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笔下的鲁迅，或许是最接近其生活状态的那一个。
如果想知道，鲁迅在生活中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就去读读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在文中，萧红告诉我们，鲁迅爱吃油炸的，爱吃硬的，爱吃竹笋，爱吃葵花子。跟客人谈天时，鲁迅一会儿就剥完一小碟葵花子，许广平就默默地再去拿一小碟。鲁迅爱吃干荸荠，许广平还推荐给萧红吃。干荸荠是用一个铁丝笼子装着，挂在屋外晾干，再收进来吃。在另一篇文章《逝者已矣！》中，萧红还记录了鲁迅爱吃烤鸭，在上海期间，鲁迅与客人去吃馆子时，多半会选择一家烤鸭店。这应该是他在北京生活时养成的习惯吧。
鲁迅不爱吃软饭，不爱喝汤，即便是生病最严重的时候，也依然如此。萧红写道，1936年春天，鲁迅的肺病更严重了，一个人在二楼分桌吃饭，许广平精心煲好鸡汤，送上去，可每次都原封不动地拿回来。鲁迅一筷子都未动！鲁迅的主治医生须藤先生叮嘱，患肺病的人，要加强营养，要多喝鸡汤。鲁迅生病期间，许广平常常一个人抹眼泪，个性超强的病人，应该不好照料吧。
鲁迅有独特的个人习惯。下雨天出门，回家后雨伞一定会挂在衣架上，等上楼时一定会随手把雨伞带上楼。无论什么时候出去，鲁迅总是夹着一个印花包袱，包袱里装着文稿、刊物或图书。他总是一个人出去，不戴帽子，不围围巾。上海雨水多，鲁迅又不能受风寒，可他每次总是这样。1936年4月，鲁迅稍稍退热，便又出门了，家人要跟着去，可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鲁迅写作时，也有个人的习惯。常常要等所有客人都走后，等家人都睡下后，上海的热闹也渐渐歇息了，弄堂里的灯光也完全暗淡下来，才铺开稿纸，翻开书本，工作起来。等市声喧腾起来，家人也开始忙碌起来，鲁迅收拾好手稿，默默地睡下。那些刚刚写好的手稿，一定会压在书本下面，整整齐齐，纹丝不乱。鲁迅自己是这样做的，也要求家人、朋友、学生都这样，做人做事，一丝不苟。萧红写道，鲁迅最见不得青年作家来稿、来信时马虎。萧红用了一个词：深恶痛绝！为此，鲁迅要常常在深夜里跟这些文稿较劲。这让我想起了藤野先生，想起了藤野先生帮鲁迅修正解剖图的情景，分明在鲁迅身上看见了藤野先生的遗风。学生受老师的影响，原来可以这样深。
这些生活琐事或许还没法还原出一个伟大的作家的灵魂，但我们看到这些，便看到了一个活着的鲁迅，是生活中的周树人。这个人的音容笑貌，可感可触，可闻可见，这才生动，才正常。如果一个人看不见生活中的生命气息，又如何让我们感知到他的存在，如果不能感知他的存在，又如何能感知他的伟大？我喜欢萧红笔下这些近乎浑朴的文字，完全没有一点修饰，甚至连感情的倾向都不那么明显，但细细读进去，却又回味悠长。
据萧红研究专家袁权老师介绍，萧红写作《回忆鲁迅先生》是断断续续的。当时为躲避战火，萧红与端木蕻良困居重庆。应报刊约稿纪念鲁迅先生，萧红必须拿起笔来写，她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但由于种种原因，她却来不及写。因此她口述，由一个学生整理，所以这些文字发表出来，就是断断续续的。后来整理成单行本，由（重庆）妇女生活社出版，这便是有名的《回忆鲁迅先生》。这篇近三万字的回忆录，在纪念鲁迅的文字中，犹如一股清风，恰恰是这种断断续续的文字成就了它，使它更接近生活的真实片段，经过时间的风霜浸染，日子一长，便变成了一片耀眼的枫叶。
