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札记： 2009年五六月间，张冠梓两次前往纽约法拉盛采访王鼎钧先生。王先生近90岁依然挺拔，清瘦而硬朗，睿智而健谈，高高的身架和从容的动作给人一种闲云野鹤、舒适优雅之感。张冠梓回国后，直到2013年初，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对王鼎钧先生进行联络采访，进一步丰富、更新和完善了访谈内容。
受访者：王鼎钧，男，1925年4月生，山东省苍山县兰陵人。笔名方以直，当代著名华文散文作家。他1949年去台湾，1978年赴美，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之聘，任双语教程中心研究员，编写美国双语教育所用中文教材；退休后，定居纽约。王鼎钧一生淡泊名利，力求穷毕生之力于“写出全人类的问题”，成就卓著。他丰沛的内在能量，不渝的创作忠诚，对散文艺术的努力开拓，终使之成为一代散文大家，被称为台湾十大著名散文家中成就最大者，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崛起的脊梁”。
采访者：张冠梓，男，1966年8月生，山东省苍山县层山人，法学博士，研究员。
1 文学“蝴蝶效应”永不消逝
佛家有个说法，我们的言语造作都是“业”，“业果”永不消失，胡适有一篇《社会的不朽论》，就是申说这个主张。现在又有所谓“蝴蝶效应”，我对文学仍然有信心，我写回忆录就是要做一只蝴蝶。
张冠梓：王先生您好，很荣幸获允采访您。上次拜访您时，您送给我的《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等几本书很好。刚读就觉得有放不下手的感觉，虽然我离书中所写的时代隔了好几十年，但是写的事，包括那些俚语、饮食习惯、风土人情，都是相似的。读完后，我打电话给我母亲，并将您的文章念给她听。我家也是苍山的，母亲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与您相比略晚一些，但基本差不多。她听我读了以后，说您书中的文化味和乡土民俗味特别亲切。笔下描述的，就是他们小时候的那种生活。我想知道您下功夫写这个的初衷是什么。
王鼎钧：多谢您的访问。敬问令堂大人安好。我写这些回忆录的目的，就是觉得自己活了一辈子，对生活、对后代应该有个说法，有个交代。把我的经历、遭遇和思考留给后人，我想总会有人看的，说不定会有点益处。
现在文学并不能直接影响或者改变社会，而且据研究表明，过去那些关于文学对社会的巨大影响的不少说法都是夸大的。例如，林肯解放黑奴是受到一本书的影响。实际上，林肯也只是在演讲里面提到某一本书，他解放黑奴是因为他理解黑人的痛苦。
因此，有些写文章的朋友灰心了，甚至宣布文学死亡。佛家有个说法，我们的言语造作都是“业”，“业果”永不消失，胡适有一篇《社会的不朽论》，就是申说这个主张。现在又有所谓“蝴蝶效应”，我对文学仍然有信心，我写回忆录就是要做一只蝴蝶。
张冠梓：您是海内外读者都熟悉和喜爱的作家，许多读者都想多了解您为何立志从事文学创作。您在回忆录中略有交待，可否在这方面加以补充？
王鼎钧：我读过几本名人传记，作传的人从心理学的角度述说传主的一生。我现在模仿他们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因为我从小就在教堂里听牧师讲道，因此有很强的发表欲。但是人的发言权和他的社会地位成正比，我哪有机会？后来我发现有一种人，他的社会地位也许很低，但发言的机会却很多，这种人就是作家。我读《从文自传》，沈从文的职位很低，但是他的作品登在各大报刊上，对我影响很大。
也许这样想下去可以解释一个现象：文艺小青年都是先写诗，而我先写杂文；杂文本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文体，而我是“童工”。抛开天分不论，单就满足发表欲来说，诗暧昧，小说迂回，还是杂文直接了当。我在1946年就把杂文投给东北、华北的几家报刊，赚微薄的稿酬，补贴老父的生活费。1954年我就在台北的一家日报上写杂文专栏，引起社会关注。
