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古希腊以来，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对话语社会性的探索从未隔断，但就这些探索对社会治理价值的认识和揭示而言，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理论界对话语治理价值的认识发生了转向，福柯、马尔库塞和乔姆斯基等学者全面、深刻地揭示了权力与话语结合的广泛性、话语竞争的普遍性、话语控制的垄断性及其对国际关系和社会治理的负面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巴赫金、格莱斯、马丁·诺瓦克等学者又转向了对话语合作性的探索，慢慢打开了探索话语合作性的大门。话语的合作性转向不但是推动合作行动、合作治理、合作社会形成的内在动力，而且是推动全球治理形成的首要因素。

关 键 词：话语  社会性  竞争性  合作性  合作的社会  合作治理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一直相伴随。在日常生活中，语言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在集体行动中，语言沟通同样不可或缺。自古希腊以来，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就开始探索话语①的社会性，但就其对话语的治理价值的认识和揭示而言，仅仅是第一步而已。工业社会以来，理论界对话语竞争性的认识快速发展，福柯、马尔库塞和乔姆斯基全面揭示和暴露了话语竞争性对社会治理的负面影响。在一个“合作的时代”正迎面走来的新时代，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和认识话语的合作性，并基于话语的合作特性去建构社会治理中的合作行动，合作社会的形成和治理就更有可能取得成功。本文梳理了理论界探索话语的社会性、竞争性和合作性的历程，以此为基础，分析了话语的合作性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过程中的治理价值。

一、话语的社会性及其治理指涉

人类首先认识的是语言的社会功能。在古希腊，哲学家就开始探索和认识语言的功能。例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便将语言作为认识事物的工具，柏拉图的哲学开始用对话的方式来表达、解释和揭示真理。作为一种辩证讨论方法和教学方式的“苏格拉底对话”，对“理想国”进行了系统建构，体现了话语的治理价值指向。亚里士多德研究了语言在诗中的应用，《诗学》是他系统探索艺术语言的成果，但他的《政治学》一书却没有提到话语的治理价值。中世纪的奥古斯丁觉察到了一种现象：言语通过对世界的对象进行命名而创造了万物，因此他指出了人类学习语言的一种方式。这一方式被维特根斯坦称为“奥古斯丁图像”，即学术界所说的“实指定义”。奥古斯丁将人、语言和世界联系起来思考，推进了人类对语言的社会功能的认识。17世纪著名的思想家莱布尼茨把语言视为共同体共享的符号、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与人类认识的起源，并希望找到一种通用语言并将其世界化，但他没能完成这一任务。这也说明，莱布尼茨意识到了话语在世界共同体治理中的作用。

到了20世纪，哲学和对语言哲学的探讨成为同义语，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哲学发生了转向，很多哲学流派，如分析哲学、诠释学和结构主义哲学都走上了语言哲学的道路②。简单而言，语义学和语用学是语言哲学发展的两条路径，后者对话语社会性的探索做出的贡献更大。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奥斯汀(J.L.Austin)、塞尔(Searle)的研究成果对话语的社会性的揭示最为深刻。

索绪尔指出了语言的契约性。他认为，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本身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它只能在社会成员间通过一种契约而存在③。这一观点表明：在社会运行过程中，语言通过一种契约性方式在社会沟通中展示其社会性，契约性体现的就是语言的治理功能，即语言整合了社会。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活动，是人表达思想的载体和结果，是整个文明的基础，他提出了“语言游戏论”，认为对语言的理解和把握应该放在日常生活当中④。尽管与日常生活不可分离的语言，必然随着人类生活的社会化和语言社会治理功能的显露而逐渐凸显其治理价值；但是，探索话语社会性的理论，只有触及到人的社会行为才能真正得以揭示。从这一方面看，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奥斯汀将言语行为分为话语行为、话语施事行为和话语施效行为。话语行为是指说出了有意义的语句，探讨话语和事实是否相符；话语施事行为是指以一种话语施事的力量说出了句子，表明了话语和事的关系；话语施效行为是指说出什么而达到某种效果的行为，是指话语在感情、思想和行为上产生了一定影响⑤。奥斯汀的理论将话语与意义、事实和行为效果连接在一起，指明了话语在感情、思想和行为方面的价值，说明他的理论已深入触及到了话语权，其理论的社会性指向十分明显，特别是话语施效理论的提出，对话语的社会治理意义的揭示有很好的价值。然而，也有研究者指出，他的理论“最终结局只能是以单一话语为研究对象的纯粹语言或逻辑分析而已”⑥。

