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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苏东剧变之后，我们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今后描述历史，将无法避开“中东动荡”或“中东巨变”之类的词汇。
中东为什么会发生动荡？是独裁者倒行逆施燃起了人民反抗的怒火？还是巨大社会不公超出人民忍耐的极限？是，又不是。我们说它是，是因为我们确实从事件的源头看到了独裁者倒行逆施导致人民的忍耐达到极限；我们说它不是，是因为独裁者并不是今天才倒行逆施，人民的忍耐也不是今天才超出了极限，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前20年、30年、40年都没有发生革命，独独在一个谁也没有经意的日子，火山岩浆就突然喷发了呢？
一定还有更为重要的缘由。
一个社会，或者说一个文明体，就像生命体一样有它内在的成长规律。做父母的都知道，不能让小孩子去做大人的事情——譬如拉车、行骗、当官员之类——这是因为小孩子不具备大人的体力和智力，强行让他们去做只能把事情搞砸，你得耐心，等着孩子自身成长，当他成为小伙子的时候自然就会拉车了，当他意识到行骗和当官员都能给他带来物质和精神利益的时候，自然就会去行骗和当官员了，所以你甭着急。
社会也是一样。秦始皇残暴不残暴？为什么秦朝在他老人家手里还好好儿的，传到胡亥同志手里就突然“亡”了呢？独裁者斯大林残暴不残暴？为什么苏联在他老人家手里也没怎么着，到了改革家戈尔巴乔夫同志手里就突然垮塌了呢？全部原因都可以归结为一点：那个社会自身的成长为发生历史巨变创造了条件，瓜熟蒂落者也。
这里所说的“条件”，就是我经常使用的“社会动能”——社会发展的内在推力——的概念。如果用更浅显的话语表述，可以概括为：一个社会或文明体政治成熟程度决定着什么事情发生和什么事情不能发生。
斯大林同志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优秀干部，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深重的历史灾难，然而直至这位令人毛骨悚然的独裁者寿终正寝苏联也没有发生革命，是因为苏联社会政治尚未成熟——用生物学语汇描述：苏联社会还是一颗青瓜蛋子，还紧密地挂在枝头，这时候你是不能指望它掉下来的，你还要耐心等待。在经历数次风雨之后，秋色浸染了大地，瓜蛋子突然变得饱满，并且呈现出可爱的橙色，这意味着它成熟了，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有声有色地掉下来——1989年12月25日，人民用自己的意志宣布施行独裁统治的苏联共产党非法、庞大的苏联帝国解体，俄罗斯成为一个秉持自由民主理念、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由表达思想和意志的崭新国家，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天是俄罗斯人民政治成熟、收获精神果实的日子。
所有反人类的极权主义的国家形态都是在类似历史条件下发生改变的，没有发生改变的也终将会沿着这样一条历史逻辑线发生改变，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强调的是正是这种历史发展不依任何人意志转移的无情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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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称之为革命的社会事件是社会机体政治成熟的表现，是经历过缓慢自然过程最终达到的结果，那么，在这个结果出现之前的社会扰动是什么性质的事件呢？用比喻的话说：假设一个性急的家伙等不到果子成熟，就跳起身子把青瓜蛋子给揪扯了下来，将会导致怎样的社会后果呢？
我们从中国历史中寻找答案。
漫漫两千多年中国历史贯穿着压迫与反抗的主题——皇帝老儿和他身边的特殊利益集团拼命制造国家的神话，遮掩其掠夺国家鱼肉人民之实，终于有一天，人民中一个特别不省心的家伙站起身子大叫一声：“我草泥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宣布造反，面有菜色的人民算计了一下，确认自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于是也发一声喊，揭竿而起，追随那个人去了，于是形成了被我们称之为“农民革命”的社会浪潮，汹涌澎湃，席卷全国。皇帝老儿惊恐万状，想组织抵抗，然而，大凡一朝一代的特殊利益集团人物，不管权势地位大小高低，都是既不对国家负责又不对皇帝负责的贪婪的食利者，他们平时依附在国家机体上汲取营养，花言巧语表达着信念与忠诚，然而在他们心中唯此唯大的事情仍旧是个人利害得失的盘算，你没看到么？当他们意识到船要沉了的时候，其中很多人不是早就把财产转移到了国外了么？成天信誓旦旦“绝不”、强调“特色”的高官们的子女不是早就拿到美国绿卡了么？所以，到了危机存亡时刻，你是不能指望这一干人保卫政权的。
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农民革命浪潮才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以明朝覆灭为例——1644年（崇祯十七年）1月，农民领袖李自成也大叫一声：“我草泥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率领贫苦农民闹了起来，起义大军所向披靡，威风凛凛地向首都北京进军，沿途州、县官员纷纷背叛自己的权力来源，非但不阻抗贼寇，反而望风送款，和老百姓一道，迎接贼寇接管政权，甚至到了起义军“传檄而定”的程度。3月17日，农民起义军占领卢沟桥，开始攻打平则、彰义等城门，驻守在北京城外的明朝官军三大营审时度势，不仅投降了李自成，还把大炮掉转方向，轰击北京。负责保卫北京的城防司令李国桢同志号令士兵抵抗，竟无效，“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城墙上的大炮声震瓦屋，响彻云霄，却“不杀贼一人”，原来，“城上不知受何人指使，西洋炮不置铅丸，以虚击，声殷雷达旦。”
