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时代，是祖国遭受日本野蛮侵略的时代，是国府贪腐导致内战溃败的时代，是台湾由白色恐怖政权演变成蓝绿两党恶斗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持续被世界霸权挟制分离的时代。这些混乱时代，无数中国人也经历过。而我的身世比较特殊一点，从社会底层到豪门权贵生活，在我悲惨的童少年时期都体验了，让我过早地认识人生的复杂和苦难。我生性憨痴爱书，中国古籍、五四新文学和俄国伟大的小说，让我青少年时期眼开心明，在战火连天、政治靡烂的年月，看清了霸权及独裁者的真面目，内心极为痛恨强暴势力迫害弱小人民。到了台湾，我开始割断己身与党国的深厚渊源，六十年来成为一个偏执的文学独行者。至今八十有三老朽，行事仍多不合时宜，日之夕矣，此生只能是这个样子。
一
我正确的生年是1930年。这个年数，是1987年我回到被国民党强迫隔离四十年的徐州铜山县张集乡小店村老家时，老家的一位族长郑重告诉我的。老人家说: “你可知道自己的生日？你生肖属马，自小就是一匹野马。”老族长也告诉了我的生辰月日，他用的是阴历，很不容易记，被我忘了。
我一生至今不过生日。父亲逝世时我大约三、四岁，母亲为了坚贞的爱情，把我和弟交给徐州外婆，自己削发为尼到南京大悲庵出家。在我的印象中，外婆很衰弱很老，总是嘟噜我父亲从前的光荣。我父亲郭剑鸣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据说黄埔一期会打仗的将军很多，文才好的就数黄杰和郭剑鸣。我父亲先跟校长蒋介石当侍从官，以后北伐带兵作战受伤，被派任徐州市警察局长，要他去掌控那个兵家必争之地。因此父亲黄埔一期江苏籍的八位拜把子兄弟，都在徐州盖了宅院聚居一起。那时候，兵荒马乱，徐州就是他们的天下。
外婆家清朝出过大官，家境富有，我和弟各有一个奶妈，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个舅舅，他们总是穿着长袍马挂提个鸟笼子到处晃悠，更是时常躺在堂屋的大烟搧抽鸦片。外婆住宅有三进院子和很大的后花园，还有东西两个小别院，给奶妈、佣人，看门的和黄包车夫住。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时候，发生“七七事变”，抗战开始了，日本飞机疯狂轰炸徐州，外婆带我们逃难到东南五十里外小店村的郭家老家。小店村不小，靠老黄河大堤外一溜儿有三百多户农民草房，只有村西头郭家是青砖黑瓦大院。我们郭家是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七十多岁的老爷爷和大伯二伯忒疼爱我和弟，我们堂兄弟姐妹九个，什么都给我俩分得最好最多，说是不能让城里回来的孩子受屈。我俩到了乡下，像解脱绳索的狗儿，整天满村乱跑欢腾的不得了。欢腾的日子很短，我们秋天回到老家，冬天的一个雪夜，机关枪和步枪响成一片，一帮上百人的土匪包围我家院墙，撞开大门，喊杀喊打，压制住长工们，架着两位伯父边打边砍拖一身伤在每进院子每间屋子搜寻财物，最后都遍体鳞伤遭到残酷杀害，两位伯母被毒打惊骇去世，各个院落屋里屋外到处都是成滩鲜血的四个大人死亡惨状烙印在我幼小的心中。
这么一夜抢杀，全家剩下一个老人九个孤儿。
最大的堂哥郭继宣只有十六岁，由他担起一家的担子，领一群更小的小孩下田干大人农活，拼命劳动过着没有光亮的日子。我终身感激我的继宣堂哥，在家中经常挨饥受寒的苦难岁月，他坚决要我和弟到同村刘举人的家塾读书。我们得到刘师的分外宠爱，教导我们君子上达分辨是非善恶，影响了我的一生。
