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政治上，从一个激进的革命者到走向革命的对立面，刘师培确实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物。同样，他在学术上也充满矛盾：他的很多思想非常超前，每每突破藩篱，令人惊听回视。譬如，他很早就主张白话，甚至要废除汉语，走拼音化道路；同时，他的论著又常常表现出一种浓郁的厚古薄今的倾向。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是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临终前一年刊布的一部有关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影响颇巨。《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与《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南北文学不同论》、《论文杂记》、《文心雕龙讲录二种》等，也与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密切相关。这些论著，自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还应当指出，文学研究只是刘师培整个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照知人论世的原则，本文从他的生平事迹和著述情况入手，试图从一个更大的历史文化背景来评述刘师培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业绩。
一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江苏扬州仪征人，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他的曾祖刘文淇字孟瞻，祖父刘毓崧字伯山，叔父刘寿曾字恭甫，均以治《左传》享盛名于道、咸、同、光四朝，列《清史稿·儒林传》。母亲李汝谖，为江都小学家李祖之女，通晓经史。而仪征刘家所生活的扬州地区，更人才荟萃，学人辈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及焦循的专精之学自不必说，主持刊刻《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的阮元，也曾与《四库全书》总纂纪昀齐名，世称"两文达"（阮元、纪昀并谥号文达）。在这样一个富有浓郁学术氛围中长大的刘师培，濡染熏陶，自幼就熟读经典，出入子史，研习诗赋，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称之曰仪征刘氏家学、乃至扬州学派的"殿军"，似不为过。
从现存资料看，刘师培二十岁公开发表第一篇文章，时在1903年的春天。上一年，他得中举人，这年赴开封参加会试。临行前，作《留别扬州人士书》，刊发在《苏报》上，呼吁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这次会试，刘师培名落孙山，从此对科场心灰意冷。从开封回到扬州的途中，他滞留上海，与年长于他十五岁的章太炎（1869-1936）见面，这对他的思想与学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刘师培对革命产生好感，主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甚至更名"光汉"，都应与章太炎的影响有关。两人在学术理念与治学领域等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遂成莫逆之交[1]。这是刘师培步入社会，成为激进的革命党人的开端。
在章太炎的影响下，刘师培参与了《国粹学报》、《俄事警闻》以及翌年扩版的《警钟日报》的编辑工作。其间，曾续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而作《中国民约精义》、《中国民族志》等，倡言平等之说，辨析夷夏之别；承王夫之《黄书》而作《攘书》，排满复汉。值此时代思潮澎湃之际，他又加入中国教育学会、国学保存会等进步组织，成为职业革命者。
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紧张，刘师培夫妇应章太炎等邀请，东渡日本，就章太炎主编的《民报》作编辑，并加入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参与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这期间，刘师培还与张继设立"社会主义讲习会"，与妻子何震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宣传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理论，提倡废除等级制度，实现人权平等，推行无政府主义。在学术方面，他在日本结识了章、黄学派的重要人物黄侃（1886-1935）。两人年龄相仿，但黄侃对于刘师培的经学颇为钦佩，后来遂北面执弟子礼[2]。
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很多知识分子出于不同的目的，积极投身革命，至少同情革命。业师姜亮夫先生曾对我说过，他的老师王国维（1877-1927）当年也曾通读过《资本论》，可惜我还没有看到相关文字资料。但刘师培确确实实曾组织翻译过《共产党宣言》和克鲁鲍特金的《面包掠夺》、《总同盟罢工》等，思想颇为激进。在倡导革命的过程中，刘师培与章太炎相互钦佩，相互支持。刘师培字申叔，章太炎字枚叔，当时乃至"二叔"并称，可见关系之密切。可惜好景不长，1908年，刘师培与章太炎发生争执，乃至结怨[3]。他只好从日本回到上海。
他的朋友们没有想到，刘师培的思想由此发生根本性蜕变，与他先前所积极倡导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渐行渐远[4]。他公开投靠了清廷两江总督端方(1861-1911)[5]，甚至还把江浙革命党人谋划起义计划秘密呈报[6]。而后，他把自己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发表文章也不再用笔名刘光汉，而是多用本名刘师培。他为端方考订金石[7]，又拜徐绍桢（1861-1936）为师[8]，研究天文历法。这一切都发生在1909年的初春，当时，刘师培二十六岁。
此后几年，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师培随之北上，结识了严复（1854-1921）、罗振玉（1866-1940）等著名学者。后又随端方南下四川。辛亥革命后，端方被杀，刘师培落拓无依，投靠成都老友谢无量（1884-1964）。当时，谢任成都国学院院长，乃聘刘师培任副院长，兼四川国学学校课，讲授《左传》、《说文解字》等，与谢无量、廖平（1852-1932）、吴虞（1874-1939）等共同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编《国学杂志》[9]。从学术上来说，这个时期他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而在政治上却在依然随波逐流。他北上山西，投靠阎锡山，任高等顾问。又由阎锡山推荐给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袁世凯倒也非常器重刘师培，授予参政院参政，封为上大夫。其间，他还与杨度、严复等发起成立筹安会，刘师培就任理事，公开发表《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等文，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说明他不仅没有沉浸书斋，忘却世事，而是变其本而加其厉，逐其功而争其名。洪宪帝制失败后，刘师培再次落寞，流落天津，与前清遗老遗少为伍。从1909年脱离革命到1916年袁世凯死后落拓无依，这是刘师培最为时人诟病的八年。
由此来看，在政治上，从一个激进的革命者到走向革命的对立面，刘师培确实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物。同样，他在学术上也充满矛盾：他的很多思想非常超前，每每突破藩篱，令人惊听回视。譬如，他很早就主张白话，甚至要废除汉语，走拼音化道路；同时，他的论著又常常表现出一种浓郁的厚古薄今的倾向。
