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与右，是一个比较陈旧的政治学命题。这个陈旧的命题，已经被技术化的改革严重模糊化了。一个简短的思想史叙述是：左与右，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支持王党与反对王党的人，分别在议会里坐左、右两边的位置，中间是折中派的位置。后来，左与右在扩展性的意义上使用。“左”被定义为采取激进的方法，主要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方法实现政治目的的进路;“右”则被定义为尊重既有秩序，在自由与权威之间达成妥协，反对激进革命的政治取向。现代意识形态史就是由左中右三派书写的历史。
当今国际社会的政治氛围，出现普遍的左转倾向。从政治观念上看，左翼意识形态的重建尝试获得了相当反响，以至于右翼意识形态的理论溃退，成为相形显现的现象;左派政党登上国家权力的舞台，推行左倾色彩鲜明的政策。社会公众的左倾情绪，似乎也有显著的增长。
奥巴马的民粹主义
如此判断，主要是基于三个指标：第一，国际政治理念的普遍左倾，这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第二，在制度建构上，人们重视1970年代被普遍认可的福利社会理念;第三，国际社会普遍的群众政治行动背后，潜藏着的政治理念是左倾的。这需要从三个不同角度具体观察和分析。
首先，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角看，发达国家的左转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发达国家、尤其是具有国际领袖地位的发达国家带头左转，构成国际社会左转的显著标志。在发达国家阵营中，英美两国的取向具有象征性意义。德国、法国则对欧洲大陆的政治倾向具有标志性作用。这几个国家的政治局面一向是复杂的。但近期的左翼政治倾向，令人瞩目。以“改变”为口号登上总统大位的奥巴马，毫无疑问有着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和民粹主义冲动。在他陈述自己政治主张的《我们相信变革》一书中，奥巴马提出了明显带有左倾民粹主义色彩的政治主张，展现的那种社会底层意识和明显的社会主义动员方式，是美国这个历来显得右倾的国家一个显著左转的标志。
奥巴马在该书中说，“现在是做出艰难抉择的时候了。让更明智的政府为我们铺平道路，为美国的未来进行正确的投资。我们肩负着创造新世纪的重任。我们应审视政府的方方面面。我们无法忍受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和不合时宜的计划。我们的政府将对民主敞开大门。我们将在网上公布政府的数据，利用技术手段使收支更加透明。我们将欢迎美国公民的贡献和参与，克服官僚主义，以确保每个机构都达到精简标准。我们将让特殊利益集团明白，他们在华盛顿呼风唤雨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因为美国人民并非21世纪的难题，而是解决难题的答案。”
其实，这不过是对接此前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执政理念而已。当年，克林顿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大力提倡所谓“第三条道路”，以再次聚集西方社会的左派力量，重整左翼政治的声势。随着奥巴马的执政与连任，共和党的右倾思维与民主党的左倾思维，很显然在美国社会已经完成了它们的交替。
在美国建国以来的200年历史上，奥巴马罕见地以从未有过的底层逻辑、道义逻辑治理美国社会。正是这种政治倾向，决定了他对美国“特殊利益集团”、尤其是金融资本集团的憎恶心理、批评谴责和征税政策。但奇怪的是，奥巴马这样对准资本猛烈开火的人，在美国社会竟然赢得广泛的欢迎和赞许。其实，资本是贪婪的、权力也是贪婪的，都是贪婪。奥巴马不是基于权力贪婪，就不会竞选总统。资本家对利润全无追求，也就失去了阶层特性。两者之间谁也没有理由谴责谁，或者必须同时接受谴责。但一方对另一方进行基于道义的谴责，似乎就有些悖于常理了。但正是美国这样一个对权力、资本与群众都富有警惕性的国家，由奥巴马开出一个由权力驱动、动员群众谴责资本的局面。这种左倾做派，实在是开美国左倾政治新局面。
英法俄的左转之势
在英国，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政治组织就强大到足以作为一支政治势力登上政治舞台。1980年代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进行了一轮右倾改革，以非国有化的基本态势，将英国重新推向私有化经济的道路，试图医治20世纪左倾政治导致的“英国病”。但英国的左翼实力之强大，远非撒切尔夫人可以一力矫正。英国人从费边社会主义开始，到上个世纪末期，一百多年来，工党都一股劲地沿着社会主义的跑道快速地奔跑。同奥巴马这样的西方左倾政治领袖一样，英国的左翼政党领袖总是以敌视资产阶级，实现社会公平为己任。他们总是承诺一种旨在鼓舞人心的社会主义方案。
托尼·布莱尔说：“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是唯一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东西。这种社会主义是基于一种道德上的判断，即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对自己也对彼此负有义务，良好的社会支持该社会中个人所作的努力，共同的人性要求每一个人都有一块立足之地。这一社会主义的概念需要一种政治形式，以此我们共同承担责任，既向贫穷、偏见和失业开战，以创造条件真正建设一个国家：容忍、公平、富有创业精神和包容能力。”
这样的话语，与奥巴马的宣誓何其相似乃尔!英美两个国家的左倾转向，非常明显，无需过多的辨析，可为人们感知。
至于法国的左派意识形态之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倾向，是一个无需太多口舌就可以确证的事情。执政的法国社会党，一以贯之地以其左倾的做派，对法国左翼激进主义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奥朗德是一个政治经验很少的左派政治家。“扩大带薪假期、削减法定工作时间、扩大社会保障，一系列‘社会主义’措施正是奥朗德心目中亟待恢复的‘法国梦’”。而谁都知道，法国的问题恰恰是社会福利太多，激励工作的措施太少。不过左倾的法国政府从来不考虑财富来源，只重视财富的分享。这是社会党前总统密特朗就已塑型的法国左倾政治风格。