当然，这不是全部答案。我在回忆录中说，依我的性格，适合做法官；依父母的期望，我应该做医生；要想如愿，必须受完整的高等教育。可是我在应该读书的年龄做了些什么？只有作家不讲学历，不限资历，只看你的三篇文章两首诗，我只有这一条窄路，这一条险路。我庆幸文学救赎了我，使我免于沉沦。我也庆幸后来能更进一步，超出杂文的局限，窥见艺术的殿堂。
张冠梓：依照您的说法，您的文学生活是在台北正式开始的。在回忆录《文学江湖》中，您具体而微地刻画了一个作家成长的历程，这在近代作家的传记中似不多见。您由一个初中毕业的流亡青年，逃到陌生的台湾，能够立定脚跟，在广播公司主持节目制作，在民营报纸担任主笔并主编副刊，先后在4家大专院校兼职授课，长期担任3家文艺奖金的评审，一路走来，很不容易。现在可否总结一下，您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王鼎钧：说到“成功”两个字，我就汗颜了。一言以蔽之，遇见好人。我说过，“每一座地狱里都有一个天使，问题是如何遇见他”。（下面一句是：“每一层天堂里都有一个魔鬼，问题是如何躲开他。”）
举例来说，我当年从上海到基隆，在基隆港码头，我要了几张公文纸写文章。当时想的就是稿费，因为我一文钱也没有了。写完文章，我到邮局用公文纸糊了一个信封，装在里头。那时候，我不知道台湾有什么发表的地方。我想，台北一定有个《中央日报》，它一定有个副刊。我就请邮差按欠资投递。结果几天后就有了回音。我的回忆录第四本第一篇文章，本来的题目是《在基隆码头喊万岁》，第一个就是喊这个副刊编辑万岁，后来改了题目。那时候一千字10块钱，一个山东大馒头、一碗稀饭、一碟花生米，一块五毛钱。这样算来，10块钱我可以活一个礼拜。
在回忆录第三本《关山夺路》里头，在第四本《文学江湖》里头，我有好几次绝处逢生，化险为夷。我感谢天无绝人之路，感谢人之初、性本善。
2 文学“大同” 人生精彩藏于“小异”
文学作品是在大同之下彰显小异，所见者异，所闻者异，所受所想所行者异，世事横看成岭，纵看成峰，仰观俯瞰又是另一面貌。人生的精彩和启发都藏在这些“小异”里，才不会把回忆录弄成个人的流水账。
张冠梓：您已出版了42本书，四本回忆录正受到国内读者的热情关注。另外您还有很多书，国内还很陌生，如果要您自己挑出几本来推荐给国内的读者，您挑哪几本？
王鼎钧：评论家把我的作品作了如下分类：励志散文《人生三书》，也就是《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我们现代人》，用几百字一篇的小品随笔谈论人生修养，读者随时可以打开，随时可以放下。那年代，年轻人比较没有耐心，很喜欢这种写法，论者称之为“人生工程的建筑材料”。现在年轻人要自己打造自己的人生观，你只要供给砖瓦木料，即使你给他整本大套有系统的理论，他也要拆开拣着用。
还有一类是青年写作指导，《讲理》、《作文七巧》、《作文十九问》、《文学种子》，这些书以爱好文学的青少年为对象，讨论写作的方法。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样的书还很少。我做这件事受夏丏尊先生影响，也有我自己的动机。我到台湾以后一直寻找写作的方法，夏先生的书是禁书，即使没禁，他也还有一个层次没有说到。可是那时候，我听到的答案是，文学创作没有方法。我很纳闷，做任何事情都有方法，写小说、写散文怎会没有方法？我终于找到很多方法，我要把它写出来，打破某些人对方法的垄断。
以上两类作品在台湾畅销了40年，台湾算是一个实验区，证明对青年有益处，可以请国内的年轻人看看。
还有一类作品，评论者称为抒情散文，我认为这才是我个人最重要的作品。《情人眼》、《碎琉璃》、《左心房漩涡》、《千手捕蝶》，在我心目中这是狭义的文学、纯正的散文，给我带来一些声誉，我也希望国内的读者喜欢它们。
