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22日，沦陷不久的香港，时局动荡，年仅31岁的萧红在一家红十字会医院里与世长辞，此前在炮火中辗转流离于多家医院，深受肺结核的折磨。《呼兰河传》完稿于香港，是公认的萧红最好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经过战乱逃亡路上三年间断的写作，最终于1940年12月27日在《星岛日报》连载完毕。萧红是“五四的女儿”，在五四精神的濡染下成长，无论她的违抗父命拒绝包办婚姻，还是为了自由而忍饥挨饿的四处漂泊，都是“娜拉”式的女权主义的践行。从这部以故乡小城为背景的小说中，我们或可以窥得萧红的生平和心灵的底色。
一、荒凉的城
茅盾为《呼兰河传》作序，述及萧红的生平和写作，不离“寂寞”二字，现在看来“寂寞”这个词有些小布尔乔亚了点。《呼兰河传》流动的精神和情绪，其实用萧红在书中反复悲叹的“荒凉”来说，显得更为贴切些。作家开篇写呼兰这个小城的风物与风俗，皆是照着这个小城人的灵魂来勾勒：闭塞，贫穷，物质与精神的荒凉，不过他们的生活也因此向着自然完全敞开，竟获得坦荡和天真的一面。
呼兰城里的人，比起《生死场》里严酷的生活来，毕竟拥有了自己的“文明”，这里有着心照不宣的世故，公众的节日，常见的悲欢。可是这是怎样一种文明啊，生活极为刻板单调，几个卖豆腐的、卖麻花的、卖粉条的，便是街上的点缀；生病受伤，先熬着，熬不住就去买二两红花擦擦，或买膏药贴上，“虽然是贴了半个月，手也还没有见好，但这膏药总算是耐用，没有白花钱”，再不行就跳大神，总之没有正经的医疗；东二道街上一个大泥坑子，人畜皆害，却总也没有人建议把他填上，因为这泥坑子对当地居民也有两个大用处：一个是抬车抬马造成的热闹和消遣，二个是让居民们吃起瘟猪肉来，可以假装自己吃着的是淹死在泥坑里的猪肉，既便宜又宽慰自己；跳大神、盂兰节放河灯、唱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些节目固然热闹，但都是为了讨好或者贿赂鬼神的，给人的娱乐是不存在的。小城的人什么时候露出了生活的从容呢？就是每日傍晚出现的火烧云，给全城的老少染上了一层金，所有人都一时沐浴在温暖的霞光里。
这个偏远的小城，由外界风物至人物内心皆是荒凉，荒凉到没有痛苦，就连生死之义也是如此：
“假若有人问他们，人生是为了什么？他们并不会茫然无所对答的，他们会直截了当地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人活着是为吃饭穿衣。
再问他，人死了呢？他们会说：人死了就完了。”
二、小女孩的世界
小城的样貌既已勾画出来，作家突然的把“世情小说”的调子一转，跳出了童年的“我”——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并以小姑娘的口吻讲她的外祖父，还有她家大院子里的人与事。 从此，这本给呼兰城作的传，便出现了两个口吻，一个是世情观察家的零度的口吻，一个是女孩天真热情的口吻。在小姑娘的口吻下娓娓道来大院诸物事，给这个故事暂时地盖上了一层女孩子的朴素情感和判断力的面纱。
《呼兰河传》的文体是很耐人寻味的，前面的风俗画笔致，是白描里带着讥讽的，到了三四章，小孩子的视野里慈爱的祖父和院子里的租户，都天然地带有朴素可爱的气质。作家对后园里的蜜蜂、蝴蝶、蜻蜓、蚂蚱、飞鸟、榆树、樱桃、狗尾草、倭瓜等自然物的描述，使后园仿佛脱离了小城荒凉的气质，进而置身一个世外桃源了。后园里的祖父总是笑吟吟的，闲适的，但是一返回正屋，他们就即刻回到了炎凉的现实。祖父和小女孩在后院赏弄瓜果花草的乐园时光，还有小女孩在家中堆满旧物的储藏室里的探险，是这本小说里最有暖意的章节了。小女孩视角的引入，转化了这部小说的叙述语调，从此使之由消沉和冷漠转向开朗和天真。
