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民本思想立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理论，也是历代王朝政治正当性得以证立的基础性观念。本文由一种相对宽泛的立场入手，追溯民本思想之源、流、变及近代转型，在力图展现其历史面貌的同时，也探索其现代意义。
【关键词】民；民本；君；天；天命；德
一、民本要义
“天下”的观念，“为公”的思想，无疑都居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然而，如果要用一个观念或一种思想，来做中国政治思想基本特征的概括表达，我们多半会选择另一个概念，那就是“民本”。盖因民本的观念或思想，融合了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其他重要观念，最能够表明中国古时政治思想的特质。极而言之，民本思想不独为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主流，甚且是唯一的政治理论。
民本思想之重要性如此，“民本”一词，却非古人惯用的概念。梁启超氏论先秦政治思想，专辟一章论“民本的思想”，并以“民本主义”为先秦(乃至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特质之一。 今人以 “民本 ”一词(或言民本思想、民本主义)概指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某种特征或传统，或由梁氏始。因此之故，我们今日讲论“民本”，所宜注意的，就不是古代经籍史料中的“民本 ”二字，而是这一概念所指向的一种意蕴精微、内容宏富且源远流长的政治理论和传统。
按字词求索，“民本”一词最早出自《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惟邦本”一句。古者，民与氓同义，亦可训人，故人民、民人、民氓同其义，均指治于人的普通民众。“本”，原意为木之干，树之根，引申为事物根本、基础之义。“民惟邦本”，意即民众为国家的根本，一如干之于木，根之于树。然则，民为国本，或国家以人民为根本，这种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先看“民惟邦本 ”所由出的《五子之歌》首段：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这段话，据说是夏禹的训诫，而《书经》的这一篇，正是以一个君王统治失败的故事为背景的：夏启之子太康，不理政事，耽于享乐，君德不具，致民有二心(“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至失位(“太康失邦”)。于是，太康的弟弟们放歌于洛水之畔，吟咏祖训，唱出这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谓民为国家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得安宁。故在上者须亲爱之，而不能卑下之。大禹自言普通民众都能胜过自己，故其治理天下，常怀危惧之心，就好像以腐坏的缰索驾驭六匹奔马，敢不敬慎。
《五子之歌》以“本”为喻，勘定了“民”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这无疑是经典的民本思想。但是所谓民本思想，却不能简单归结为“民为国本”一句。如果我们把“邦”(“国”、“天下”)理解为政治事物，把“邦”、“民”关系理解为政治过程，则“民”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其重要性也是相对的。上引段落中，构成此政治过程、同时也是民本思想要素的，除了“民”和“邦”之外，还有特指的“皇祖 ”和“予”，泛指的 “为人上者 ”。与之相关的，则有“君”之“德”，“民”之“心”。这些要素和角色各有其重要性，其相互关系与其说是固定的、单面的，不如说是辩证的、多面的。《孟子·尽心下》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类言辞无疑为民本论述中立场最鲜明者，然而，孟子并非无君论者，他也不因为主张民贵君轻，就认为民得自足、自主、自治。对他来说，民贵君轻毋宁是一套有关君道的规范理论，其内容主要是规定君王仁民爱物的种种责任。实际上，民无君则不治，这种理念，就如国无民而不固、君无民而不立诸观念一般，不但都出自于经义，也是先秦诸子的共识。
在民、邦、君之外，古代民本思想还有一不可缺少的要素，那就是“天”。在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中，“天”的观念，无论其所指为有意识的人格神，还是非人格的抽象物，均极为重要。“天生民而立之君”，是民与君皆出自于天：民为天所生;君受天命，为天所立。天既生民，故矜爱之，“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设立君位也是为此。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民之重要性，君之必要性，其形而上的根据在此。“天”之性质、地位如此，天人关系如此，敬天保民就不仅是君王份内的首要职责，也是其保有权位的条件。于是，作为一种规范性学说的民本思想，就提高而成为一种关乎政权的正当性理论。古时有关政权之归属、政治之目的、王道之规范、施治之原则诸基本观念，俱出自于此。
今之学者论民本思想，旨趣不同，偏重不同，所论民本思想之内容与范围，也不尽相同。10然而，无论何种论说，但凡以民本思想为主题，总不出天人关系、君民关系之架构，而以民之根本地位为转移。本文亦准此立论，具体言之，举凡以为政权属民(“天下为公”)，民为政治之目的，为政重民意、民心、民生的各种主张、议论、宣示、批评，无论其是否出于儒家，亦不论其为在朝的或在野的，目的论的或功利论的，皆得归入民本范畴。易言之，本文讨论民本思想，采取一种宽泛的立场。以下就以民本思想源流为主线，参以民心与天心、天命之继革，以及君道、民主诸题，渐次揭示古代民本思想的基本含义。