我在台北写《碎琉璃》，本想拿它做我的第一本自传，它温柔地、伤感地歌吟我的童年，我也使用了小说常用的技巧，糅合、发酵、堆高和视角变换，加强了散文的表现力，有人称为“散文的出位”。我打算一直这样写下去。可是我出国了，远适异国，受到所谓文化撞击，心情改变，《碎琉璃》的世界我再也进不去了，我的回忆录最终写成你看见的这个样子。
几本抒情散文以《左心房漩涡》得到的风评最好。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在彼此隔绝30多年以后，我和当年的亲朋故旧通信，把切断了的神经一根一根连接起来，这是一次死去活来的大手术，见肺见肝，触及灵魂。《左心房漩涡》就是那几年碰撞、阵痛、复苏的文学纪录。我用了现代诗的一些技巧，如意象切断、节奏跳跃、语意多义，有人称之为“诗化的散文”。我也吸收了中国古典文学“赋”的风格，吞吐开合，铺张扬厉。整本书33篇散文脉络一贯，其实就是一篇长文，有人称为“主题散文”。那时候，这样写散文的人还很少。有人问我书名《左心房漩涡》是什么意思，我说中国大陆是我的左心房，台湾是我的右心房。我本来打算再写一本《右心房漩涡》，也是因为出国了，我的台湾经验写成《文学江湖》。我也希望国内的朋友们看看我的抒情散文。
张冠梓：您的四本回忆录影响很大，可否由您自己介绍一下这几本书的内容？
王鼎钧：我写回忆录，写了17年。第一本《昨天的云》描写幼年在山东的生活；第二本《怒目少年》讲述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经历；第三本《关山夺路》是关于在内战时期的遭遇。台湾30年的生活，因篇幅所限，我只取文学的角度来写，辑成《文学江湖》。
在同时代的人中间，我的回忆录晚出，虽有那么多珠玉在前，我仍有我的特色。有人说，这些回忆录不过大同小异罢了！没错，大家都经历过抗战，都经历过内战，大环境相同。但文学作品是在大同之下彰显小异，所见者异，所闻者异，所受所想所行者异，世事横看成岭，纵看成峰，仰观俯瞰又是另一面貌。人生的精彩和启发都藏在这些“小异”里，才不会把回忆录弄成个人的流水账。写回忆录不能只写自己，要小中见大，写出众人的故事、万法的姻缘。没受过文学训练的人大半不能发现这些小异，或者虽然掌握了一些“小材”不能“大用”。有些人拿着《关山夺路》问我，你的记性怎么那样好？有人拿着《文学江湖》问我，你怎么比我们多一个心眼？我想秘密就在这里。
3 透过“意象”表现思想是文学的独门功夫
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比总是稍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
张冠梓：您的正式写作从1949年算起，曾尝试评论、剧本、小说、诗、散文各种文体。为什么自己最后定位于散文？
王鼎钧：我也许受了小说家毛姆的影响。毛姆曾说，他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据我了解，故事是小说的“低阶”。毛姆的身段我很欣赏。我在台北学习写作的时候，文坛轻视散文，认为散文是未完成的小说、失败的诗，我学小说无成，也索性把自己写的东西一律称之为散文。后来我就专心写散文了，就算是“由博返约”吧。在文学的诸般体裁中，散文最适合不耐拘束、自由成文的作者；最适合性格内向、长于自省的作者；散文也适合处处被动、只能在短时间集中注意力的作者。而我，正是这样的人。
张冠梓：您也有其他文体的作品。这些其他文体的尝试对散文创作有什么影响？
王鼎钧：各种文体都影响了我的散文，台湾的文评家称此为散文的“出位”或“越位”。我觉得这样很好，散文的体质改变了，有了新面目、新精神，诗人和小说家也来写散文，他们把散文当作余兴或变体，使散文的阵容壮观。当然，这样的散文也只是散文的“一种”。
张冠梓：您晚年的文学思想有哪些改变？
王鼎钧：我一向羡慕“狭义的文学”，那就是透过“意象”来表现思想感情，除了修辞技巧，还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义。这是文学的独门功夫。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比总是稍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我发表文章一直顺利，晚年人生经验多一点，社会关系减一点，文学境界高一点，眼底美感添一点，见贤思齐的心事重一点。
