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二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出生在美国加州长堤市(Long Beach)。祖父早年移民美国。父亲出生在纽约州，母亲来自南达科他州。父母两人在加州相识后结婚。葛浩文有一弟弟。

一九六一年，二十三岁。葛浩文以文学学士学位从长堤州立大学(Long Beach State College)毕业，此校一九六四年更名为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长堤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Long Beach)，为西部综合性大学。后来葛浩文回忆说，他在大学是垫底的学生，几乎被轰出校门，幸亏学校生源不足。一日，见教师在黑板上写下汉字，葛浩文说：“谁学这东西?我连英语还没读好呢!”四年的大学读了五年半才出徒，结果还是身无所长。①

是年，葛浩文入读海军军官学校，后被派到台湾当通讯官。他当时还不知台湾地处何方，与台北又是什么关系。原来说好要派他到台北，怎么后来又改成台湾了!“其时我无知至极。”②在“台湾服役，清闲得很”。后来葛浩文调到日本横须贺，上了一艘驱逐舰，将要被派往越南，这时他申请返回台湾。回台湾之后，他开始向一个东北人学习汉语，“葛浩文”就是这位“先生”为他起的中文名。当时学说汉语还不时髦。一般外国人说汉语，南腔北调者不在少数，就连传教士的子女也是如此。葛浩文学说汉语，先从四声开始，教材是《三字经》、《礼记》。③他在台北等到退伍，但并未马上回国，而是选择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为进修之所。普通话水平大有长进，在一次国际讲演大赛中取得第二名的成绩。得知父亲病重，才于一九六八年匆匆回国。④父亲逝世后，待在家里陪伴母亲，同时考虑自己的将来。偶然与教大学的人聊天，人家建议他上研究所，读中国文学。之后给美国所有开设中国文学博硕班的大学投寄申请书，不知寄了多少，无不将其拒之门外，唯有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将其录取。

一九七〇年，三十二岁。师从许芥昱教授学唐诗三百，方法是背诵。葛浩文对李白的《送友人》格外喜欢。⑤获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中文)文学硕士学位。

一九七一年，三十三岁。葛浩文开始接触萧红的作品。入读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师从柳无忌等名家，钻研中国古典小说、元杂剧及鲁迅和左翼作家的作品。他在《萧红评传·序》(一九七九)中写道：“柳无忌先生开设传记文学讨论课，我的题目是《萧红传略》。”后来之所以选中萧红为研究方向，“因为当时我已经决意以萧红为翌年博士论文的题目”。撰写论文期间，“我两度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日本，见到许多萧红的朋友和崇拜她的读者；讨论她的生平与创作，并且继续读她的作品；同时写文章作深入研究；更翻译了她的小说”。⑥

一九七三年，三十五岁。发表《〈西游记〉戏：以批评的目光审视其发现、作者身份及内容》(The Hsi-yu chi Play：A Critical Look at Its Discovery，Authorship，and Content)(《亚太季刊》ASPAC Quarterly五卷一期)。

一九七四年，三十六岁。英文题为A Literary Biography of Hsiao Hung(一九一一-一九四二)的博士论文获得通过，是为后来的《萧红评传》，同时获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学位(东亚语言)，其后入旧金山州立大学任助理教授。六月一日，在京都“第十九届东方学者国际大会”上发表讲演，题为“萧红在现代中国小说中的地位”(Hsiao Hung's Position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所译朱自清的《给亡妇》(To My Departed Wife)和《朱自清散文选》，分别在《笔会季刊》(The Chinese PEN)夏季号和《亚太季刊》五卷四期上发表，同年在《笔会季刊》上发表的译文还有，思果的《障碍》(Barriers)、黄思骋的《毕业宴》(Graduation Banquet) 及陈欢的《陌生人》(The Stranger)等。

一九七五年，三十七岁。葛浩文着手英译萧红的《呼兰河传》。四月一日，在圣何塞加州中文教师协会发表讲演，题为“萧红的小说”(The Fictional Works of Hsiao Hung)。十月，在同一协会发表讲演，题为“文学翻译：能教吗?”(Literary Translation：Can It Be Taught?)发表《谈萧红与鲁迅》(《抖擞》第九期)和《萧军自传及其他》(《中华月报》七月二十三日)。英译萧军的《羊》[Goats，《译丛》一九七五年第四期，一九八〇年收入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合编的《现代中国中短篇小说选：一九一九-一九四九》，一同收入的还有萧红的《手》、《北中国》(Northern China)]，另英译廖清秀的《阿Q与土地爷》、黄春明的《莎哟哪啦·再见》等作品发表在《笔会季刊》春季和秋季号上。

一九七六年，三十八岁。英文版《萧红》(出版社G.K.Hall & Co.，英译名Hsiao Hung)面世。四月，台北召开“第四届亚洲作家大会”，发表讲演，题为“文学与翻译家”(Literature and Translator)。六月十二日，在加州发表题为“庐隐：重要作家，无聊文人，或两者皆非?”(Lu Yin：Important Writer，Hack，or None of the Above?)的讲演。发表《一本失落的书》(《明报》四月二十九日)、《文学与翻译家》(《中央日报》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革命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原始资料的选择》[Th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China：A Selection of Source Materials，《现代中国文学通讯》(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sletter)春季号二卷一期]。撰文评论孔尚任《桃花扇》(《今日世界文学》第十期)。翻译谢霜天的《儿女有别》、黄春明的《苹果的滋味》，发表在《笔会季刊》春季和秋季号上。英译萧红《牛车上》(《亚太季刊》七卷二期)。

一九七七年，三十九岁。发表《萧红作品数目及有关萧红的参考书目》(《号外城市》第十期)、《萧红及萧红研究资料》(《明报月刊》十二月七日)及《关于左联的名单》(《新观察》第三期)。发表评论《老舍与中国革命》、老舍的《猫城记》(《中文教师协会会刊》十二卷二期)、刘绍铭的《台湾的中国小说》(《今日世界文学》冬季号)及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今日世界文学》秋季号)。

一九七八年，四十岁。葛浩文与殷张兰熙(Nancy Ing)合译陈若曦的小说集《尹县长》出版(出版社Indiana University Press，英译名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据应凤凰说：“这本书可能是第一本在美国文化圈备受瞩目、出自台湾小说家的作品。当时一些大有影响力的刊物如《纽约时报》、《时代杂志》都刊列书评，不管评好评坏，总是书评如潮。”这部译著“大大引起美国人的好奇兴趣”，其他原因不论，“葛浩文及时的精彩翻译也功不可没”。⑦陈若曦确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高中后就读台大外文系，与下文将要提到的白先勇创办《现代文学》。据说陈若曦因丈夫向往共产主义理想而毅然回国，之后夫妇在中国大陆任教，“文革”后期去香港，后移民加拿大，现居台北，因为亲身经历“文革”，所以才写出了《尹县长》。这部小说集大概是“文革”后第一部描写中国“文革”的作品，所以才引起了国外读者的关注。葛浩文在译序中说，作者改动了原文的个别地方，目的是提高可读性，适合外国读者。又经作者同意，删掉了个别语焉不详的字句，所以原文与译文个别地方有所出入。其中还提到“县长”一词的译法：“在技巧层面，县长指‘country magistrate’，但此一称谓(county magistrate)在西方国家毫无意义，中国也不再使用，所以用‘mayor’取而代之。”⑧二十几年后葛浩文翻译莫言的《丰乳肥臀》，其中民国时期的“牛县长”又译成County Magistrate Niu，盖因此县长非彼县长，时代不同，所指不同，英文的称谓也不相同。序文中关于汉译英技术层面的讨论，仅此一例，但也足以说明译者严谨的态度和选词的分寸，此后译者将这种态度一以贯之，译风足资借鉴。序文之后，利斯(Simon Leys)以引言的形式为小说集撰写长文，其中提到台湾的新闻审查官先要禁书，后又放行，希望利用小说达到“反共宣传”的目的，所以一些地方按照他们的旨意做了一定的修改。⑨这大概就是译文与原文稍有出入的原因。

六月，在加州发表讲演，题为“中国文革后的异议文学：导言”(Post-Cultural Revolutionary Dissent Literature in China：An Introduction)。发表《好一个就事论事》(《明报月刊》第一百五十五期)。评古德曼(Merle Goldman)编辑的《五四时代的中国文学》(《今日世界文学》一九七八年夏季号)和荣之颖的《元稹》(《今日世界文学》一九七八年夏季号)。翻译康安的《洞》、潘垒的《老薑》，译文发表在《笔会季刊》秋季和冬季号上。

一九七九年，四十一岁。《萧红评传》经香港文艺书屋译成中文出版。葛浩文在译序中写道：“我不敢说是我‘发现了’萧红的天分与重要性——那是鲁迅和其他人的功劳，不过，如果这本书能够进一步激起大家对她的生平、文学创作和她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所扮演角色的兴趣，我的一切努力就都有了价值。”⑩

同年，葛浩文英译萧红《生死场》[与杨爱伦(Ellen Yeung)合译]和《呼兰河传》出版(出版社Indiana University Press，英译名分别是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和The Tales of Hulan River)。在序文中，译者提到翻译《呼兰河传》遇到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充分再现原著独特的风格：萧红文字简明而又准确，亲切而又适度；一是如何应对原著偶尔出现的表述不清的文字或方言。此外就是汉语的时态问题，何时用现在时态，何时用过去时态，汉英各不相同，时态上并不明确，给译者造成一定的麻烦。译者还说，《呼兰河传》各章标题为译者所为，因译著长度的关系，原著的后两章在译文中没有收入。《生死场》的翻译也不容易。如何再现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和断章式的节奏，令译者颇费周折。因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译著重新安排了一些段落，对话前的不少说明性文字也有所删减，其他方面与原著一一对等，并无改动。而且译文出版前又请他人审读，提出改进意见。可见译者态度之严谨。(11)译序之后是葛浩文撰写的长文，详述萧红写作《生死场》与《呼兰河传》的过程及萧红的生平，其中引用萧红自作的小传，提及她与萧军、鲁迅和端木蕻良的关系，研究之深入，为国内一般学者所不及。仅此一文，葛浩文就称得上用英语研究萧红的一流专家。(12)

据葛浩文说，他研究萧红纯属偶然，“我上大学时读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觉得挺好，就想去图书馆找他的其他作品，结果一本也没有。但在隔壁书架上有一本也是姓萧的作家写的《呼兰河传》，我就带回家看，那两天看得爱不释手。慢慢地，我又开始看萧红其他的作品，《生死场》、《商市街》等”。他对萧红作品的评价是：“萧红的文字简单朴素，不华丽，但她却是一个好‘画家’，读她的作品闭着眼睛能看到那个地方，她是用文字绘画的好作家。”(13)

同年，在旧金山州立大学晋为副教授。以“当代中国文学与新《文艺报》”(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Wenyi Bao)为题，撰文讨论十年“文革”后《文艺报》复刊对中国文学的意义，文章介绍一九七八年七月《文艺报》的复刊，称其为当代中国文学新生的信号，令人充满希望，之后回顾《文艺报》的历史与作用，接下来逐一分析一、二、三期刊发的文章，其中提到茅盾、巴金、周扬、老舍、周而复、吴组缃、郭沫若、刘白羽、叶圣陶、李希凡、梁斌、刘心武、李健吾等作家的名字和作品。文章最后总结道：“综上所述及来自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可以发现，期待已久的文学解冻已经在中国发生。《文艺报》以刊发文学动态与批评著称，上面的文章将继续反映当下的文艺政策，所以《文艺报》的走向，值得密切关注。”(14)