就在袁世凯称帝失败的1916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刘师培得到陈独秀的推荐，得以进入北京大学，其学术生涯也步入最后的辉煌。在北大两年多时间里，刘师培讲授中古文学史；同时，还在国文研究所担任四个方向的研究科目，即经学、史传、中世文学史、诸子，并在北京大学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编纂员。又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就在刘师培病逝的那年三月，《公言报》刊发一篇《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认为北大陈独秀、胡适等为"新派"，创办有《新潮》杂志。而黄侃、刘师培、马叙伦等为"旧派"，阵地就是《国故》月刊。几天以后，《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刘师培致公言报函》，认为此说"多与事实不符。"刘师培并不承认自己是旧派，更不愿意结帮拉派。他曾向往革命，更眷恋于学问。作为一介文人，刘师培可能更适宜于作学问，但是他的思想又是那样的激进，让他躲进书斋，不问世事，可能很难；而要让他完全理解世态，从容驾驭人情，一定更难。可以说，他的政治理想，他的学术追求，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既激进弘通，又保守拘狭。这里可能有性格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还是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留给一个知识分子的困惑与无奈。
刘师培死后，他的著述，由弟子陈钟凡、刘文典等人搜辑，友人钱玄同整理，南桂馨校刻而成《刘申叔遗书》74种，总计约四百万字。全书发凡起例于1934年，两年后刻印而成，钱玄同曾就全书的编辑作了详细说明，并附有《左盦年表》《左盦著述系年》。然全书正式发行，已是刘师培离开这个世界整整二十年后的1939年了。这是刘师培全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系统的整理。此后有过两次补遗，一是罗常培先生根据听课笔记整理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10]、《<文心雕龙>讲录二种》（即《颂赞篇》和《诔碑篇》的讲录）[11]。二是万仕国在罗常培辑本基础上又广事搜罗，编辑而成《刘申叔遗书补遗》，收录五百余篇，总计达一百六十余万字[12]。
刘师培二十岁公开发表文字，到他三十六岁辞逝，前后不过十六、七年的时间，却写作了五百六十余万字的作品，平均每年完成约三十五万字的写作量。仅就数量而言，已经相当惊人。何况，他还奔波南北，从事大量的政治与社会活动。更叫人感到惊叹的是，这些著述，广泛涉猎传统经学、小学、校雠学等方面的内容，微辞奥义，佥多发明；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如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预流"之作，论及现代西洋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如《伦理教课书》）等，贯通古今，旁及中外。所论多言而有据，迥异乎空疏浅薄之论，置诸近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多具有里程碑性意义。
二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这样写道：
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在此黎明运动中最卓特者，以余所论，得十二人，略以其言论著述发表之先后次之，为南海康君长素（有为），平阳宋君平子（衡），浏阳谭君壮飞（嗣同），新会梁君任公（启超），闽侯严君几道（复），杭县夏君穗卿（曾佑），先师余杭章公太炎（炳麟），瑞安孙君籀?（诒让），绍兴蔡君孑民（元培）、仪征刘君申叔（光汉），海宁王君静庵（国维），先师吴兴崔公觯甫（适）。此十二人，或穷究历史社会之演变，或探索语言文字之本源，或论述前哲思想之异同，或阐演先秦道术之微言，或表彰南北剧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献之真赝，或抽绎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节士义民之景行，或发舒经世致用之精义，或阐扬类族辨物之微旨，虽趋向有殊，持论多异，有壹志于学术之研究者，亦有怀抱经世之志愿而兼从事于政治之活动者，然皆能发舒心得，故创获极多。此黎明运动在当时之学术界，如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方面广博，波澜壮阔，沾溉来学，实无穷极。此黎明运动中之刘君，家传朴学，奕世载德，蕴蓄既富，思力又锐，在上列十二人中，年齿最稚。......刘君著述之时间，凡十七年。始民元前九年癸卯，迄民元八年己未（1903-1919）。因前后见解之不同，可别为二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为前期；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为后期。相较言之，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笃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刘君著述所及，方面甚多，余所能言且认为最精要者有四事：一为论古今学术思想，二为论小学，三为论经学，四为校释群书。[13]
钱氏所列十二位学人，即康有为、宋衡（即宋恕）、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刘师培、王国维、崔适等，是否都足以担当清末民初的学界领袖，或有可商。但是最年轻的刘师培进入当时最杰出的学者行列，似向无异议。
按照钱玄同的分类，刘师培著作有四类最为精要：
（一）论古今学术思想
《国学发微》，与章学诚《文史通义》相近，又可与章太炎《国学概论》参互对读，可以明了当时所谓国学，实即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最可注意者，是刘师培用了相当的篇幅论述中国佛、道两派之学术，为当时及后来论国学者多所不及。《周末学术史序》，实际上是以序的形式，综合论述周秦之际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财政学、兵学、教育学、哲学、术数学、文字学、法律学、文章学等学科，不啻为一部周秦学术简史。《两汉学术发微论》则分政治学、种族学、伦理学三类讨论两汉学术问题。《汉宋学术异同论》分义理学、章句学、象术学、小学等四类辨析汉宋学术异同。《南北学派不同论》分诸子学、经学、理学、考证学、文学等五个方面辨析南北学风的差异，可谓纵览古今，通观万象。《古政原论》与《古政原始论》主要考察古代阶级制度、礼俗、官职、兵制、刑法、学校、商业、工艺、国土、宗法、古乐等方面的成就与阙失。
（二）论小学
主要见于《左盦外集》以及《毛诗词例举要》、《荀子词例举要》、《古书疑义举例补》、《小学发微》、《尔雅虫名今释》、《理学字义通释》等文。特别应叙及的是《理学字义通释》，博涉理、性、情、志、意、欲、命、心、思、德、义、恭、敬、才、道、静等常用的理学概念，疏通字意，阐发义理，颇近于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既是文字学论著，也是哲学著作。至于文字学综合性的著作，当推《中国文学教科书》。此书名曰中国文学，实际上是中国文字学方面的概论性著作，内容极其丰富。
（三）论经学
刘师培长于经学，向为时人所重。著名学者黄侃仅比刘师培小两岁，却甘拜为师，他说："余于经学，得之刘先生者为多。"[14]经学中，尤以四世家传之《左传》学最称博洽，其次是"三礼"之学。所以黄侃在《先师刘君小祥会奠文》中明言道："君之绝业，《春秋》《周礼》。"
《春秋》及"三传"中，关于《春秋左传》的研究最为精深，著有《春秋古经笺》、《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春秋左氏传传例解略》、《春秋左氏传传注例略》、《读左劄记》、《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等。
"三礼"中，《周礼古注集疏》为作者精心结撰之著。1936年，陈钟凡《<周礼古注集疏>跋》记述刘师培临终前曾在北平家中谈起自己的学问，说自己年来"精力所萃，实在'三礼'；既广征两汉经师之说，成《礼经旧说考略》四卷，又援据《五经异谊》所引古《周礼》说、古《左氏春秋》说及先郑、杜子春诸家之注，为《周礼古注集疏》四十卷，堪称信心之作。"[15]
此外，《尚书源流考》、《毛诗札记》、《礼经旧说》、《逸礼考》、《西汉周官师说考》、《群经大义相通论》还有《经学教科书》等亦可归为经学论著。其中，《群经大义相通论》最具特点。作者梳理丰富资料，比较群经的异同，包括：《公羊传》与《孟子》、《公羊传》与《齐诗》、《毛诗》与《荀子》、《左传》与《荀子》、《穀梁传》与《荀子》、《公羊传》与《荀子》、《周官》与《左传》、《周易》与《周礼》等，他发现，各经之间，多有相通之处。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史研究，往往强调中国古代经学传授中家法与师法的疆界，似乎各家之间，泾渭分明。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就是这样的一部著作。作者辑录了各家论《诗》的资料，分门别类，考镜源流。初读起来很是清爽，但是揆诸学术实际，未必就是如此。刘师培的研究告诉我们，早期的经学流传，往往相互取资，弥缝折衷，并非如后来的学术史家们所描述的那样，壁垒森严，阵线分明。