4 天地有文学 杂然赋流形
没有作家以前就有文学，没有作家以后仍然有文学。作家虽死，文学却不会死。
张冠梓：台湾的十大散文家的评选总有您的名字。您的作品也受到不少文学评论家的关注。有的评价说，“鼎公散文技巧圆熟，境界圆融，态度圆通，风格圆润，信手拈来、浑然天成，不带矫揉造作”。您如何看待别人对您文学成就的评价？
王鼎钧：我在台湾写作，非常希望知道海峡彼岸的同文怎样看我。我的第一个讯息来自于厦门大学的徐学教授，他在海禁未开之时就评论了我的《单身汉的体温》（后来书名改为《单身温度》），之后更多次诠释我的作品，增加能见度，使我惊讶感动。喻大翔教授是第一位与我互相通信的学者，他编写散文欣赏辞典，收入我的文章，不吝美言。还有就是中国社科院的楼肇明先生，经他安排，我在国内出版了第一本选集，他写的序文常常有人引用。这三位是我在国内最早的文字知己。
后来海南师范大学以我的作品为主题，举办了第一届研讨会，我的故乡苍山县政府举办第二届研讨会，我才知道我的作品一直置于大家的检视之下，一时手足无措。我很庆幸终于得到了他们的首肯。
我的《文学江湖》得史学大家高华教授品题，是意外也是荣幸。冠梓先生，承您郑重其事进行长篇访问，也是我文学生活中的大事。北京三联出版社总编辑李昕先生来信邀约，我的感觉是“叶公好龙而真龙入室”。
在台湾，由于地缘关系，我也是文学评论的一个焦点。如蔡倩茹的著作《王鼎钧论》、马国光的著作《风雨阴晴王鼎钧——一位散文家的评传》、张春荣的《文心万彩》，还有多篇专门以我的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我得到他们的偏爱，也得到他们背后指导教授的支持。他们举我之长，也补我所不及。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文字之交就是知心之交，东鸣西应，俨如神迹。有一个现象，青眼看我的多是中生代的学者，比我年轻很多，至于老师宿儒，只有一位齐邦媛教授，我常常检讨为什么。
台湾虽小，作家很多，像我这样一个人，尚且有许多聚光灯对准，何况等而上之？如果说文学已死，平面印刷要被淘汰，这种现象又怎么解释？作家不该寻找借口放弃努力。
张冠梓：有人说您的文章有个“通达”的特点。
王鼎钧：我常说，我是“半边人”。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经在日本军队的占领区生活，也曾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解放战争时期，我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我身经种种矛盾冲突，追求完整，只有寻找高一级的价，以调和对立，这就出现了你所说的“通达”。这是文学。我觉得，“通达”只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面貌，不能浮出字面。
张冠梓：在战争年代，没有亦敌亦我的关系，只有非敌即友。但是，在和平时代，人思考的方式，文学创作的方式发生了一些根本性变化。您当时在战争年代，有过很刻骨的记忆，但是您能写出宁静致远的作品。您当时有没有一丝闪念，说要创造一个革命文学，要做一个匕首那样的作家？
王鼎钧：没有。我不喜欢斗争，甚至不喜打球和下棋。我受到的文学熏陶是“不革命”的，我希望圣君贤相除暴安良，而非由我们自己直接行动。当我工作的单位出现欺弱凌寡时，我和老板争，我认为他有责任。当然问题繁杂，我后来想通了，写出一本《黑暗圣经》来。说到底，文学不能解决问题（也许可以提出问题）。