二月，在得克萨斯大学“台湾小说研讨会”上发表讲演，题为“黄春明的乡村故事”(The Rural Stories of Huang Chun-ming)。三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表讲演，题为“台湾乡土性文学反思”(Reflections on Taiwan Regional Literature)。四月，在亚洲协会年度会议讲演，题为“长城之外的乡土文学”(Regional Literature beyond the Great Wall)。在台北中国文化复兴会讲演，题为“西方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West)。

同年，发表《中共的地下文学》(《联合报》七月二十五日)、《中国现代文学的方向》(《联合报》八月五日)、《关外的乡土文学》(《中国时报》九月四日；《时报周刊》第九十四期)、《罗体模〈旋风〉吹坏了姜贵》(《中国时报》九月二十六日)及《我所爱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时报》十二月十七日)。另撰文评论巴金的《寒夜》(《今日世界文学》夏季号)和白保罗的《东越》(《今日世界文学》秋季号)。所译萧红诗歌在《现代中国文学通讯》第五卷一至二期发表。

一九八〇年，四十二岁。《萧红评传》经《中国时报》在台湾再版。是年，葛浩文初访大陆，经萧乾引荐，在京与舒群、罗烽、白朗、冯牧等作家相见，其中不乏萧红昔日故旧。后赴哈尔滨，走访萧红就读的第一女子中学和道里商市街等与萧红有关的地方，又到呼兰县寻访萧红故居。此次东北之行，葛浩文足迹所至，遍及小兴安岭、黑河、加格达奇等地。据作家肖凤回忆：“那是一九八〇年的夏天，在香港出版了《萧红评传》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教授第一次访问北京，我奉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外委会主任毕朔望先生之命，陪同葛浩文先生去拜访萧军先生、端木蕻良先生、舒群先生、骆宾基先生等。葛氏把他的新作《萧红评传》一书送给诸位东北老作家和笔者一人一本，并向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他是第一次到中国大陆，也是第一次与他写到的这些东北老作家见面，‘新奇感’很强。他们对答时我一直在场，前后共接触了九天。”(15)后来葛浩文在文章里写到与端木蕻良见面前的惴惴不安：“一九八〇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当时我除了兴奋之外还有些紧张，因为要拜会这么一位在萧红最后的日子里和她共同生活了四年的端木蕻良，是我向往已久的，而且是研究萧红必不可少的。尽管外界对端木蕻良的评价褒贬不一，这似乎更增加了他的神秘色彩。而我紧张的则是：我所要拜会的端木蕻良，正是我在我的《萧红评传》里直截了当地批评过的人物。我相信端木蕻良一定看到了我的批评，而我不知道他会怎样对待一个批评过他的人。想到这儿，我更加有些惴惴不安了。”(16)

是年，台湾作家黄春明的《溺死一只老猫》经葛浩文英译出版(出版社Indiana University Press，英译名The Drowning of an Old Cat)，其中收入《鱼》、《溺死一只老猫》、《儿子的大玩偶》、《锣》、《癣》、《苹果的滋味》、《两个油漆匠》、《莎哟哪啦·再见》等小说。葛浩文在译序中不无遗憾地指出，黄春明使用方言，信手拈来，译文未必能很好地再现，不过，其幽默的风格并没有打折扣。(17)他还在前言中对小说进行透彻的分析，称赞黄春明成功地塑造出一批在台湾底层挣扎的小人物，指出虽然作家写作的背景逐渐从乡村变成城镇，乃至台北，人物取材也发生了变化，但这部小说集里的人物依然来自台湾乡村，他们面对周围的变化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工业化正以迅疾的方式改变着他们的人生。译者指出，虽然小说在技巧上并不见得有多么高明，但故事的可读性和幽默感，乃至“人物复杂的情感和对外部的反应，以真实的、动人的方式，通过活泼的对话和并不复杂的叙述，弥补了技巧的不足”。(18)关于葛浩文的译文，应凤凰是这样评价的：“葛浩文不但一一克服翻译上的难关，设法让西方人理解台湾独特的环境与风格，还要透过情节与人物的细微处，传达乡村小百姓在进入工业社会的辛酸无奈，以及从社会最底层努力往上爬的艰苦。”(19)

同年，致信《新文学史料》，就《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一)、(二)辑里出现的错误提出补正。(20)八月，在哈尔滨发表文章，题为“萧红在西方世界”。十一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讲演，题为“中国文学的未来”(The Future of Chinese Literature)。与李欧梵合撰《异声》(The Dissenting Voice)，后收入许芥昱编《来自中国的文学》(Literature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黄春明的乡村故事》收入《来自台湾的中文小说：批评角度》(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Critical Perspective，Indiana University Press)。其他文章还有《中国文学一周评》(Chinese Literature at a Weekly Glance，《现代中国文学通讯》春季号)和《走出文革：杨绛的〈干校六记〉》(Beyo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Yang Jiang's Six Chapters from My Life “Downunder”，《现代中国文学通讯》六卷二期)。发表《二萧散记》(《中国时报》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三日、《明报月刊》第一百六十九期)、《萧萧双苦竹，生死两茫茫》(《中国时报》一月三十一日)、《〈萧红与美国作家〉补遗》(《华侨日报》二月十一日，此文一九八一年收入哈尔滨出版社《怀念萧红》文集)、《〈跋涉〉失而复得小记》(《明报月刊》第一百七十六期)、《从中国大陆文坛的“萧红热”谈起》(《明报月刊》第八期)、《访萧红故里墓地始末》(《联合报》十一月十八日、《华侨日报》十一月二十四日、曼谷《中华日报》十一月二十九日、哈尔滨《创作通讯》一九八一年第三期)及《说些老实话：〈六十八年短篇小说选〉》(《台湾时报》八月十五日)。发表评论曹雪芹的《红楼梦》(《今日世界文学》一九八〇年春季号、一九八二年春季号、一九八三年夏季号)、高明的(《琵琶诗》，《今日世界文学》秋季号)、特里尔的《毛泽东传》(《看世界》二十三卷十一期)、罗体模(Timothy Ross)译姜贵的《旋风》(CLEAR第三辑一九八〇年春)及刘心武等的《伤者：文革故事新编》(CLEAR二辑二期一九八〇年六月)。翻译李昂的《花季》(Flower Season，《笔会季刊》夏季号)和萧军的《献工大竞赛》[The Great Work Contest，收入许芥昱编《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一同收入的还有何求的《新局长到来之前》(Before the New Director Came)]。同年，英译陈若曦的《再聚南京》(Reunion in Nanking)收入乔志高的《老舍与陈若曦：文革二作家》。

一九八一年，四十三岁。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中文副教授(至一九八二年)。六月，葛浩文从哈尔滨到京拜访端木蕻良。葛浩文主要谈及哈尔滨方面了解到有关萧红研究、纪念等方面的情况。端木与他交流了自己多年的想法，如在哈尔滨设萧红纪念馆，在萧红当年读书的中学(现为萧红中学)设立萧红纪念堂等。其时哈尔滨方面提出从广州迁出萧红墓，端木以为，将墓迁回萧红故乡或按萧红生前意愿迁到鲁迅先生墓旁，都是合适的，这些建议得到葛浩文的支持。(21)

是年，葛浩文再次访华，携好酒及他翻译的《呼兰河传》进京拜访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特别是要讨论张洁的小说《沉重的翅膀》，这部小说戴乃迭原先已经翻译过。后来美国一出版社请葛浩文翻译，要另外再出一个译本，等于是跟她的那一本翻译竞争，所以葛浩文特地进京跟她解释，戴乃迭大度地说没有问题。她说自己的英文属于“一九五○年代那种老派英文，相信经葛浩文来译，能让文字更有当代感，更好地让外国了解中国”。(22)

三月，在多伦多发表题为“台湾文学在大陆”(Taiwan Literature in the PRC)的讲演。八月，纪念鲁迅诞辰百年大会在加州召开，发表题为“文学资助模式”(Patterns of Literary Sponsorship)的讲演，一九八六年收入李欧梵编《鲁迅的遗产》(The Legacy of Lu Xun)。

以“鲜花再度绽放：中国文学重生”(Fresh Flowers Abloom Again：Chinese Literature on the Rebound)为题，发文介绍一九七九年十月至十一月在京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文章说，中国文艺工作者迎来了他们的春天，如稿费和版税的变化，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复刊，如《文艺报》、《新文学史料》、《新观察》、《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散文》、《人民文学》、《诗刊》等，共有一百零八种之多，有的刊物发行百万。作者还指出，刊物价格偏高，印刷质量偏低，但对中国文学的未来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23)

同年，《漫谈中国新文学》(Essay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文集经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编辑并撰文的《一九八〇年代的中国文学：第四届文代会》(Chinese Literature for the1980s：The Fourth Congress of Writers and Artists)在纽约经M.E.Sharpe出版公司出版。发表《〈诗经〉的声音词：分析其在汉语及英译中的出现与功能》(Sound Words in the Book of Odes：Analysis of Occurrence and Function in the Chinese and in English Translation，《中国研究》冬季号)。《现代中国小说：一九一七-一九四九》(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7-1949)被收入G.K.Hall出版公司的《现代中国小说》(Modern Chinese Fiction)。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撰写“艾青”、“中国文学”、“何其芳”条目。发表文章如下：《评价〈梦回呼兰河〉》(《台湾日报》五月九日)、《酡颜三郎文武考》(《中报月刊》第十九期)、《司马桑敦二三事》(《中国时报》七月三十日、《明报》八月一日)、《中国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概况》(《明报月刊》第一八八期)、《鲁迅和他的后代》(《明报月刊》第一九〇期)、《由传记小说家到传记小说主》(《台湾日报》十月四日)及《开放三十年代文学必要吗?》[《八十年代》(台湾)三卷一期]。其他评论文章还有，评郑树森、周英雄、袁鹤翔合编《中西比较文学论集》、聂华苓编《百花文学》、西曼诺夫(西门农)的《鲁迅及他的前驱》，文章分别发表在《今日世界文学》一九八一年春、夏、冬三辑上。

四月，在《旧金山书评》(六卷五期)发表评论《在台风眼里》。五月，评《不受欢迎的缪斯：上海和北京的中国文学，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亚洲研究》四十卷三期)。十一月，发表评陈赐恩的《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教育：学术与革命模式》和罗伯特·泰勒的《中国的知识难题：政治与大学招生》(《看世界》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翻译黄春明《阿屘与警察》(Ah-ban and the Cop)和朱立立的《南瓜》(The Pumpkin)，分别发表在《笔会季刊》夏季号和冬季号上。所译萧红《回忆鲁迅先生》(A Remembrance of Lu Xun)和杨绛《干校六记》，部分译文发表在《译丛》十五卷和十六卷上。所译方之的《内奸》(A Traitor in the Ranks)收入《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中国获奖短篇小说集》(外文社熊猫丛书)。