此时的北京城内，被称之为政府的国家机器早已经瘫痪失灵，朝廷大臣都躲在家里以求自保，金銮殿上空无一人，成为孤家寡人的崇祯皇帝亲手杀了公主、嫔妃多人之后，亲自上殿鸣钟，试图召集平时拥挤在身边的特殊利益集团头面人物上朝商议应对危机的办法，让他绝望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金銮殿上空空荡荡，这意味着看上去极为坚固的国家政权，此刻成了一架锈蚀的机器，危在旦夕。绝望的崇祯皇帝拿起一根绳子，像孩子一样一边走一边呜呜地哭，一个劲儿在心里咒骂：“马拉戈壁的，都是些吃里扒外的东西！”到煤山找一棵歪脖树吊死了。
1644年3月19日凌晨，李自成攻入外城，长驱直入，一举拿下了北京城，这意味着存在了276年的大明江山顷刻间改变了颜色，高大巍峨的金銮宝殿冲得七零八落，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其实这句话可以这样说：除了新的金銮宝殿代替旧的金銮宝殿、新的皇帝老儿代替旧的皇帝老儿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改变。不是吗？拿下北京的李自成不是同样当了皇帝么？他不是也成为与前朝皇帝没有什么区别的皇帝了么？我们从来没见过夺取政权的家伙不享受皇帝享受的那些东西，反而念念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傻蛋，从来没见过。
所以，在延伸的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凡是此类社会事件，都是历史毫无意义的轮回，我们看到几乎所有大叫一声“我草泥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家伙，内心的全部祈求就是成为新的王侯将相，不可能真的具有“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崇高信念，以国家名义进行的残酷掠夺继续发生，新的特殊利益集团重新聚积，人民继续面有菜色，田地被霸占，房屋被强拆，成天死的心事都有。
所有这些，都源于一个社会或文明体尚未进入成熟阶段，在这个“青涩”的阶段，即使发生革命，也是半吊子革命，或者说是换汤不换药的革命，它的突出特征是：不仅国家是专制的，它的反对者也是专制的，这就是说，专制者的发对者并不是真的革命者，他不过是未曾执掌专制权力的专制者，如此而已。这样的人执掌了国家权力，对于国民意味着什么，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革命的性质，未能超乎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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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个社会或文明体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够达到政治成熟呢？在政治成熟的条件下发生的革命又将呈现怎样的形态呢？
我们回到中东。
我们知道，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人类至今仍然以石油作为主要能源，世界石油资源又主要蕴藏在中东，这就为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天赐良机，几个主要产油国家的社会财富呈几何倍数增长。这种社会财富的增长并不是从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成熟中产生的，相反，经济作为一种横亘而出的力量，反而遮掩了社会政治制度中的落后乃至于反动的因素，在观念意义上，以经济增长给非法的国家权力赋予了合法性，这就是君主制在中东国家持续存在的现实原因，这也是独裁统治不仅没有被本国人民反对，即使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也对此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这里当然也有地缘政治问题）。
这就导致了一种我称之为“专制的和谐”的社会状态出现——表面上经济发展人民富有，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幅繁荣景象，然而，这一切都是在专制条件下实现的，这种繁荣里面所蕴藏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显而易见。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经常在“异化”的意义上使用“无产者”的概念，在《历史研究》第五卷中，他详细考察了无产者的希腊原型，他认为，“无产者的地位是一种情感状态，而不是外部环境问题。”他把“无产者”定义为“一种社会成员或社会集团，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于’该社会中而又‘不属于’该社会的……”汤因比进一步解释说：“无产者的真正标志，既不是贫困，也不是由于出身导致的地位低下，而是一种意识以及从这种意识中激发出来的愤慨，即意识到他被取消了他在这个社会中合法拥有的权利，意识到他在这个作为他合法之家的社会中是多余的。”这就是说，人的危机从最终意义上说，不完全是经济地位导致的危机，而是权利意识成熟、真切地看到自己人生处境所导致的精神危机。
专制统治与人的本性相背离，两者之间的冲突或迟或早都要发生，这甚至与经济发展程度无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固然可以延缓冲突的发生，却无法延缓人的精神苏醒——就像恶劣天气可以延缓大地复苏，却无法延缓春天到来一样——当大多数人都感觉在这个社会中处于“多余”状态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真正危机也就到来了，那时候，任何冠冕堂皇的口号和小恩小惠的经济拉拢都将无法阻止人们的政治诉求，这意味着在这个社会或者说文明体中，某种内在的东西成熟了，那颗饱满的果实必定要落下来，必定要制造出一个结局。
以埃及为例。