塞尔对奥斯汀的理论进行了完善，他将话语的社会性作为语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来对待。他认为，即使是语言本义这种明显的交流也需要社会因素的帮助，而不是纯语言所能独自完成的⑦。他将语言的意向性与人的心灵、思想和社会联系起来考察，并将这一概念吸纳到其言语行为意义理论之中，进一步研究了心灵是如何对声音和符号赋予意向性，从而赋予其以意义并同实在相关联的⑧。他的意向性概念的重要特点是“使每一个语言不再是纸上的符号或声音，而是具有了一定的意义，并与对象有了确定的关系”⑨。如果话语脱离了纸面成为社会性符号，那么，它必然要进入社会并在社会中起作用，进而显示和实现其社会性中隐含的社会整合功能。进一步说来，由于人的意向性，话语不只停留在判断和陈述层面，不仅仅停留在情感表述层面，而是命令、服从的表示，是断定、质问、肯定或者否定……尽管，日常生活话语中的服从包含和承载的只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义务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义务”⑩。可见，语言的意向性概念引导话语表现出了一定的社会性并有指向社会治理的意义。

语言哲学对话语社会性的探索有一个漫长且不间断的过程，目前，我国学者亦提出了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这一理论认为：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交流而不是表征，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的意义来源于人与外部世界的因果性互动，以及人与人的社会性互动，由语言共同体的集体意向所确立，基于语言共同体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约定之上……语言和意义随着语言共同体的交往实践或快或慢地变化。(11)这一研究成果对既往的理论进行了提升，指出了话语的意义建构与共同体交往和治理的关系。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相比，理论界对话语社会性的探索有所淡化。毫无疑问，如果理论界对话语社会性的认识越充分，那么这种认识为探索话语的其他特性打下的基础就越雄厚。当然，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语言哲学如果仅仅停留或者拘泥在话语社会性的探索层面，也很难充分揭示话语的治理价值，毕竟这一探索没有将探索话语的治理价值作为重点。

二、话语的竞争性、控制与有组织地撒谎

话语具有竞争性，这从日常生活中的辩论和争吵中可以看出来，而在治理层面，话语的竞争性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义务，更多的是政治意义的，体现的是权力、控制和话语权垄断。

如果要追索源头，在西方，对话语竞争性的研究始于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修辞学。“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公共演说、公共话语的建构手段、方法以及话语的信息结构和风格。”(12)在这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西塞罗指出：“公共演讲的任务是讨论那些可供公民使用的法律和习俗已经规定的事情，并尽可能确保听众的赞同。有三种案例是演讲者必须处理的：展示性的、议事性的、司法性的。”(13)当然，对于古希腊而言，是否有公共演说和公共话语需要仔细斟酌，但总体上修辞学视野中的话语主要是为演讲和论辩而设，其目标是为了提高希腊城邦公民在参与共同体生活中的竞争性。

在现代政治领域，政治话语尽管被西方民主中一人一票的投票规则和程序所掩饰，实质上，所有的政治话语都是权力的隐性载体，也是权力斗争的工具和斗争的外在表现形式。西方国家的政治话语是工业社会竞争特征的充分体现。由于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思想和人的心智模式都内含了明显的竞争性思维，在这一时期，国际关系问题、执政党话语权问题、弱势群体话语权问题、网络传媒话语权问题，都采用竞争视角来研究话语(14)。概而言之，资本主义社会关注话语的竞争性，主要是因为政治生活的竞争性，其次是因为经济生活的竞争性。