一九八二年，四十四岁。葛浩文英译《萧红短篇小说选集》出版(外文出版社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英译名Selected Stories of Xiao Hong)，其中收入《王阿嫂的死》、《桥》、《手》、《牛车上》、《家族以外的人》、《逃难》、《朦胧的期待》、《北中国》、《小城三月》等小说。译者在前言中指出，从题材来看，萧红一般写的是底层妇女的不幸，她的故事几乎总是悲剧，很少写出能发生变化的希望。萧红对男权“封建”社会种种恶行的揭露，有着革命性的意义。“萧红不仅是一流的小说家和艺术家，因为她能用文字画出生动的风景，她还是文学天才”，时逢战乱，又英年早逝，萧红文学天才没能充分见诸文字。(24)

是年，葛浩文以“关于《萧红评传》”为题，致信《东北现代文学史资料》，就萧红相关的问题，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提出补正。(25)

二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讲演，题为“老前辈回顾过去：文革追忆”(The Old Guard Remembers：Reminiscenc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五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表同题讲演。夏，在柏林发表讲演，题为“谁是郎华，在此何为?”(Who Is Lang Hua and What Is He Doing Here?)发表《台湾乡土作家黄春明》(《海峡》第一期、《台湾日报》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一日至四月十四日)高度评价台湾小说家黄春明，说他“写的是台湾那里的家园，那里的风俗习惯，那里的不平，那里的美和那里的人——主要是写人，这方面他是无与伦比的……我认为即使他今天就停止写作，他已经用他的台湾乡土小说为现代中国的文学和社会史，留下了具体的贡献了! ”(26)评高信生的《李汝珍》(《今日世界文学》春季号)、古德曼(Merle Goldman)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及史景迁的《天安门》(《看世界》一九八二年八月)。

同年，为《中国时报》开设专栏，评论东欧作家，如米兰·昆德拉等，历时三月有余。翻译东方白的《奴》(Slave)，发表在《笔会季刊》冬季号上。所译萧红《朦胧的期待》(Vague Expectations)收入六月英文版《中国文学》。

一九八三年，四十五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客座中文副教授。三月，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讲演，题为“中国文学的现当代”(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eriods in Chinese Literature)。四月，应美中人民友协之请在旧金山发表题为“当代中国文学”(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的讲演。合编并撰稿的纪念文集《永不消失的余韵：许芥昱印象记》经香港广角镜出版。发表《萧红绝笔?》(《七十年代》第一期)、《黑暗之舞》(《世界日报》五月十六日)、《黑莲花的故事》(《中国时报》六月七日)、《文坛交游录末一章》(《联合报》七月三日)及《舍三个中两个》(《中国时报》九月十一日)等文章。评论胡志德(Theodore Huters)的《钱锺书》，梅仪慈的《丁玲的小说：现代中国文学的意识形态与叙述》、《毛泽东的收获》及《二十世纪的中国戏剧》，文章分别发表在CHOICE杂志的一月号、三月号、十一月号和十二月号上。评白先勇的《游园惊梦》与《台北人》(《今日世界文学》冬季号)、姚明乐的《林彪的阴谋与覆灭》和梁衡与沙博理(Judith Shapiro)的《革命的儿子》(《看世界》九月)。与刘绍铭合译袁琼琼的《无法形容》(Beyond Words)发表在《笔会季刊》的夏季号上。英译黄春明《我爱玛丽》(I Love Mary)收入刘绍铭的《薪火相传：一九二六年以来的台湾小说选》。

一九八四年，四十六岁。一月，在华盛顿大学发表讲演，题为“女性自传”(Women's Auto-biography)。创办杂志《现代中国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出版十卷停刊，后由他人接手更名为《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27)任旧金山州立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中心主任(至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在爱尔伯塔大学讲演，题为“一个译者的告白”(Confessions of a Translator)。发表《正义和公道的寻求》(《中国时报》四月五日)。

同年，葛浩文英译杨绛《干校六记》出版(出版社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英文译名Six Chapters from My Life “Downunder”)。史景迁为之作序，说杨绛的《干校六记》与二百年前沈复的《浮生六记》语境迥异，但文脉相通，杨绛的文字弥漫着一股清香，其从容不迫的描述将一场浩劫消弭在无形之中。杨绛不是沈复，没有满腹的牢骚，她独特的幽默感和文字下面暗藏的犀利更是沈复所不及的。序文指出，杨绛很好地描述了知识分子、农民、国家之间的关系，语言洗练，在中国文学里是少有的作品。最后史景迁高度评价葛浩文的译文，说他在译文中再现了杨绛的弦外之音。(28)葛浩文在“译后记”里写道：“凡是熟悉钱锺书作品的读者，尤其是他的《围城》，都知道他的文字不能总是照字面来理解。妻子杨绛就‘文革’期间两人的生活及那漫长的回忆写出一部书，仿沈复的《浮生六记》，取名《干校六记》，钱锺书为之作一‘小引’，说‘《浮生六记》——(是)一部我不很喜欢的书’。读到这里，我们一定要知道，其实从反面来理解，可能更接近真相。从很多方面来说，杨绛的描述，既是杨绛的，也是钱锺书的。这不是要从作者的专业表演上分散注意力，而是要指出这对夫妻的相互影响。”接下来是葛浩文对《干校六记》的分析。他写道：“杨绛的《干校六记》写得炉火纯青，其幽渺的、近乎寓言式的风格，有力地见证了‘文革’的疯狂。慢慢品读，还能从中读出额外的意义：话里话外暗指整个革命过程。作者选取无足轻重的琐事来描写干校生活。与一九七七年之后几年的‘伤痕’文学有所不同，文中对‘四人帮’一字未提。作者间接地提到江青，说有个当地人称为虎山的地方，狗极凶恶——不禁让人联想到江青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葛浩文对中国问题研究之深入，令人叹服。接下来他又指出：“说杨绛文风低调，幽宛，这话也不够全面。说她回避当时重大的问题和关注，那就更是文不对题。虽然写的是极为个人的经历，表面上又波澜不惊，但说到底，这才是这部书的张力所在，更不用说作者偶尔还要写上几句辛辣的、相称的评语。”(29)葛浩文还写到《干校六记》提及的几个话题：知识分子与农民互不信任，格格不入，人才浪费，乡村的落后，“运动的性质”，人在运动中的嘴脸，夫妻的依恋，人的韧性。他还提到，照字面翻译《干校六记》，英文是Six Chapters of a Cadre School，对西方读者来说，a Cadre School就不如“Downunder”来得明白。最后是为帮助读者理解所提供的背景说明(Background Notes)，对读者可能缺乏的背景知识，如“赤脚医生”、“下放”、“五一六”、“牛棚”、“三反”等，一一作出解释。

是年，晋升旧金山州立大学中文正教授(至一九八八年)。中文文集《弄斧集》在台湾出版。评科林·麦切拉斯(Colin Mackerras)编著的《中国戏曲：从其发源至今》(《今日世界文学》夏季号)。英译林斤澜的《记录》(The Transcript)收入《玫瑰与荆棘》。

一九八五年，四十七岁。《萧红评传》经北方文艺出版社再版。葛浩文在序文中指出：“在分析萧红的文学作品时，我着重于自己的艺术分析多于社会性的演绎，这也并不等于我完全忽视社会性的因素，只是因为我相信萧红的作品如‘艺术品’处理自会比当作‘社会文件’处理来得有效。”(30)文中提到为其撰写《萧红评传》提出意见并以资料相助的作家与学者：萧军、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其《萧红小传》是葛浩文初期萧红研究的重要资料)、罗烽、白朗、黄源、周海婴、丁玲、王观泉、肖凤、陈隄、铁峰、丘立才、卢玮銮、刘以鬯、丁言昭、戈宝权等。

夏，在丹佛发表题为“中国的作家与国家”(Writers and the State in the PRC)的讲演。《作为艺术的生活：萧红与自传》(Life as Art：Xiao Hong and Autobiography)，收入《妇女与中国文学》(Women and Chinese Literature)。发表文章《许芥昱与现代中国文学》(Kai-yu Hsu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中文教师协会会刊》二十卷一期)、《惧高有理》(《中国时报》一月三十日、《中报》三月四日)及《捷克小说七部曲》(《中国知识分子》第四期)。评论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推销员在北京》(《今日世界文学》春季号)和宋祺与闵福德编《山上的树：中文新诗选》(CHOICE十一月号)。英译王蒙的微型小说(Fables of New Cathay)在ZYZZYVA秋季号上发表。又译袁琼琼的《掏耳朵》(A Lover’s Ear)和《看不见》(Not Seen)，译文在《亚太季刊》十七卷三期上发表。

一九八六年，四十八岁。《萧红评传》在香港再版，作者在再版序中写道：“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人对她的作品发生兴趣，甚至于加以分析研究。”(31)同年，葛浩文英译萧红《商市街》出版(出版社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英译名Market Street：A Chinese Woman in Harbin)。葛浩文撰写导读，他先从H.D.梭罗的《瓦尔登湖》和米兰·昆德拉的《笑忘书》里引出几句话来，“要是我还了解我以外的人，又何必一再说自己呢”(梭罗)，“我们能做的就是描述我们自己。其他都是滥用权力。其他都是谎言”(昆德拉)，之后进入正题，论及自传与虚构的关系、萧红的女性视角，并再次引用萧红自作的小传；讲述萧红逃出家庭的原因、她在哈尔滨的流浪、哈尔滨的历史及《商市街》成书的过程；又从人物、技巧、题材的角度指出，《呼兰河传》有着自传的性质，如同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但到底还是虚构的小说，与之相比，《商市街》却是自传；最后译者总结了女性自传的几个特点，如，贬低自我、强调个人扮演的角色、断裂的故事及叙述风格等。(32)这次葛浩文在《商市街》的英文版上添了“一位中国女子在哈尔滨”的副题，目的显然是为了吸引外国读者。

同年，在哈尔滨初次读到莫言的小说《爆炸》。翻译台湾作家李昂的《杀夫》出版(出版社North Point，英译名The Butcher's Wife)。

六月，在西德根茨堡发表讲演，题为“李昂的性爱小说”(Li Ang's Sexual Fiction)。十月，在哈尔滨发表讲演，题为“当代台湾小说”。十二月，在汉城发表题为“孙陵发自长春的报告文学”(Sun Ling's Reportage from Changchun)的讲演。发表《个体性再生?中国的文学自由：一九六六-一九八五》[Individuality Reborn? Literary Freedom in China：1966-1985，Nimrod (猎人)二十九卷第二期]。

撰文评论杜博妮(B.S.Mc Dougall)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语大众文学与表演艺术，一九四九-一九七九》(《今日世界文学》冬季号)和《中国文学的自我表现》(CHOICE三月号)。翻译周腓力的小说《一周大事》(The Big Eventof the Week，《笔会季刊》秋季号)和袁琼琼的《异事》(Strange Happenings，《亚太季刊》春季号)。

一九八七年，四十九岁。二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讲演，题为“伪满洲国的文学遗产”(The Literary Heritage of “Manchukuo”)。七月，在台北再次发表题为“孙陵发自长春的报告”和“东北的文学遗产”的讲演。《萧红的〈商市街〉》在台出版，葛浩文编辑并撰写前言后记。发表《自哭泣黑龙归来》(《文星》九月)、《鲁迅和他的“门徒”》[《当代》(台湾)第十八期]和《探索与突破》(《人民日报》十一月十九日、《科技日报》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七日)。英译高晓声《鱼钓》(Fishing，《中国文学》春季号)。