（四）校释群书
校订群籍，几乎是清代学者用力最深、创获最大的学术工作。受此学风影响，刘师培年轻的时候，就曾校订过《吕氏春秋》等典籍，此后未曾中辍，校释过《周书》、《管子》、《晏子春秋》、《老子》、《庄子》、《墨子》、《荀子》、《新书》、《春秋繁露》、《法言》、《白虎通义》、《楚词》、《穆天子传》、《韩非子》、《琴操》等古籍。比勘异同，定夺是非，与清代著名校雠学家卢文弨、孙诒让相比，自在伯仲之间。
如果细分，刘师培的研究著作还可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和文学研究独立开来。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后面还要详谈。这里仅以历史学论著而言，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是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而《中国地理教科书》则是中国地理学方面的通论著述。《古历管窥》则在钱大昕等人基础上，深入讨论天文历法问题，可谓研几抉微。此外，还有大量的读书笔记，如《左盦题跋》为群书叙录，而《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尤其值得注意。
我们知道，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16]在1906年至1908年间深入敦煌莫高窟，对全部洞窟编号，并抄录题记、摄制大量壁画照片。1909年，伯希和再到中国采购汉籍，携带了部分敦煌写本精品，出示给中国学者罗振玉、蒋斧、王仁俊、董康、刘师培等人，中国学术界始知有敦煌遗书。根据《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小引知道，该文作于宣统二年（1910年），也就是从伯希和处看到敦煌文献的第二年，刘师培敏锐地发现了这批文献的巨大价值，提纲挈领式地加以介绍。提要包括：《毛诗诂训传·国风》残卷、《左传》杜预集解昭公残卷、《穀梁传》范宁集解残卷、《文选》李注残卷、《文选》白文残卷、《唐地志》残卷、《古类书》残卷、《周易》王弼注残卷、《庄子》郭象注残卷、《春秋穀梁经传解释》残卷、《隶古尚书》孔氏传残卷等。刘师培所生活的扬州地区，历来是《文选》学研究的重镇。刘师培秉承前哲学风，也对《文选》学格外重视。在敦煌文献中，《文选》学资料常常涉及到一些重要的问题，譬如李善注六十卷的分与合，李善注早期版本与后代传本的异与同，还有《文选》白文三十卷等重大学术问题。敦煌本出现，刘师培等早期敦煌学者筚路褴褛，敏锐发掘，这些问题才又重新浮出水面，引起后世的广泛关注。那一年，刘师培才二十七岁。
从上面介绍可知，刘师培的学术研究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一是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二是对西方文明的吸收。坚守传统文化，即坚持从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等传统研究方法入手，整理先秦两汉典籍。而吸收西方文明，主要是指他在西风初渐之际，引领风潮，勇于吸收现代思想精华，善于运用现代学术方法，考镜源流，颇具史家风范。《左盦外集》卷九有《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就是通观中国历史的学术史著作。
《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将世俗民风与学风的变化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学风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世风变化。由此看来，每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引领世风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譬如两汉崇气节，而三国尚权诈，六朝别流品，隋唐则重功名。这些变化，既与统治集团的政策导向密不可分，更与那个时代的士人追求息息相关。刘师培因此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欲考中国民气之变迁，当先知中国学风之变迁。"[17]
学风的变化，对于近代政治文化发展变化的意义，也是刘师培时常关注的问题。其《清儒得失论》纵论清代学者各家之得失，而《近代汉学变迁论》又将讨论的范围缩小到当时颇负盛名的"汉学"上，指陈利弊，颇中肯綮。作者将清代汉学发展分为四期：顺康时期的阎若璩、胡渭等为"怀疑派"代表。他们治学的范围非常宽广，对于前代学说，多所怀疑，由思而学，援据精博。康雍乾时期的戴震、钱大昕等为"征实派"，好学深思，多闻阙疑。这两派的中坚多是清代学术领域的实力派人物，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竖立了较高的学术标的。他们的追随者高山仰止，只能肆力于群籍的校勘，旁搜博采，摭拾旧闻。刘师培视之为"丛缀派"。尽管规模较小，不成气象，但终究还是在学问之间讨生活。而嘉、道之际，随着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今文经学振臂而起，常州学派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前有"二庄"（庄存与、庄培因），后有刘宋（刘逢禄、宋翔凤），"运之于虚而不能证之以实，言之成理而不能持之有故"。[18]总之，各派之间，各有得失。问题是他们的末流，或学有余而思不足，或思有余而学不足，甚至把学术作为敲门砖，志在仕途，更不足论。
整体上说，刘师培更推崇清代前期的汉学家，自然也就偏于古文经学。他早年交往的学界名流，也多与古文经学有密切关系。但他也不排斥今文经学，甚至还与他们多有来往。譬如他追随端方到四川之后，曾与著名学者廖平交往颇密，两人都很推崇洪适的《隶释》、《隶续》，认为可为研读经史之助。在治学方面，他们都不拘一隅，求新求变。廖平兼通古今，一生六变。《经学初程》说自己治学先由训诂入手，始觉唐宋人文"宽泛无实，不如训诂书字字有意。"[19]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刘师培对于明代以来古文家所推崇的唐宋派也颇多微辞。所不同者，廖平《知圣录》对于纪晓岚、阮元等评价不高。而刘师培对于乡贤阮元则推崇备至。毕竟，刘师培与廖平，还是有着较大的差异。可以这样说，刘师培的学术研究，确实很难用传统意义上的今古文经学，或者汉学、宋学所能规范，因为他的研究已经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
三
说到刘师培研究的现代色彩，就不能不提到他的文学研究；刘师培的文学研究，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刘师培生活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世纪之交，内忧外患，促使那一代知识分子最早睁开眼看世界。他们从中西哲学思想的比较中，从华夏文明盛衰际遇的嬗变中，反思家庭文化与西方探险精神的矛盾，探寻科技思想和义利观念的冲突，衡量创新意识与社会体制革新的关系，评估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本质特性与发展方向。这是刘师培那一代人关注伦理学、关注教育学，尤其关注文学的精神动力所在。在刘师培看来，移风易俗，改造人心，文学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大之可以振尚武之风，小之可以为养生之助，而征引往迹，杂陈古事，则又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为劝戒人民之一助。"[20]