工业社会的竞争性文化深度渗透到了社会运行逻辑之中。从福柯、马尔库塞和乔姆斯基对资本主义社会话语竞争性越来越深刻的揭示可以看出，话语的竞争性在资本主义社会治理中已经被普遍应用，而且，话语竞争性在社会治理中的负面价值也非常巨大。

福柯(Foucault)对资本主义社会话语与权力的一体关系、话语物化的普遍性和话语权的精神统治进行了深刻揭示。他将话语放在社会环境中来分析，认为社会是话语产生的母体，并认识到了话语和权力的一体性，认为“话语和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15)，是与之共生的工具。进一步而言，话语既然成为了统治者的工具和权力的载体，话语与权力就很难分割，它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而且还是掌握权力的关键(16)，所以，“主流话语往往是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的一种‘知识型构’，话语权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统治权，话语权从来掌握在占统治地位的一方”(17)。这说明了话语与权力是一体性地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还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权力所有者将话语物化为排斥、压制、打击和斗争的工具，话语也是制造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的软工具；福柯还将现代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知识和文化都视为话语的物化形式体系，并将权力视为这一物化体系中的因变量。这样的揭示是非常深刻的。

如果说福柯是在社会和权力的一般意义上探讨话语的竞争性，那么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则将话语权放在国家框架内讨论，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在话语控制方面的垄断性，也就是说，话语已经成为了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他认为，话语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体性”的，话语问题是真正的现实政治问题，也就是权力斗争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话语竞争性已达到了很高的垄断程度。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科技对话语传播的控制是资本主义国家控制话语的重要方式，其后果是，“它的公共力量塑造着传播领域，使得单向度的行为在其中表现出来”(18)，正是通过对话语传播的垄断控制，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被清洗成为单向度的文化，因此语言也成为了单向度的语言(19)。由于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都为了各自的目的参与话语控制。这一参与过程有其共同特点，那就是“训练人们忘记否定的东西，或把否定的东西变成肯定的东西……”(20)。总之，资本主义社会对话语的垄断成为了对社会最全面的控制，话语权也成为扭曲社会发展的工具，某种意义上，单向度的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对话语垄断性控制的结果。

作为生成语法理论的创建者，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认为人具有语言的生成机制，语言是每个人都自由拥有的技能，自由是人类的最高价值(21)，因此，他很看重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的话语权。与福柯和马尔库塞相比，他对资本主义话语权的批评程度更加激烈，视角更宽广。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政府、利益集团对话语的控制，认为美国的主要媒体都服务于国家机构和私人利益集团，并通过新闻过滤器控制并垄断话语，左右公共舆论，控制公众思想，制造所谓的社会认同；他还批评美国利用和控制媒体进行意识形态斗争，试图控制和垄断全球话语权。我们认为，全球话语霸权是话语竞争性在国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极端形式，也是话语控制权的极端表现形式。这说明话语在国际秩序竞争中发挥了作用，只是其作用主要体现为竞争。当然，这种话语控制方式与法西斯国家直接禁止表达自由不一样；因为权力精英们的真正敌人是人心本身，他们用欺骗和暴力的方式进行思想控制，精心操纵民意，维护既得利益(22)，亦即在民众的服从中获利。

理论界对资本主义社会话语竞争性的认识越深刻，对话语和资本主义权力体系关系的揭示就越深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政府和利益集团的批判就越深刻，对话语竞争性在社会治理中的负面作用的认识就越深刻。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一书中指出，就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而言，口号、集体性配置或符号的规则，这些都不能与语言相等同(23)，它们已和政治生活或组织生活关联起来，语言不是用来被相信的，而是用来服从和使服从(24)。通过各种方式让民众和其他国家服从才是资本主义社会话语控制和话语霸权的真正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有组织的欺骗成为话语控制的一种重要方式，正因为如此，在国内和国际意识形态竞争中，在现代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组织的撒谎非常普遍。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与传统政治谎言相比，现代政治谎言集中对付的，却是那些压根儿就不是秘密，而是实际上人人皆知的事情。”(25)有组织地撒谎是资本主义社会话语竞争性的组织表现，也是现代国家统治过程中的一种丑陋的集体行动。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当有组织的撒谎与现实的政治生活或组织动员方式联系在一起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话语竞争性的负面影响就逐步放大。可以说，这种方式是竞争性话语的末路，也为探索话语的合作性提供了开端。

