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国门之后，西学东渐遂成为不可阻挡之势。从对西学的抗拒到被动接受，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体用彻底西化，从体用彻底西化到全面反思；我们走过了170年漫长的历程。今天，当中国同样以不可阻挡之势再次成为世界大国时，我们正面临着一场170年以来最彻底的反思，这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重大问题。从哲学上去反思西学东渐170年的历史，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这些结论对于我们有何启迪？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采访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胡军教授。

一、学理的重要性

1、“李约瑟难题”的正解

1930年，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古代科技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颇为吊诡的是，现代科学却没有在中国而却在西方诞生了？这就所谓的“李约瑟难题”[①]。这个难题一经提出，便令世界上许多学者既困惑又着迷，不少人费尽心机求解，彼此争论激烈。直到现在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但是近年来，有的学者，尤其是研究中西科技史的学者经过多年研究指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存在着一个问题，这就是他把工艺和科学混淆了，工艺和科学不是一回事，四大发明是工艺但不是科技。因此，中国古代只有工艺，并没有科学，也就不能说中国古代科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只能说中国古代工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另一个必须弄清楚的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科学或者什么叫做现代科学？很多科学史的学者指出，现代科学包含有两个要素：一是古希腊时期形成的抽象的形而上的学理性的要素或者叫做抽象的理论探讨；另一个是中世纪以后，在这种抽象的理论体系指导下，伽利略、哥白尼等人实施的所谓的精确的可控实验。抽象的理论和此种精确的可控实验二者结合在一起，在近代某个时代发生了突变，就形成了现代科学。因此，现代科学在西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对现代科学的这种定性的描述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用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古代传统中没有产生现代科学。

北大哲学系胡军教授的专业领域是中国哲学，重点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和知识论，所以他的学术兴趣有时也就不自然地放在了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形成科学和民主的传统。他在早几年就将兴趣放在了研究大学理念之上，考虑中国大学与西方大学制度之间的异同。就是在这样的思考和研究的过程中，他逐渐地认识到，所谓的学理性的东西是与技术性的东西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于是提出以“学”和“术”两个范畴试图解释“李约瑟难题”的根源。胡军教授认为，古希腊的形而上学那套东西是“学”，是学理；中世纪以后出现的精确的可控实验是“术”。现代科学就是学与术的结合。毋庸置疑，“学”和“术”都是非常重要的，缺一不可的。但是，现代科技史的发展历程表明，首先要有学理即“学”的探讨，然后经过“术”的落实，科学技术才能得以发展。术是依托于学的，学是术的基础；学是术的源头活水，无学则无术。比如，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除了医学方面其他都是理论上有重大创新的科学家。阅读西方科技史，我们会发现，以前，从“学”到“术”的落实需要经过几百年，现在周期越来越短。由“学”到“术”到社会实践，即可推动社会、文化、经济、军事、教育各个方面发展。

胡军教授指出，返观我们的文化，中国古代社会不能说没有方法论的意识，但毕竟方法论不是我们的强项。梁漱溟就说，中国古代文化不讲究方法，他并且指出：“唯有有方法的乃可为学”[②]。中国科技为什么落后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既没有学理性的东西，也缺乏将学理性的东西在现实层面落实的执着的努力。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很尴尬的地方。胡军教授以古代建筑为例说明了“学”的重要性及其对中西科技发展的不同影响。中国古代的房子建成尖顶，西方的大型建筑比如教堂（后来影响到清真寺）都是穹顶，罗马在两千年以前就有穹顶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建筑涉及到力学的精确计算。相对而言，尖顶建筑当然需要力学的计算，但显然要简单得多。而穹顶建筑的计算则要复杂多了；尖顶建筑的压力可以通过修建立柱的办法就可以比较容易得到解决；而大型的穹顶建筑，比如教堂，可以说穹顶覆盖了所有的建筑面积，但是建筑内却没有一根立柱。这种穹顶建筑的设计既有美学方面的考量，也有实用性的计算。因为此种穹顶建筑极大程度地利用了有限的空间。这样的建筑还有一个声学原理上的考量，即站在任何一个位置发出声响即可均匀地传播到建筑内的任何一个角落。于是，穹顶建筑无疑需要极其精确的力学原理提前计算好穹顶的压力分散问题。而静体力学理论是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奠基的，中国古代的力学始终未能脱离定性描述的范围，向着学理性的方向发展。