在这些文字里，我们能看到，鲁迅闲谈女人的衣着打扮，这在其他的文字里很少见到；鲁迅喜欢在客厅里种几盆万年青，抗冻，耐活，完全不惧怕阴冷潮湿的上海冬季；鲁迅不喜欢逛公园，即便是近在咫尺的兆丰公园、虹口公园，也没去过，但他对公园的规制一清二楚；鲁迅喜欢穿黑帆布胶皮底的鞋子，这种鞋子夏天穿起来凉快，可冬天穿起来冷啊，可鲁迅就是不换；鲁迅对待自己的手稿是极其随便的，甚至很随意地拿来，让客人或小孩用来擦吃鸡的手；鲁迅与家人在外面吃饭应酬，一定会让家人或孩子坐上车先走，也必须让萧红坐上车，而他自己却走着回家；鲁迅给书打包，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包好后一定要用细绳捆好，捆好的书包必然是方方正正的；鲁迅送陌生的客人要坚持送到铁门外，并特意叮嘱他们，下次再来时，一定记住那个大大的“茶”字，他就住在隔壁；鲁迅是喜欢喝一点酒的，但他从来不喝醉，因为他记着母亲的话，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鲁迅顾不上回应儿子的问安，“爸爸，明朝会，明朝会”，鲁迅只顾蜷缩在藤椅里咳嗽，海婴说，“爸爸是个聋人啊”……
在这些文字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饱经风霜摧折而依然顽强的绍兴老人，他身上有一种不服输的执拗，有一种肩住一切黑暗的坚毅，有一种看透一切的从容，有一种暗自较劲的狠劲。这个人对自己极其严苛，甚至因为怕风，便把朝南的窗户长期关起，自己闷在里面写作，而对待亲友，却又极其宽容。这就是鲁迅，在骨子里，他分明是“绝粮陈蔡，弦歌不辍”；在生活中，他又表现出一种“韧的”战斗精神。
萧红以前与萧军住在襄阳南路，属于黄埔区与徐汇区交界的地段，离大陆新村有一段距离。后来为了方便向鲁迅请益，就搬到了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所以几乎在每天晚饭后，萧红都来到鲁迅家里做客，而这时也正是鲁迅会客的时间。萧红写道：“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来，就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间断的时候。”这是1936年3月，正是鲁迅肺病加重的时候。
萧红在鲁迅家出入自由，鲁迅也偶有回访。到7月17日，因为与萧军的感情出现矛盾，萧红决定去东京散心、写作。在与鲁迅一家人恩厚相处的日子里，萧红主动一展厨艺，做葱油饼，包饺子，其乐融融。她赢得了鲁迅的好感和许广平的厚待。只要萧红一来，小海婴就黏着她不走。鲁迅有一次还禁不住问，为什么小海婴那么喜欢她？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萧红本身就有孩子气吧，她那时也才25岁，虽然饱经苦难，却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
在鲁迅身边，萧红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一个小姑娘，一个女儿，一个程门立雪亟待指路的问路人，所以她的角度，是观察者的角度，是一个学习者的角度，是一个晚辈的角度。有一次，看到鲁迅家里种了几盆万年青，萧红便禁不住发问。作为一个北方人，她担心不生火炉的屋子里，会把万年青冻死。鲁迅回答：“这花，叫万年青，永久这样！”鲁迅说完这话后，萧红写道：“他在花瓶旁边的烟灰盒中，抖掉了纸烟上的灰烬，那红的烟火，就越红了，好像一朵小花似的，和他的袖口相距离着。”这细心的观察和精心的描绘，就是一个学习者的眼光，她在观察鲁迅怎么说话，怎样看待生活。
像这样的观察和描写，在《回忆鲁迅先生》里有很多。我们再看一例。鲁迅有一天很自然地聊起萧红的穿着，萧红应该是很吃惊吧，因此她想一探究竟，就问：周先生怎么会注意到女孩子的穿着呢？鲁迅回答说：是看美学书看来的。萧红又问：看这样的书有趣味吗？周先生看这样的书做什么？鲁迅没有回答她。萧红猜想，可能是很难回答吧。其实这样的问话，已经不那么礼貌了，但作为学习者，又好像必须要问。后来，还是许广平出来解围的。在我看来，鲁迅对待萧红，应该是一个长辈、一个父亲的态度。