中国文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在一种融合变化之中。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是华夏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两汉以降，随着封建帝国统治的强化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中西文化的融通成为一时潮流。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思想，也遵循着这种演变规律，在融合中获得发展，在发展中增强融合。刘师培《论文杂记》开篇第一则论中国文章之学，就与印度佛书作比较。他认为印度佛书分为三类：一是经，二是论，三是律。而中国古代书籍，亦大抵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文言，藻绘成文，便于记诵，如《周易》卦辞爻辞之类，近似于佛书的经类。二是语，或记事之文，或论难之文，多用散体，如《春秋》、《论语》等书，犹如佛书的论类。三是例，语简事赅，便于遵行，如《周礼》、《仪礼》、《礼记》等书，好像是佛书的律类。[21]由此笔锋一转，作者又将视野转到欧洲，第二则征引英国哲学家的论断，推论语言进化演变由文趋质，由深趋浅的一般规律。《文章原始》也说："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级也。"[22]在世界多种文明的比较中反观自己，中国文学的特性也就凸显出来。这大约是二十世纪初叶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普遍的观感。那个时候出版的中国史、文学史、哲学史著作，往往开宗明义，总要先从中西比较中确定自己论述的价值，这几乎成为一种叙述模式。稍后的钱锺书《管锥编》也是如此。第一则论《周易》之"易"，乃"一名而含三义"，作者旁征博引，比较汉语与西方语言修辞的差异，指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管锥编》自始至终，都是在这种比较中展开论述。因此，刘师培的"文学"观念，显然不是他个人冥思苦想的独创，而是时代所赐。
基于这样一种文学观念，刘师培论文学起源，论文学功能，论文学发展，论文章各体，就与"五经"为本的传统文论形成较大的反差。譬如论各种文体，他认为很多出于巫祝之官。他熟练地运用传统训诂手段，逐一辨析"巫"与"祝"的原始意义，从而指出："文章各体，多出于斯。又颂以成功告神明，铭以功烈扬先祖，亦与祠祀相联。是则韵语之文，虽匪一体，综其大要，恒由祀礼而生，欲考文章流别者，曷溯源于清庙之守乎？"[23]《论文杂记》中，他还指出："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谣谚二体，皆为韵语。'谣'训'徒歌'，歌者永言之谓也。'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也。"[24]也就是说，中国早期叙事文体无一不是和神圣信仰、祭祀仪式、权力话语相关联。
由此延申，他认为中国的各体文章，也多用于各种祭祀的场合。《周末学术史序·文章学史序》这样写道：
吾观成周之制，宗伯掌邦礼，于宗庙鬼神之典，叙述尤详。而礼官协辅宗伯者，于祭祀之典，咸有专司，如巫史祝卜是也。试观周礼太祝掌六祈以司鬼神，即后世祭文之祖也。殷史辛甲作虞箴以箴王缺，即后世官箴之祖也。又太祝所掌六祠，命居其次，诔殿其终也者，后世哀册之祖也。诔也者后世行状诔文之祖也。颂列六义之一，以成功告于神明，屈平《九歌》其遗制也。铭为勒器之词，以称扬先祖功烈，汉魏墓铭其变体也。且古重卜筮，咸有繇词，遂启《易林》《太玄》之体。古重盟诅，咸有誓诰，遂开绝秦诅楚之先。况古代祖宗之官，能辨姓氏之源，以率遵旧典，由是后世有传志叙记之文。德刑礼义记于史官，由是后世有典志之文。文章流别，夫岂无征？"[25]
《论文杂记》论箴、铭、碑、颂等所谓有韵之文，起源很早，也多与实用功能相关。箴者，古人谏诲之词。铭者，古人儆励之词。碑者，古人记功之文。颂者，古人揄扬之词。[26]有韵之文，便于传诵，所以起源最早。这就足以说明早期的文学，主要在实用。春秋之后，言与语、文与质分为二途，言与文相联，而语与质相通。所谓"直言者谓之言，论难者谓之语，修词者谓之文，不独言与文分，亦且言与语分，故出言亦分文质。言之质者，纯乎方言者也。言之文者，纯乎雅言者也。"[27]因此，两汉以后的赋、颂、箴、铭等，皆属于文的范畴，而论、辩、书、疏等，则带有语的色彩。
在古今中外的比较中，刘师培对于中国汉语所固有的特性有了更加清晰的体认。他主张，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都应当从具体的字句入手，然后才能谈到声、情、文的修饰问题。《文说》即从析字说起，特别指出："西汉词赋，首标卿云，摛词贵当，隶字必工。此何故哉？则辨名正词之效也。司马《凡将》、子云《训纂》，详征字义，旁及物名，分别部居，区析昭明。及撮其单词，俪为偶语，故撷择精当，语冠群英。则字学不明，奚能出言有章哉？！"[28]《文章原始》又指出："积字成句，积句成文。文章指此源起，先穷造字之源流。""然扬马之流，类皆湛深小学，故发为文章，特沈博典丽，雍容揄扬。注之者，既备述典章，笺之者，复详征诂。故非徒词主骈俪，遂足冠冕。"[29]这里，刘师培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了司马相如和扬雄和他们的文字学著作，说他们的辞赋创作追求奇古华赡，"以艰深之词，文浅易之说"（苏轼评扬雄《法言》、《太玄》语），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
所谓特定的历史背景，就是秦汉时期，读书识字已经作为一种法律被规定下来。因此，当时的文字学著作特别盛行。秦代统一之后，出于"书同文"的考虑，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著有《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文字学著作作为时人读本。这些著作在西汉初年曾广为流传。武帝时的司马相如著有《凡将篇》，西汉后期的扬雄根据李斯、赵高、胡毋敬的书合编而成《苍颉训纂》一篇。[30]另有《别字》十三篇、[31]《苍颉传》一篇。同时代的史游还著有《急就章》、李长著有《元尚篇》等，都是为了当时读书的需要。故《论衡·别通篇》云："夫苍颉之章，小学之书，文字备具。"[32]最近一百年，在居延等地发现的汉简中，时常提到《苍颉篇》、《急就章》等。在西北边陲，童蒙读物如此流行，说明秦汉时期普通人对于习字的重视程度。
《论衡·效力篇》还说："叔孙通定仪，而高祖以尊；萧何造律，而汉室以宁。"[33]所谓萧何造律，系指其《九章》之律，亦大抵因秦旧制。其中与文化相关的内容主要见于《汉书·艺文志》中一段话："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古文、奇字亦在其中，汉赋大量出现奇字，或与此政策有直接关系。《汉书》还记载，石奋（建）上书，写"马"字少一笔，惊恐万状，甚至以为要"获谴死"。[34]由此可见当时法律的威慑力量。
司马相如、杨雄等人所编这类字书，大约就是当时的童蒙读物，而他们的辞赋创作，所以充满古文奇字，很可能也与文字传播功能相关。由此还可以扩大说来，秦汉文章、特别是应用文章的最大特点，诚如刘师培所说："摛词贵当，隶字必工。"如果脱离这段特殊的历史背景，就像明代古文家所推崇的那样，以为秦汉文人殚见洽闻，无端求工，真是皮相之谈。[35]
从识字辨体推演开来，他的文学史发展观，也注意从更大范围内审视文学发展的脉络，有着明晰的史的概念。譬如他在《论文杂记》中论汉代至魏晋的文章变迁，分为四端：
西汉之时，箴铭赋颂，源出于文；论辩书疏，源出于语。观邹、枚、扬、马之流，咸工作赋，沉思翰藻，不歌而诵；旁及箴、铭、骚、七，咸属有韵之文。若贾生作论，史迁报书，刘向、匡衡之献疏，虽记事记言，昭书简册，不欲操觚率尔，或加润饰之功，然大抵皆单行之语，不杂骈骊之词；或出语雄奇，或行文平实，咸能抑扬顿挫，以期语意之简明。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其变迁者一也。
西汉之书，言词简直，故句法贵短，或以二字成一言，而形容事物，不爽锱铢。东汉之文，句法较长，即研炼之词，亦以四字成一语。魏代之文，则合二语成一意，由简趋繁，昭然不爽。其变迁者二也。
西汉之时，虽属韵文，而偶对之法未严。东汉之文，渐尚对偶。若魏代之体，则又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致失本真。其变迁者三也。
西汉文人，若扬、马之流，咸能洞明字学，故选词遣字，亦能古训是式，非浅学所能窥。东汉文人，既与儒林分列，故文词古奥，远逊西京。魏代之文，则又语意易明，无俟后儒之解释。其变迁者四也。[36]
这种变化，也可以用四句话加以概括，即：以排偶易单行，由简略趋繁富，渐尚声律色采，语意由深奥向浅显。联系到《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所论汉魏文学变化的四个特征，这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论题。
我们知道，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脱离时空的存在，都是不可能的。文学发展自然也不例外，她一定是发生在特定的时空之间。我们只有把作家和作品置于特定的时空中加以考察，才能确定其特有的价值，才不会流于空泛。九十多年前，刘师培就已经注意到文学空间的变化对于文学特色的影响。他的《南北文学不同论》承袭了《北史·文苑传》的观点又有发展[37]。不仅文学如此，艺术的发展同样遵循着这样的规律。刘师培继承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之说，在《中国美术学变迁论》论汉魏之际美术发展时写道：