二、民本思想之源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源远而流长。其原初形态或萌发于唐、虞，成形于殷、周，而光大于先秦诸子。迨秦皇统一宇内，郡县帝制取代封建古制，民本思想之形态亦随之改变。此一变延续至清季，终因西学东渐而再生变局，由此开启与现代民主思想接轨的历程。此种对古代民本思想发展流变的分期，略近于冯友兰氏对中国哲学史的划分。冯氏以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以董仲舒至康南海为“经学时代”，以为后一时代诸哲学家表达己见，皆依傍诸子之名，且大半依经学之名发布，其所见亦多以子学时代所用术语表出，所谓以旧瓶装新酒也。古代民本思想发展，亦有类似情形，故可以借冯氏此一划分加以观察和说明。不过，民本思想之形态不独表现为冯氏目为哲学的“有系统的思想”，诚非“子学”所能范围;且民本思想于理论之外，又有制度的乃至日常生活实践的表达，亦非“经学”所能概括。这意味着，梳理民本思想源流，当在冯氏二分法的基础之上，作更细致的区划。
具体言之，民本的观念和思想，滥觞于夏、商，至西周奠定其基本形态，其间，由重神到重人的一大转变颇可注意。周秦之际，私学泛滥，诸子勃兴，经此阶段，民本思想日渐丰富而系统，蔚为大观，垂为后世典范。此为民本思想之发源期。汉代，儒家学说经学化，且列于官学，成为正统意识形态，因此之故，儒学成为民本思想最重要的表达途径，此一格局延续至清而不改。虽然，汉以后之民本论说，各有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与传统民本学说相关联的思想文化背景及政治社会生态亦代有变化，故言民本思想之发展，则唐、宋诸代各有其特点，而明清之际的思想变动尤为剧烈。清季，西学东渐，民权观念传入，时人以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大儒黄宗羲为中国的卢梭，期以民本思想接引民权观念于中土，助生近代民主政治，古代民本思想于焉终结。由此反观明末清初之黄、顾、王诸子，其历史地位可堪玩味。故本文以明清继替为界，视之前为民本思想的流衍，之后为民本思想的变异，清末民初为民本思想之转型期。虽然，流衍中不乏变异，变化中仍有承继，即使思想观念由前近代转入近代，也不是非此即彼，黑白分明。其微妙处容后再叙。以下略申言之。
古人相信，上古圣王皆为敬天爱民的楷模，这或者只是后世观念在历史中的投射，不足为凭。不过，由《虞夏书》诸篇记载可知，天、民诸观念发达甚早，且堪为上古政治思想中最具重要性的范畴。皋陶同禹论政，把王事看成代行天职，把知人善用、安定民心视为治理天下的要务。天命有德，并且规定了人世间各种秩序，而天的好恶和意志，又透过民心和民意表达出来，二者相通而不隔。商汤率众伐桀，一面声称此举是奉天之命，不得不为;一面批评夏桀无德，尽失民心。这里，被引为意识形态支援的，就是这种天人相与的政治哲学。同样，被归之于大禹的古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也是这种政治哲学的一种表达。
然而，夏商时代的民本思想，比较周代，不过略具雏形，这种情形，除了与古代政治发展以及当时人政治经验和认知的状况有关，也与彼时的宗教观念有关。简单说来，商人最重鬼神，且商人的天(“帝”、“上帝”)具有宗族性。殷人相信，他们的先王先公死后上宾于天，在帝左右，为其子孙提供护佑，人王通过对其祖宗神的祭祀和求告，而获上帝降福。这种宗教的信念和局面，因为周的崛起而被深刻改变。周以西方小邦的身份，竟能一战而胜，取代强大的商，成为天下共主，这一政治上的事实，需要有宗教上的合理解释才具有正当性。这里，根本的问题是：为何一直是殷人的上帝终不再眷顾殷人子孙，而将庇佑给予弱小且地处偏远的周人?对此，周人的回答是：上帝既不属夏、殷，亦不属周。他高高在上，关心民瘼，明鉴四方，公正无私，惟有德者能得其授命，为天下王。殷之代夏，周之代殷，无不重。在此背景之下，民本思想又有新的发展。其中，是天命转移的结果。《周书》各篇及《诗经》中，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可堪注意：一方面，王纲解纽，充斥有关天、上帝、天命、生民、德和王的言词和诸侯力政，在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中，民论说。殷人敬上帝，周人对天则敬畏有加。这不为邦本的地位更加凸显，其含义也更加丰富;另只是因为周得克商是源于新的天命(“周虽旧邦，一方面，诸子勃兴，百家争鸣，带来古典思想的其命维新”)，而且是因为“天命靡常”，惟德突破和繁荣，传统的民本观念，亦在融合新旧经是辅。上天既可以降大命于周，也可以收回天命，验的基础上，而有系统化的构造和表达。另择民主，“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因此， 要维续天命，就必须敬德（“明德恤祀”），而所谓德，除了祀神，无非勤政、任贤、保民，而所有这一切，甚至包括祀神，最后都落到生民福祉上面。换言之，天命永续之道在修德，在保民，一句话，在人（“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事事托命于天，而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这即是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周人对殷之上帝的继承和改造，在创生一种新的宗教精神的同时，也实现了从重神到重人的转变。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即植根于此。自周以降，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虽历经变化，始终不离“人本”轨道，而以“民本”为其基本精神。
崇德行，重人事，其中包含天不足信的忧虑（“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厉、幽之后，随着封建制度松懈，礼崩乐坏，这种忧虑更形严重。在此背景之下，民本思想又有新的发展。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可堪注意：一方面，王纲解纽，诸侯力政，在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中，民为邦本的地位更加凸显，其含义也更加丰富；另一方面，诸子勃兴，百家争鸣，带来古典思想的突破和繁荣，传统的民本观念，亦在融合新旧经验的基础上，而有系统化的构造和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