除了直接请益，萧红更多的是默默观察，将鲁迅的一切默记于心。比如，鲁迅同冯雪峰的来往，不仅家人不怎么过问，萧红也是不主动探问，甚至在写作《回忆鲁迅先生》时，还用了一个代号“×先生”。萧红对鲁迅的书房和写作环境作了精细的观察和描写，这应该是萧红刻意要描写的地方。鲁迅的家总体来说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家具比较简朴，油漆已经不新了，家里的颜色偏暗，都是硬硬的坐具，但归置得井井有条，几盆大叶子的万年青和几缸小鱼，使家里带有一丝活泼的气氛。第二，家里的书不少，卧室里有，写字台上有，卧室后面的后楼里，全部都是，即便是在客厅里，也有两排书架，那上面排满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和许多日译本的作家全集。第三，鲁迅的卧室兼书房兼工作间，写字台上铺了一张蓝格子的油漆布，四面用图钉钉着，桌子上有砚台、墨、毛笔和笔架，左上角有一盏带罩子的台灯。鲁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作的，那盏台灯见证了鲁迅生命的最后几年。生病期间，鲁迅校对了瞿秋白的《海上述林》，介绍整理了珂勒惠支的画，还准备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下部，还计划整理出版自己的三十年全集。很可惜，有些工作未来得及做。
1933年，萧红与萧军合作出版了《跋涉》，在文坛引起反响，备受关注。不久后，《跋涉》遭查封，二人相约出关，计划去上海。1934年，受好友舒群邀请，二人来到青岛避难。不幸的是，舒群被捕，二人只得逃出青岛，来到上海，投书鲁迅，鲁迅回信表示可以看看，但拒绝见面。应该说，鲁迅不是那种好为人师的人，他对陌生青年的交往是警惕而审慎的。坦率来说，他对中国青年的看法，并不见得好，尽管有刘和珍那样的果敢女子，有柔石那样的务实青年，也有甘愿做铺路石的韦素园。
可能是二萧的难处和作品，引起了鲁迅的注意吧，鲁迅答应在内山书店见面，资助了二萧三十元钱，临分开时，又给了他们返程的路费。鲁迅约人见面，多半在这儿。阿累的《一面》就描写了这样的镜头。后来，鲁迅又邀约二萧来家中做客，鲁迅还曾回访过二萧。一来二去，萧红便与鲁迅熟识起来，进而成为鲁迅家中的常客。这一段时间，也就是从1934年的年底到1936年的7月，长也不到两年，却成为萧红生命中最可宝贵的时刻。因为，萧红遇到了她心中的火，尽管这火不是那样主动发光，也不主动发热，甚至还有点像月光，有些寒凉和清冷，但它清亮、纯粹、朴实，饱经忧患，浑身散发出做人做事的智慧，也足以照亮萧红那一颗长途跋涉的心。
1934年12月，鲁迅推荐萧红的《生死场》给生活书店，1935年12月，《生死场》收入“奴隶丛书”自费出版，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之撰写后记，一时在沪上风头无两。且看这个平时话也不多的周先生，在这篇为萧红写的序言里，是如何极尽抒情和推崇的。他写道：“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字里行间洋溢着高度的认同和欣喜，这是同道之间的认同，也是年长者看到年轻人成长为事业接班人时的欣喜。鲁迅曾经用一副集句联来表明他跟瞿秋白的关系，“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猜想，鲁迅为萧红作序时，内心里也应该是把萧红当作同道来对待的吧。这两个人都是在中国苦难的土地上，绣绘文艺的花朵，为人生，也是为艺术。