张冠梓：五四时期或后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当时是讲究一种战斗性，一种文明性，讲求突出问题的某一方面。但是到后来，就出现一些对生活的写真、写实。我觉得像您所写的，就是既可以把它看成一部文学作品，也可以把它看成一部风俗史，看成民间的一种历史，老百姓的历史。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王鼎钧：我一向认为大人物属于历史，小人物属于文学，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张冠梓：现在有一种“文学已死”的说法，您赞成吗？
王鼎钧：当前来看，文学作品难销，市场喧嚷，文学已死，作家心头也有阴影，这都是事实。但是，以我估计，文学不会死，某种艺术形式一经成立，永远不死。汉赋唐诗何尝死？早期白话文学运动称它们为死文学，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革命文宣”。文学不死，只是某种体裁风格退出“主流”。须知，风水轮流转，活鱼仍在江海。
进一步说，文学不死？如果作家“死”了呢？如果李贺多活10年，他的诗集可能会厚一些。楚王如果没有放逐屈原，而是将他判了死刑，当然也就没有流传后世的《离骚》、《天问》。当然，“变质”也是一种死亡，有些人坐在那里不停地写，他并非替文学续命，而是在为文学减寿。头戴作家的冠冕，不以写作为天职，而以搁笔为荣耀，这是“心死”。倘若作家都“死”了，文学怎么活？
以我浅见，没有作家以前就有文学，没有作家以后仍然有文学。作家虽死，文学却不会死。姑且套用文天祥的句子，天地有文学，杂然赋流形，上则为李杜，下则为“你我”。
5 作家似佛
作家和法师的分别是，法师“无住生心”，作家“生心无住”，一颠倒便是凡夫。我爱文学，我不做凡夫谁做凡夫。
张冠梓：您自称为基督信徒并有志以佛理补基督教义之不足，用以诠释人生，建构作品。请问，宗教对您的创作境界有何影响？
王鼎钧：我是基督徒，但是在文学的欣赏和创作方面佛教对我的影响较多。我从佛教知道人间是非是有层次的：有绝对的是非，党同伐异，誓不两立；有相对的是非，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还有一个层次，没有是非，超越是非。老祖父看两小孙子争糖果，心中只有怜爱，只有关心，谁是谁非并不重要。文学的前辈大师一直教我“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把自己的心分裂成多块，分给你笔下的每一个人，我听见了，不相信。佛法教人观照世界，居高临下，冤亲平等，原告也好，被告也好，赢家也好，输家也好，都是因果循环生死流转的众生，需要救赎。我听见了，相信了。
我觉得，作家和法师的分别是，法师“无住生心”，作家“生心无住”，一颠倒便是凡夫。我爱文学，我不做凡夫谁做凡夫。作家笔下的人物好比众生，作家就好比是佛、菩萨，人物依照因果律纠缠沉迷，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那样做，他们都不得不那样做，他们害人，同时自己也是受害人。作家也像佛一样，不能改变因果，但是可以安排救赎，救赎不为单方面设计，是为双方而设，他同情每一个人。萧伯纳说，他和莎士比亚都是没有灵魂的人，依我的理解，他是表示超越是非。
6 故乡是童年的摇篮、壮年的扑满、晚年的古玩
兰象征着君子的高尚之德。陵，本意高平曰陵，另有攀登、超越之意，引申为乐土。“兰陵”寓意“王道乐土”，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张冠梓：您在《人，不能真正逃出故乡》中表达了对人与故乡的看法，而《一方阳光》以《吾乡》为开篇，并有许多写故乡的文章，您出国多年，思乡之情可以想见。您说过，“故乡是什么？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故乡是一个人童年的摇篮，壮年的扑满，晚年的古玩”。在您的作品里，对儿时的回忆和故乡的经历是让人印象颇为深刻的。
