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1世纪中国向世界输出价值、思想的问题，我平常并没有很多思考。刚才主持人说，“21世纪，中国世纪？”这个题目是一个问号。但是我接到的通知，其中所描写的背景和陈述并不是一个设问，而是说“中国世纪的前奏在世界已经唱响”，好像已经开始了。
第一点，我是不太敢说“中国世纪”这样的话，我的基本的立场就是中国人把自己的事情能办好就已经很不简单了，这就是对世界做的很大的贡献了。因为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非常高，中国历史又那么长，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对现代世界，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本身就有很大的意义。因此，我觉得如果不是问号的话，就像我所接到的背景介绍所说的那样，我不觉得说我们现在需要把中国世纪作为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没有必要把中国世纪作为我们现在的目标。现在大家有一个焦虑，一个是说我们要追求中国世纪，另外就特别急切了解，说中国世纪也好，或者说中国崛起也好，我们的文化贡献，软实力是什么。这些都很明显的表达出一种政治焦虑和文化焦虑，而在我看来这些焦虑是不必要的。
其实，在经济总量上日本比我们早当老二好几十年。我看日本人就没有这种焦虑：因为我是老二，一定要在文化上、软实力上做出什么样的贡献，给世界什么样的影响。随着国力的影响，日本的文化自然在世界会有一些影响。这也是很常见的。当然，那些所谓日本的文化信息其实大部分是原来中华文化的部分，被冠以了日本名义，比如说豆腐，比如说筷子。总体来讲，日本也有一些文化输出，但是没有我们是那种焦虑。所以我的立场是，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是最重要的，中国世纪不一定要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
当然，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发展到今天，要求有世界性的影响，这是正常的。作为这样一个要有世界性影响的国家，除了国家综合实力以外，也需要有一套价值的话语来表达、来捍卫自己的立场，这也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那么强式表达，好像说我们现在就要追求中国世纪，为了中国世纪就要有一套话语权，一切都是为了中国世纪的目标服务，要推行一套世界上大家都能接受、行之有效的话语。我倒不觉得那样的做法合适，反而觉得那种提法过强。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追求世界性的影响，有一套价值话语来捍卫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也是自身利益的一种表现，这是正常的。但是，我认为，把这个问题还原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应该追求一定的世界性的影响，需要有一套这样的话语来捍卫自己、表达自己，这样的定位也许更恰当。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看通知的背景讲英国和美国的问题，说他们有了综合国力，宣传他的一些东西，向世界输出一套价值观。我觉得不要变为一个误解，好像一个国家输出什么，要在世界上取得什么样的影响，仅仅是根据它的综合国力，就可以决定。我觉得不是这样，不是一个国家自己的综合国力就能决定这种影响。通知所描述的从英国到美国输出的这一套价值，给人的印象是综合国力强就可以随意的输出什么东西，而且取得世界性的影响，让人家来接受。
其实，就以英国到美国为例，也不那么简单，比如说“美国世纪”，要讲“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这个话说起来也不对。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主角还是欧洲，后半期四十年都是两个阵营对立，只有最后十年可以说美国主导。从这个例子来讲，英美这些价值话语的表达，不是仅仅因为自己国家强大了自己讲的就别人能接受，而是在整体上属于近代西方文明的发生、传播、扩大。所以今天西方的这套话语，不是个别国家独立主体脱离了文明整体的关联而独立输出能做到的。说起来，法国人在价值方面的宣传和作用应该比英国更大，美国是欧洲的延长，是英国和法国的延长，这些价值的影响是近代西方文明不断的传播的结果，是一个整体。所以，不是说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想输出什么就能变成世界上的主宰话语，我觉得，我们了解英国的东西、美国的东西在今天的影响，是和整体的近代西方文明的背景分不开的。