可以想见，近代中国文学，多少深入人心的文字经过儿童的视角与口吻写出来的。鲁迅《故乡》里的少年，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林海音《城南旧事》里的英子，甚至远溯至古典文学的《红楼梦》，主人翁们不也是尚未嫁娶的孩子吗？也许，中国人的道德文章所安排的世道实在不堪，成年人的生活殊少趣味，一写就容易沦为炎凉苦涩的世情小说。呼兰城里的荒凉与冷漠，也不得不借助童年的欢乐来冲淡一下，不然一凉到底，整部小说必然要沉闷下去了。
三、看客们
童年梦幻曲的调子再一转，又进入了荒凉的现实，这里要看到萧红私淑于鲁迅的地方：看客的主题出现了。如果说，鲁迅的看客是在大革命的背景下登场的，那么萧红的看客则生活在平庸的日常里。小团圆媳妇之死的这一章讲述的是最令人悚然的故事，而萧红在这这个章节里倾注了大量露骨的细节描写，可谓针针见血。小团圆媳妇的婆家老胡家，是个典型的好人家，“家风是干净利落，为人谨慎，兄友弟恭，父慈子爱”。然而小团圆媳妇来了没几天就被婆婆打，挨打是没有理由的，仅仅是因为婆婆要给她个下马威。婆婆打了一只碗，丢了一支针，跌了一个筋斗，都是打小团圆媳妇的理由。婆婆有婆婆的“价值观”：
“有娘的，她不能打。她自己的儿子也舍不得打。打猫，她怕把猫打丢了；打狗，她怕把狗打跑了；打猪，怕猪掉了斤两；打鸡，怕鸡不下蛋。
唯独打这小团圆媳妇是一点毛病没有，她又不能跑掉，她又不能丢了。她又不会下蛋，反正也不是猪，打掉了一些斤两也不要紧，反正也不过秤。”
这种零度写作充斥了小团圆媳妇的受难，故事里残忍与荒诞共存。小团圆媳妇被打得精神失常，这家人为保住这个媳妇又不惜重金为她延医看病，跳大神，抽贴算命，一直到倾家荡产，当然是毫无起色；写到婆婆要拿一大笔钱给媳妇抽贴时，用意识流的手法写这婆婆内心怎样挣扎，怎样心疼这钱可以买多少块豆腐，多少小猪，多少小鸡，计算的细致居然透出多少可爱来；最残忍且愚蠢的是“洗澡”，把小团圆媳妇放进滚烫的沸水里一连“洗”了三次，终于不久后把这个十二岁少女折磨至死了。
她的婆婆当然是这件惨案的罪魁，但是在婆婆施害的过程中，城里诸多看客也难辞其咎，他们对婆婆打媳妇这个观念的支持，他们对暴行的贪婪的欣赏，都是积毁的恶。可是没有一个声音说他们是错的，他们连罪责的意识也没有，以至于骗钱的云游道士为了吓唬婆婆说了句“虐待媳妇”，都让她错愕不已。这里的残忍是坦荡荡的，不需文明的虚饰的。于是，这个小城里的苦难虽多，却都被压缩进受苦者的身体里和内心里，因为外在的痛苦也被邻人当作欣赏的材料了。这便是呼兰河的悲哀处。
四、边缘人
小说的最后两章，刻画了两个边缘人——有二伯和冯歪嘴子。
有二伯是个阿Q式的小人物，无业无家，也没有自己的住处，只能抱着铺盖四处寄宿；穷苦至此，在这个小城里自然是不免成为他人的笑料。不过，这个有二伯是在小姑娘的口吻下介绍给读者的，所以可怜的单身汉也有他可爱的人情味：有二伯的性情是古怪的，喜欢和雀子和大黄狗谈天；有二伯爱偷东西，并且偷了东西也不讳言；有二伯满足于别人叫他“有二爷”，被人唤了乳名便要恼怒。有二伯在大街上是经常被人“有二爷”地叫着，似乎颇受敬重，但是有二伯的地位和生存真相在被父亲打了后显露出来了：
“有一回父亲打了有二伯，父亲三十多岁，有二伯快六十了。他站起来就被父亲打到下去，他再站起来，又被父亲打到下去，最后他起不来了，他躺在院子里边了，而他的鼻子也许是嘴还流了一些血。”
近六十岁的有二伯被三十多岁的父亲殴打，且没有还手的权利，作家只用了这年龄的差距就写出了他的屈辱。有二伯也有他的尊严的，但他维护尊严的方式却近乎喜剧。他挨打之后要寻死，不过，上吊也没真的上吊，投井也没真的投井，他只要人们看到自己的落泪难过也就可以了，虽然他的寻死不免又成为人们的谈资和笑料。
鲁迅写阿Q，犀利，愤怒，怒其不争；萧红写有二伯，温柔，哀伤，哀其不幸。
冯歪嘴子是个磨倌，勤劳，憨厚，心肠好，但是和有二伯一样穷到只能寄宿。冯歪嘴子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在小女孩的眼里，“冯歪嘴子喝酒了，冯歪嘴子睡觉了，冯歪嘴子打梆子，冯歪嘴子拉胡琴了，冯歪嘴子唱唱本了，冯歪嘴子摇风车了。只要一扒着那窗台，就什么都可以看见了”。