一九八八年，五十岁。葛浩文英译端木蕻良《红夜》出版(Panda Books，英译名Red Night)。葛浩文独自翻译端木的小说集仅此一种，后来又与孔海立合译端木蕻良的《鹭湖的忧郁》。同年，离开旧金山，前往美国落基山东面的科罗拉多大学执教。编辑出版《瞎子阿木——黄春明选集》(香港九龙文艺风出版)。

同年，葛浩文开始与莫言合作，据莫言二〇〇〇年在科罗拉多大学的讲演：“他写给我的信大概有一百多封，他打给我的电话更是无法统计，我们之间如此频繁地联系，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把我的小说尽可能完美地译成英文。教授经常为了一个字、为了我在小说中写到的他不熟悉的一件东西，与我反复磋商，我为了向他说明，不得不用我的拙劣技术为他画图。由此可见，葛浩文教授不但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翻译家，而且还是一个作风严谨的翻译家，能与这样的人合作，是我的幸运。”(33)

任科罗拉多大学教授(至二〇〇二年)。葛浩文编辑并作前言的《黄春明选集》在港出版。《回到我们的起点：一九八七年的文化》(Back Where We Started：Culture in 1987)一文收入一九八八年《中国简报》(China Briefing)。《萧红：〈生死场〉》(Xiao Hong：Shengsi Chang)和《萧红：〈牛车上〉》[Xiao Hong：Niucheshang(On the Oxcart)]收入《中国文学选读：一九〇〇-一九四九》(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1900-1949)。发表《信徒不必当和尚：纪念萧军》[《中国时报》八月十一日；《当代作家》(哈尔滨)第四期、《大地》(洛杉矶)第五期]。评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和陆文夫的《美食家及其他当代中国小说》(CHOICE二月，七月，八月)。英译汪曾祺的《陈小手》(Small Hands Chen，《小说》八卷二至三期)、高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A Gift of Land，《八方》第五期)、李昂的《一封未寄的情书》(A Love Letter Never Sent，《亚太季刊》春季号)、王安忆的《流逝》(Lapse of Time，收入熊猫丛书)及刘宾雁的《真理挑战“伪现实主义”》(Stark Truth vs.“False Realism”，《纽约时报书评》十一月七日)。

一九八九年，五十一岁。二月，在波特兰州立大学发表讲演，题为“字里行间：当代中国小说中的改革话题”(Between the Lines：The Issue of Reform in Contemporary PRC Fiction)。张洁小说《沉重的翅膀》英文版经葛浩文翻译出版(出版社Grove Weidenfeld，英译名Heavy Wings)。葛浩文在译序中写道：“八十年代之初，中国作协为纪念逝世不久的小说家兼文化部长茅盾，以他的名字设立了国家小说奖。《沉重的翅膀》是第二部获奖作品(一九八五)。张洁这部小说一九八一年初版，在八十年代初流行的‘改革文学’里，实有发轫之功，这批文学作品以‘四个现代化’为题材，颇有影响。”译者接着写道：“虽然翻译时参考了小说版，但按照作者的希望，主要依据的是一九八〇年文学季刊《十月》上的连载。经作者提出或同意，小说内容有所删减。(音译时)始终使用拼音。”最后葛浩文提到中外称呼的不同：“中文的称呼与西方的称呼大有不同。‘老’和‘小’并无贬义，也无高低之分，大家见面打招呼，就挂在嘴边，至于用‘老’还是用‘小’，一般依双方长幼而定。”(34)

兼职《译丛》，合作编辑“台湾文学”栏目。十一月，兼任《玛诺》(Manoa)杂志编辑。同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题为“现代中国”的讲演。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二年，为《不列颠百科全书年鉴》(Encyclopedia Britannica Yearbook)撰写“中国文学”词条。发表《走马看王湘绮的小说》(《联合文学》第五十八期)。评吴茂生《中国现代小说里的苏联英雄》(CHOICE三月)和高鹗编、闵福德译曹雪芹《石头记》(《今日世界文学》冬季号)。英译李昂《有曲线的娃娃》(Curvaceous Dolls，《译丛》春季和秋季号)、萧飒《浮叶》(Floating Leaf，《亚太季刊》二十一卷二期)及汪曾祺的《尾巴》(Tail，《哈泼斯》春季号)。

一九九〇年，五十二岁。葛浩文英译白先勇《孽子》出版(出版社Gay Sunshine Press，英译名Crystal Boys)。葛浩文在“译者的话”里写道：“台湾将男同性恋社群称为‘玻璃圈’，男同性恋者称为‘玻璃孩子’。译文中使用的是‘crystal boy’(水晶男孩)。因日本语在台湾影响巨大，所以很多日语词汇依然成为标准，如奥巴桑(老太太)，桑(先生)和哈衣(是)。汉语里的称呼复杂而又等级分明，译文将其简化，前后统一，所以将老爷(大人、长者，有时也指爷爷，依说话人身份而定)索性译成Papa……译文中使用拼音，但有些拼法如Sun Yat-sen(孙逸仙)，Nanking(南京)，Chungking(重庆)，Taipei(台北)，Kaohsiung(高雄)等，因其已为大家所接受，所以拼法不变。”(35)此时葛浩文的译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应凤凰对小说名的译法大加赞赏：“需提一下书名的英译。‘孽子’两字，既能呈现那群孩子在阴暗角落的具体形象，又能暗喻小说‘冤孽’的命题，只用极少的字，却有多重寓意，实在是相当难译的书名。葛浩文高明地也只用两个英文字：Crystal Boys翻译出来，不但涵盖中文惯用的‘玻璃圈’比喻——Crystal即‘水晶’，而且把‘孽子’的‘子’——那青涩少年的形象，也对应地用Boys准确翻译出来，当真是玲珑剔透的译笔。”(36)

同年，葛浩文英译刘宾雁《中国的危机，中国的希望》出版(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英文版译名China's Crisis，China's Hope)。艾蓓的《红藤绿地母》经葛浩文英译，也在这年出版(出版社Peregrine Smith，英译名Red Ivy，Green Earth Mother)，其中收入《巴拉的梦》、《绿地母》、《最后的神话》和《红藤》四个小说。谭恩美在长序中说：“艾蓓能与葛浩文一同合作，这对艾蓓和读者来说都是幸运的，因为葛浩文是西方最好的中国文学翻译者之一。我的个人藏书里就有不少葛浩文先生的译著——从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到最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迁徙’出来的小说。他既有汉语的耳朵又有文学的耳朵。”接下来她写到小说翻译碰到的问题：“翻译小说，为了语言的清晰和流畅，总要改变一些习惯用法和文化所指。艾蓓的小说也是如此。但我多么希望有些句子能留下来!在汉语里，这些句子能传递妙语、双关、生动的意象、对历史的暗示。我从中找出几个在朋友那里检验，检验的方法是：要是他们笑了或发出了‘啊’，这个短语就应该保留下来，一如原文里习惯用法；要是他们说：‘什么?’这个短语就有必要改动。我这项简单的、未经对照的研究证明，葛浩文是正确的。不过，你要知道，艾蓓的小说还有另一个生动的维度，若不能用汉语倾听和理解她的故事，就无法知道。”(37)

四月，为马友友演出，在科罗拉多大学发表讲演，题为“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Western Classical Music in China)。编辑并撰文的《不同的世界：当代中文写作及其读者》(Worlds Apart：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ing and Its Audiences)在纽约出版，其中收入葛浩文的《性爱与社会：论李昂的小说》(Sex and Society：The Fiction of Li Ang)一文。《改革的文学与文学的改革》(Literature of Reform，Reform of Literature)收入文选《社会主义的变化》(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ism)。评科林·麦切拉斯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戏剧》(《美国东方研究会》一百卷三期)和王蒙的《布礼》(CHOICE九月)。英译袁琼琼的《猫》(Cat，《译丛》春季和秋季号)、艾蓓的《绿地母》(Green Earth Mother，《黄丝绸》三十三期)、闻一多的《文学的历史动向》(Historical Trends in Literature，收入熊猫丛书《闻一多诗歌散文选》)、阿成《炊烟》[Chimney Smoke，收入斯坦福大学出版的Furrows(《犁沟》)]及刘心武的散文(收入《当代中国作家自画像》)。

一九九一年，五十三岁。作家贾平凹的《浮躁》英文版经葛浩文翻译出版(出版社LSU Press，英译名Turbulence)。十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发表讲演，题为“当代写作”(Contemporary Writing)。发表《百年泪水》(A Century's Tears，The World & I)。

一九九二年，五十四岁。发表《英雄与恶棍》(Of Heroes and Bastards，The World & I)。评瓦格纳(Rudolf Wagner)著《当代中国戏剧》(《今日世界文学》冬季号)。

一九九三年，五十五岁。葛浩文所译莫言《红高粱家族》在美英同时出版(出版社Viking，英译名Red Sorghum)。出版此书有一插曲：葛浩文在朋友家读到《红高粱》，读后很是激动，说：“这才是我想翻译的东西!”之后译出八章，投给纽约一家出版社，对方同意出版。葛浩文的好友、华裔作家谭恩美(Amy Tan，成名小说《喜福会》)听说后，请自己的经纪人出面与出版社周旋，最后将版税提高到原来的四倍。(38)据葛浩文称，到二〇〇八年为止，《红高粱家族》至少发行两万册左右。(39)同年，葛浩文所译刘恒《黑的雪》出版(出版社Atlantic Monthly Press，英译名Black Snow)。

六月十四日，在斯德哥尔摩发表讲演，题为“肮脏的现实主义”(Dirty Realism)。九月五日在《洛杉矶时报》评论版发表《年轻人与骚动者》(The Young and the Restless)。

一九九四年，五十六岁。《红高粱家族》又经“企鹅现代经典丛书”(Penguin Modern Classic)出版。葛浩文仅在“译者的话”里写道：“经作者要求，译文依据一九八八年台北洪范书店出版的中文版译出，恢复一九八七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删减的部分。经作者同意，个别文字抵牾，如日期和年龄不符，此次一并改正。”(40)这一版封底引用谭恩美的话：“莫言的声音将传入美国读者的心房，如同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

在堪萨斯大学发表讲演，题为“当代中文写作”(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ing)。发表《这是谁的白日梦?》(Whose Daydream Is This? The World & I )和书评《不同深浅的红：政治苦难回忆录》[Shades of Red：Memoirs of Political Suffering，《新亚洲评论》(New Asia Review) 夏季号]。评杨萱的《爸爸》(《洛杉矶时报》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英译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第十章，收入《一九九四文学杂志》(The Ergo：The Bumbershoot 1994 Literary Magazine)。

一九九五年，五十七岁。译著《杀夫》再版，取名《杀夫及其他故事》(出版社Cheng and Tsui Company，英译名The Butcher's Wife and Other Stories)。马波(老鬼，《青春之歌》作者杨沫之子)的自传小说《血色黄昏》经葛浩文翻译出版(出版社Viking，英译名Blood Red Sunset)。同年出版的还有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出版社Viking，英译名The Garlic Ballads)。葛浩文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初读《天堂蒜薹之歌》的感受：“我有一个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朋友，有一年，他给我寄了一份刊物，登着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他说这是应该注意的。我就开始看，我很惊讶，莫言能有这样的热情来写这样一部小说，其中，既有恨，又有爱。我说我一定要翻。我就写信转给莫言。莫言回信说他很高兴我能翻译他的著作。”(41)葛浩文编辑并为之撰稿的《毛主席肯定不高兴》出版(出版社Grove Press，英译名Chairman Mao Would Not Be Amused)。

