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不久，老舍先生摆脱反动势力的阻挠，横渡大洋，回返祖国。

当时我在燕京大学文学院上学，同学中很多是“老舍迷”，学生会派我和小陈设法去邀请老舍来校讲演。

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和小陈兴冲冲进城直奔老舍家。叫门进了小院，哈!在窗台前浇花的正是老舍。

在大作家面前，我和小陈都拘谨起来，双手呈上学生会的邀请信，肃立静候回音。

他看了信，说：“燕京大学请我去讲课，十分荣幸，敢不从命!”一口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使我们喜出望外。正想good bye，他却伸手拦住，说：“两位既然来了，怎么能马上就走呢?请里面坐。”

老舍先生把我们让进书房，又让到客座上，说：“我答应你们去讲，可是你们先得给我讲，我很想听听现在学校里的情形。”

我和小陈说得结结巴巴，老舍却听得认真，还不时提问题，例如：同学们现在最关心些什么?最爱看哪些书?同学们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些什么看法?学校里有没有开设劳动课?学生跟劳苦百姓有没有接触?我们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

一周后的星期六下午，老舍先生应邀来燕京大学“文学讲座”讲演，阶梯教室座无虚席，窗台上都坐满了人。那一天，他讲的题目都记不清了，但开头和结尾两段话，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际。

开头他说：“我很高兴来燕大讲演，不仅高兴而已，还觉得十分荣幸，因为我年轻时报考过贵校。贵校的学习环境太好了，燕园很美，未名湖很美，我曾经羡慕做一个燕大的学生。但是，可惜，贵校的老师不知道我有小小的天才，竟没有录取我……”他的风趣的开场白使同学笑得前仰后合，但是，老舍自己一点没有笑，他等全场笑声停息了，接着说：“所以，你们是幸运的。我不曾得到的幸运，你们得到了。在这样好的学习环境里，你们应当学得比我更好，应当加倍努力地学习!”几句话，把同学们引入深思。

当讲演快结束时，老舍放下了讲稿，讲了几件当时北京市人民政府为老百姓做的好事，发救济米，修龙须沟，等等。然后说：同学们，这些都是事实，是我亲眼看见的。人民政府对劳苦百姓就是这样亲，这样爱，真正是血肉相连呐!大家想想吧，哪个朝代、哪个国家，有过这样好的政府?我在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下生活过，那是压迫人的政府!我在美国住了好多年，那是富翁的天堂，穷人照样受剥削，我看清楚了，也想清楚了，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有这样好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所以，同学们学习之余，走出校门去，看看这些旷古未有的事实，同学将和我产生同样的想法，有了这样好的党，这样好的政府，中国一定会变得富强，人民一定能得到幸福。他举起双手，高呼道：“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持和拥护人民政府吧!”随着老舍先生越来越深情、越来越奔放的讲话，同学们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好些同学的脸上流着激动的泪水。啊，听老舍先生讲文学课，同时又上了一堂最生动的政治课。他把思想工作做到同学们的心坎里去了，完全针对当时燕大同学的实际情况。到这时候，我才领悟，为什么老舍先生事先要那样详细了解学校的各种情况，他是“有的放矢”的。

1951年，我大学没有毕业，被调到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工作。一次，在市政协开会，遇见老舍先生，我向他问好，他眯着眼睛微笑说：“你是燕大文学院的!没有记错吧?”我告诉他：“已经调动了工作，跟文学没有缘了!”他从我的话里大概听出了什么，眼光在镜片底下专注地看着我，缓慢而恳切地说：“如果你热爱文学的话，我觉得，你的工作不是跟文学没有缘，而是更有缘了。你现在既能接近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的优良传统，又能联系各界人士，了解各种生动的知识。我认为，再没有哪个岗位，能像你这样接近丰富的文学源泉!”顿一顿，他又加强语气说：“如果你有决心做文学，你就没有任何理由不满意现在的工作。”老舍先生的话如此坦率而深入情理，特别是他作为一位党外民主人士，一发现我这个年轻党员干部的思想有问题，立即毫不放松地抓紧解决，实在令人感动。我永不能忘记他那充满了关切和希望的眼神，这不仅是对我这个人，而是关切我们所有的年轻党员，关切我们党的未来啊!