三、转向对话语合作性的探索

虽然理论界对话语社会性和竞争性的全面认识为探索话语的合作性打下了雄厚基础，但是，对话语合作性的探索依然是对话语特性认识的重要转向，而推动理论界转向探索话语合作性的关键力量是时代的变革，也就是说合作的时代是推动话语合作性转向的真正动力。巴赫金(Ъахтинг.МихаилМихаЙлович)揭示了话语的对话性，开启了对话语合作性的研究；格莱斯(H.P.Gcrie)提出了日常生活中话语沟通中的合作原则，指出了话语沟通的合作性；马丁·诺瓦克(Martin A.Nowak)的进化动力学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行了根本性否定，提出了是“合作”而不是“物竞”是推动人类进化的力量，用多学科的方法为探索话语的合作性开拓了视野，探索话语合作性之门徐徐打开。

休谟认为：“关系这个名词通常用于差别得很大的意义。”(26)人和人之间既可以说差别很小又可以说差别非常大，那么人和人的关系是什么呢?是家庭关系、组织关系还是社会关系?巴赫金认为：对话关系才是人和人的本质关系，对话关系是由人的内在需求决定的，是每个人都离不开的生存纽带。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指出了对话关系的普遍性，甚至宣称，能够在一切地方，在自觉而有意义的人类生活的种种表现中，倾听到对话关系(27)，因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28)。他提出了“话语的对话性”这个新概念：“它指话语中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的声音，它们形成同意和反驳、肯定和否定、保留和发挥、判断和补充以及问和答等言语关系。”(29)

对话性是对话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话语关系，是对话过程中的话语特性。巴赫金认为人的思想来源于对话而不是独白。人的想法要成为真正的思想，即成为思想观点，必须是在同他人的另一个思想的积极交往之中(30)，“恰是在不同声音、不同意识相互交往的链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31)。如果没有对话，人类的思想就会陷入绝境，再珍贵的思想也是单一的，是深陷地核中无法发现和利用的金子，因为“它的生存领域不是个人的意识，而是不同意识之间的对话交际。思想是在两个或几个意识相互的对话点上演出的生动事件”(32)。如果将思想视为抵抗人类愚蠢行为的森林，那么，只有众多思想开展对话，有生命力且对社会发展有利的“思想森林”才能形成，从而防止“思想的雾霾”。有生命力的思想及其成长，来源于人和人之间有效而深刻的对话。因此他提醒现代社会人要“深刻地理解人类思想的对话本质，思想观念的对话本质”(33)。

值得一提的是，生活于苏联的巴赫金处于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但是在这种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过程中，他却深刻认识和发现了话语的对话本质，并将对话思想贯穿于其所有学术遗产——从行为哲学、美学、文艺学、语言学、心理学、符号学、文化学一直到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34)。他提出的对话关系、对话性概念为探索话语的合作性打下了良好基础，是意识形态对抗期中探索话语合作性的先驱代表，也是预先感知到合作时代即将来临的敏感学者。

格莱斯(H.P.Gcrie)立足于语用学领域对话语合作性的探索是重要的但也是单一的，十分可贵的是，他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s)为探索话语的合作性指出了方向。他指出：人们的谈话交际并不是由一连串没有联系的话语所组成的，否则的话，谈话就是非理性的了。话语交际，从特性上看，最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合作行为……在谈话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交际双方都应该)按照交际的或方向的要求，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称此为合作原则(35)。格莱斯所表明的是：合作原则是社会交往的内在机制，是对索绪尔语言社会契约性原则的深化。如果没有竞争性目标，只要是一个理性的人，在日常生活沟通或社会沟通过程中，一般都会遵循合作原则。如果我们试图违反合作原则，则肯定是为了辩论胜利的目标，或者就是为了造就有意或者无意的对抗。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为社会的合作行动指明了方向，但是，他没有将这一原则应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如果合作原则是人类无意识或者潜意识的行为，就可以视为是一种社会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社会进化的结果。