八年抗战，徐州的乡下人被打着伟大旗号的各路军队烧杀抢掠了八年。每到收成季节，村子各家都设法到处埋藏一点粮食逃避军队的百般搜刮。我们一家独老孤小，枯叶般在战乱中飘摇，纵然亲戚邻居善心帮助一些，每年春末青黄不接之际，挨饿个把月，是常事。饥饿的痛苦，是最难抵抗的痛苦! 即使你蹲在一个墙，动也不动像瘦狗一样，饥饿的火焰还是在你体内无情燃烧。
死亡和饥饿的阴影覆盖我童年的岁月，死亡和饥饿的火焰把我烧成强硬的钢铁。
1945年日本投降了。我独自一人跑到徐州，寻找人事关系，盼望能和父亲的结义兄弟接上线。几位集团军总司令世伯，都是抗战胜利接收大员，都有一大块疆土忙不迭的接收各地日产，一整年，我见不到他们。这样倒好，晚上我在大街路边摆香烟地摊，白天我钻进徐州市图书馆狠狠地读书，广泛阅读了中外的新文学名著，这是自我进行文学教育最重要的一年。1946年夏季，终于接上了线，我一步登天，在几位世伯的官府变成了“郭少爷”，尝到上流社会生活的豪奢滋味。可我忘不了奔走各地看到的难民惨状: 一群群在国共内战田地废耕的农民，把老的丢在村庄，带小的出来逃难。每一张脸凄惨青黄泛着饥饿的病色，每一个人眼框里的眼光空洞得吓人，每一双皮包骨的手直伸着颤颤抖抖乞讨……
1947年早春我来到南京，住在七世伯张世希将军颐和路的豪宅等候秋季上学。南京这几条街是高官新建的花园洋房区，像画报上外国的别墅地区，楼宇一幢比一幢华美，汽车一辆比一辆气派，平常百姓是不准进来的。那段年月，我看多了豪门贵妇比阔，看多了高官巨头显威，看多了南京政局的乌烟瘴气，也看多了十几种报纸立场不同的新闻和批评。我年轻的心灵，完全相信报上的猛烈批评，相信这样贪腐的政府失去人民信任是没法打胜仗的。事实上，国共内战中，只有东北战场的拉锯战打得惨烈。自从辽潘战役垮掉后，国民党军队，投降比作战快，自己跑比人家追快，溃败速度比共产党预料快。1947年秋季开学，五世伯王敬久将军，保送我进了“国民革命军南京遗族学校”。这是中国很特殊的“私立”中学，校长蒋介石，董事长宋美龄，董事是中央部会首长，学校经费由国家充份供应。蒋夫人按照美国贵族私立中学标准在中山陵前面明代“四方城”山冈上，建了一所美仑美奂的校园，从全国五十七万国军遗族中，挑选了五百名学生，学生的生活和教师的待遇都极优渥，南京人称之为“贵族学校”。蒋夫人经常带着各国驻华使节或访华贵宾莅校参观，展示她养育中国军人遗孤的美丽橱窗。
我进入南京遗族学校读初三。最难得的经验是，亲自受到蒋夫人温暖的关爱和亲眼看到国府最高层人物的摸样。蒋夫人非常喜欢孩子，让同学喊她蒋妈妈。蒋妈妈有时一个月来学校看孩子们好几回，每回好几辆黑头大轿车下来一群高官跟在后面，让我近距离见识了高官们在蒋夫人身旁乖顺的柔软姿态。蒋妈妈喜欢来校拉孩子们陪她做礼拜，学校后面的小红山凯歌堂( 现在大陆叫“美龄宫” ) 就是蒋介石和夫人的礼拜堂。我曾去过五次，见到不少大人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1949年1月21 日蒋总统宣布“引退”次日星期六上午在凯歌堂由总统的家庭牧师周联华主持礼拜，这次遗校派我班同学26人前往站在礼拜堂后排。总统和夫人从三楼回廊下到二楼会堂的时候，总统的尊严形象仍然英气逼人，但我看得很清楚，他的脸色是从来未有的苍白，整场礼拜的氛间也显得十分凄凉。那天参加的大人物，有张群、何应钦、黄仁霖、蒋经国等十二、三位。
不久之后，我们的校长蒋介石总统从斯江溪口发电指示: “国民革命军南京遗族学校，迁往广州，转去台湾”。
我来到南京生活两年，进入遗族学校只有一年半。这短短的年月，决定了我人生的路向。这两年，南京中央当局展示出截然不同的两面: 一面是遍地难民流离死亡，一面是豪门巨室奢靡疯狂。一面是高喊西方式民主的政治，一面是李宗仁和孙科竞选副总统的闹剧，一面是政府发行誓言担保的金圆券，一面是拐跑了人民储蓄的黄金踩碎了老百姓最后的信任……
我拥有党国高层的嫡系关系，我得到蒋总统和蒋夫人深厚的关爱培育，我的未来有机会攀援而上飞黄腾达。可是，许许多多现实的景象刺伤了我，我的心灵滴血!