晋代以降，学士大夫以书画奕棋相尚，南人简旷，标清远之风；北学拘虚，守庄严之度。以言乎书法，则南人长于书帖，北人长于书碑。南派疏放妍妙，行草之体盛行。......北派直质谨严，笔多波磔。......文词则南人清新俊逸，北人硗确自雄。南派虽崇妍练，然出于自然，秀气灵襟，超轶楮墨。及乎末流，遂流轻绮，雕几既极，色泽空存。北派叙事简严，发言刚劲。工者以严凝之骨饰流丽之词。[38]
同样的观点，亦见于其《论美术援地而区》，他认为，古代美术或成于一人，或萃于一地的缘由，也与地缘相关。不过，他亦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专辟一节，论述文学研究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所囿，因为很多优秀的作家，其文学特色与成就早已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和区域。就文学研究而言，刘师培倡导的用时空观念梳理历代文学的发展的方法，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四
尹炎武在《刘师培外传》中称："其为文章则宗阮文达文笔对之说，考型六代而断至初唐，雅好蔡中郎，兼嗜洪适《隶释》、《隶续》所录汉人碑版之文。"[39]这段话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刘师培文学史研究的重点，即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用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的概括，即"汉魏六朝文学"。
这段文学史，历来评价不一。尤其是六朝文学，每当文学变革之际，它几乎总是清道夫们抨击的对象。今天所能看到的研究资料很多是否定性的评价，如李谔《上隋高帝革文华书》、王通《文中子》等就开始兴师问罪，以为"江左齐梁，其弊弥盛"，所写内容不出月露之形和风云之状，亟欲把它踢出文学的伊甸园。唐代的陈子昂、李白、白居易、韩愈等更是不遗馀力地口诛笔伐。陈子昂说"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李白也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白居易以为齐梁间诗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而韩愈索性说"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但否定归否定，历代文人又往往离不开六朝文学。譬如《昭明文选》，隋唐时期就曾作为科举考试、尤其是进士科考试的重要参考书，"文选学"之说由此而起。以严羽《沧浪诗话》为代表的宋代诗话，凡是论及唐前文学，所例举的作品，几乎没有超出《文选》范围。在某种程度上说，《文选》就是先唐文学的代称。近代著名学者李详（1859-1931）在其《文选学著述五种》中对于杜甫、韩愈等唐代人的作品作了详尽的考察，结论是唐代诗人几乎没有不受《文选》影响的。[40]
其中的原因，其实也不难推想。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表现得最为活跃，甚至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异端色彩。传统儒学的衰微，新兴玄学的繁荣，外来佛学的传播，为当时的文人雅士的思想提供了广阔的拓展空间。个性的张扬，意味着儒学束缚的挣脱，意味着自由发展的趋势。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永明体"出现对于近体诗的成熟无疑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六朝小说的繁荣为唐代传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六代骈文更是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表现在文学理论方面，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基本形态、主要范畴、理论框架的最重要的创始阶段，或者说是成形阶段。归结到一点，就是对独创性的自觉追求。这是非常独特的历史现象，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就一直吸引着很多学者关注。
刘师培研究汉魏六朝文学首先从史料的整理开始的。《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发表于1919年5月20日《国故》月刊第3期。这年11月，作者病逝，因此，这是作者临终前重要文字。该文以挚虞《文章流别论》为范本，从当时的文学批评资料入手，提出四种收集资料的方法：
第一，论完整保存之书，除正史之外，还要博涉旁收，包括杂史如《汉纪》、《华阳国志》、《十六国春秋》等，古注如《世说新语》刘注、《三国志》裴注、《汉书》颜注等，子书如《法言》、《论衡》、《潜夫论》、《风俗通义》、《抱朴子内外篇》、《颜氏家训》、《金楼子》、《刘氏新论》等，也应竭泽而渔。
第二，论亡佚之书，亦当辑录钩沉。因为是以辑著历代文章志为例，所以作者认为首先应当关注汉魏六朝时期的文章志著作。《隋书·经籍志》有挚虞《文章志》四卷，傅亮《续文章志》二卷，宋明帝《晋江左文章志》三卷，沈约《宋世文章志》二卷，荀勗《杂撰文章家集叙》十卷，张隐《文士传》五十卷，此外，顾恺之《晋文章纪》，邱渊之《文章录》，虽书名不见于《隋志》，然《世说新语注》等书所引，仍有佚文。用这种方法辑录钩沉，可以鲁迅《古小说钩沉》为代表。《玉海·艺文志》记录大量的宋代流传的著作，颇值得关注，亦可作为辑录的对象。[41]刘师培还提到《太平御览》"文部"，凡二十二卷，论述各种文体，以往的论著似关注不多。说到这部分内容，还应结合"学部"十三卷参照论析。关于辑佚方面的成果，刘师培特别推崇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视为先唐文学研究的资料渊薮。全书七百四十六卷，为十五集，辑录上古至隋代3497人的作品。当然，限于各种条件，严氏漏辑误辑还有不少，有些书虽已辑录，仍有漏辑者不说，更多的是当时国内有书而难以借用者，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大藏经》、《道藏》、大量的乡邦文献以及地方志等等，还有当时国内无书而无法观览者，如《文馆词林》（严氏仅见四卷）、《玉烛宝典》及后来出土的帛书、简牍、石刻、碑铭等。
第三，论诗评文之书，论及《文心雕龙》、《诗品》、《史通》以及《全唐文》及野史杂记之类。只是这部分内容涉猎的范围还比较狭窄。从罗常培辑的《文心雕龙讲录》看，作者似有专门的论述，可惜多已失传。
第四，论文集的存佚以及文集目录的价值。作者描述了中国古籍四部分类的演变过程，认为汉代尚未有"集"的概念，书以册分，也无"卷"的提法。从整体上说，是确信不移的。[42]文集的详细著录，现存以《隋书·经籍志》为大宗。这是唐初官修的一部目录，建立在《汉书·艺文志》基础之上，依据隋代、唐初的政府藏书，并参考以前的有关目录书记，著录各书的存佚情况，反映了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状况，确立了史家目录四部分类的规范。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可以说是作者综合运用上述四种方法整理而成的典范之作。全书总共五讲，即：一、概论；二、文学辨体；三、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四、魏晋文学之变迁；五、宋齐梁陈文学概论。这部著作的价值不仅仅是中古文学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这部著作的问世，从总体上改变了人们对于这段文学史评价上的偏颇，看到这段文学的积极意义。对此，鲁迅曾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采。"因此，鲁讯先生在讲座中，特别说明"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43]可见这部书在鲁迅先生心目中的重要位置。鲁迅的演讲，是在1927年，而刘师培的这部著作原本也是演讲稿，是作者1917年起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古文学史的讲稿，早于鲁迅十年。鲁迅也是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大家，除了这篇著名演讲外，他还曾专门从事《古小说钩沉》、《小说备校》、《嵇康集》、《谢承<后汉书>》、《虞预<晋书>》、《虞喜<志林>》、《张隐<文士传>》、《众家文章记录》等汉魏晋南北朝文献的辑校工作。[44]因此，他对于刘师培的评论，就不是泛泛而论，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行家之论。那么，这部著作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资料的系统性。刘师培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特别强调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的批评为准，他认为"历代文章得失，后人评论每不及同时人评论之确切。良以汉魏六朝之文，五代后已多散佚，传于今者益加残缺。"六朝史传中的文论资料很多，但是散见各处，只有集中起来，才能更清晰地看出流行的一时的文学观念，这可能比专门的一家之言更具有代表性。《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最引人瞩目的特点，就是丰富的辑录，且有系统的编排，细大不捐，详略兼顾，省却读者很多翻检之劳。