同年出版的还有英译苏童的《米》(出版社William Morrow，英译名Rice)，与刘绍铭合编的《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出版(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英译名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二〇〇七年再版)。

一月二日在香港岭南大学，一月三日在香港浸会大学，发表题为“我为何恨亚瑟·韦理”(Why I Hate Arthur Waley)的讲演(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还在缅因州的科尔比学院发表同题讲演)，一九九九年在《翻译季刊》(Translation Quarterly十三、十四卷)上发表。其实作者并不是真的恨亚瑟·韦理，但此公实在不同一般，不免令人生妒，他自学汉语，从来没到过中国，也没有学术职务，是罕见的语言奇才，如作者所言，恨韦理是愚蠢的，作者不过是对韦理的翻译与写作感到惊奇、崇拜、妒忌。葛浩文要讨论的是，翻译的性质、译者的作用、译者的地位、如何翻译才能有效地传递原著的文化等学术话题，话里话外也表达了对韦理故意删减原文的不满，如韦理翻译的《西游记》，与原文相比，少了一半以上的内容，上百首诗歌被韦理译丢了，等等。不过，说到底，韦理还是伟大的翻译家，这篇文章可以视为葛浩文论翻译的代表作。

四月十日和十一日在斯瓦斯摩学院和布莱恩·摩尔学院发表讲演，题为“中国文学的新面孔”(The New Face of Chinese Literature)。六月，在科罗拉多大学诺林图书馆发表讲演，题为“当代中国艺术”(Contemporary Chinese Art)。九月七日，在丹佛发表题为“中国”(China)的讲演。十二月，成为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发表《说出来》(Speak Out，The World & I，十一月)。

英译黄春明《癣》(Ringworms)和袁琼琼的《空位》(Empty Seat，收入刘绍铭、葛浩文编《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选》)。

一九九六年，五十八岁。年初再次访问香港。三月十六日，在科罗拉多学院发表讲演，题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同月十九至二十日，在科罗拉多的福特科林斯发表讲演，题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十月，为孔海立《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作序，文中忆及端木蕻良：“上一次见到端木蕻良是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他和他的老伴钟耀群以及一只没有尾巴的老猫住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套小公寓里，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端木蕻良的健康受到摧残，但他的精神仍旧是振奋的，情绪是明朗的。我已经记不清那一次我们在一起吃了些什么、喝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只记得端木蕻良非常热情地款待了我。”当端木被问及萧红如何在香港病逝时，“万万没想到端木蕻良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只见他突然用一把扇子遮住了他的脸，无法控制地嚎啕大哭”。(42)那次见面后，葛浩文翻译了端木蕻良的小说集《红夜》(一九八八年经熊猫丛书出版)，还撰写了有关其作品的评论文章。据葛浩文称，他们两人十几年来始终有书信来往。

是年，古华的《贞女》经葛浩文翻译出版(夏威夷大学出版社，英译名Virgin Widows)。英文版《天堂蒜薹之歌》、《米》和《血色黄昏》经企鹅现代经典丛书再版。《血色黄昏》的封底上印着刘宾雁在《纽约时报书评》发表的评论：“一部真实的、发自肺腑的、不加修饰的作品……写的就是当代中国的现实。”为冯骥才《十年疯狂：中国文革口述史》(China Books出版)作英文序。

一九九七年，五十九岁。王朔《玩儿的就是心跳》英文版经葛浩文翻译出版(出版社William Morrow，英译名Playing for Thrills)。王朔小说里的“京腔儿”，对葛浩文来说还不棘手，倒是字里行间那顽皮的态度不好在译文中再现。如他所说：“其实他的小说的难处不在这里，而在于他调皮的态度比较难表现出来。北京土话我问他就行了。我举个例子，一九八一年，在北京，我去友谊商店买烟，问一个年纪挺大的营业员：‘劳驾，有没有曲灯?’他大吃一惊，问：‘你怎么知道曲灯的?’曲灯又叫‘取灯儿’，就是火柴。我说我看老舍的小说知道的。现在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他很殷勤地给我点烟，对我刮目相看。”(43)

同年出版的还有李锐的《旧址》(出版社Metropolitan Books，Henry Holt，英译名Silver City)。为《国民笔会》秋季号翻译林丽君的《撤退》(Retreat)。英译陈维英的《命中注定》(Tied Together by Fate，《译丛》春季和秋季号)和刘心武的一篇散文(《国际杂志》一九九七)。

一九九八年，六十岁。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出版(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英译名Rose，Rose，I Love You)。葛浩文的译序以文说史，文史结合，轻松中不乏深刻，严谨中又不乏幽默。他写道：一次，王祯和告诉采访他的人，《玫瑰玫瑰我爱你》，他妻子读了，但怎么也读不完。妻问：“你为什么要写这种垃圾?”王祯和的女儿更坦白：“好色啦!”他写作时，女儿就站在身后说三道四。之后葛浩文进入正题：如此这般，美国大兵就要从越南赶到台湾休假，所以要培训当地的酒吧女，在这种小说里，我们还能指望读到什么呢?美国大兵并没在故事里出现，他们不过是出现在姑娘们和店老板那丰富的想象里。滑稽与讽刺巧妙地结合，外加无处不在的低俗笑料，王祯和把这些“艳俗的”素材，变化成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滑稽无比的喜剧小说。序文还提到，在蒋介石及其继任者施行戒严法，打压传统文化三十年之后，台湾与政治自由和现代化匆匆相遇，此时出版《玫瑰玫瑰我爱你》，令读者又恼又乐。凡此种种无不在王祯和的捉弄之列，文字轻松，但鞭辟入里。在培训妓女的教员之外，小说里还有其他角色，一位喜欢抚摸男子和少年、不顾患者死活的医生，玩弄法律、以法赚钱的律师，竞选中脱光身子、要挟选票的政客。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之内，如詹姆斯·乔依斯的《尤利西斯》。小说人物更是南腔北调，台湾话、普通话、日语、英语，杂糅并存；双关、外来语、首音互换、用词错误，所有这些不仅造成了一种鲜明的讽刺效果，还活脱脱地勾画出一部闹剧。对小说语言上的特点，葛浩文曲尽其妙，以不同的技巧逐一再现，希望“达到与原著相同的效果”。(44)不幸的是，小说作者一九九〇年逝世，年方五十。

二月十五日在美国明德学院发表讲演，题为“文从字顺还不够”(When Good Writing Isn't Enough)。十月，在瑞德学院讲演，题为“走出去”(Border Crossings)。与林丽君合译潘人木的《想我的红边灰毛毯》(Thoughts of My Red-Edged Gray Blanket)在《笔会季刊》夏季号上发表。英译格非《追忆乌攸先生》(Remembering Mr.WuYou)和苏童的《舒家兄弟》(The Brothers Shu)，收入杜克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的《中国的先锋小说》。

一九九九年，六十一岁，虹影《饥饿的女儿》经葛浩文翻译出版(出版社英国Bloomsbury，英译名Daughter of the River)。同年，王朔《玩儿的就是心跳》经企鹅出版公司推出平装英文版。与林丽君合译朱天文小说《荒人手记》出版(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英译名Notes of a Decadent Man)。英译《荒人手记》获美国翻译者协会(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年度翻译奖。他们在“译序”里写道：翻译《荒人手记》如故地重游，遇见了久别的作家和思想家及他们的作品。所有这些对译者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如同打开了一扇小说的大门，外面风光无限，他们要用另一种语言把这些风光有选择地传递出去。英汉语言，天地殊隔，翻译时顾此失彼，实为遗憾，但他们尽可能贴近原著，无论是作者个性化的语言，还是语法结构，译者对此从无半点马虎。为了译作的可读性，他们以标准的英语翻译标准的中文。凡是原文中需要说明的地方，文化的也好，历史的也好，他们在后面一一注明。台湾的地名，依照当地邮局的拼法译出。

同年，葛浩文在台湾举办的饮食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宣读论文《禁脔》，对莫言的《酒国》和中西文学中的食人书写传统提出颇有见地的讨论，其中提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鲁迅的《狂人日记》和《药》，及余华的《古典爱情》，对鲁迅与莫言的写作风格进行比较，之后深入分析了莫言的《酒国》及这部小说在写法和人物塑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45)

同年，孔海立、葛浩文英译巴金《第四病室》出版(China Books，英译名Ward Four：A Novel of Wartime China)。译者在“引言”里写道：十多年前他曾两次拜访已故作家、记者、《尤利西斯》的译者萧乾，拜访次数不多，但如沐春风，而且还听到了巴金的名字。当时他们或是在谈论巴金回忆妻子萧珊那部动人的回忆录，或是他要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的希望(还没实现)，还是他那漫长的、颇有影响的作家生涯，总之萧老的话题在不知不觉中转向了半个世纪前的战争年月。巴金在国内外以早年创作的小说著称，如《家》，再有，他是中国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最好的——最沉郁的——作品出现在四十年代末，当时他身在战时陪都重庆。他的“战争三部曲”(其中两部是战争刚结束就出版的)中的一部《寒夜》，已经译成英文，巴金也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所以两人以为，何不再译一部出去，最后经萧乾提议，葛浩文同意翻译一九四六年出版的《第四病室》。译者接下来写道：“我回到美国后，一部经作者签名的小说正等着我，而(巴金)这位作家我还从没见过。于是我着手翻译。那时译成英文的中国当代小说还不多，所以我一有空就翻译。等译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不得不收回笔来，先为出版社翻译‘文革’后和‘六四’后的小说，害得《第四病室》在写字台的抽屉里一等再等，等到我与孔海立见面为止，他不仅专门研究东北作家端木蕻良，而且格外熟悉巴金的作品，巴金是他父亲的好友。”(46)葛浩文因分身乏术，请孔海立担任主译，后者欣然接受。此后数月两人笔耕不辍，但心里仍是乐滋滋的，充满了成就感，因为此时的巴金年过九十，要是能见到自己半个世纪之前的作品在他国再生，让英语读者了解中国那段日子，岂非好事一件。译者在分析小说写作特点时，将《第四病室》与契科夫的《六号病房》和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相提并论。英文版《第四病室》在译者“引言”之前附有巴金亲笔题字一张：“《第四病室》是我的一段时期的生活记录。写给海立、葛浩文。巴金。”

五月十一日，在香港城市大学讲演。在港的讲演还有，五月二十七日岭南大学的《文科教育的概念与理想》(The Idea and Ideals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五月二十九日香港翻译协会的《译者的苦恼》(The Translator's Woes)及六月一日外国译者俱乐部的《中国的当代文学景观》(Contemporary Literary Scene in China)。

同年十月，在纽约为“美国文学翻译者协会年会”作主旨讲演，题目不详。同年春，撰写的“萧红”、“黄春明”词条收入《小说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Novel)。《禁脔》收入《中国时报》编《赶赴繁花盛放的飨宴》。发表评论张爱玲的《秧歌》和《北地胭脂》的英译本(《中国季刊》十一月一五九期)。所译黄春明的《死去活来》(Dead Again)收入一九九九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台湾文学：英译丛书》第五辑，郝誉翔的《萎缩的夜》(Shriveled Night)收入《台湾文学：英译丛书》第六辑。