纵使党国恩德深重，我也绝不加入这个党，绝不做官，绝不干军公职务。1949年撤离南京的时候，我在心中作出一生路向的决定。
国民党政府1949年12月底仓皇迁台，让无数军民惊恐奔逃向南、向南、再向南，展开历史上争车抢船的疯狂大逃亡。
我们遗校同学撤退到了广州，校长派一艘运输舰来接，全体不要入境证到了台北，暂时住下来，等寒假后到台湾师大附中就读。这时台湾局势危险，那边在海峡对岸日夜广播要“血洗台湾”这边在城市每条路口筑起碉堡誓言浴血巷战，全岛人心惶惶，好像末日来临。我们同学得到妥善照顾，大家信仰校长和蒋妈妈，过得很自在。我则利用空闲到处去找文学书，台湾刚开始管制书刊，偏僻街巷的书报摊子，仍可找到些勒令查禁的好书。
1950年是台湾命运的关键年。1月初，蒋经国坦言台湾面临“风雨存亡之秋”。他独掌握国安大权，复制俄共控制的模式，整编特工机构，严格清洗思想。社会上，捕风捉影，大肆刑戮左派。文坛上，党政军文各单位普办刊物推动反共“战斗文学”。整个台湾，既风声鹤唳，又杀声震天。到6月25日韩战爆发，美国27日派第七舰队巡防台湾海峡，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之后又和台湾签订协防条约。到时候，人民都知道，有美国武力防卫，“台湾有几十年的平安日子了”。
现在两岸台湾代当代史的著作，作者立场不同，对于台湾当局五、六〇年代的白色恐怖施政，有的大加提伐，有的曲为诠解，都承认是时代的灾难，却很少指出美国曾对暴政鼓励。美国按照国际冷战策略占领西太平洋第一岛键中心的台湾，尽其所能以多种手段控制台湾的政局。从1951年开始，美国在军事、外交、经济、农工业、基础建设等等领域大量支援台湾，造成台湾依赖美国保护也遭受美国管制。两蒋有心“反攻”大陆，美国严厉制止，拒绝台湾要在韩战越战派兵，乐见台湾内部产生矛盾自大陆分离。两蒋纵或不甘甚至大力压制台独势力，不过心劳日拙徒然加深台湾族群间的裂痕。
美国对台湾的控制，不仅在现实的军政财经层面，而尤在意识形态的文教领域。五〇年代之初，在白色恐怖控管下，国府禁绝大陆出版的书刊，导致人们无书可读，使台湾成为“文化沙漠”。美国国务院直辖的台北“美国新闻处”发动全台七个分馆，充沛供应美国反共宣传刊物及美国文化文学书籍，让战后的台湾青年“汲取美国文化的乳汁”长大。美国更挑选台湾青年精英群，提供优厚奖学金赴美进修，取得学位后回台担任各部门的核心职位，进而升任领导。试看七〇以来，台湾各界领导层人物包括大学院系主管和教授，绝大多数来自美国培育，绝大多数本人或子女是美国公民，绝大多数退休后回到美国。那么，台湾变成美国附庸，其实是美国计划周密水到渠成的事。
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不分党派都受美国挟持，就连台湾的总统选举都在美国操控中o 以2012年1月台湾第十三届总统大选为例，国民党参选人马英九、民进参选人蔡英交，都要在选前数月先后赴华盛顿向主管远东事务的国务院次卿表态亲美；否则，美国有办法发动各行各业的影响力量左右台湾选局。更明显的例子是，陈水扁在总统任上贪污，卸任后遭台湾司法起诉，他公开申明: “我这个案子要由美国军事法庭来审理，因为台湾政府是美国军方的代理人”。这些事，说起来无趣，听起来荒谬，却又是台湾社会真确的现实。
美国运用台湾五、六〇年代的白色恐怖施政，在台传播美国文化二十年，建构起台湾社会高层人事系统思想的皈依，从根本上长期统治了台湾。自五〇年代迄今，台湾始终由美国势力控管，而日本是美国且从发挥些边际作用。美日两国，强力培养台湾的领导阶层，强力扶植台湾的分离分子，半个多世纪达到“挟台制中”的战略目标。台湾的中华民族主义并未因而灭绝。在社会下层的人民，生活完整地保留着中华文化的根抵，但是大多缺乏理念，易于遭受政客的拨弄胁迫。在知识分子群落，仍存在许多历史观念清晰民族感情浓厚的人，但是大多缺乏意志，易于被名利收买顺势转变随风摇摆，甚至弄巧耍诈哗众取宠搏取个人的虚荣。