第二，论断的精准性。每讲前有解题和，辑录后有案语，议论不多却自成体系。如总论部分，论及"声律说之发明、文学之区分"，系统地辑出当时所能看到的绝大多数的原始材料，排比考订，细心辨析，基本上勾勒出汉魏六朝文学发展的概貌。又如第三讲，阐释了建安文学的四个特点，即∶清峻、通脱、骋词、华靡。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本此而论曰∶"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这一观点已为当今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
第三，教学的实用性。譬如第三讲"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为了便于教学，作者还辑录了祢衡、陈琳、吴质、应璩、陶丘一、丁仪、刘异、蒋济、杜恕、夏侯玄、王肃等人的十二篇作品作为参考。这种授课方法，他常常贯穿运用于整个教学之中。譬如诔文和碑文，其文体特点如何？历代诔碑名文的运思之妙又体现在哪里？由于历史久远，这些后世已经不常用的文体，很多读者莫究其详。刘师培在《<文心雕龙>讲录二种》中不仅详尽论述了这两种文体的源流特点，还从《文选》等典籍中辑录曹植《王仲宣诔》，潘岳《杨荆州诔》、《杨仲武诔》、《夏侯常侍诔》、《马汧督诔》，颜延之《阳给事诔》、《陶征士诔》，谢庄《宋孝武宣贵妃诔》以及蔡邕《郭有道碑文》、《陈太丘碑文》，王俭《褚渊碑文》，王屮《头陀寺碑文》，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任昉《刘先生夫人墓志铭》等，对其中重要段落和字句，章分句析，逐一疏解，金针度人，有裨读者举一反三。这种有论有辑、有疏有解的授课方式，最有启发意义。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无不采用这种方法。[45]
当然，这部著作也留下一些遗憾，譬如总集如《文选》、《玉台新咏》，文学批评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均未曾专门论列。虽名以"中古"，然其论述的范围始于汉末曹氏当政，终于陈代，上不及秦汉，下未论北朝及隋代，显得很不全面。[46]不过，幸而有罗常培先生根据听课笔记而整理出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让我们对刘师培的先唐文学研究业绩有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此外，作者还有《文例举隅》、《文例释要》等文[47]，类似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除绪论和各家总论外，归为二十个专题：1.学文四忌（忌奇僻、忌驳杂、忌浮泛、忌繁冗），2.谋篇之术，3.文章之转折与贯串，4.文章之音节，5.文章有生死之别，6.《史》、《汉》之句读，7.蔡邕精雅与陆机清新8.各家文章与经子之关系，9.文章有主观客观之别，10.神似与形似，11.文质与显晦，12.文章变化与文体迁讹，13.汉魏六朝之写实文学，14.研究文学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所囿，15.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16.洁与整，17.记事文之夹叙夹议，18.传赞碑铭之繁简有当，19.轻滑与蹇涩，20.文章宜调称。
就题目而言，或涉及一个时代的文学，或论及某一作家，或旁及某一文体，更多的是文章的具体修辞写作的方法，与文学理论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譬如神似与形似问题，文质与显晦问题，还有如何处理简洁与完整的关系等问题，不仅是中国古代文话、诗话每每论及的话题，也是现代文学理论常常要触及的问题。
正如书名所示，这部著作以汉魏六朝文作为研究对象，《史记》、《汉书》和《后汉书》是作者主要讨论的著作，蔡邕和陆机是作者最关注的两位作家。关于前三史，还有陆机，我们的文学史大多给予较多关注，也有丰富的研究成果。相比较而言，有关蔡邕的研究就比较冷落了。
蔡邕的文章，最为后人推崇的是碑文。《文心雕龙·诔碑篇》认为蔡邕的碑文，代表了汉代最高的水平。刘勰说："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胡众碑，莫非清允。"对此，刘师培深表赞同，他在为《诔碑篇》作疏解时说："此段推崇蔡中郎之碑文为第一，盖非一人之私言，实千古之定论也。"[48]这里，刘勰依次论及了蔡邕的《太尉杨赐碑》、《陈太丘碑》、《郭有道碑》、《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公碑》等，将其视为蔡邕碑文写作的代表。其中，《太傅胡公碑》凡三篇，是蔡邕四十岁时的作品。《太尉杨赐碑》凡四篇，是蔡邕五十三岁时的作品。《陈太丘碑》凡三篇，是蔡邕五十四岁的作品。据《傅子》记载，陈寔死后，会丧者多达三万余人，场面之大，不难想见，蔡邕应邀撰写三篇碑文，各有侧重。刘师培在《论谋篇之术》一节中指出，"就蔡中郎之文论之，其所为碑铭，往往一人数篇，而篇法各异。如《陈太丘碑》共有三篇，一篇但发议论，一叙事实；两篇同叙事实，而一详生前，一详死后，使非谋篇在前，安能选材各异？世谓碑铭之文千篇一律，惟修辞有工拙者，岂其然乎？"[49]刘勰称颂陈、郭碑文"词无择言，"择言，即败言，也评价甚高。
刘勰评价《太尉杨赐碑》的特点是"骨鲠训典"，即以《尚书》中的《尧典》和《伊训》为全文的骨干，显得典雅庄重，与简单的叙述传主生平事迹的传统碑文区别开来，具有了神圣典雅的风范。刘师培称其："叙《尚书》经义，并摹拟《尚书》文调者，如《杨赐碑》。"
《后汉书·郭符许传》载蔡邕谓卢植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所谓"无愧色"，我的理解，即在字里行间流露着真情实感，没有藻饰，没有矫情，更远离了虚伪。据《后汉书·郭符许传》记载："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贫贱，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遂辞。就成皋屈伯彦学，三年业毕，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乃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50]在蔡邕的心目中，郭泰就是这样的"神仙"，所以碑文盛称郭泰"孝友温恭，仁笃慈惠"、"器量弘深，姿度广大"、"砥节厉行，直道正辞"等。蔡邕认为这些评语气韵天成，恰到好处，故"无愧色"。刘师培在《<文心雕龙·诔碑>口义》中称："此段一气呵成，为普通碑文之所无。普通碑文叙事虽亦得法，而文气散漫，不能贯串。惟蔡中郎辞调变化无方，故文章层出不穷，有一题数篇，而篇篇俱佳者，此其所以为汉碑冠也。"蔡邕《郭有道碑》从"凡我四方同好之人"至"亦赖之于见述也"一段，刘师培评论说："应看其词令之雅处。碑铭用字与辞赋不同，应力祛冷僻。试观蔡中郎碑文之用字与《子虚》、《上林》及《封禅文》、《典引》之类迥殊：盖用字深僻则文气音节俱不能畅矣。故读此篇者，第一应看其叙事繁简适中；第二应看其用字典雅合度，第三应看其音调和谐。至于文章之有关修辞者，则'器量弘深，咨度广大'二句全用表像；'收文武之将坠，拯微言之未绝'及'砥节砺行，直道正辞'四句全用正写；'犹百川之归巨海，麟介之宗龟龙'二句用明比；"翔区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四句用暗比：此皆其用笔之变化也。皆其用笔之变化也。"[51]
胡广是蔡邕的老师，在《蔡邕集》中有好几篇碑文与胡广有关。蔡邕先是为胡广的继母、胡广之子作碑文，极尽赞美之能事。胡广与左雄就察举事情上曾有很深的分歧。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胡广认为应该广开门路，不必有所限制。但是灵帝接受了左雄的建议，胡广为此左迁汝南太守。这段背景，蔡邕有意避而不谈，只是平述事实，不作断语。刘勰以为"清允"或指此而言。而刘师培在"论文章之转折与贯串"一节中说，"《胡公碑》以'七被三事，再作特进'八字消纳胡广屡次之黜陟。"这里就有为尊者讳的成分。