《饥饿的女儿》又经美国Grove Press出版社出版。任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

二〇〇〇年，六十二岁。葛浩文英译莫言《酒国》出版(出版社美国Arcade Publishing，英译名The Republic of Wine)。葛浩文在“译者的话”里写道：对中国读者来说，《酒国》是一大口烈酒，就像莫言老家山东或中国其他地方酿造出来的白酒，其中以茅台最为著名。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治结构好吃贪吃，很少有作品比莫言的这部小说写得更深刻，这部爆炸性的小说写得既妙又狠。如同莫言的其他众多小说。《酒国》也有着极大的颠覆性，一九九二年在台湾出版。后来《酒国》收入小说集，冠以新名《酩酊国》，令人惊悚，令人战栗。最后译者说：“我尽一切可能忠实于莫言原作。”(47)他对《酒国》的评价是，“这本小说也很有意思，结构上有两个主线，一个是侦查员丁钩儿到酒国市调查干部烹食婴儿事件的故事，还有一个是作者莫言和文学青年李一斗的通信，最后还有李请求推荐发表的几个短篇小说。那个人的小说写得实在不怎么样，但是每一篇小说，都是模仿中国各种各样的小说，从《狂人日记》到武侠小说，再到魔幻小说、先锋小说之类都模仿了一遍。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一个好作家愿意而且能够写那样的小说。故事演变到最后，几个线索都合并起来了，真不简单。”(48)

同年，英译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出版(出版社Hyperion，英译名Please Don't Call Me Human)。葛浩文在“译者的话”里说，中国人好“面子”，脸面至关重要，是万万丢不得的，结果“顾及脸面”就成了中国社会的一大动力。所以研究中国“恶少”(bad boy)小说家王朔，要先从“脸面”开始。还说王朔的小说将事实与虚构混在故事里，彼此不分，极尽讽刺之能事，但又不乏艺术追求。为了不打断流动的语言，译者一般不插入解释性的注释。译者用力最勤的地方是王朔使用的语言——从引车卖浆者的俚语到令人发笑的官腔儿，无不在译者的深究之列。为此译者还就语焉不详的地方，数次请作者澄清。(49)

同年，新加坡国立大学聘其为客座教授，婉拒。四月一日，在孟菲斯讲演，题为“现代中国小说”(Fictions in Modern China)。十月二十日，在旧金山为“美国文学翻译者协会年会”讲演，题为“我是对的，他们错了”(I'm Right，They're Wrong)。《走出去：中文写作，在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Border Crossings：Chinese Writing，in Their World and Ours)收入《大标题以外的中国》(China Beyond the Headlines)。同年发表的文章还有，《论巧妇与无米之炊：当代中国小说在西方的特点与展望》(Of Silk Purses and Sows' Ears：Features and Prospect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in the West，《翻译评论》第五十九期)，《禁忌之食：莫言的“毒食”》(Forbidden Food：“The Saturnicon”of Mo Yan，《今日世界文学》七十三卷三期夏季号)，后收入德文版《莫言评论文集》与《挑战极限》[Pushing the (Red) Envelope，TIME十月二十三日]。英译黄宝莲的《初衷》(Original Intention)和黄春明的《放生》(Set Free)，分别收入《台湾文学：英译丛书》第七辑和第八辑。与林丽君合译孙笑东《蓝色笔记》(Blue Notebook)收入《裂隙：今日中文写作》(Fissures：Chinese Writing Today)。

二〇〇一年，六十三岁。葛浩文译黄春明《苹果的滋味》出版(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英译名The Taste of Apples)。刘恒的《苍河白日梦》经葛浩文英译出版(出版社Grove Press，英译名Green River Daydreams)。同年，莫言的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也经葛浩文翻译出版(出版社Arcade Publishing，英译名Shifu，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以莫言《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为序，其中收入《师傅越来越幽默》、《人与兽》、《翱翔》、《铁孩》、《灵药》、《初恋》、《沈园》、《弃婴》七篇。葛浩文借“译者的话”先对“师傅”这一称谓予以说明，指出“师傅”这个称呼在中国普遍使用，已取代了“同志”等其他称谓。之后介绍沈园的来历，认为《灵药》取材于鲁迅的《药》，评价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文学家。

一月十三日，在丹佛讲演，题为“好，一次诺贝尔奖。那又怎样?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思考”(Okay，a Nobel Prize. Now What? Thought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二月十日，又在丹佛讲演，题为“为什么中国小说在美国不好卖，为什么这可能有所改变”(Why Chinese Fiction Doesn't Sell Well in America and Why That Might Be Changing)。夏，在悉尼作家节发表讲演，题为“译者之所需”(What the Translator Needs)。八月一日，在夏威夷大学讲演，题为“当代中国小说”(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发表《学院精明的决定，还是故意挑衅中国?》[Astute Decision by the Academy or Deliberate Provocation of China?《时代高教副刊》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伦敦)，二〇〇一年三月十六日]。

英译莫言的《翱翔》(Soaring，《译丛》五十五卷)、文丽的《邱妄舍的趣话》(Ku Bonsia's Pranks，《台湾文学：英译丛书》第九辑)、高天生的《我爷爷的孩子的故事》(My Granddad's Children's Tale)、林黛嫚的《孩子的梦》(A Child's Dream)及东方白的《春光无限》(The Most Beautiful Spring)，一同收入《台湾文学：英译丛书》第十辑。

二〇〇二年，六十四岁。葛浩文从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转入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以研究教授身份执教东亚语言与文化系至二〇一一年。与林丽君合译阿来《尘埃落定》出版(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英译名Red Poppies)。他们在“译者的话”里以洗练的语言描述了西藏的历史和阿来的写作特点。

是年，葛浩文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写作生活》(The Writing Life)，以幽默的文字讨论翻译的性质、译者与作者的关系，提出汉译英句句对等是不可能的，翻译是原作的补充，但不能百分之百地复制原作，要求译著与原著绝对等效，是对翻译性质的无知，还指出原著一经出版就能固定下来(作者修改另当别论)，但译著总是未完成的作品。葛浩文发现，有些语言是拒绝被翻译的，在另一种语言里找不到对等的词语，如他与妻子林丽君合译阿来的《尘埃落定》，其中碰到的“天哪”，虽然简单但中西文化不同，信仰各异，此“天”又非彼“天”。(50)

同年，《杀夫》平装版经Peter Owen Publishers出版发行。葛浩文在“译者的话”中写道：“《杀夫》在台湾的出版，是一九八三年文学上的一件大事；将《联合报》岛内年度中长篇小说一等奖授予《杀夫》，更可谓文学自由的一次大胆的宣言，为此，《联合报》与评委们得到的批评远远大于表扬。愤愤不平的批评家、政府官员、自封的卫道士们，为此大为光火：如此殊荣竟然送与在他们眼里近乎色情的作品。《杀夫》引发的争议，已经烟消云散(虽然作家李昂最近又写出了更加‘客观的’作品)，不过，台湾的文坛，乃至一般的当代中国文学，却因这部大胆的力作，深受影响。向英语读者推荐《杀夫》并不难，但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却颇费心思。”(51)值得一提的是，译稿送交出版之前，葛浩文总要请人先行阅读，听取意见，几经修改，满意为止，可谓字字推敲，句句斟酌。

二月十五日，在艾奥瓦州的科克伍德社区学院发表讲演《充满活力的小说》(Invigorated Fiction)。三月十六日，在阿肯色大学发表讲演《民国小说》(Republican Fictions)。三月二十六日，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州立学院发表讲演《当代文坛》(The Contemporary Scene)。

二〇〇二年秋，任艾奥瓦大学中文客座教授。四月十九至二十日，在伊利诺伊大学“中国流行文化研讨会”上发表讲演《从恶少到恶人：王朔奇妙的嬗变》(From Gadabout to Gadfly：The Odd Odyssey of Wang Shuo)。十月七日，在瓦尔帕拉索大学讲演，题为“历史者，废也”(History Is Bunk)。《文科教育的概念与理想》收入《文科：岭南大学与世界》(Liberal Arts：Lingnan University and the World)。发表《奉献的一生》(A Life of Giving，《笔会季刊》秋季号)。

二〇〇三年，六十五岁。贾平凹著、平装英文版《浮躁》出版(出版社Grove Press)。与林丽君合译李永平《吉陵春秋》出版(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英译名Retribution：Jiling Chronicles)。十月十八日，在台北“柏杨作品国际研讨会”上讲演，题为“小说柏杨”(Xiaoshuo Bo Yang)。十一月一日，在威廉姆斯学院讲演，题为“不行也行：翻译好的坏的丑的中文”(Just Because It's Impossible Doesn't Mean It Can't Be Done：Translating Good，Bad，and Ugly Chinese)。《对我来说，不过是二十八年》(For Me，Only Twenty-Eight Years)收入《译丛经验》(Renditions Experience 1973-2003)。评李龙云《小井胡同：当代中国戏剧口述史》(《今日世界文学》冬季号)。

二〇〇四年，六十五岁。莫言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中评价葛浩文的翻译：“我的小说的翻译者葛浩文教授，如果没有他杰出的工作，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翻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许多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汉语的朋友对我说：葛浩文教授的翻译与我的原著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52)

英文平装版《米》经Perennial出版社再版。葛浩文译春树《北京娃娃》出版(出版社Riverhead，英译名Beijing Doll)。

同年，英译莫言《丰乳肥臀》出版(出版社Arcade Publishing，英译名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英文版附“人物表”一份及葛浩文写的“前言”。与其他译著里“译者的话”相比，这份“前言”写得很长，文中详细地分析了莫言的写作特点，说“莫言在风格上是现实主义作家，以历史小说见长”，“如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创造者们(莫言读过他们的小说，也喜爱他们的小说，但他强调，这些作品对他的写作没发生过影响)，莫言将‘现实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边线向着新的方向恶狠狠地拉扯。对官方历史和记录的‘事实’，这位作家不感兴趣，他总是将民间传奇、奇异的动物形象和各种充满想象力的叙述技巧与历史现实结合起来——有国家的和地方的、官方的和民间的——创造出与众不同的、令人格外满足的文学，普遍诱人的主题和逼真的形象，使他的作品轻易就能走出国门。”接下来译者介绍了莫言的创作历程，从《红高粱》到《十三步》再到《酒国》，之后以两个页码的篇幅解读《丰乳肥臀》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塑造，尤其是上官金童。最后说明英译所据为作者提供的简写版，经作者同意，编辑过程中对原文有所改变。(53)

三月二十六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八月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发表讲演，题目同为“改好译文”(Blue Pencil Translating)，后发表在香港的《翻译季刊》上(二〇〇四年九月第三十三期)。《怀念柳无忌教授》收入《教授学者诗人柳无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六十七岁。葛浩文译苏童《我的帝王生涯》英文版面世(出版社Hyperion，英译名My Life as Emperor)。萧红的《染布匠的女儿》[出版社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of Hong Kong，英译名The Dyer's Daughter：Selected Stories of Xiao Hong(bilingual)]和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英译名City of the Queen)同年出版，《香港三部曲》，因出版社限制篇幅，三部浓缩成一部，与林丽君合译。