至于始终持守理想奋门不懈者，究竟为数甚少，皆居于台湾社会的边缘。
这就是上世纪七、八〇年代，民主运动曾经蓬勃而起，新兴的党政社团林立，但是在外力和财阀的双重诱迫下，有的群落质变、有的群落销沉，到了世纪之末，台湾社会的政治结构，演变成蓝绿两党恶斗的局面。
新世纪以来的十几年，世界由单极领导向多元并立转移，台湾社会僵固的政治结构随之松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平崛起，由世界工厂成为世界市场，也成为世界经济的竞逐场。台湾的工商企业家于是突破政治禁令纷纷进入大陆经营，至今，直接经营者有一百万加上眷属约有两百万以上台湾人在大陆定居。这个数字的意思是，台湾最有创造和消费能力的十分之一总人口定居在大陆，台湾外汇基本上全靠工商企业在大陆的经营，台湾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己经寄托在大陆。经济实力是政治力量的基本。
任凭外力如何百般阻挠两岸接近，任凭台湾内部如何异议喧嚣，经济的吸引力，让台湾人民踊跃登陆的倾向回不了头，让两岸密切结合互利双赢的行动回不了头。任凭谁欢喜谁不欢喜，两岸由经济互助逐渐走上政治和解是一条必然的路。
二
说到文学，我便深深感到自己是个偏执的人。这种偏执的性格，在我的文学生涯里显现得十分清楚，偶而给我增添些困扰，多半成为我崎岖的文学途程上一种支撑的力量。关于我的文学生涯，说起来很惭愧，我没进过文学院校，甚至小学也是跳着年级读的。我终生的文学老师，是少小乡下家塾的刘师乐山先生。乐山先生清末中举，在北京做事，是康梁维新派。时局混乱，先生回归故乡小店村，耕读为乐，闲来在家义教三五蒙童散心。
农闲季在白天、农忙季在夜晚，我跟刘师读古籍六年。先生授课，宽严并施，严格要求熟读基本经典:如《幼学琼林》、《四书》、《诗经》等的全书；加上《春秋》、《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的选篇，必须背诵得滚瓜烂熟。此外，先生教授唐宋八家散文和诗词曲赋等纯文学作品，详细论析诗文的义理和风格，引导探索中国古典交学的奥境。乐山先生鼓励阅读小说，除了四大奇书，还借给我《七侠五义》、《三言两拍》。我把《红楼梦》诗词抄一小本背诵，先生见了笑笑，教我别太着迷。先生懂音乐，教五线谱，唱郑板桥《道情十首》时先生既歌且舞的潇洒风姿至今仍在眼底。刘师乐山先生训勉我遵循忠恕之道，终身不敢或忘。
对新文学的阅读，始于跑徐州图书馆。那一年，从老舍开始，我拼命读了鲁迅、巴金、冰心的全集，夹杂些丰子恺散文、沈从文小说。我最早读的外国文学是俄国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屠格涅夫散文诗》、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穷人》、《白痴》等，开启了阅读外国文学的视野，在往后的零散的学校教育中，我一直寻找俄、法、英的作品来读。这些伟大作家，站在人道的基本点上，揭露黑暗、品评人性、批判不义，宣扬大爱，每每让我感动得流泪! 犹在惨绿少年时期，我写一些反映时局的小诗短文，发表在徐州和上海的报刊上，狂妄地要做一个社会思想的作家。