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对合作发现的贡献体现了一种新语境。他对进化论进行了彻底颠覆。其一，他提出了合作是继突变和自然选择之后的第三个进化原则，也就是说，合作造就了人类。其二，他指明了语言、利益和社会间的协同进化。他指出：“利益决定语言的需求。讲话者和倾听者之间必须有一些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只有在信息输出对讲话者和听话者都有好处的时候，某一特定语言和某一特定意义之间的关联才能得到固化”(36)。由于言语成为获取他人支持、达成交易、结成联盟并采取协作行为的必要工具，因此，语言、利益和社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协同进化。(37)其三，他认为生命起源于合作(38)。他指出：我们总是认为，是我们人类发明了语言，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语言创造了人类。只有说话者和倾听者能从语言中获益，语言与合作才可以同步进化(39)。

尽管，他依然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人类的合作问题，而不是从人的共生共在(40)的高度来研究合作与合作治理问题，本质上还没有舍弃工业社会的竞争思维，但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他提出了人类生命起源于合作、语言促进了人类合作的新观点。他的理论不但为人的诞生找到了新视野，而且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也就是说，他深刻揭示了语言本身包含着的合作特性，正是因为话语的合作性，语言才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BronislawKaspar)也指出：“语言的功能是作为协调人类活动的纽带，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它是一种行为方式，而不是思维的工具。”(41)这一观点也表明，语言在协调人类的合作行动中起了关键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交流和协作的需要促使语言和意识产生，而语言和劳动一起又促成从猿到人的转变的最终实现(42)。可见，除了劳动对人类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外，语言对人类交流和协作的贡献同样巨大。当然，这些贡献得益于话语的合作性的发现与应用。

四、话语的合作性及其治理价值

从社会发展的宏观意义而言，绝大多数人都希望通过社会的合作去造就和谐与繁荣的社会，但人类所经历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竞争确实激烈，农业社会通过战争掠夺而得到的无耻凯旋，工业社会通过直裸裸的掠夺、剥削和殖民而造就的血腥财富，表明了社会发展的竞争悲剧。尽管，造成人类以竞争为主要取向而不是以合作为主要取向去推动社会发展的因素诸多，但竞争性话语对社会的全面渗透，毫无疑问加剧了人的自利并进一步导致了社会的恶性竞争与对抗。这种对抗纵使在后工业社会有理性减弱的可能，但话语竞争性及其所形成的竞争性思维不会骤然而止，因此，人类要减弱竞争而加强合作。

只有合作性话语才是良药，在后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同步研究、推广和应用合作性话语。进一步而言，如果要体现合作性话语的社会治理价值，要改变福柯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和话语全面物化的深度控制结构，要消除马尔库塞所揭示的国家对话语深度控制的社会硬化状态，要消除乔姆斯基所批判的全球话语霸权的意识形态的僵化性对抗……都需要深入推进合作性话语；同样，要实现巴赫金所提倡的话语的对话性和格莱斯所提出的合作性原则，还是要继续证明诺瓦克所说合作造就人类和只有合作才能拯救人类的结论，更需要对话语合作性的治理价值进行深入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要将合作性话语建构于后工业社会所需要的新治理模式之中。

