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讨论的缘起，最初的酝酿过程，其中有无印象特别深刻的细节？

1992年夏季的某一天，当时还是青年教师的王晓明带来消息说，《上海文学》杂志打算恢复“批评家俱乐部”栏目。大家都知道，“批评家俱乐部”是1980年代文化黄金时代在文学批评方面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它已经停办好几年了。复办的消息，可看作是自1989年以来文化萧条期即将过去的一个信号。

《上海文学》的文学批评复兴计划首先是从几所大学开始。约请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大等几处的青年批评家，以对话的方式开始针对当下文学和文化现状，发表看法。当时的社会风气正在开始转变，拜金主义的毒雾开始弥漫，国民道德滑坡，知识界陷于失语状态，文艺家普遍犬儒化，几乎所有人都感到无所适从。对此，大家均有同感。

当年秋季，对话进行。约定的成员有王晓明、徐麟、崔宜明、张柠和我，毛尖做笔录。这些人除王晓明是教师身份之外，其他几位都是在读的博士生或硕士生。讨论先后反复进行了好几次，文字稿于次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

印象最深的细节是：最初没有张柠参与，而是陈福民，由他谈张艺谋。可是，秋季开学之后，陈迟迟没有返校。约好对话的那天，大家正犯愁张艺谋怎么办。正说着，张柠敲门进来。徐麟说，来得正好。张柠一头雾水。王晓明就问张柠，你看过张艺谋吗？张柠说，看过啊。又问：那你对他的电影怎么看？张柠就噼里啪啦地批判了一通，大家听了，都很高兴，说：好了，就是你了。王晓明做事很谨慎稳健，希望对话质量可靠又有相对可观的阵容。而张柠当时尚是硕士研究生，研究的又是俄罗斯文学，所以要摸摸底。张柠等于是稀里糊涂地一头撞进了这场讨论。

2、我们现在看到的座谈记录，虽然有不同的观点，但有大致的取向，这和实际的讨论有大多差异？你印象中发表的文字删除了讨论中的那些内容？你当时和其他人的观点最主要的不同是什么？

当时大家的一个共识是：面对一个糟糕的文化状况，公开发出批判的声音，是知识分子的基本使命。但对于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以及应该倡导什么样的文学，看法并不完全相同。讨论过程中还时常发生争执。但公开发表的对话被修削掉了个体差异，尽可能地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观点。

分歧最大的有两点：一是当下应该倡导的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哪些作家值得推崇。有人提史铁生，有人提张炜，王晓明提张承志。我对史铁生不熟悉，但对张炜很不以为然，对张承志则是抵触，而且，比起小说来，我更看重诗歌。为此，大家有过一通争执。但因为这一次对话主要是批评，推崇谁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另一个分歧是对王朔的评价。虽然大家都不喜欢他的油腔滑调，但我认为，他的这种腔调是一种策略，用以掩盖他的批判性。在此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批评王朔的文章，称其为“改邪归正的王朔”，也就是说，我对王朔是有一定程度上的肯定的，所不满的是，他的油滑的掩饰，最终让他的批判锋芒消失得无影无踪，早年那种锋芒毕露的言辞没有了。而几乎没有人同意我的这种判断，我的发言中这一部分内容也被修改得最多。其他人的观点我印象中没有什么大的删改。

誊清定稿时，还有一个小小的趣事。我和毛尖一起整理完记录稿之后，需要誊清，但我们已经很累了，就准备留到第二天再誊。第二天，我的一位医生同学来找我玩。这位马医生写得一手好硬笔楷书，我就让他替我誊抄。他像抄经方一样，一丝不苟地写了整整一个上午。《上海文学》收到的文稿，应该就是他抄写的那一份。

3、《废墟》发表后，你和晓明及其他人对待读者来信和社会反响的态度。

文章发表之后，我们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尤其是我和张柠两人，因为我们俩谈具体的现象比较多，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我总共收到二十多封。大多是鼓励支持的，也有商榷性的。有一位偏远省份的读者专门提供了一份“黑名单”，列举了当时一系列文化界的名流，要求我们定点清除，逐一批倒批臭。张柠收到一位墨尔本老华侨的来信，信中表达了他远在天涯海角的激动心情，而且对张艺谋之流利用电影给祖国抹黑的“无耻行径”，进行了字字血声声泪式的控诉。一位干休所的老革命在给我的信中说，他激动得一夜没睡，并说，如果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健在的话，一定会嘉奖你们是“90年代的李希凡”。他们以为又要搞运动了。将“人文精神讨论”理解为跟1950年代的“《红楼梦》大讨论”一样，以为会酿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性的文化运动，乃至政治运动。

有一天，我在路上遇见王晓明，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了。我觉得，讨论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适得其反，它非但没有唤起“人文精神”，反倒激发了某种程度上的“文革”精神。王晓明说，这样很好啊，能引起反响，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其他几位则淡然以对，或一笑了之。这几位老兄大多散淡随性，对日后“人文精神”热潮也不甚上心。

4、“人文精神”讨论中的双重性（责任与自命不凡）与90年代以后新左和自由主义之争，你怎么看？

毫无疑问，“人文精神讨论”是人文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他们自我救赎的一次重要尝试。它将知识分子从1980年代末以来的沉默状态召唤出来，开始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其积极意义显而易见。但“人文精神讨论”是精英知识分子对刚刚到来的商业化时代不适应而产生的呕吐反应。这场文化行动同时也暴露出知识分子的一些根本性的缺陷。“人文精神讨论”既是治疗又是疾病。它是针对社会病症发出的疗救呼吁，而它本身也是社会疾病的一个症状。

“人文精神讨论”采用的是“对话”形式，但实际上却各怀心思，各说各的。尤其是在后续的一系列讨论中显得更为突出。谈话参与者更多地关注共同点，而个体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关键在于说出来，说出对某事情的看法。至于其言谈的价值和方式，鲜有人去关注。其中充斥着直陈式的表态和道德教谕，不乏对话语权力的迷恋和某种程度上的道德教师的姿态。这实际上是一场徒有“对话”形式却无“对话”功能的“对话”。这一倾向实际上助长了人文知识分子道德上的自命不凡和面对现实时的精神狂躁。这一点在日后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中表现得更为充分。

缺乏对等的话语形态，也缺乏稳定的话语平台，使得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言说流于浅表化。对商业文化的批评无的放矢，而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则更是不得要领。从总体上说，“人文精神讨论”思想基础仍停留在西方古典时代的人文理想层面，大多无非是19世纪之前的欧洲古典人文主义哲学的较为粗陋的汉语版。对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成果基本上处于无知状态。

观念的老化和话语的陈旧，一种一知半解的人文主义知识和夸张的理想主义高调，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其效果如果不是悲剧性的，就必然是喜剧性的。讨论到了后期，已经在向喜剧的方向转变。而在当今物质消费主义和商业化的语境下，所谓“人文精神”正无可避免地面临着荒诞的命运。

提问者——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