1952年，金风送爽，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胜利闭幕了，北京各界举行庆祝大会，老舍先生也在大会上讲话，他从“我有一个女儿喜欢鸽子”谈起，用日常的事情，非常朴素的语言，抒发了亿万人民热爱和平的心情，表达了保卫和平、反对战争的坚强决心。他先是照着稿子朗诵，继而离开了稿子即席讲演，再后来是挥舞着手臂一句又一句喊着说。我在主席台后面工作，只听得他每喊一句，全场成千上万的人就雷鸣般地呼应他一句，台上台下完全融合成了一体，老舍先生的每一句话，不折不扣地成了全场每一个人的共同呼声。到他讲话结束时，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和鼓掌声延续了足有五分多钟，群众的热情简直沸腾起来了。老舍先生退到后台的时候，兴奋得满脸通红，眼睛放着光。大会秘书长请他休息，说他讲得太好了，也实在太累了，他却固执着要参加大会到底，连声说：“你们看群众多么热情，是他们把我鼓舞起来了，是他们教育了我，我离不开他们!”

我参加过多少次群众集会，但像这样群众热情沸腾的场面，实在是非常少见。我想，老舍先生真是一个出色的政治鼓动家，但他鼓动群众的“法宝”，恐怕主要的就是他和群众完完全全地心连心吧!

老舍先生拥护党的领导完全是实心实意。大约1953年召开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大会的前身)，彭真代表北京市人民授予老舍先生一面“人民艺术家”的锦旗，感谢他写出《龙须沟》这样激动人心的作品，全场掌声雷动。我本以为老舍会发表一篇精彩的讲演，讲讲他深入工地、深入贫民居住区的许多甘苦，却不料他只喃喃地说：“我惭愧，我不配这荣誉，我要更加努力。”

那时候，许多文学家响应党的号召，写作为政治服务。“三反”“五反”运动以后，老舍、曹禺等曾多次约谈崔月犁同志(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因为崔月犁是北京市“五反”运动总检查长，较多了解运动的实际情况，他们要求崔月犁多提供文学素材。崔月犁知道我爱好文学，每次带我去一起会见。老舍随身掏出个小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的小字，看来是他的访问提纲，他的问题细极了，甚至要求讲“五毒”资本家被揭露时的神态。询问细节以外，他还向崔月犁提出一些根本的方针政策问题。例如，他问这次“五反”运动把资产阶级搞臭了，是不是要一鼓作气消灭资本主义?崔月犁答：“我水平不够，大问题你找彭真同志。个人理解，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但是要逐步走，慢慢来。搞臭资产阶级是为了在整个社会上造成一种剥削可耻的思想，等到大家都厌恶、反对剥削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当资本家，资本主义也就自然消灭了。”老舍呵呵笑道：“这方法灵!这方法灵!”

当年，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社会主义改造的。那时，老舍先生对党的领导心悦诚服，对党提出的每一项方针政策无不竭诚拥戴。但是，他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有独立的人格，有信仰，也有坚持。随着反右斗争之后，党的路线方针越来越“左”倾，矛盾就显现出来了。细心人会发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最后一次上演老舍的话剧是1959年，演出的剧目是喜剧《女店员》。从此以后，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老舍先生辞世，北京人艺再也没有上演过他的新戏。

老舍是位非常勤奋的作家，上午时间不可侵犯，天天动笔，没有假日。1960年以后，他仍是按一年两部戏的速度，写话剧供应北京人艺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但是，他写的剧本不符合当时强调的阶级斗争的政治气候。于是，他的话剧之门被关闭了。此后，他改写京戏，甚至重返写小说之路，都走不通。一位被千百万读者所喜爱的伟大的作家，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如同生死离别。

即使如此，老舍先生仍然对党的领导怀着热烈的期待，他始终是党的执着的诤友，但是，文革开始了……

1966年8月23日，一群暴徒把老舍等几十位著名作家抓到孔庙，把许多珍贵文物堆在院子内燃起一把大火，他们逼迫作家们围着火堆下跪，百般凌辱。随后，一群无知的红卫兵又把作家们抓到文联院内，继续进行武斗。老舍从来主张“为正义而活，宁死不屈”，他毅然和红卫兵争论，红卫兵则用棍棒殴打。等到一些好心人把他抢出来的时候，他头破血流，衣服上染满了鲜血，已奄奄一息。