王鼎钧：我从小出生在山东兰陵一个日渐没落的地主家庭。兰陵，民国时期属于临沂。我在那里度过了17年的岁月。七七事变以前的乡村生活依然和平安宁，我在父母的庇护下过着与自然相伴、与书香共处的日子。1938年，日本人打过来了，那年我13岁，正是求知求识的年纪，跟着父母逃难，向南一直逃到宿迁，在基督教会的庇护下做难民。这期间，不但经历了宿迁大轰炸，小小年纪甚至学做乞丐出门要饭。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势真危险。一个在天地间无以自存的家庭，几枚在覆巢下滚动不停的卵。
战争打乱了一切，国民政府迁移，军队退守，百姓无处可避，一家人又回到兰陵。我失学后，和小伙伴一起跟着大户人家的长工学做农活。沦陷区的百姓在侵略者的统治下苟且生存。1942年，在好心人的帮助下，17岁的我离开家乡去往安徽阜阳国立二十二中学读书。随着战火的蔓延，二十二中迁移到陕西汉阴，我也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流亡学生。
张冠梓：我注意到，在您的散文中，有大量的篇幅描写故乡兰陵。
王鼎钧：由于对日抗战，我少年时代就和家人分离，8年抗战，我有4年多时间在日本占领区生活，打过游击。1942年夏，我辗转安徽、河南、陕西各地。抗战末期初中毕业即辍学从军，经南京、上海、沈阳、秦皇岛、天津、青岛。1949年到台湾，1978年又辗转到美国。大半生，走了这么多地方，可谓颠沛流离。但我对故乡的感受仍然是特殊的，不能取代的。故乡兰陵凝聚着深远的文化底色。
我曾经在兰陵度过了我的高中时代，但并不明白“兰陵”得名的由来。后来得知，兰陵地名应是春秋时期的楚国大夫屈原所拟，屈原既是楚国政坛上满怀理想主义抱负的政治家，又是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爱国诗人，以“兰陵”命名新县治名称，体现了屈原的特点和气息。兰，应是山中的一种草本植物，名虽为草，实乃中国之瑰宝。从字面上看，“蘭”字如一幅美丽图画：门前绿草如茵，门内有请柬的柬字。孔子寓“兰为王者香”，兰象征着君子的高尚之德。陵，本意高平曰陵，另有攀登、超越之意，引申为乐土。“兰陵”寓意“王道乐土”，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张冠梓：这个解释好，看来您对故乡的感情的确不一般。近期是否考虑回老家看一看？
王鼎钧：我在梦中曾作过一千次的回乡梦。梦见“我在金黄色的麦浪上滑行而归，不折断一根芒尖。月光下，危楼蹒跚起步迎我，一路上洒着碎砖。柳林全飘着黑亮的细丝，有似秀发……”
后来我没回过故乡，1978年以前我在台湾，两岸隔绝，不可回去。1978年我来美国，居留没办好，生活不安定，没有余力回去。在这段时间之内我慢慢了解故乡，理性对待乡愁，逐渐不想回去。最后，健康出了问题，也就不能回去了。这些情况，早已分散在我的作品里，只是没整合罢了。
7 文路无尽誓愿行
用我的名字举办学术研讨会，我想我的创作时代大概快要过去了。即使我的确很好，那也是个已知数。
张冠梓：近些年，大陆文学界和社会上很关注您。我留意到，百度贴吧建立起了“王鼎钧吧”。您本人浏览过吧？与网友探讨一下文学、人生，应是很惬意的事。
王鼎钧：我很高兴和故乡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交谈。
张冠梓：继2009年第一届王鼎钧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口召开以后，第二届又于2011年11月在您的故乡苍山县，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兰陵文化广场开幕。会上，海内外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对您的文学创作的研究体会，发表了不少新的观点。研讨会期间，成立了王鼎钧文学研究会。