就中国来讲，如果我们今天要讲中国价值，我是觉得“中国思想”是不能脱离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的。如果脱离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另讲一套所谓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思想，我觉得是很难能够具有跟英美所匹配的那种价值的普世性，也很难有那种文化的力量。所以真正要变成文化的软实力，必须要依托原来文明的整体。虽然中国文化是在前现代期间长久发展的文化，近代有许多曲折，但并不表示这个文明的话语权已经消失了，也不表示他的文明的价值今天没有意义了。并不是说就不能通过这个文明的振兴来重新焕发和重新召唤古老时代流行的价值。我们今天要宣传的中国价值不能脱离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而恰恰是要在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基点上来讲。而按这个基点来讲，我们今天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它要求我们执政党和全社会，我们自己要在实践上具有这种文化的自觉，即今天整个中国的发展是要作为中国文明的新发展，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要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新阶段，中国当代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新的生命的发展，民族文化的立场要更强。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不是价值上的两张皮。我们现在多是两张皮，对外讲中国文化，但是我们自己在内部还没有真正完全把这方面转过来，真正自觉的作中华文明的继承者。九十年代后期慢慢提出一些口号，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当然复兴包含发展，而执政党和整个社会要真正的转到这个立场上，我们今天才能理直气壮的讲中国价值、中国文化。如果中国文化只是偶尔要用的一个招牌，就不可能在世界上真正推出这样的价值，让别人认可和信服。
第三，关于“中国价值和中国思想”。我们今天要讲中国价值和中国思想，我是做历史文化研究的，在历史文化研究的意义上讲，我可以讲出什么是中国价值，什么是中国思想。但我看通知的背景叙述好像还不是指历史文化，而是说我们今天要推出来能够让世界所接受，而且还能行之有效的那种“中国价值、中国思想”，和历史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价值、中国思想不一定一样，似乎更注重当代中国，这我也就不太敢说了。现在要推出一套在世界上能行之有效，大家都能接受，能配合未来的中国世纪那样一套中国价值、中国思想，这样的价值是什么？我不太敢说。
最重要的是，当这样讲的时候，是要把我们近三十年的整个发展经验和未来规划都放在一起。近三十年来我们的成就是巨大的，这是不可否认的。我昨天早上看到消息说，傅高义最近要写邓小平传，他认为邓小平非常了不起，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国家带到这么高的水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当然成就很大，问题也很多，现在就是问题越来越尖锐，这也是事实。但总体而言，我们三十年走的这条路是一个不断摸索的中国道路。你现在要说中国价值、中国思想，好像要把这三十年变成一个一以贯之的固定东西推展给世界。其实中国本来没有这样一个一贯的东西，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变化而且现在还在变化，还在摸索。如果从刚才所说的文明意义上来说，推向世界的应该是一个比较稳定成熟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科学技术文明以及政治文明，有比较成熟的文明总体发育。而现在，这些文明的成熟还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
未来二十年、三十年，我们继续走什么样的路，很难预测，有什么样的变化，也很难界定。邓小平刚开始提的口号，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今天讲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已经很不一样，这里的提法、认识都不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要推出“中国世纪”的价值和思想是不容易的。
第四，中国发展的特色，其模式意义怎么看？这个还是值得研究的。就东亚的现代文化来讲，应该说中国到现在的发展，比较抽象的来讲，是跟东亚的模式比较接近的。在现代化的前期发展，威权政治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这是东亚发展的路子，东亚现代化发展的前期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日本、韩国、台湾大体都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似乎很难讲我们的模式的特色贡献是什么。但如果超出这个来讲，如果用马克斯·
