能够解除其理念不适合现实的怀疑。最糟糕的是，他本人在内心深处也显然害怕，真理不在他那一边，而他的敌人虽然比他肤浅，却更接近真理（真实）。……建议设立一个委员会，保护俄罗斯人民免于幸福吗？……这样，人们会向你扔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