因此，学理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学理，争取学理独立意义重大。尤其对于中国高校来讲，由于一百多年以来功利主义、激进主义、民族主义的影响，研究学理还未成为我们的根本的传统。一百多年来，我们的高校始终强调的是从术入手，看重实用科学，要求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的业绩或东西。高校不重视学理研究，那么社会更是不可能重视学理研究。学理的重要性不独对于科学、哲学和文化如此，对于社会发展同样如此。胡军教授以教育存在的问题深入剖析了学理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2、教育中的学理

胡军教授指出，我们现在的教育模式基本上是移植西方的，但是我们没有学好。由于历史上受到西方的侵略、剥削和欺负，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心态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总是盯住“术”的东西，重视可控实验，但是对“学”重视不够。洋务运动，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搞了些造船厂、译书局、铁路、电报等，恰恰重视的是“术”，而不是“术”后面的“学”。当时如此，现在依然如此。现在我们的大学，特别是一些有重要影响的研究型大学，实用性学科膨胀，基础性学科弱化，资源配置向“术”的学科严重倾斜，“学”科发展乏力。大学不研究学理，是不可能成为一流大学的，连二流大学都成不了。

胡军教授强调，另一个方面，我们采取的分科教育，也是片面地学习了西方大学教育的“术”，而没有真正将“学”和“术”的整体性地搬过来、学过来。分科教育存在的问题首先表现在院系设置方面，以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为例，前者有近50个学院，而后者才9个学院；其次表现在学科设置方面。以哲学为例，下面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和科学技术哲学。这里面既有按照学科作为分类标准的，又有按照地域作为分类标准的。由于分类标准的不一致，学科之间的冲突时必然的。这种院系、学科的认为设置和划分，片面强调了“术”的一面，而与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研究趋向大异其趣，背道而驰。比如哲学系的办学方向在目前的学科设置下强调的是历史的研究或经典注疏。当然这很重要，但是这一方向不应该成为北大哲学系的主打方向。我们的主打方向应该是以问题为导向或者问题意识的学理性的研究。我们现在的院系设置、学科划分对学术研究造成了人为的学科壁垒与割裂，颇有画地为牢之嫌。

胡军教授指出，我们应避免用地域去划分中国文化、西方文化，要有问题意识，要研究问题，要重视学理的研究。学理不突破，就不会有核心的东西。我们已经跨越了那种急功近利的发展阶段，现在我们也有这样的基础，紧紧抓住学理，从容工作，不急躁，持之以恒，唯如此，才能在学理上有所突破，将来才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二、知识论——中西哲学的分殊

1、知识论溯源

既然“学”如此重要，为何中国长达几千年来有“术”无“学”，没有学理研究？胡军教授指出，原因在于中国几千年来知识论的不发达。知识论在西方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其肇始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时期。《柏拉图对话集》中的《泰阿泰德篇》记载了苏格拉底和他的一个学生泰阿泰德关于什么是知识的对话。在对话中，苏格拉底并没有把自己关于知识的定义告诉泰阿泰德，而是让泰阿泰德自己说，苏格拉底通过诘问的方式不断启发泰阿泰德，让他自己寻找答案。而且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苏格拉底从来不把自己的答案告诉学生，而是不断地鼓励学生自己拿出答案，即便拿错了答案，苏格拉底也不说答案错，而是顺着学生的思路推导，让学生自己意识到，噢，原来我提供的这种答案居然是如此的荒谬。意识到自己的答案的荒谬，那么再拿出下一个答案来论证一下。这种方法就是所谓的“精神助产术”。这种方法也可以叫做几何学的方法。几何学重视的是论证或证明而不是答案。比如我们早就知道一个三角形的内角之和是180°，几何学强调的不是答案，因为答案已经告诉你了，而是要求你去证明或论证为什么三角形内角之和是180°。你去看《柏拉图对话集》内讨论问题的方法就是证明的或论证的几何学的方法。此种方法告诉我们，答案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得到答案的方法。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哲学所采用的方法至少是古希腊哲学所运用的方法就是几何学的方法，重视的是推理的过程，是论证或提供充分的理由。我们要注意，苏格拉底在解决泰阿泰德的问题时采用了论证、证明这种方法。这样的方法必然导致知识论的发端，其结果就是学理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论证或证明的方法不是绝对的。任何用来论证或证明的东西，包括证明或论证本身都是有限的。所以用此种方法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就是徒劳无益的。正是看出了论证或证明方法本身的有限性，所以我们必须在科学和神学之间划界。后来的实证主义者进一步在经验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划界，认为论证的或证明的方法只适合于经验科学，而不适合于形而上学。于此，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正是论证的方法或证明的方法推动者学科的分化或者划界。