葛浩文接受《中华读书报》的采访，对约翰·厄普代克就他的批评提出反驳：“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莫言的《丰乳肥臀》确实引起了外国文艺界的注意，两本都得到不少重要的评论。大家比较重视是(二〇〇五年)五月份的《纽约客》上发表的厄普代克写的四大页的评论《苦竹》。这对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名声算是件大事吧，只可惜这位酸老头的基本心态是欧洲中心，用非常狭隘的、西方的文学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学。一旦发现有不同之处，并不认为是中国文学的特色，而是贬为中国文学不如西方/欧洲文学。他连翻译都有所批评，可是他不懂中文，凭什么批评翻得好不好?”(54)

葛浩文高度评价苏童的小说：“我喜欢他的作品，尤其是《米》和《我的帝王生涯》。《米》写得特别好，小说里一片黑，一个好人都没有，一点好事都没有，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抓住人内心的黑暗面，然后完全把它表现出来。其实，人不可能总是那种good side，不可能，每个人都有bad side，坏的黑暗的一面，一辈子都在压，压压压，压下去，但偶尔也会爆发出来。苏童更加极端，他全部写bad side，甚至把好的一面也压下去了，所以他描写的那些人的内心世界真是丰富，所以我基本上同意‘人性本恶’。《我的帝王生涯》虽说是历史小说，可还是能看出它的当代指向。”(55)

三月，在丹佛大学发表题为“什么热门与不热门”(What's Hot and What's Not)的讲演。四月十四日，在兰道尔夫·马康学院发表讲演，题为《当代中国文学》(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十一月十四日，在密西西比大学发表题为“西方视线下的莫言”(Mo Yan under Western Eyes)的讲演。发表《见证巴金悲天悯人的情怀》(《明报月刊》第四七九期)。

二〇〇六年，六十七岁。译文集《喧吵的麻雀》出版(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英译名Loud Sparrows)，与穆爱莉教授(Aili Mu)、Julie Chu共同编辑，葛浩文为之翻译并自己创作小说。评王一燕《叙说中国：贾平凹和他的小说世界》(《中国国际评论》，月份不详)。

二〇〇七年，六十九岁。是年葛浩文有三部译作出版：朱天心的《古都》(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英译名The Old Capital)、苏童的《碧奴》(出版社Canongate，英译名Binu and the Great Wall)和毕飞宇的《青衣》(出版社英国Telegram Books，英译名Moon Opera)，《青衣》与林丽君合译。

姜戎的《狼图腾》因葛浩文的翻译获首届曼氏亚洲文学奖(Man Asian Literary Prize)。同年在西雅图接受林根菲尔特(Andrea Lingenfelter)的专访，强调译者要以“读者为要，作者次之”，如作者可以用不地道的英文写作，英语读者不以为忤，但译者的英语“既要地道又要现代，还不能艳俗(flashy)”。葛浩文还指出一个现象：中国当代作家普遍揪着历史不放，偏重历史小说，试图重写历史，但对当下的生活把握不足，尤其是人物及其相互关系，刻画得浅，没有抵达心理层面，虽然这一现象已有所改变。(56)

十一月赴达拉斯参加美国文学翻译协会年会，在接受《世界日报》专访时提到，美国人很少读翻译作品，读中国文学的人更少。虽然现在兴起中国热，但主要还是在大学任教或研究中国历史文学的人比较有兴趣，海外华人很少阅读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说“在美国从事文学翻译是不可能养家糊口的，中国文学翻译就那么几个人干。大学教授翻译中国文学的也不多，因为翻译作品不能算研究成果”。此外美国与欧洲不同，相比之下“欧洲就有阅读外国翻译小说的习惯，因此像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中国文学作品的读者就比美国多许多”。(57)《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再版。为Harper Collins出版社编辑“中国文学丛书”(Chinese Literature Series)至二〇一〇年。《小说中国》(Fictional China)收入《中国的变化：大标题以外》(China's Transformations：The Stories Beyond the Headlines)。

二〇〇八年，七十岁。任圣母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至二〇一一年)。英译《狼图腾》出版(出版社Penguin，英译名Wolf Totem)。葛浩文在“译者的话”里介绍了作者姜戎和“上山下乡运动”，并分析狼作为猎食者和被猎食者遭遇的尴尬：“既能糟蹋羊群又能保护草原生态；既能造成恐惧又能引发敬畏”，小说正是从这个角度展开的。小说翻译过程中，不仅请教了作者，遇到蒙文拼写，还请教了专业人士，妻子林丽君通读译稿。(58)

同年，在京接受《新京报》采访，提到他选择原著的原则：“翻译最重要的任务是挑选，不是翻译。我要挑一个作品，一定是比较适合我的口味，我比较喜欢的。我是悲观的人，喜欢严肃的，讽刺的作品，但还有其他很多口味的文学。美国一些书评家认为中国的文学有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都是写黑暗的、矛盾的、人与人之间坏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原因是大部分作品都是译者挑选的。这不是一个良好的现状，在这一点上我要负起责任来，可是我不能违背我自己的要求和原则。”在被问及中国作家的语言风格时，这位年近七十的翻译家回答说：“莫言的我翻译了六本，他会用很多土话，不太难翻译。苏童的也不难翻译，他写得细腻，但译文和原文很不一样。王朔的也不难翻译，他的北京话其实很好翻。毕飞宇的作品最难翻了，薄薄的一册，里面的都是很微妙、很谨慎的用词。姜戎比较像哲学学者，他的作品也比较好译。”(59)

三月在《上海周末》上发表《一开始》。四月，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提到《狼图腾》的翻译过程：“那时还没有看完，我就先不看完，直接翻译，因为翻译的过程就是阅读的过程。而且这样的小说，在未读完之前翻译，我会觉得一切都是未知数，都很新鲜。当杨克看到美丽的天鹅湖时，我就回忆起我小时候，同样的公园，同样的美丽，我翻译的时候就会带上我自己的感情色彩。”采访中还提到老舍《骆驼祥子》的三个译本并计划重新翻译：“老舍的《骆驼祥子》是我再下一部要翻译的作品，已经有三个英译本，但是三个我都不满意。一个是外文出版社杨宪益手下的人翻的，翻得太死了。另一个翻译是一九四五年时有人翻的，老舍原著的结尾是个悲剧，但是他把小说翻成了喜剧。原来小说里的虎妞已经死了，英文版里虎妞不仅活着，还高高兴兴地跑起来，说以后我们要怎么怎么生活。哎呀，他把老舍的意思完全给歪曲了。第三个是个中文底子差的人在夏威夷翻译的，问题太多。老舍我很佩服他，我来翻可能会做得稍微好一点。”(60)

这次采访中他对中日文学进行了比较，对中国文学的未来表达出乐观的看法：“中国的影响力正在越来越显现出来，也包括文学、电影方面的影响力。我相信再过五年，中国文学的地位会超过日本。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的日本作家很少，只有两个名气大一些，一个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另一位是村上春树，而且一般的美国读者连大江健三郎也不一定知道。至于村上春树，每次一有作品发表，美国的各大刊物都会发书评。”(61)

针对德国汉学家顾彬就中国作家提出的批评，葛浩文也提出了足资借鉴的建议：“中国作家还是太注重传统，历史对中国人来说太重要了(当然也有像莫言这样来反思历史的)。第二是故乡，故乡太重要了，一定要写故乡。还有就是风格，开头就写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发现了什么东西，还不够实验性。有的实验文学呢，则只是跟着拉美走，比如魔幻小说。中国文学还没有走出自己的道路，连作家自己都不是太清楚他们要走向何方。我认为技巧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声音。”(62)

同年，葛浩文出版两部译作：莫言的《生死疲劳》(出版社Arcade Publishing，英译名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和张炜的《古船》(出版社Harper Collins，英译名The Ancient Ship)。英文版《生死疲劳》附“人物表”和“读音说明”。香港公开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十一月十四日，在特拉华大学讲演，题为“一个文本，两个作者”(One Text，Two Writers)。在上海和北京讲演，题目不详。英译阎连科《黑猪毛白猪毛》(Black Bristles，White Bristles)收入《中国：文学旅伴》(China：A Traveler's Literary Companion)。

二〇〇九年，七十一岁。葛浩文英译苏童《河岸》出版(出版社Trans world Publishers，英译名The Boat to Redemption)，获曼氏亚洲文学奖。同年，与林丽君合译毕飞宇的《玉米》出版(出版社英国Telegram，英译名Three Sisters)。葛浩文评价毕飞宇：“毕飞宇很能写，是很独特的一个人，你看他跟京戏没有接触，可是能写出《青衣》；《玉米》写小镇里的三个姐妹，他能写得入木三分；《推拿》也是，所写的经验，跟他几十年在世界上的生活毫无关系。特别是那个《玉米》，他怎么能那么了解女人呢?我问过他，怎么能写出这些完全不同的作品，他说，我只要抓住人的内心，人的思想，人的感觉，那么再找个故事套在上面就可以了。毕飞宇将来也会是大作家，我相信。”(63)

获古根海姆基金会资助(Guggenheim Fellowship)英译莫言小说《檀香刑》。三月，葛浩文应邀出席企鹅出版公司在苏州举办的中国第二届中英文学翻译研讨班，接受《东方早报》采访，说“美国读者喜欢短的(作品)，越短越好”，《青衣》那种一百几十页的小说就能好卖。他还提出培养年轻译者是极为必要的，因为目前国外汉译外的译者凤毛麟角，一年译不了几本小说。根据他的说法，美国读者一般喜欢读的书有三种：一是写性的，一是写政治的，一是写侦探的。就连莫言的小说也“卖不出去”，唯一的例外是《红高粱》。三大奖项可能对销路有帮助：布克奖、诺贝尔奖、普利策奖。闲聊中葛浩文提到，在美国出版翻译作品也要几经周折：先要找出版社，社里没人懂中文，就得译出一百几十页，请人家过目，还要写个很长的介绍，要是对方不喜欢，“就是白做了。这种蠢事已经做过不知多少次了”。(64)最后葛浩文提到已经开始翻译王安忆的《富萍》，但迟迟没有译完，颇以为憾。他对《富萍》的评价是：“《富萍》写得很好，王安忆是写自己熟悉的上海弄堂生活，我很喜欢，所以主动跟王安忆说我要翻，希望能快点做完。”(65)同年，与孔海立合译端木蕻良《鹭湖的忧郁》推出双语版(出版社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英译名The Sorrows of Egret Lake)。

莫言的《生死疲劳》获首届纽曼奖。在颁奖典礼上，葛浩文在讲演里对自己的功劳只字未提，反复强调莫言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在北京国际书展上获中国图书特别奖。任《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首席编辑顾问。

二〇一〇年，七十二岁。《玉米》又经Harcourt出版社在美出版。莫言回忆录《变》英译出版(出版社Seagull Books，英译名Change)。葛浩文实现诺言，英译老舍《骆驼祥子》出版(出版社Harper Collins，英译名Rickshaw Boy)。与林丽君合译毕飞宇的《玉米》获曼氏亚洲文学奖。

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演，题目不详。《萧红传》经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主编陈思和、宋炳辉。英译老舍《我怎样写小说》(How I Wrote My Short Stories) 收入三一大学出版的《中国作家论写作》(Chinese Writers on Writing)。

