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作家张贤亮先生逝世，不胜悲戚。

人固有一死，大概是没有人可以逃脱的，所以对于高寿的人去世，我从来不愿意做悲痛状，尤其是那些活了一百多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去世，哪怕是哀乐低回，哪怕是中央电视台播报员职业性地沉痛得如丧考妣，我也照样悲痛不起来；然而对于英年早逝的人，不要说这个国家非常需要的精英，哪怕他是一个因为反抗强力招致杀身之祸的普通人，我也寄予深切的同情乃至于哀伤。

张贤亮这两者都不是。首先他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没有活到让人盼着他死的年纪；78岁，按照现代标准也不能说是高寿，相对于作家路遥42岁离世，他也说不上是英年早逝。所以，我对这个人去世的反应也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哀伤或者不哀伤了，它超越了这个范畴。

想起来，我与张贤亮是有过一次短暂交往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延安，还是一个初登文坛的年轻作者，文学上尚处在起步阶段，恰在这时遇到了好人，把从来不擅于活动的我以及爱人、孩子都调到了西安，这样，我就到出面调我的那个文学期刊社当编辑去了。

现在的人大概很难相信，我们曾经拥有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有人将其概括为“八十年代新启蒙”），文学界燃烧着探索和寻求突破的激情，张贤亮作为“右派作家”是这方面的一个标杆，几乎可以说，他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代表着那个年代的最高水平。

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不仅仅会在作家身上体现出来，就是文学期刊也都以追踪和发表有思想艺术质量的作品为荣耀，结果我们一位很有才华的副主编出面邀请到了张贤亮，编辑部的人参与接待，把他安顿在离杂志社不远的一家宾馆住了下来。尽管这中间发生了一件只有封闭社会才会发生的不愉快事件，然而我们与张贤亮的交往是愉快的，从他的言谈笑语中，我依稀看到许灵均（《灵与肉》的主人公）的影子，这种感觉很奇异。这次接待的结果是，我们随后得到张贤亮的授权，在刊物上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黑炮事件》。

就我个人来说，最重要当然是留下了对张贤亮的深刻印象，或者换一句话说，由于把对作品的印象与具体的个人融和在了一起，他以及他的作品变得更容易触摸和感知了。

我喜欢张贤亮的作品，是由于我认为他的作品和我的文学探寻出自同一个渊源，即西方文学中将社会与人置于中心位置的美学观念。除此之外，还有我所欣赏的文学气质，它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作品的叙述方式。从张贤亮的作品中，你可以很容易感受到他对欧洲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借鉴。

尽管我认为他的某些篇什借鉴的过于直接了，尽管我认为由于身份转换，他的后期作品总是在避免与当下的社会价值观正面相撞，流失了部分不该流失的精神价值，仍旧不能动摇我对张贤亮作品的估量，他是一个在我心中占有独特位置的当代作家。

一个人也许无法超越时代的对他的局限，然而他却可以站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最高点上去。就文学意义来说，张贤亮做到了，他站到了那个最高点，而这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的。对新时期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张贤亮比很多人——甚至包括目前某位同是“右派作家”并被称之为大师的人——站得都要高。他值得我们珍惜。

就是这样一个人也去了，说悲戚，并不过分。

我们之所以悲戚，更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中国文学经由张贤亮们的肩膀，并没有被扛到她应当到达的地方，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禁锢着她，她已经失去立足之地——自此往前凡六十余年，除过文化大革命，中国文学的处境还有比当下更局促更狭窄的么？还有比当下更脱离人民更脱离日常生活的么？还有比当下更萎靡更堕落的么？还有比当下这种糟糕境况更让人感到悲戚的么？

生活是一条江河，它不舍昼夜地往前奔涌，永远没有止息，我们无法预知它的终点；作为个体，我们只是浩淼江河中的一个砂砾，一朵浪花，随时都会被淹没、被击碎，不留一点儿踪迹……这样想来，逝者张贤亮活过，创造过，并且用作品划出了一条可以被人们感知的曲线，也就算值了吧！

张贤亮先生走好！

2014年9月27日午夜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