穆巴拉克长达32年的统治，在某些方面顺应了历史潮流，较好地处理了国内和国际问题，为埃及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条件，政治相对稳定。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埃及的经济得以平稳发展，人民在一定程度上也享受了这种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埃及人民本应当对统治者感恩戴德才是，为什么32年以后反倒发生了让人始料不及的“革命”了呢？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历史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迎来了埃及社会的政治成熟，以往人们未曾意识到或者说即使意识到也未曾反抗的东西，瞬间失去了全部合法性，埃及人民突然发现，一个国家被一个人统治32年是极为荒谬的，他们提出了很多以往绝不敢提出的政治诉求，这种诉求是那么强烈，以至于即使穆巴拉克肯作出让步，抗议者也坚决拒绝任何对话，“我们只是要穆巴拉克下台！”
穆巴拉克也许很不明白，人民为什么要抛弃他？他也许很委屈，内心里甚至纠结着某种怨恨，但是，只要他理性地审视一下历史，就会明白，有一些事情，该发生一定会发生，没有人可以阻止，就像没有人可以阻止成熟了的果子从枝头掉落一样。
至于卡扎菲之类从最开始就以非理性目光打量世界，以非理性手段对抗世界和自己的人民的独裁者，是绝不可能具备这种理性的，所以他也就绝不可能对最近发生的事情做出合乎理性的解读。他欺骗自己说，他遭遇的事情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基地组织从两方面夹击的结果，他也许至死都不明白，他不过是难以抗拒的历史大潮中的一个碎片，这种大潮的产生，恰恰源于利比亚和整个中东社会的政治成熟，源于每一个普通人的人的意识的深刻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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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一个社会或文明体的政治成熟如此重要，那么，在判断成熟还是不成熟的过程中，有没有可以参照的大致相通的标准呢？
我们首先界定作为社会事件的“革命”的概念。笼统地说，我们当然可以简单地认为革命是指一个社会或文明体的某些既定关系模式被改变，与旧秩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断离，但是，这里还应当有一些具体的标准。
判断一个社会事件是不是作为政治成熟的革命，取决于事件参与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即如下三种结果是否成为了社会事实：一、执掌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是否发生了变动；二、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否发生了改变；三、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是否发生了逆转。凡是达到这三种结果的社会事件都可以归结为革命。
我们还可以说具体一些。
社会事件往往表现出某些物理特性，譬如，社会动能也像物理学中的力一样有一个聚积过程，在这个聚积过程的末端，才会出现被我们称之为临界点（即社会是否会发生爆炸）的临界状态。临界状态还不是爆炸本身，它还需要一些至关重要的条件：一、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否完全失去了灵活性？二、这个社会不同阶层民众（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生活前景的判断若何？对现政权是否达到了忍耐的极点？三、民众是否拥有了可以从事社会活动的组织？四、民众的抗议活动是否达到相当的规模和程度？五、是否出现了政治反对派的领导人？六、军队和警察对政府和国家首脑的是否仍旧忠诚？七、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是否具有驾驭局势的智慧和能力？
当上述七个条件都达到“是”的状态时，社会爆炸就将不可避免——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说：上述七个条件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或文明体政治是否成熟的最重要标志，凡是没有达到上述条件的社会事件，只能称之为社会事件而不能称之为革命。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苏联溃解和东欧巨变，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最近在中东国家发生的事情，无论过程还是结果，也一步步凸显出了革命的特征，原因很简单：我们上面说到的结果正在作为社会事实令人惊愕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我们说政治成熟是国家变局的决定性条件，当然也涵括历史上发生过的农民革命，不同点在于，不同时代的政治成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标准。在21世纪的这个世界，这种政治成熟只能体现为对人类数千年精神成果即普世价值的接受和光大之上，任何与此相抵牾的东西都值得高度警惕，因为它很可能是一个温柔的陷阱。我们可以断言，只要普世价值还没有在最广泛意义上成为人民的精神渴求，就不能认为那个社会是成熟的，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在不成熟条件下发生的社会事件，往往体现为旧制度的轮回，是没有果实的花朵。
“陈行之先生，你说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吗？”
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置身何处，我们将去往何方。
201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