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汤因比、雅斯贝斯等人，中国文明是一个“早熟”、智慧的文明。

何以见得？

中国文明在先秦时代理性化程度就相当高了，明显高过其他文明；大多数古代文明早已消亡，而中国文明以其中道与和平的精神却能一直延续下来，虽也有涨有落，有荣有枯，大体上却算得上长盛不衰。这种认知与五四以来很多人把中国文明说得一无是处，把它打成“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真有天壤之别。

为什么说中国文明很早就有了高度理性的思维？

稍稍浏览了一下中国历史，便不难发现周与商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断裂，这一断裂的本质在于周人的思维发生了理性化飞跃。

在前周时代，人们对鬼神是非常恐惧的，所以祭祀非常发达，堪比同时代的两河流域乃至七八百年以后的古希腊。商人祭祀上帝或鬼神，动辄就用几十甚至几百人殉葬，其中大多数为奴隶，但也不乏贵族。这种现象，现称之为“人殉”，是畏惧超自然力量的结果。商人觉得，上帝或鬼神很难打点，要是献出宝贵的人类生命，就会得罪它们。为讨好它们或抚平心中恐惧，竟不惜牺牲人类生命。这表明，比之周边方国或部落，商人技术水平（比方说其发达的青铜文化直到今天仍令人惊叹）虽然很高，但总的说来仍非常愚昧。

为什么说周人的理性化程度明显超过商人？

文献和考古发掘表明，周人虽然仍有一定程度的迷信，却已抛弃了商人的上帝观、鬼神观，转而强调“以德配天”，即以基于观察、推理和分析的实际行动而非繁琐的祭仪来“取悦”上天，永保天命。

为什么只是到了西元前11世纪，周人才得出这一认识，而非更早或更晚？

此前看似无比强大的商，在弱小的周及其盟邦打击下，突然间便土崩瓦解了。于是，周人总结教训，追问自己为何能以弱胜强，取得宗主地位。正是在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永享天命的期许中，周人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道德自觉。他们意识到，商统治者用来吓唬民众或弱小部族的上帝观或鬼神崇拜，是没有根据的；商之所以灭亡，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未能“以德配天”，未能“敬德保民”，而不是因为不祭拜上帝或鬼神，或祭祀态度不好或方法不对，惹得上帝或鬼神不高兴，不再关照他们了。

其实，早在灭商之前，文王便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一类话，这说明他已意识到，殷纣王不重视夏后氏被商汤灭亡的教训，后果很严重。总之，周人相信，个人或集团只有要合理的行为和良好的道德，就能扭转不利局面，就能有福气或吉祥，此所谓“君子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周人这种思维是高度理性的，或者说具有明显的现代气质，而现代中国人都是周文化的传人，现代中国文明很大程度就是对周文明的传承。

到了春秋时期，孔子甚至对用陶佣代替真人来殉葬也不能容忍了。他说“始作佣者，其无后乎”？即，最先用陶佣殉葬的人是残忍的、不人道的；他们难道就不为自己的后人着想，积点德？但孔子说这话，很大程度上是整个共同体的思想氛围使然，或者说，他的话代表了当时华夏共同体的整体思维或心态。

如果我们读一读跟春秋战国同时期的古希腊历史，不难发现希腊文明虽比周文明晚七八百年，其鬼神信仰却仍十分兴盛。在古希腊，若遇战事，人们一定要求神占卜，故各城邦都养了一大批随军巫师。此时希腊人的神话思维虽然已经在解体，理性思维正日益跃进，但神话在日常生活中仍然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柏拉图写了很多哲学对话，这些对话不可谓不高度理性，但里边人物包括苏格拉底探讨哲学问题时，却是开口“波塞东”，闭口“阿波罗”。这是先秦诸子中几乎见不到的。按儒家标准，希腊文化中无疑存在着大量的怪力乱神。

再如，希腊神话中有大量淫荡乱伦、弑父弑母、发疯发狂的故事。一个人发疯了，或恶灵附身，可以杀很多人，甚至把自己的孩子、亲兄弟、亲姐妹杀死。这也是先秦诸子里殊难见到的。不妨读一读克莱蒙的《劝勉希腊人》，通篇都讲的是希腊人的怪力乱神。

这与周文明的反差之大，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