发达国家的左转，是被宪政体制规定了限度的政治变化。因此，发达国家左转的极限，也就是中左而已。否则，发达国家就不得不处理政体重构的严重问题了。起码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政治局面尚未出现。但这种左倾政治的浮显，无疑与发展中国家的左转，构成一幅国际政治普遍左转的总体政治画面。
转轨中的俄罗斯，大有重回左倾激进政治状态的势头。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抗，引人瞩目。普京认为华盛顿规划的世界新秩序毫无前途。真正有价值的是“国家主权的神圣原则”。这种政治主张，正成为普京在国内游刃有余地进行政治动员、获得民众极高支持率的重要支柱。
东欧拉美亦不例外
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因为经济发展困境，出现明显的左转现象。转轨初期，这些国家多由右派政党执政，因此，在无力扭转经济发展颓势的情况下，纷纷丢掉政权。
由于欧债危机久拖未决，去年以来，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等中东欧国家的经济麻烦不断，部分国家经济甚至出现了“二次衰退”。为了走出经济困境，政府都实施了严苛的财政紧缩政策，增加税收，压缩公共开支，减少社会福利和养老金，造成失业率高涨，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由于中东欧国家政府在这一时期都是右翼政党执政，他们的支持率因此大幅下滑。而左翼政党凭借提振本国经济、改善民众生活的竞选纲领，以及加强政府调控、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平衡的政治理念赢得民心。
至于上个世纪曾经创造了发展奇迹的拉丁美洲，整体的左倾，已经不是近期出现的事情，而是近十几年的整体政治趋势。拉美在上个世纪后半期创造经济起飞奇迹的时候，就已经由左倾的“依附论”将其打入了不健康发展的深渊。果不其然，拉美在上个世纪结尾阶段陷入了困境之中。由此，对新自由主义的外部批判，就趁势而起，将国家发展陷入困境的原因，归咎于西方帝国主义的、自利的新自由主义方案。于是，国有化运动兴起并兴盛起来，作为对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害拉美利益的趋同性选择。左派政党轻易地赢得国家权力，并且采取激进的经济政策，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直接对抗。传统的极左政权及其领袖人物，成为拉美的政治楷模，新生的左派领袖对之顶礼膜拜。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的极左体系，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的左倾政府，牢固地掌握国家权力。拉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左派国家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甚至在政治上也刻意凸显拉美的左派立场。曾经由军人政权主导的拉美经济腾飞，一下子转变为左派政党专政的拉美格局。
与转型国家和曾经迅速发展的国家的左转不同，世界上存在一些自二战以后一直处在极左政治局势中，尚未发生任何改变的左倾激进国家。亚洲坚决抵制现代转型的朝鲜，堪称代表。拉美的古巴，则是另一个老牌极左国家。尽管菲德尔·卡斯特罗退出了国家的领导岗位，劳尔·卡斯特罗努力推动改革，但总的说来，古巴还是世界左派人士向往的代表性国家。
今天的国际政治，完全可以称之为“隐形的社会主义阵线”主导的政治局面。这里的“社会主义”，自然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从北欧最温和的、宪政框架下的社会民主主义，最后坐实到苏东变种的威权社会主义或国家主义，各种品牌的社会主义组合成为左倾的国际社会。
思想界左翼力量兴起
与国际政治局势的左倾相伴随，当今国际社会左转的第二个突出标志，就是国际社会政治思想的左倾色彩较为鲜明。在当今国际社会的思想界，相对于溃不成军的右倾思想家，左派思想家的“结盟”出场，可以说是最令人瞩目的一道思想景观。德国的传统左派思想阵营———法兰克福学派，在老一代思想家哈贝马斯、新生代思想家霍耐特的带动下，一如既往地坚持其左倾的思想立场。在世界范围内非常活跃的、美国的《新左评论》，掀起了不少思想波澜。这个杂志的主编安德森，不仅是左派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而且堪称左派的国际串联者。左派思想家活跃在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以霍布斯鲍姆、弗兰克为代表的左派历史学家声满国际史学界，以阿明为代表的、批判不平等发展的理论在经济学界影响广泛，而以斯提格利茨、克鲁格曼这些美式左派经济学家发出的重视政府作用的声音响彻环宇，以昂格尔为代表的左派法学家在国际法学界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加之共和主义、社群主义等等左翼的社会政治思潮，国际思想界的画面，几乎可以说是由广义左派所绘制的。
至于近期轰动美国读书界的托马斯·皮克迪撰写的《21世纪的资本论》，就更是将左派自觉或不自觉的结盟而起的声势，推向了整个世界。一种承继19世纪以来宣称资本主义绝对不平等的思想理念，正在当下集结起来，要宣告21世纪的资本主义延续了19世纪的那种世袭性质，以至于必定陷入不可持续的状态，非改弦更张不可。尽管这样的左派立场，已经疏远了斯大林主义式的方案，但却是一种显见的西方式左派主张。皮克迪说：我愿意看到在法治之下有效地实现公正;这样的公正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且来自于民主讨论后所形成的被普遍理解的法律。这一似乎温和有余的左派话语模式，很好呈现了“全球左翼之崛起”的趋同性思想性格。
就此可以对当下的国际社会左右归属作出一个概观：在政治思想观念上，国际社会流行好似结盟的左派价值观念与学术主张，并以各种面目的反资本主义和赞同不同版本的社会主义将这些观念陈述出来。在政治制度上，以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声称建构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引人注目。在生活模式上，提倡一种反对权贵，倾向平民的态度，以同情弱者、改善民生为日常生活图景，因之而吸引人们的关注。
国际社会的左转，乃是现代世界政治在左右之间摇摆的正常现象，不必大惊小怪。
(南都评论记者 陈建利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