王鼎钧：面对研讨会，我是丑媳妇见公婆，不敢问画眉深浅。20多年前，我的一本选集在国内出版，我说过，我是一颗种子，飘流到海外落地生根，长成一棵树，结出很多水果，现在把一篮水果送回来。20多年后，我的家乡开这个研讨会。我觉得人生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用品，很好用，很管用；第二个阶段是装饰品，用不着，可以看；第三个阶段是纪念品，用也用过了，看也看过了，但是舍不得丢掉。我很侥幸能够从实用品到装饰品，下一步，我希望更侥幸，从装饰品到纪念品。想渡到这个阶段，就得有读者朋友们的加持，各位的一字褒贬，就是我的生生世世。
张冠梓：您如何看待用您的名字来举办学术研讨活动？
王鼎钧：用我的名字举办学术研讨会，我想我的创作时代大概快要过去了。即使我的确很好，那也是个已知数。文学永远需要未知数，文学的辞典里没有知足，文学的世界里没有恤老怜贫，文学需要一代一代继续创造。
张冠梓：许多人对您回家乡抱有很大的期待。
王鼎钧：对我而言，人生的三个阶段可以换个说法：动物的阶段、植物的阶段、矿物的阶段。我曾经在全国各省跋涉6700公里，再渡过台湾海峡，飞越太平洋，横跨新大陆，脚不点地，马不停蹄，那时候我是动物。然后我实在不想跑了，也跑不动了，我在纽约市五分之一的面积上摇摇摆摆，我只能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时候，我是植物。将来最圆满的结果就是变成矿物，也就是说，一个作家的作品，他的文学生命，能够结晶，能够成为化石，能够让后人放在手上摩挲，拿着放大镜仔细看，也许配一个底座，摆上去展示一番。这时候，也许有人为他辩护，说：“无用之用大矣哉！”有一种东西似乎没有用，但是少不了，那就是文学艺术；有一种东西很有用，但是你用不得，那就是原子弹。
张冠梓：能否介绍一下您近年来的创作情况。
王鼎钧：前若干年，我主要的精力是写作四部回忆录。写完后，我觉得蚕已吐尽了丝、结成了茧、变成了蛹。将来是一具僵尸，还是化成彩蛾，已不是我能决定的了。我今年88岁了，决定还是继续写下去。只有写，我才觉得我活着。三年前，我完成了最后一部回忆录《文学江湖》。最新散文集《桃花流水沓然去》刚由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我认为，写作如弹道，有升弧、降弧、最高点、弹着点，四部回忆录应该是我的最高点。自己以后大概不能写得“更好”，但必须写得“可看”，如何让读者“五岳归来”还愿意“看山”，是对老年作家的重大考验。
张冠梓：《文学江湖》、《巨流河》与《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同年出版，您如何看待这三本书？
王鼎钧：我拿这三本书好有一比。如果把“海”字半边看成两只联结的“口”，这三本书的书名都有“水”与“口”。“水”代表“逝者如斯”，“口”象征“有话要说”。以风格而言，我形容《巨流河》是“欲说还休”，《文学江湖》是“欲休还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则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张冠梓：最后一个问题。您这一生，让许多年轻后生们羡慕，也肯定会有不少人很感慨。如果请您简要地回顾自己的经历，您如何总结？
王鼎钧：巧的是，我曾经为自己写过一份简介，也有自我评价的成分。可以说给你，也算回答这个问题了。简介是：王鼎钧，山东临沂人。正式写作由1949年算起，迄今未敢荒废，曾尝试评论、剧本、小说、诗、散文各种文体，自己最后定位于散文。已出版《左心房漩涡》等散文集14种，其他11种。在台湾为及早力行将小说戏剧技巧融入散文之一人。诵前人“良工式古不违时”之句，日求精进。为基督信徒，佛经读者，有志以佛理补基督教义之不足，用以诠释人生，建构作品。吾生有涯，而又才力不逮，常引为恨。曾仿佛家四弘誓愿作铭以励天下同文，铭曰：“文心无语誓愿通，文路无尽誓愿行，文境无上誓愿登，文运无常誓愿兴。”
（胡楠阳、石培培参与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