后来到了台湾，当局高悬奖赏，写作“战斗文学”名利双收。我认定那是个疯狂的年月，我从没写过一篇疯狂的作品。我的写作，只向民办刊物投稿。从1950到1953 年间，我在《宝岛文艺》、《半月文艺》、《野风》等发表不少新诗和散文，当时小有文名。覃子豪接任《新诗周刊》主编，一改纪弦主编时的“战斗诗歌”风格，把刊物导向文学性发展。我开始向该刊投稿，我的诗既非战斗诗歌也非风花雪月，发表过的几十首诗，隐约含着对社会的讽刺、对弱势者的关怀。如《显微镜》、《疯女》、《世家》、《夜归人》、《我底眼睛是聪明的》等，颇得覃先生青睐。他两次《推荐几位新诗人》的编者文章，其中都有郭枫。当《新诗周刊》因故停办时，他在《告别文》中，殷殷期盼几位“青年优秀诗人，在诗坛开出更灿烂的花朵”，并希望为他要在1953年创办的《蓝星周刊》写诗。不过，是时台湾诗坛开始否定纯正的中国文学走上西化的形式主义之路。我认定，那是一种脱离现实为政权化装的文学魔术，便停下了诗笔，一停十八年。
1953年台湾文坛的变化，是文学史家最值得注意的一年。这年之初，党国文艺领导张道藩，在“中国文协”机关刊物《文艺创作》第21 期发表《论当前自由中国文艺创作的方向》指出：“人民大众已把铺天盖地的战斗文学，看作宣传品，弃之不顾。”他要求作家在作品形式下工夫，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学习。与此同时，美国新闻处以各种名利吸引青年菁英，全力推广美国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两方的合作默契良好。在国民党，发展背弃内容戏耍形式的诗歌，让诗歌成为粉饰政治的化妆品；在美国，以现代主义虏获台湾青年诗群的心灵，培育出思想忠贞归顺美国的人才。张道藩文艺政策论文甫一发表，纪弦只用一个月就创办出《现代诗》季刊，随之广发《邀请函》，组织“现代派”。我认定，纪弦在耍新诗迎合政治的手段，拒绝参加他的诗刊和诗派。也不加入随后创办的《蓝星》和《创世记》阵营。这些党国全力支持的诗刊社，半世纪以来盘根错节发展壮大，成为涵盖传媒、出版、营销的庞大体系，无论内外政治风云如何变化，始终是台湾文坛的主流。
七〇年代来了，国际风云变化迅疾，台湾内部的言论禁锢日渐松动。1972年台湾文学评论首次有人说真话的年代。新加坡大学的关杰明、美国大学的唐文标，用坦率的论述，在台北几家报刊连续发表六篇文学评论，严厉批判台湾现代诗，斥为“脱离现实的文字游戏”、“像似外国人写的中译诗”、“是诗人对生命的逃避加上玩票式的语言技法”……。对现代诗几位大师，迎头痛击，无情搓伐。关、唐的批评有三大突破性论点: 1.直接触犯美国和台湾的政治禁忌；2.直接点名诗坛的领袖人物；3.直接指出现代诗内容虚无和语言欺骗。以上任何一点，台湾的新诗评论家，或糊涂不知究竟，或心知不敢明说，致使台湾现代诗，被当作诗歌先进的象征。
其实，在台湾文学领域中，真正先进的卓有成绩的是小说，七〇年代初，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王拓等等的短篇小说，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法，都创造出台湾1950年以后的新境。唯他们的创作产量不多，创作时间不长，未能发展成更广阔雄伟的大时代巨著。关、唐的批评炮火，激起泛现代派诗群愤怒的漫骂、恐吓，戴红帽子。由于关、唐的外籍身份和对西方现代诗的深厚造诣，使得所有反击的炮火虚发，徒然彰显台湾现代诗人成群结伙的作风。在这回激烈的战火中，我仍冷眼旁观绝不参与。我认定，台湾现代诗派的组织结构和人事实力已经坚实牢固，外来的一阵炮火，震撼一番，难动根本，硝烟散去一切还是老样子。与其随声起哄，不如干点两岸文学交流的实事，引进大陆作家的社会写实文学作品，对台湾长期虚无浮夸的文坛，可能产生一些健康的因子。
关、唐的批评炮火，这么闹上一阵子，却也打破了现代诗玄秘的迷信，打破了此前台湾新诗论战尽在外缘绕圈子的模式。于是，新生代诗人蜂拥而起，纷纷办诗刊组诗社，统计在七、八〇年代有84家之多，各种立场的“宣言”、各种诗观的“信条”一家比一家理想远大，一家比一家气势雄伟，很有点百家争鸣的景象。尽管如此，散兵游勇还是敌不过有组织的军力，到八〇年代末，新兴的诗刊中土，大多被强大的资本集团分化并吞，只剩下几个相互取暖的“同仁刊物”。