在社会发展的微观意义上，我们更能发现话语的合作性对后工业社会的治理价值。

首先，合作治理需要对话。合作的社会需要合作性话语，同样，话语的合作性如果要在社会治理中体现出治理价值，则需要找到一种实现方式。那么，话语合作性在后工业化过程中的实现方式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对话。合作性话语在合作治理中的表现形式不是争论、讨论、辩论，更不是祈祷或者毫无对象的独白，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协商，合作性话语在社会治理中的最好形式是对话。有研究者指出：“人们对于对话的需求源于社会已经存在的基本状况。”(43)在合作的社会，多元合作主体参与社会治理需要一种理想的沟通方式，而且这种理想的沟通方式要能够促进合作治理的顺利形成和实现，从而，基于话语的合作性的对话，能够通过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沟通来促进社会合作功能的实现。实现话语的合作性的有价值的方式就是对话，也就是说，对话是合作性话语在合作社会治理中的最佳表现方式。

一方面，这是因为对话的日常性和普遍性。对话不但是日常生活中重要而有益的社会交往形式，而且也是探讨任何社会问题不可缺少的方式。基于对话方式的日常性和普遍性，对话就成为实现话语的合作性功能最合适的表现形式。同样，对话也是合作的时代每个人必备的技能。无论是在日常生活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对话力是必备的，“少了对话，再有利的诱因也无法确保协商谈判的成功。而对话中有了热忱与理念，文化上的冲突和自我利益就显得次要”(44)。另一方面，对话具有合作的特性，是合作时代的必备要素。因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将聚焦在‘参与’、‘协调’、‘跨界’的课题上，而人的创意、想法、做法无不通过对话进行串联并实现跨界合作，因此，‘对话’自然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要素”(45)。当然，对于公共领域而言，对话是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的必然要素和能力。

其次，合作性话语是合作行动和合作治理的基础。理论上而言，如果话语有施事和施效的社会功能，话语的合作性必然要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根据社会发展的经验，如果竞争性话语能作为控制性话语在资本主义社会管理过程中起控制作用，并导致了社会竞争加剧，那么，话语的合作性同样能促进合作行动形成和发展，促进合作行动取得有效成果。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权力和资本的竞争性掩盖了话语的合作性，所造就的竞争文化影响了对话语合作性的探求，但是，在合作的时代中，合作性话语必然要顺应时代要求表现出独特的治理价值。从现实意义看，如果合作的话语能促进石器时代的人打到羚羊，那么，它也能促进后工业社会合作行动的有效实现。

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公共问题必然有多方的利益相关者，无论是公民、私人组织、非营利性组织还是政府，在解决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公共事务时必然要选择和采取合作行动，而多元主体的合作行动必然要通过不断进行的有效对话才能化解矛盾、融合价值分歧、达成共识，进而维护公共利益。因此，对于解决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公共事务而言，对话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方式。当然，这只是一种定性认识。具体而言，对话在高度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的公共事务中如何进行，公民如何参与对话才能有效开展合作治理……都是一些必须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只有对话语的合作性做了充分有效的研究，合作行动中的对话才能顺利开展并取得实效。

再次，合作性话语是全球治理的需要。在全球化过程中，全球治理成为人类面临的与人类共生共在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简单而言，全球治理是全球所有国家参与的多元主体的治理，本质上就是合作治理。由于主权的独立性，理论上，作为独立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必然是平等主体间的对话过程，没有平等对话的全球治理很难完成全球治理的使命和任务，最终体现的依然是国际话语霸权。同样，全球治理不能回到乔姆斯基所批判的全球话语垄断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图式中，不能停留在工业社会的竞争思维中。也就是说，缺乏合作思维而试图通过对抗的方式解决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全球性公共问题，并达到全球治理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全球化不是后工业化过程中的再次殖民，也不是更为剧烈的甚于工业化过程中的竞争，全球治理所能选择的最好方式是合作。因此，如何在全球治理中达成有效的对话，如何将对话的方式嵌入到全球治理模式之中，需要关注话语的合作性及其有效表现方式。进一步而言，对于全球治理中的对话而言，跨文化的话语合作性有什么特性，跨文化的对话如何进行，如何通过对话维护全球共同体的利益，都是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总体而言，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进程中，合作的时代正迎面走来，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任务是建构一个合作的社会。毫无疑问，合作的社会需要合作的话语，合作性话语是形成合作社会的关键因素，是合作治理的基础。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充分体现合作性话语对合作社会的治理价值。对于理论研究而言，建构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合作时代最关键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认同话语合作性的治理价值，那么，就意味着对合作性话语在建构新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探索有了新的开始，对话语合作性的应用也有了新的起步；当然，目前而言，应用话语的合作性来建构合作治理模式依然任重道远。