此外，《太尉桥玄碑》称赞桥玄"疾华尚朴，有百折不挠、临大节而不可夺之风"。"其拔贤如旋流，讨恶如霆击。"对仗工整，词采华丽。总之，蔡邕的碑文千变万化，层出不穷。"有重复之字句，而无重复之音调，无重复之笔法，洵非当时及后世所能企及也。"[52]如果借用刘勰的话来概括，就是："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
从上引各则看，刘师培认为蔡邕的碑文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词调变化，引类无穷，篇篇可诵。二是有韵之文容易散漫，而蔡邕的碑文，音节和雅。三是蔡邕的碑文繁简适度，剪裁合宜。集中到一点，就是《文心雕龙·才略篇》所概括的那样，"蔡邕精雅。"刘师培以为"精雅"二字"实为定评"。他特别指出：
研治蔡文者应自此入手。精者，谓其文律纯粹而细致也；雅者，谓其音节调适而和谐也。今观其文，将普通汉碑中过于常用之句，不确切之词，及辞采不称，或音节不谐者，无不刮垢磨光，使之洁净。故虽气味相同，而文律音节有别。凡欲研究蔡文者，应观其奏章若者较常人为细，其碑颂若者较常人为洁；音节若者较常人为和，则于彦和所称"精雅"当可体味得之。
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作者反复征引刘勰之说以为佐证，说明刘师培所归纳的这些写作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总结了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的业绩。尤其是《文心雕龙》，更是刘师培有关中古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资源。《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虽然没有设立专章对《文心雕龙》本身问题展开讨论，但他多次征引《文心雕龙》。尤其是《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的写作，几乎就是以《文心雕龙》的理论框架作为基本依据和写作指南；同时，作者又结合近代以来的学术思潮，用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汉魏六朝的各种文学现象，较之《文心雕龙》又有新的拓展。如果读者认可这种说法，那么研究《文心雕龙》就应当参考《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反之，为了更好地理解《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就应当对《文心雕龙》有深入的研讨。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行文至此，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另外一部《文心雕龙》研究的名著，即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联想到黄侃与刘师培同样对《文选》研究的重视。黄侃有《文选平点》专书，刘师培对《文选》也推崇备至。他的《文章原始》本于阮元《文韵说》而又有所发挥。他说："昭明之辑《文选》也，以沉思翰藻者为文。凡文之入选者，大抵皆偶词韵语之文，即间有无韵之文，亦必奇偶相成，抑扬咏叹，八音谐唱，默契律吕之深。故经子诸史悉屏遗。是则文也，乃经史诸子之外，别为一体者也。"[53]显而易见，刘师培、黄侃，还有他们的前辈阮元、王闿运、李详等，无不对汉魏六朝文学推崇有加。他们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文选》，还不遗余力地编纂各类文钞、诗选，乍看似乎有着某种地缘上的渊源，但从目前所掌握材料看，更多的还是与当时的学派纷争有着密切关系。
清代乾嘉以来，就在经学上的汉学与宋学途乖趣别之际，文学上也渐生两派，一是桐城文派，倡导唐宋古文；一是六朝文派，推崇《昭明文选》。而刘师培显然是站在后者的立场上。他在《古文辞辨》一文中着意指出，词与辞，原本不同，秦汉以降，逐渐含混不清。"实则字各一义，非古代通用字也，乃习俗相沿，误词为辞。俗儒不察，遂创为古文辞之名。此则字义不明之咎也。"[54]在《论文杂记》第22则亦持类似见解。他说："近世以来，正名之义久湮。由是，于古今人之著作，合记事、析理、抒情三体，咸目为古文辞。"[55]在这言辞的背后，他想要说明的是，那些《古文辞类纂》一派的学人，连词与辞的分别都没有闹清楚，就肆意标榜，诚然可笑。他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论"汉魏六朝之写实文学"甚至说"中国文学之弊，皆自唐宋以后始。"[56]这里主要是就写实文学、尤其是应酬干谒一类的文字而言，但也足以说明他对于唐宋文派的成见之深。为此，他大力倡导文与语的区别，主张回到汉魏六朝时代，回归文学本体。
黄侃、李详也有类似的主张。《黄侃日记》1928年6月20日记载这样一件事：朱义胄曾恳请黄侃为林纾文题辞。未曾想朱义胄竟将此私下题辞刊刻在林纾《文微》中，黄侃颇感不快，斩截写到："纾（林纾）书必不足传，我虽无似，亦决不至荒陋与纾等。虽刻我文，亦无损于我耳。"[57]表示耻与林纾为伍。李详看到林纾《畏庐文集》出版后，胸中不平之气无所发泄，愤而撰写《论桐城派》，言词之激烈，令海内人士为之侧目。后来，李详又与钱基博书信往来，凡四通，主要是针对桐城末流、尤其是林琴南颇多伐挞。他痛斥林纾"一意周旋通伯及姚氏昆弟，将桐城派致之元天之上，其意云何？不过为觅食计耳。"[58]黄侃、刘师培、李详等人以《文心雕龙》、《文选》作为重型武器，攻击桐城派末流；林琴南似乎还只是其中一个代表而已。
两派之争，不乏文人义气用事，用语难免刻薄尖酸，而最终却没有赢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桐城派和《文选》派，竟均被冠以"妖孽"和"谬种"的恶谥，成为新文化干将口诛笔伐的对象。就在"五四"运动爆发的那年冬天，刘师培因肺结核病逝，年仅三十六岁。1935年，黄侃也因胃出血病逝，年仅五十岁。李详长寿，卒于1931年，享年七十三岁。从此，两派文人之争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留下来的，是他们的学术著作。
注释：
[1]时年章太炎36岁。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2页。
[2]参见黄焯《记先从父季刚先生师事余杭仪征两先生事》，载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2页。丁惟汾《刘申叔先生遗书序》称："近数十年来，学者根底不及前人而求功则欲驾乎其上。于是挟私见矜异闻，附会穿凿，莫可究诘。其笃守家法，敦古不疑，岿然作清儒后劲者，惟余杭章太炎、蕲春黄季刚与申叔数人而已。而覃思冥悟，以申叔为最。自季刚以下皆尊师之。"《刘师培全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册，第24页。
[3]关于结怨的内情，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多所披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3页。汤志钧《读〈量守遗文合钞〉--黄侃与章太炎、刘师培》、卞孝萱《读〈黄侃日记〉》对刘氏变节及与章氏交恶的背景也有论析，见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77、276页。
[4]这蜕变的原因，当时人多归之于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如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就说"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执君为端方用。"意谓何震暗中接洽清朝封疆大吏端方。《刘师培全集》，第17页。
[5]端方，清末大臣，金石学家。满洲正白旗人，本汉人，姓陶，号陶斋。1882年中举人，曾任直隶霸昌道。不久清廷在北京创办农工商局，将其召还主持局务。端方趁此机会上《劝善歌》，受到慈禧赏识，被赐三品顶戴。后调任河南布政使，旋升任湖北巡抚。其后，历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等封疆大吏。1911年，四川新军哗变，端方被杀。端方曾出国考察，作《欧美政治要义》，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学习蓝本，为中国立宪运动重要著作。他也曾鼓励学子出洋留学，被誉为开明人士。好金石学，著有《陶斋吉金录》
[6]参见李帆《刘师培与中西学术》所附《刘师培学谱简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页。
[7]根据杨世灿《杨守敬学术年谱》记载，这一年，杨守敬亦受邀为端方考订金石，撰写题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李详亦有《分撰掏斋藏石记释文自定本》，载《李审言文集》，第1447页。