七〇至八〇年代，台湾政权发生巨大变化。国际上，美国已挡不住各国和中国建交，挡不住大陆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位子。台湾内部，老蒋总统1975年殁，小蒋总统1988年殁，蒋氏家族的政治权势完全崩溃。自此，美日控管台湾的力量更形活跃，跨国企业集团的财阀迅速帽起，台湾的局面，从政治压倒一切，转为资本压倒一切的时代。
九〇年代的台湾文学，在蓝绿两党斗争的形势下，明显地划分出南台湾本土文学和北部主流文坛对峙的局面。吊诡的是，持守本土主义的几家报纸的副刊，不时仍在蓝绿之间漂移，以激进本土诗人见称的名流，不时仍在蓝天下歌吟；可见“政洽上没有永久的敌人”真是一句老练的经验之谈。
新世纪以来的十几年，台湾文学的发展愈加虚无。以意识形态为号召的，愈来愈走向狭隘的口号化；以形式艺技为趣味的，愈来愈显现自我沉醉拼贴文字的戏耍。台湾现在是“言论自由”的岛屿，不能说没有独立思考是其所是的作家，你可以任意批评一切的是非，但是，你的评论不能触及财阀尤其不能触及美国，否则没有任何当红报刊会登你的稿子，面且可能被永不录用。这就是名嘴或名笔，在专属报刊媒体上把对方骂翻，绝不敢触及那些后台老阔的原故。
三
说到我这个人。
如果比方成一棵树，我是荒山野岭上的一棵杂树，被狂风暴雨横扫得歪七扭八全身找不出一尺的美材；绝对不是人造林中规规矩矩生长的栋梁之材。只有大地知道，我的根死死抓住泥土，我的枝叶拼命举向天空梦想触及那无限玄奥的，蓝。我是一个认死理的人。
历史证明，大文学家绝不可能在“持法太急，势不可犯”的政治环境出现，大文学家也较少可能在物欲横流是非莫辨的社会环境出现。于是我怀疑:台湾在白色恐怖的五、六〇年代能够产生多少真正的作家？在社会混乱的七、八〇年代能够产生多少伟大作家？在浮华成风的九〇年代迄今够产生多少诚实的作家？
我颇有自知之明。中国文学史上有那么多伟大的作家，五四时代有不少学贯中西的优秀作家，在当下中国要配得上作家称谓不是很容易事。虽然在文学园地摸索，可我不敢自称作家，我对自己的作品也不大珍惜，许多青涩少作和随兴的书写任其散失。我写了二十几本书，并不认为有出版《全集》的资格，我觉得像鲁迅先生那样片言只字都珍贵的作家才配出版全集，我只打算印几本《选集》聊以自赏。
我很晚熟，悬的很高，成长得慢，自以为是文学信仰者，直到古稀的七十之年，我警觉到自己的学养很为不足。近十几年，我以“发展中的作家”自期，常向老中青少各年龄层的文学人，汲取所长。我希望愈老愈学愈年轻，让我的人和文学，日有进境。
从少小起，我便嫉恶如仇，不能忍受强凌弱、黑暴寡的恶行，自发地成为社会思想者。我谈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不义往往言词激烈，老是被人加上“比共产党还共产党”的帽子。我以为，忠诚的共产党员，不管是牺牲自我造福人群的贤者，我仅仅算是一个理念上的社会主义者而已。
感谢上苍，给我顽强的体魄。
我相信“强力意志论”的哲学，遇上阻碍，我特别振奋，视阻碍为一种提神的刺激剂，愈苦，愈来劲，愈是非干好不行。我彷彿是个工作狂，平生很少过什么周末假日，一迳硬拼的结果，让我生过三次大病每次差一点要见到上帝，七十岁那年得的恶性淋巴腺癌最玄，不知怎么的？ 治疗一年竟痊愈了。
如今我八十有三，还以为自己不老？还超有兴趣干文学活儿。我不信佛教，却信佛法是活法。我的人生活法，将如此这般以终。
郭枫，资深诗人，散文、小说、文学评论家，文学推广工作者。自1953年迄今，著诗集七种，散文集八种，长篇小说一种，文学论评集五种，创办新地文学事业群，出版刊物、书籍、主办重要文学会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