8月24日凌晨，老舍先生离家出走。出门前，他和三岁小孙女说：“和爷爷说再——见——”这是他生前和亲人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走到太平湖边，从早到晚，坐了一天，一直在沉思默想。当天深夜，他自沉于太平湖。

谁也不知道，那天他想了些什么?但我们可以推测，他一定想了文革，想了他一直挚爱的中国共产党。他曾一再对夫人胡絜青说：“总理最了解我，总理最了解我……”他和彭真关系也非常好，人前背后称赞彭真的工作，但是，文革一开始，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彭真，第一个被打倒，被认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老舍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他这么一位真诚的人，要他说假话绝无可能。在一片“打倒”声中，我想老舍先生必然是“五内俱焚”。接着，又遭到一群无知者的毒打，迫他下跪请罪，等等。他还眼见太庙里焚烧着古代传下的珍贵书籍，建国后的文学作品也被否定了!这世界变得如此疯狂，真理何在?正义何在?他是在以死抗争。

文革一开始，北京就有多位名流自杀，包括老舍、邓拓、余心清等。在回忆这一段悲惨历史时，有的年轻人认为：“这些大知识分子缺乏锻炼，经受不了考验。”这种认识是非常错误的，是对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严重误解。一位参加过批判余心清(原国家典礼局局长)的年轻人告诉我：“那天只是到余心清家转了一圈，让他挂了一个‘修正主义者’的牌子，没有打，也没有搞‘喷气式’，喊了几句口号，大家就走了，只是表示一下我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哪想到，当天，余心清就自杀了，他是缺乏锻炼，经不住考验。”这种认识是多么的可悲啊!

余心清是一位著名的进步民主人士。北平和平解放前，他因参加进步活动，和冯基平(文革前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一起关在国民党监狱中，宁死不屈。北平和平解放才解救了他。后来，他以民革领导人的身份参加人民政府工作，曾任国家典礼局局长。他主持选举国家领导人，主持重大庆典，威严肃穆。想不到文革一开始就遭受挂牌的侮辱。“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固有的传统，是巍然正气，是气节!是对荒谬的文革的抗争，是以生命来坚守真理和正义。余心清是这样，邓拓是这样，老舍也是这样。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老舍先生的冤案得以平反，我给老舍夫人胡絜青去信，她回信说：高锴同志：

十分感谢!您这般满怀友情，热挚扬(洋)溢写来动人心弦的慰藉大札。在16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转到的。您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和儿女们和全国人民一道拥护共产党，热爱英明果断的华主席，一举粉碎了祸国祸民的“四人帮”。十一年来我是深刻受到锻炼和教育，能使我坚强含痛的走过来了。今天老舍能在党的关怀下、爱护中首次公开发表他二首遗作诗词，正好表达他一生际遇和爱憎分明，有力的说明他对祖国、对毛主席、对人民的态度。我要学习他的勤奋、努力不懈的为人民多作出有益的贡献，才不虚此生，来告慰知友。不尽欲言!

此致

革命敬礼!

胡絜青

十一月十七日(1977年)

信的左下角还附笔写道：“儿女们附笔问候致谢!欢迎有空来玩!”

事过多年之后，我在1985年9月的《北京政协》(内部刊物)上发表了《老舍二三事》的小文，回忆本文开头提到的与老舍先生交往的几件小事，并顺带把刊物复印一份给她。她回信说：高锴同志：

欣读手书，并附有北京政协报复印《老舍二三事》，文笔流利，把讲演场上气氛活跃纸上，我读后很受鼓舞并感动。

老舍是一位勤勤恳恳忠于职守、永不放下笔的刻苦人，这样人恐怕在文艺界也是不太多的。他经常有这么一句话：“文艺中无巧可取，你千万别自骗骗人!你知道，文艺者对别人是大智，对自己却是大愚”。

可见他一生都是和劳苦大众同呼吸、共命脉的。我们都应当如此在新社会的制度下，努力工作吧!

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老舍的生活资料!祝你

万事如意!

胡絜青

1985.10.18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