但是，冯歪嘴子的生活从小炕上挂了一张布帘开始转变了，他“成家了”，还有了个儿子。他的女人王家大姑娘，向来因为她的才能相貌，是被所有人高看的，以为她必然可以攀高枝，所以突然跟了冯歪嘴子后居然又遭到这帮看客们的不齿。尽管如此，冯歪嘴子一家也挣扎着过上了让人羡慕的生活。我们也间接地明白王大姑娘为什么跟了冯歪嘴子，因为这个城里男人打女人简直是天经地义，可冯歪嘴子有爱心，知道对女人好，疼女人，这在呼兰河里是罕见的。不料，女人在生第二个孩子后就死了，这又勾起了看客们的兴奋，他们断定冯歪嘴子要完了，断定他一个人养不了两个小孩。然而，向来唯唯诺诺的冯歪嘴子出乎意料迸发出坚韧的毅力，把婴儿养活了，照样一天天地生活下去。
作家对冯歪嘴子一家的叙述，渐渐地摆脱了童年的视角，给我们看到冯歪嘴子作为一个贫穷的鳏夫，怎样地在艰苦生活里把孩子带大。在这充满希望的一章的结束，小说进入尾声。
五、非“集权式人物”
从《生死场》出版起，萧红的文学作品便在结构和形象上被当时批评家诟病，他们的批评在于小说结构上过于松散，人物形象模糊。对此，我赞同林贤治在他的萧红传记里为萧红所做的辩护。林贤治认为萧红所描绘的人物本来就是没有个人意志、形象模糊的，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他用了男性作家塑造的“集权式的人物”这个概念，区别了萧红女性意识独特的感性的、诗意的、抒情的文学。
五四时代的文学观是十九世纪的西方的舶来品。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们笔下的人物相信自己意志的力量 ，他们在世界上似乎都有着征服的使命，他们都是爱情的或事功的或精神的英雄。拉斯蒂涅，卡西莫多，安德烈公爵，卡拉马佐夫兄弟们都是溢出了生存斗争的形象，是极度文明化了的结晶，所以一部小说的结构就是为他们的征服和探险创设，一种线性的命运摆在他们面前，所以他们就是“集权式”的形象。可是中国的现实有什么呢？民众的愚昧造成了社会的一潭死水，我们在鲁迅小说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反抗者搅动这潭死水是多么艰难。萧红描述的便是这死水——没有爱情，没有艺术，没有欲望，没有意志。
《呼兰河传》乃是萧红在漂泊中的思乡之作，但是我们也不能忘了，“五四的女儿”萧红是为了摆脱父亲给他定下的包办婚姻，而从家乡逃出来的。家乡之于萧红是意味复杂的，它有作家的欢乐，也有她的苦难。当萧红作为“出走的娜拉”在男人世界和动荡的国难中挣扎时，经济的压力和文学界的不公也时时催逼着，关于故乡的回忆就成为了她孤独中的慰藉。因此，《呼兰河传》有着鲜明的复调性，小城的愚昧压抑是灰暗的，女孩和爷爷则是活泼明亮的。想到萧红写作此书的历程，战火纷飞中从临汾到武汉，再到重庆，最后到香港的漂泊，回忆起沦陷的故乡来，这一层温暖的、欢乐的童年回忆则更有一番滋味矣。
六、小城的哀歌
《呼兰河传》是小说还是传记？作小说看，它确实完全不同于当时的经典小说——故事缺少连贯的情节，散漫的结构几乎等同于回忆录散文，而且里面几乎没有虚构的人物；作传记看，它又有着小说技巧的诸般经营，有非常精到的对话和心理描写，而且，传记中作为至亲的父亲和母亲几乎没有刻画。那么，呼兰对萧红意味着什么呢？可以从《尾声》里看出：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文字写实到具体的年龄，萧红念兹在兹的是祖父的生与死，以至于祖父的年龄成为思乡的刻度，这足可证明这本书的私人属性。因此，也就毫不奇怪《呼兰河传》里点缀有许多出于第一人称的感叹语，这些疏朗而朴素的抒情极具真情实感，使得许多段落有抒情诗的感染力。我觉得这本书更适宜读成跌宕起伏的韵致，冷暖相间的腔调——深情的哀歌的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