二〇一一年，七十三岁。在《北方文学》纪念萧红专号上发表文章《阿Q与马伯乐》，对这两个人物进行了分析比较，为萧红没有完成马伯乐三部曲感到遗憾，希望用英文续写萧红《马伯乐》的第三部。(66)《北方文学》同期刊发葛浩文夫人林丽君的文章《跨世纪跨国际的萧红》。同年，英译刘震云《手机》出版(出版社Merwin Asia，英译名Cell Phone)。

是年，葛浩文告别讲坛，他开设过的主要课程有，中国文学名著、大三中文、文学翻译、文学史、现当代中国文学、比较文学及翻译理论与实践等。此外还先后兼职十几份刊物的编辑，其中著名的有《译丛》、《八方》、《文星》、《明报月刊》、《翻译季刊》、《中国评论》、《今日中国文学》等。同年，赴哈尔滨出席萧红诞辰百年纪念活动，获首届萧红文学奖。

十一月八日，与林丽君开设论坛《也要归罪译者?文字上的背叛》(Et tu Translators：Acts of Literary Betrayal)，地点在岭南大学。与林丽君合编的中国当代诗歌中英对照选集《推开窗户》(Push Open the Window)出版。《北方文学》第八期发表葛浩文的《萧红与阿Q》。英译王文兴的两个短篇，收入《打不完的仗：小说与散文》。

二〇一二年，七十四岁。葛浩文英译莫言《檀香刑》出版(出版社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英译名Sandalwood Death)，《华尔街日报》发表节译。同年，在“两岸四地文学论坛”上，就当代中国文学的不足指出：“从翻译的角度来说，有三个障碍，第一，作家忽略了写‘人的文学’，所谓人的文学，就是发掘人性，写人的成功，人的失败，这些才是文学打动人心的地方；第二，小说家写得太草率，太粗糙，应注重细节描写，才可赋予作品深刻的内蕴；第三，语言西化，缺乏创新。中国传统的诗词歌赋，意象优美，以精粹独特的语言表现，当代作品这方面落后许多。”(67)英译莫言《四十一炮》出版(出版社Seagull，英译名Pow!)，《纽约客》发表节译。英译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二〇一三年，七十五岁。四月，清华大学教授王宁在《中国翻译》上撰文说：英语译者陈顺妍(Mabel Lee)将高行健的《灵山》译成英文，高行健最终获得诺奖，“试想，如果没有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 blatt)和陈安娜(Anna Chen)将他(莫言)的主要作品译成优美的英文和瑞典文的话，莫言的获奖至少会延宕十年左右，或许他一生都有可能与这项崇高的奖项失之交臂……葛浩文的翻译不仅在相当程度上用英文重新讲述了莫言的故事，而且还提升了原作的语言水平，使其具有美感而能打动读者。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文学翻译的巨大作用和功能。”(68)

同月，刘再复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对葛浩文的评论：“葛教授的英文、中文都极好，连中国普通话也说得比我好……葛浩文教授是一个对中国文学的传播作出巨大贡献的卓越翻译家与研究家。”(69)

葛浩文与妻子林丽君现居美国科罗拉多州小镇博尔德(Boulder)。他即将出版的译著还有，与林丽君合译阿来的《格萨尔王传》(The Legend of King Gesar，英国Canongate公司出版)、贝拉的《魔咒钢琴》(The Cursed Piano)、王安忆的《富萍》(Fuping)、黄春明的《故事》(Stories)，及与林丽君合译松鹰的《杏烧红》，英译名暂定为Red Tide。

感谢葛浩文、林丽君教授、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芦金梅、沈阳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资料室李晓镝为“年谱”提供资料，其中部分文字经葛浩文、林丽君改定。

注释：

①Andrea Lingenfelter, “Howard Goldblatt on How the Navy Saved His Life and Why Literary Translation Matters”(《葛浩文: 海军挽救了我及文学翻译为何重要》), Issue 2 the Summer 2007 issue of Full Till.

②Ibid.

③Howard Goldblatt, “Memory, Speak,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VOL. 2. NO. 1, 1993.

④赋格、张建：《葛浩文：首席且唯一的“接生婆”》，《南方周末》2008年3月26日。

⑤Howard Goldblatt, “Memory, Speak,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VOL. 2. NO. 1, 1993.

⑥葛浩文：《香港初版序》，《萧红传》，第16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⑦应凤凰：《台湾文学研究在美国》，http：//www.ruf.rice.edu/～tnchina/commentary/ying0399b5.HTM，2013年5月25日。

⑧⑨Howard Goldblatt & Nancy Ing, “Translator's Preface,”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Bloomington &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 ix, 1978. 9 Ibid. “Introduction”and Note 14, pp. xxii-xxvii.

⑩葛浩文：《香港初版序》，《萧红传》，第170页。

(11)Howard Goldbatt & Ellen Yeung, “Translator's Preface,”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and Tales of Hulan River. Bloomington &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 xi-xii. 1979.

(12)Ibid, “Introduction, ”pp. xv-xxvi. 1979.

(13)孙达：《萧红是用文字绘画的好作家》，黑龙江新闻网·生活报，2011年6月4日。

(14)Howard Goldblatt,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Wenyi Bao, ”World Literature Today, Vol. 53. No. 4 (Autumn, 1979), pp. 617-618.

(15)肖凤：《〈萧红传〉、我的随笔及其他》，中国广播网，2004年4月28日。

(16)葛浩文：《序·端木蕻良和我》，孔海立：《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17)Howard Goldblatt, “Translator's Preface, ”The Drowning of an Old Cat and Other Stor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 ix-x, 1980.

(18)Ibid, “Introduction, ”pp. xi-xiv.

(19)应凤凰：《台湾文学研究在美国》，http：//www.ruf.rice.edu/～tnchina/commentary/ying0399b5.HTM，2013年5月25日。

(20)葛浩文：《寄自美国读者的意见》，《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21)曹革成：《端木蕻良对萧红后事安排及半个世纪的牵挂》，《凤凰快报》2012年1月18日。

(22)赋格、张建：《葛浩文：首席且唯一的“接生婆”》，《南方周末》2008年3月26日。

(23)Howard Goldblatt, “Fresh Flowers Abloom Again: Chinese Literature on the Rebound, ”World Literature Today, Vol. 55, No. 1. (Winter, 1981) . pp. 7-10.

(24)Howard Goldblatt, “Introduction, ”Selected Stories of Xiao Hong, Panda Books, 1982.

(25)葛浩文：《关于〈萧红评传〉》，《东北现代文学史资料》1982年第4辑。

(26)葛浩文：《台湾乡土作家黄春明》，《海峡》1982年第1期。

(27)Gail Hinchion Mancini: “China: Found in Translation”(《在翻译中发现中国》), newsinfo. nd. edu 2006年3月7日。

(28)Jonathan Spence, “Preface, ”Six Chapters from My Life “Downunder. ”Seattle &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vii-viii, 1984.

(29)Howard Goldblatt, “Translator's Afterword, ”Six Chapters from My Life “Downunder. ”Seattle &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99-104.

(30)葛浩文：《哈尔滨版序》，《萧红传》，第172页。

(31)葛浩文：《香港再版序》，《萧红传》，第174页。

(32)Howard Goldblatt, “Introduction, ”Market Street: A Chinese Woman in Harbin.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p. ix-xii, 1986.

(33)莫言：《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莫言演讲新篇》，第122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34)Howard Goldblatt, “Translator's Preface, ”Heavy Wings,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89.

(35)Howard Goldblatt, “Translator's Note, ”Crystal Boys, San Francisco: Gay Sunshine Press, 1990.

(36)应凤凰：《白先勇长篇小说〈孽子〉：〈台湾文学西游记之六〉》，http：//www.aisixiang.com/data/20464.html，2013年5月28日。

(37)Amy Tan, “Foreword, ”Red Ivy, Green Earth Mother, Salt Lake City: Peregrine Smith Books, vii-xii, 1990.

(38)赋格、张建：《葛浩文：首席且唯一的“接生婆”》，《南方周末》2008年3月26日。

(39)(41)河西：《葛浩文与他的汉译之旅》，《新民周刊》2008年4月9日。

(40)Howard Goldblatt, “Translator's Note, ” Red Sorghu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42)葛浩文：《序·端木蕻良和我》，孔海立：《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43)河西：《葛浩文与他的汉译之旅》，《新民周刊》2008年4月9日。

(44)Howard Goldblatt, “Translator's Preface, ”Rose, Rose, I Love You,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viixi, 1998.

(45)葛浩文：《莫言作品英译本序言两篇》，吴耀宗译，《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2期，收入《说莫言》(上)，辽宁人民出版社，第173页，2013；Howard Goldblatt，“Forbidden Food：The ‘Saturnicon’of Mo Yan，”World Literature Today，74，No.3 (Summer 2000)，p.477-485.

(46)Haili Kong, Howard Goldblatt, “Forward, ”Ward Four, San Francisco: China Books and Periodicals, Inc. pp. v-vii, 1999.

(47)Howard Goldblatt, “Translator's Note, ” The Republic of Wine, London: Hamish Hamilton, pp. v-vi, 2000.

(48)葛浩文、季进：《葛浩文：我译故我在》，《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6期。

(49)Howard Goldblatt, “Translator's Note, ”Please Don't Call Me Human, No Exit Press, 2000.

(50)葛浩文：《写作生活》，《华盛顿邮报》2002年4月28日。

(51)Howard Goldblatt & Ellen Yeung, “Translators' Notes, ”The Butcher's Wife, London and Chester Springs: Peter Owen, 1986.

(52)莫言：《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莫言演讲新篇》，第122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53)Howard Goldblatt, “Introduction, ”Big Breasts & Wide Hips,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pp. vii-xii, 2005.

(54)葛浩文、舒晋瑜：《十问葛浩文》，《中华读书报》2005年8月31日。见《苦竹》，季进、林源译，《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

(55)葛浩文、季进：《葛浩文：我译故我在》，《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6期。

(56)Andrea Lingenfelter: “Howard Goldblatt on How the Navy Saved His Life and Why Literary Translation Matters”(《葛浩文: 海军挽救了我与文学翻译为何重要》), Issue 2 the Summer 2007 issue of Full Tilt。

(57)葛浩文、刘景胜：《中国文学翻译作品美国人不热衷》，《世界日报》2007年11月13日。

(58)Howard Goldblatt, “Translator's Note, ”Wolf Totem, New York: Penguin, 2008.

(59)曹雪萍、金煜：《葛浩文：低调翻译家》，《新京报》2008年3月24日。

(60)(61)河西：《葛浩文与他的汉译之旅》，《新民周刊》2008年4月9日。

(62)河西：《葛浩文与他的汉译之旅》，《新民周刊》2008年4月9日。

(63)(65)葛浩文、季进：《葛浩文：我译故我在》，《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6期。

(64)华慧：《葛浩文谈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东方早报》2009年4月5日。

(66)葛浩文：《阿Q与马伯乐》，《北方文学》2011年第8期第75-7页。

(67)彦火：《葛浩文与性描写》，《羊城晚报》2013年1月31日。

(68)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中国翻译》2013年第2期，第7-8页。

(69)刘再复：《莫言获奖是方块字写作的胜利》，《南方都市报》2013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