韦伯的理性化的发展的说法看，近代文明的发展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与结合，这个分析框架是韦伯式的。资本主义300来年的发展证明纯粹的资本主义是过不了价值理性的关的，一定得发展出社会主义运动，所以今天欧洲、北美不断的有社会主义政策，吸收社会主义的经验。跟纯粹的资本主义过不了价值关一样，传统的社会主义过不了工具理性关。如果说古典的资本主义碰到的问题是“公正”的问题，传统的社会主义碰到的是“发展”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发展。现在，资本主义这么多年就是不断的吸取社会主义因素，当然这个过程不是自然的，从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到后来的福利发展，不是完全自然的，是和阶级斗争有关系，慢慢的不断吸收社会主义因素，才能走到今天，像欧洲就很明显。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道路和经验总体上来讲，是在社会主义内部怎么样逐渐发展市场经济的因素，来适合世界发展的潮流。这两个非得结合，纯粹的资本主义不行，一定要跟社会主义结合变成一个形态。传统的社会主义也不行，一定要结合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结合社会主义的路子走了几百年，欧洲已经很成功了。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结合，中国的路子走了三十年，还在走，我们还不能说中国已经走完了这一条路。即，从社会主义内部来生长市场关系，来发展工具理性，发展跟它相配合的文明要求，包括政治、法律、法制。走这样一条从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基础出发，走从社会主义内部结合资本主义因素，达到二者结合的这种发展道路，我觉得还没完成。如果在世界历史上来看，初始的路径和条件与中国相似、需要选择这种道路的国家很少，因此作为一个示范意义的经验还是有限的。只对像越南、朝鲜、古巴这样一些地方有示范的意义。这是从整体来讲。
第五，最后一点，近代西方文明有两个方面，我们在早期的接触中，中国近代早期发展中，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接触的是这个文明的外部形象，它怎么跟外部世界打交道的那些原理。那就是从社会进化论来的，实际上就是生存竞争、弱肉强食。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在对外的方面，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丛林法则。所以日本的沟口雄三说近代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是对立的，西方进到东亚世界就是弱肉强食，而在中国人看来，弱肉强食是一个禽兽的世界原理，不是人的世界原理，人的世界原理应该是道德世界的原理，所以中国人很难接受。日本人为什么很快接受？是因为日本传统比较能接受弱肉强食的理念，而中国是发达的道德文明，觉得不能接受，觉得这不是人道的世界原理。这是从西方文明的外部原理来讲，所以，帝国主义就激起了中国人的反抗，一方面要学西方，一方面要反抗。但是西方有两张脸，另外一张脸是对内的民主，这不是弱肉强食的，而是民主，人权，自由。西方国家国内的这套东西说起来是“普遍价值”，但是始终不能变成处理国际问题的基本价值。因此，由于我们早期一有百多年跟他外面的原理斗争，使得我们容易从否定的角度看它的整体，对它内部的那张脸的意义相对来讲就忽略了。其实那个内部的东西跟中国文明也有相同的地方，中国文明中也有民主、自由的要求，表达的方式不同。而且民主、自由不能脱离人民，现代西方的政党虽有操纵老百姓的一面，但是归根到底是要面对人民的利益和选择，这和中国自己文明里面讲的那种对老百姓的态度是一致的。
今天，中国应当强调什么价值？我觉得中国古代对国际关系的想象是合理的，就是用王道来代替霸道，这是跟近代以来的西方原理是相对立的，王道原理应该是合理的。从内在方面来讲，虽然西方的宪政民主自由都有意义，但是整个的社会价值观，中国需要强调的是一个与西方不同的价值结构。这并不是说今天要强调什么特殊的价值，各种价值东西方都有，也都有意义；不能说民主、自由、法制的价值在中国没有意义，也不能说责任、仁爱、群体在西方没有意义。关键是这些价值的优先性是怎么安排的？这是中国可以讲的。我们不能说中国不需要民主，当然需要民主，但是在社会价值结构里面民主排在哪个位置？这是跟历史的、文明的母体和传统是有关系的，跟发展的现实有关的。在中国不是不讲个人权利，只是个人权利在架构中的层级跟现代西方是不一样的。东西方的价值都是有普世性的，但还有一个价值结构的问题，结构的不同本身有有很重要的意义。我就先讲这么多。
(2011年9月24日参加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中国价值”讨论会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