[8]徐绍桢，字固卿，广东番禺人。父亲徐子退，曾参两广总督节署幕，著有《通介堂总说》、《乐律考》、《说文笺注》等。徐绍桢幼承家学，刻苦勤读，通汉宋儒学，尤究心于军事学，精研熟记近代新战术及各国军制、军事、兵器。清政府在全国编练新军，徐绍桢奉命赴日本考察军事。1904年徐调任两江总督。1911年响应武昌起义，被推为江浙联军总司令。1936年9月13日在上海逝世。
[9]根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六译先生年谱校说》，骆凤文校，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载，刘师培入蜀与廖平等见面在1911年冬。廖平60岁，刘师培28岁。
[10]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罗常培整理，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
[11]刘师培《<文心雕龙>讲录二种》，罗常培整理，以"左盦文论"为总题刊于1940年创刊的《国文月刊》九、十、三十六期。
[12]《刘申叔遗书补遗》，万仕国辑补，广陵书社2008年版。
[13]《刘师培全集》，第1册，第27页。
[14]黄焯《记先从父季刚先生师事余杭仪征两先生事》，《量守庐学记》，第125页。
[15]《刘师培全集》，第1册，第271页。
[16]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法国著名汉学家、探险家。1905年由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及人种学考察国际协会法国分会会长埃米勒·塞纳尔（EmileSénart）委任为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与测量师路易·瓦扬（LouisVaillant）和摄影师沙尔勒·努埃特（CharlesNouette）一起，于1906年至1908年间进入西域。
[17]《刘师培全集》，第3册，第330页。
[18]《刘师培全集》，第3册，第345页。
[19]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骆凤文校，第5页。
[20]《刘师培全集》，第3册，447页。
[21]《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版，第109页。
[22]《刘师培全集》，第3册，450页。
[23]《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载《刘师培全集》，第3册，第87页。
[24]《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第110页。
[25]《文章学史序》，载《刘师培全集》，第1册，第523-524页。
[26]《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第112页。
[27]《文章原始》，载《刘师培全集》，第3册，第448页。
[28]《刘师培全集》，第3册，第71页。《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24日第7版葛云波《金粉丹青属阿谁----揭露刘师培'抄袭'〈四六擦话〉》，指出《文说·耀采第四》多袭用孙梅《四六丛话》。"析字"为《文说》第一篇，未查核是否也属于这种情况。
[29]《刘师培全集》，第3册，第448页。
[30]《汉书·艺文志》："《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1页。
[31]钱大昕《汉书考异》以为即扬雄撰《方言》十三卷。
[32]参见曹道衡、刘跃进《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下编第三章，中华书局2005年版。
[33]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88页。
[34]《汉书·万石卫直周张传》载，"建为郎中令，奏事下，建读之，惊恐曰：'书"马"者与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获谴死矣！"颜师古注："马字下曲者为尾，并四点为四足，凡五。"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96页。
[35]刘师培《论文杂记》："史篇起源，始于仓圣。《周官》之制，太史之职，掌谕书名。而宣王之世，复有史籀作《史篇》，书虽失传，然以李斯《仓颉篇》、史游《急就篇》例之，大抵韵语偶文，便于记诵，举民生日用之字，悉列其中，盖史篇即古代之字典也。又孔子之论学诗也，亦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诗歌亦不啻古人之文典也。盖古代之时，教曰'声教'，故记诵之学大行，而中国词章之体，亦从此而生。"又说司马相如、扬雄创作"所用古文奇字甚多，非明六书假借之用者，不能通其词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1、117页。
[36]《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第116-117页。
[37]《刘师培全集》，第1册，第556页。
[38]《刘师培全集》，第3册，第343页。
[39]《刘师培全集》，第1册，第17页。
[40]《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版，第1-158页。
[41]参见拙文《〈玉海·艺文〉的特色及其价值》，载《复旦学报》2009年第4期。
[42]或许也有少许例外。如《汉书·谷永杜邺传》应劭注引有《谷永集》，知其著作在汉末已经有别集行世。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汉书·艺文志》称汉人著作多称多少篇，少有称"集"者。又《汉书·扬雄传》有"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这里称"卷"也不是《汉书》著录各人著作的习惯用法。
[43]《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册，第502页。
[44]上述著作并见《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45]参见拙文《<文心雕龙>研究的划时代著作--读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散记》，载《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
[46]关于"中古"的时间断限问题，笔者在《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有所展开，可以参看。收录在《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47]两文并收录在《刘师培全集》，第3册，第454、457页。
[48]刘师培《〈文心雕龙·诔碑篇〉口义》，载陈引驰编《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49]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载陈引驰编《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118页。
[50]《后汉书·郭符许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25页。
[51]刘师培《〈文心雕龙·诔碑篇〉口义》，载陈引驰编《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170-171页。
[52]刘师培《〈文心雕龙·诔碑篇〉口义》，载陈引驰编《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172页。
[53]《刘师培全集》，第3册，第450页。
[54]《刘师培全集》，第3册，第88页。
[55]《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第138页。
[56]《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138页。《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亦有类似论断，如谓："唐宋以降，文学陵迟，仅工散体，恒立专传。"
[57]《黄侃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页。
[58]《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