注释：

①鉴于理论界对话语概念理解的多样性，本文在社会和政治意义上使用话语概念。

②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5页。

③[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6页。

④以上观点参考了邱惠丽：《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当代哲学意义》，《自然辩证法》2006年第7期；何莲珍：《论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0期；陈波：《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⑤[英]J.L.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1955年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讲座》，杨玉成，赵京超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2-104页。

⑥田海龙、张迈曾：《话语权力的不平等关系：语用学与社会学的研究》，《外语学刊》2006年第2期。

⑦Leezenberg,M.:power in communication:implication for the Semantics-pragmatics interface.Journal of pragmatic.2002(34) 893-908.

⑧[美]约翰·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实在世界中的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⑨盛晓明：《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语用学维度》，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⑩[法]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单宇辉译，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02页。

(11)陈波：《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12)陈汝东：《论话语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13)[古罗马]西塞罗：《西塞罗全集(修辞学卷1)》，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14)比如潘飞南等：《和谐社会与话语权问题研究》，《学术界》2009年第5期；张国祚：《关于“话语权”的几点思考》，《求实杂志》2009年第9期；盛小伟：《平等话语权：完善民主集中制的现实选择》，《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梁孝、童萍：《话语权：社会科学普遍性和特殊性之争的焦点》，《思想战线》2011年第1期，等等。

(15)王治河：《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16)王治河：《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160页。

(17)刘学义：《话语权转移：转型时期媒体言论话语权实践的社会路径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18)[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等译，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19)张康之：《马尔库塞对语言哲学的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20)[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等译，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

(21)[英]J.科恩，J.罗杰斯：《知识、道德和希望：乔姆斯基的思想》，张宏溪译，《新左派杂志》1991年第187期，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22)[英]J.科恩，J.罗杰斯：《知识、道德和希望：乔姆斯基的思想》，张宏溪译，《新左派杂志》1991年第187期，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23)[法]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单宇辉译，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15页。

(24)[法]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单宇辉译，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02页。

(25)[美]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235页。

(26)[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5页。

(27)[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4卷)》，钱中文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页。

(28)[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4卷)》，钱中文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40页。

(29)[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卷)》，白春仁，顾亚玲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

(30)[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卷)》，白春仁，顾亚玲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31)[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卷)》，白春仁，顾亚玲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32)[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卷)》，白春仁，顾亚玲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33)[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卷)》，白春仁，顾亚玲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34)侯建凌：《话语的对话性——巴赫金研究概说》，《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3期。

(35)Paul Grice.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转引自韩卫红：《合作原则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36)[美]马丁·诺瓦克、罗杰·海菲尔德：《超级合作者》，龙志勇、魏薇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224页。

(37)[美]马丁·诺瓦克、罗杰·海菲尔德：《超级合作者》，龙志勇、魏薇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页。

(38)[美]马丁·诺瓦克、罗杰·海菲尔德：《超级合作者》，龙志勇、魏薇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页。

(39)[美]马丁·诺瓦克、罗杰·海菲尔德：《超级合作者》，龙志勇、魏薇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

(40)关于后工业社会中人类合作的共生共在问题，请参考张康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41)Brnonislaw Malinowski,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in C.K.Ogden and I.A.Richards,The Meaning of meaning,Supplement,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d,Inc.,1989,p.312.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页。

(43)[美]丹尼尔·杨克洛维奇：《对话力：化冲突为合作的神奇力量》，张桂芬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

(44)[美]丹尼尔·杨克洛维奇：《对话力：化冲突为合作的神奇力量》，张桂芬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

(45)[美]丹尼尔·杨克洛维奇：《对话力：化冲突为合作的神奇力量》，张桂芬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译者序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