1939年，萧红跟端木蕻良困居重庆江津，曾经想办一个名为《鲁迅》的刊物，以发扬鲁迅精神。他们曾经给许广平约稿，希望许广平写一篇大稿、长稿，“文章越长越好，研究我们的导师非长文不够用”。萧红写道：“导师的长处，我们知道得太少了，想做好人是难的。其实导师的文章就够了，绞了那么多心血我们还不够吗？但是我们这一群年轻人非常笨，笨得就像一块石头。假若看了导师怎样对朋友，怎样谈闲天，怎样看电影，怎样包一本书，怎样用剪子连包书的麻绳都剪得整整齐齐的，那或者帮助我们做成一个人更快一点，因为我们连吃夜饭走路都得学习的。我代表青年们，向你呼求，向你索要。”这封信写得很诚恳，也很迫切，从信的内容来看，她对自己、对鲁迅的定位也相当准确，这也是萧红很明确地称鲁迅为导师的时候。当年在鲁迅家中，鲁迅的一点一滴，都成为她学习的内容，都记在了心上。
为了纪念鲁迅，萧红还写过一个哑剧《民族魂鲁迅》。在这个没有人说话的作品里，萧红几乎还原了鲁迅的一生，从少年写起，一直写到鲁迅去世。这个作品的许多情节和细节，都来源于萧红对鲁迅作品和对鲁迅本人的了解。比如第一幕里，写的是少年鲁迅，出场的人物全都来自鲁迅的作品，有的来自小说，如祥林嫂、孔乙己、单四嫂子、阿Q，有的来自《朝花夕拾》，如庸医何半仙。在第二幕里，为了表现青年鲁迅追求文学事业，一个人寂寞地在旷野里摸索，突然就碰到了一个鬼——实际上是一个盗坟的人。这个故事就来源于鲁迅在家中的一次讲述（见《回忆鲁迅先生》）。
这个哑剧是萧红作为一个学生向老师交出的一份作业，不过这份作业也带着萧红鲜明的个性特点——“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比如，第一幕的落幕，萧红是这样写的：“舞台全陷在黑暗里，只有脚尖亮。一个人牵一条羊上，四面黑暗里显出百千只的猫头鹰的眼睛，牵羊人大惊而逃。小羊仔怔怔了半天，不知往哪里逃。黑暗重重地洒落下来。”这一段舞台描写，森然，可怖，鬼气吓人，颇有鲁迅的文字笔触，也是萧红常用的笔墨。
当然，萧红并不总是把“导师”这个词挂在嘴上，恰恰相反，她很少提及，只是在必要的场合才会说。更多的时候，“导师”这个词她是压在心底的。或许在萧红心中，她更愿意把鲁迅看作亦师亦友的关系。这种关系更符合她的性情和性格。1937年3月，萧红从日本回到上海，她来到鲁迅的墓前，写下了这首《拜墓诗——为鲁迅先生》：
跟着别人的脚迹，
我走进了墓地，
又跟着别人的脚迹，
来到了你的墓边。
那天是个半阴的天气，
你死后我第一次来拜访你。
我就在你的墓边竖了一株小小的花草，
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魂。
只说一声：久违。
我们踏着墓畔的小草，
听着附近的石匠钻着墓石的声音。
那一刻，
胸中的肺叶跳跃了起来。
我哭着你，
不是哭你，
而是哭着正义。
你的死，
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
虽然正义并不能被人带走。
我们走出了墓门，
那送着我们的仍是铁钻击打着石头的声音，
我不敢去问那石匠，
将来他为着你将刻成怎样的碑文？
1944年，戴望舒拜谒萧红墓，口占一绝《萧红墓畔口占》：“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不知道戴望舒此前是不是读过萧红的那首《拜墓诗——为鲁迅先生》，两首诗心气真是好像啊。真正的知心朋友，即便平时久不联系，但见面了就能彼此读懂，或者就彼此凝望，或者就抱头痛哭，或者只是轻轻地说一声“久违”，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吧。我想，萧红与鲁迅即是。
（作者单位：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