胡军教授指出，西方哲学知识论发端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时期，经过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哲学的知识论转向后，康德真正自觉地把知识论看成是哲学的核心，看成是数学、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可靠基础。由此，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不再是根本的了，它们反倒要以知识论为其基础和核心。康德认为，旧的形而上学已经过时，我们需要新的未来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重要性不是由于它处于科学的科学这个最高的位置，而是由于它为别的哲学部门和一切自然科学提供知识论的基础。康德之后，知识论成为哲学家们普遍关心的最重要哲学问题。我们现在必须注意的是，所谓的知识论研究不只是研究认知的过程和认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要回答的是我们通过什么样的理性途径表明我们关于外在的和内在的知识体系是正确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很多哲学家（当然主要的是西方哲学家）都认为，知识论是哲学的核心。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即说知识论是哲学的核心，不说是知识论这一学科是哲学的核心，毋宁说论证或证明从此成为了哲学的核心。于是，哲学的信息、研究强调的不是对经典的注疏或背诵，而是对经典中的论证的或证明的方法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以推进对当下的问题的更深入细致系统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可以说，哲学就是说出系统道理的思想体系，而不是教条或语录的堆砌或杂凑。

2、中西文化的分殊在于有无知识论

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古代的哲学传统。《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孔子与颜渊之间没有对话，孔子直接将答案告诉了颜渊。用梁漱溟的话讲就是没有方法。从上述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哲学传统与西方哲学传统之间的不同，西方哲学从苏格拉底时代就有了知识论传统，而中国哲学基本上没有知识论传统。柏拉图对话集、康德的三大批判，厚厚几本，长篇大论去讨论、论证那些其实很少的简单的真理性的东西，比如上帝是否存在、人的意志自由、灵魂是否不朽、什么是真、美、善等；《论语》只有几千字、《道德经》五千字、《孟子》一万多字，我们没有西方哲学那种思维模式、论证模式，没有很有说服力的思想解读。一言以蔽之，我们的传统哲学没有学理性的东西，缺乏知识论研究。

胡军教授指出，中国哲学的知识论传统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0年10月12日至1921年7月11日，英国哲学家罗素应邀到中国讲学，曾给中国听众讲过他自己的知识理论。1934年，张东荪发表了中国最早的认识论专著《认识论》一书。1938年5月，贺麟的《知行合一新论》出版。20世纪50年代以后，牟宗三主要沿着康德的路径建立了《认识心之批判》，唐君毅在《哲学概论》第二部分专讲知识论。大陆50年代直到80年代基本没有研究知识论。而金岳霖虽在40年代就写完了《知识论》，但直到1983年《知识论》才正式出版。金岳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建立了系统的知识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哲学中知识论领域的开拓者，但金岳霖仍然认为知识论的基础在于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为，因此并未完成中国哲学知识论的奠基。

主要由金岳霖所开创的以逻辑分析方法来处理知识论问题的传统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继续下去, 以至于知识论的研究在我国还处在相当落后的状态之中，后继乏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向金岳霖学习，接过他的逻辑分析的方法，继续对知识理论的研究，创造出更新更好的知识理论体系，来迎接我们所面临的新的挑战。

三、建构中国知识论的当代形态

1、知识论的重要性

胡军教授指出，由于中西哲学的传统不同，遂形成了中西方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哲学要现代化，必须加强学理研究，也就是必须加强知识论研究。如果不重视这一点，中国哲学在世界上的影响会越来越小，而且越来越被西方文化代替。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日渐式微，关键是没有学理性。因此，知识论的研究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至为重要。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其未来三部曲中的第三部《权力转移》中，从经济、金融、政治等几个方面分析了知识在人类社会权力转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稀缺资源，谁掌握了土地，谁就掌握了资源，谁就掌握了权力。资本主义前期，谁掌握了烟囱、工厂、厂房这些稀缺的硬资产，谁就掌握了权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现了新的变化。硬资产慢慢不再是权力的核心，有钱但没有知识的人退到了边缘。拥有权力的是那些有知识的人，比如科学家、技术阶层的人、金融家、会计师，他们成为公司的核心，他们影响了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前途。在政治领域也发生了同那样的变化，有知识的人以前是雇佣者，现在他们走到了前台。因为当今的政治不是一个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了，政治是需要理性的设计和精确的预计后果的。没有精确的计算和合理性的设计，发动了成千上万的人跟自己走，如果走错了是没办法弥补的。在知识经济的今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对于知识论没有深切的把握和研究，又怎么能引领知识经济的发展呢？因此，学理或学统应该成为政统的基础。政治权力的运作必须有学理性的根据，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一点将越来越重要。

2、建构中国知识论的当代形态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胡军教授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展开了知识论的研究，开启了中国知识论当代形态的建构，十余年来成果丰硕。1991年，胡军先生以题为《金岳霖〈知识论〉研究》的论文获得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3年3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胡军教授的论文《中国哲学应重视对知识论的研究》，引起学界的重视。1997年1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胡军教授学术专著《知识论引论》。2006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胡军教授的学术专著《知识论》。《知识论》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和教育部高等教育精品课程教材。

胡军教授在建构中国知识论当代形态的工作中，着力解决了中国知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中国现代知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结构和中国知识论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三个方面的问题[③]，为当代中国知识论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人是知识的动物”。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为探求人的本质而皓首穷经，莫衷一是。正因为如此，哲学才流派纷呈，多姿多彩。对人的本质的确认，规定和影响着哲学的发展方向。胡军教授通过对中西哲学发展历程的条理入微的分析、比较，发现尽管中西哲学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别，但二者的主题都是对自我的认识，由此进一步得出了“人是知识的动物”，这不独为中国知识论亦为世界知识论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怀疑论与知识论相伴而行。何为知、何以知、以何知是知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怀疑论如影随形，与知识论相伴而行。怀疑论的挑战不容回避。而且，怀疑论可以推动知识论的研究更加细致入微，其理论价值和意义不容否定。正式基于上述考虑，胡军教授将知识论与怀疑论之间辩证矛盾作为知识论发展的基本逻辑前提，在知识论的研究过程中，始终将怀疑论的诘难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视野中，并藉此推动知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进而在此基础上，比较系统的阐述了知识的定义、知识的逻辑结构、知识增长的规律、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检验知识的真伪标准、知识的确定性等问题[④]。

胡军教授十分重视方法论在哲学中的作用。他认为，哲学方法论逻辑地先于某种哲学思想，如果没有某种新的哲学方法论就不会有新的哲学思想，有了新的哲学方法论必然会产生新的哲学思想。由于中国传统哲学家没有强烈的哲学方法论意识，中国传统哲学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哲学方法论。因此，胡军教授特别重视中国知识论研究的方法论的建立，他认为，当代形态的中国知识论研究应确立“微观”研究原则，只有以“微观”研究为基础，才有可能实现知识论研究“宏观”与“微观”的辩证统一。

胡军教授《知识论引论》和《知识论》的先后出版，标志着他建构中国知识论当代形态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也意味着主要由金岳霖开创的中国知识论传统在更高起点上的延续。若藉此契机，当代中国知识论研究能够不断深入发展下去，学理性研究理念能够得到更加广泛的重视和认同，那对于中国哲学、科学、文化乃至社会进步可谓功德无量。

胡军教授更重视知识在当代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2009年9月1日由中国创新战略学会策划组织的“中国知识主义社会研讨会”上发表了《重视社会正向我们走来的》报告，认为知识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是具有主宰作用的要素，谁忽视了知识这一要素，看不到知识的社会作用，谁就将必然会为未来的社会淘汰。他描绘了知识在现代及未来社会中所可能起到的各种不同的作用。

参考文献：

胡军：《知识论引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1月第一版。

胡军：《知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1月第一版。

胡军：《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5月第一版。

胡军：《“中国哲学”和“Philosophy”》，《河北学刊》 2004年第1期。

胡军：《中国现代哲学中的知识论研究》，《哲学研究》 2004年第2期。

胡军：《中国现代哲学中的方法论意识》，《中国哲学史》 2000年第3期。

胡军：《从归纳法的向度审视中国为何无科学——任鸿隽科学观探微》，《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4年第3期。

胡军：《哲学智慧是人的幸福寓所》，《科学中国人》

2003年第7期。

崔伟奇：《建构中国知识论当代形态的理论创新——读胡军教授〈知识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期。

刘爱军：《胡军：〈知识论〉》，《哲学门》，2006年第二册。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版），科学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7月第一版。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注释：

[①]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完整说法——“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 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现和发明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从另一方面说，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版），科学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上述问题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②]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6页.

[③]崔伟奇：《建构中国知识论当代形态的理论创新——读胡军教授〈知识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期。

[④]崔伟奇：《建构中国知识论当代形态的理论创新——读胡军教授〈知识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