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过八十，先后在上海南洋模范小学、中学、燕京大学、北京市委统战部、北京日报社、煤炭工业部、中国科学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学习和工作，耳闻目睹许多事件，接触过许多知名人士。

我的第一位首长崔月犁

1951年初，我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组织决定抽调我去北京市委工作，被分配到市委统战部，给副部长崔月犁当机要秘书。

崔月犁出身普通农家，小学读了五年，中医学徒三年。1937年入党，当过八路军军医。他原名张广胤，参加革命后，组织让他去党校学习，改了名字。他说，时值春天，一天傍晚，看到在依稀可见的月光下，农民赶着牛在田里耕地，就取名崔月犁了。以后工作需要，他也姓过李，有过其他名字。大概他喜欢“崔月犁”这个名字，就一直正式沿用了。1942年，他在刘仁领导下，到平津做地下工作。他非常机警，潜伏八年之久，做了大量工作，未被敌人抓捕过。1946年他介绍王光美参加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做叶剑英的翻译。1948年，他领导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动员傅作义起义。建国初，当彭真同志的政治秘书，非常能干。

上世纪50年代，天安门前每年举行五一、十一游行，彭真是游行总指挥，陪同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中间，毛身后是汪东兴，彭身后是崔月犁，从1949年到1965年，年年如此。直到文革开始，彭真是第一个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崔月犁也进了监狱，这是后话了。

“三反”“五反”运动时，崔月犁兼任北京市“五反”运动总检查长，组织了几十个检查组到被怀疑有严重违法行为的私营工商业户进行检查。我跟随他到一些地方了解情况，发现普遍“摇煤球”，就是让检查对象站在中间，让其他被审查的人在四边把他推来搡去，越摇问题越多，实际上是搞逼供信。我们还发现，各处被检查的家属一片哭声。崔月犁马上向刘仁、彭真汇报，提出：制止“摇煤球”，对家属生活要安置好，要确保孩子能上学。后来，崔月犁又带领北京一百多名干部支援上海搞“五反”运动。我也跟着去了上海。当时，上海资本家在“五反”压力下，跳楼、跳黄浦江的有三四十人，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亲自给我们“五反”工作团作报告，要求“手下留情”。我们在上海没有组织工人斗资本家，而是“背靠背”组织资本家学习班，让他们自己交代。有资本家或其家属哭泣的，崔月犁总让工作组劝他：只要好好交代，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强调不要扩大矛盾。当时“五反”工作团，即“打虎队”，大部分是越左越好。只有崔月犁这样的干部敢说这个话。

1951年搞审干，每个干部都要把自己一生说清楚，何年至何年在何处，做何事。有一个女同志当场就哭起来了。私下一谈才知道，她三十大几才结婚，对自己的男人隐瞒了8岁，担心男方知道了会嫌弃她。崔月犁马上向刘仁汇报，建议调整政策，提出如果不愿意在会上交代的，可以单独向组织交代。这样一来，救了好多人。不然好多人要跳楼。崔月犁说：“我们切不可做任何伤害个人生活的蠢事。”

1957年反右期间，工商联被点名揭发批判的知名人士有三四十人，有人揭发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孙孚凌和李贻赞“反党反社会主义”。崔月犁负责工商界的反右，我把记者写的稿件送崔月犁审阅，他看到孙孚凌和李贻赞等人的名字，说：“他们跟党合作多年，被揭发出来的言论也没有明显的反党内容，就不要见报了吧。”他说：“如果一见报，很多人就会‘跟风’批判他们，就难以挽回了。”他划掉了这两位的姓名。李贻赞原是私营福康牛奶公司老板，他不知道崔月犁曾经保护过他。文革期间我从江西干校回来，还没有分配工作。他一见我就低声问：“崔部长怎么样了？他被关了这么多年，身子骨还顶得住吗？”我心里很感动，那时崔月犁被关在秦城监狱，一些熟悉他的同志都不敢提他的名字，而这位资本家仍然口口声声“崔部长、崔部长”。后来又见面时他还说：“国家要富强起来，还得靠你们这些真党员。”

文革中崔月犁在秦城监狱关了八年，受尽折磨。为什么？因为要把崔月犁打成特务，他介绍参加革命工作的王光美就成了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内奸。

当时，康生向中央提出：“刘仁、徐子荣、冯基平、崔月犁四个反革命分子，出卖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要把他们铐起来，实行严厉的突击审讯，让他们缴械投降。”对崔月犁每次审讯三天三夜，隔几天再来个三天三夜。反复问他去没去过东四六条多少号。因为那里曾经是日本特务机关。为把刘仁打成特务，审了他四五个回合；为把王光美打成特务，审了他七八个回合。每个回合三天三夜，共审讯了三个月，打得眼睛肿得睁不开，走路时用手扒开眼睛，四五个月后脸才消肿。他戴着手铐整整过了四年两个月。徐子荣、刘仁死在狱中。冯基平坐监狱九年，崔月犁八年，两人一度都神经错乱了。崔月犁“被吃药”吃得眼睛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了，腿不能走路。

文革后，崔月犁做了卫生部部长。他做过军医，喜欢中医，还有一个因素，是他想离“核心政治”远一点。

刘仁给我平反

1955年开展肃反运动，我父亲被抓起来了，三条罪名：“恶霸地主，豢养地主武装，反对土改”。我父亲是个文化人。在上海住，教书，也做过布匹生意，不可能有这些罪行。但我那时候说不清道不白。机关开展肃反运动，我成了第一个重点对象。批斗会上，让我交代父亲的“恶霸”罪行，逼问：你家有几个黑牢？搞过几个丫头？有多少根枪？我说，我家最多的是书，没有别的。最让我伤心的是，责问我“既然家里有钱，为什么要参加革命？钻入党内的目的是什么？”我说，我入党是为了实现理想，建设富强的新中国。还有人揭发我攻击领导。因为我说过崔月犁文化水平不高。我上初中三年级时和黄炎培通过信，被说成是向中间势力靠拢，而中间势力必然走向反动。因此，认定我思想复杂，不能留在党内。在肃反五人小组的把持下，开支部会把我“劝退出党”。会后，我给市委领导写信申诉，请崔月犁转交，三个月后就得到平反。市委机关党委书记臧裕生亲自来市委统战部召开全体大会，宣布刘仁同志的意见：“肃反运动是肃清反革命，不是搞思想问题。你们对高锴的结论要重新审查。”崔月犁第一个发言，他说：“高锴说我水平不高，我这个人是水平不高，这不能说他攻击我，更不能说他反对领导。”事实是，崔月犁写的东西，常让我看一遍再发。他说：“把把关，看有什么问题？”有一次我对他说：“哈！我抓到你三个错别字！”办公室主任批评我：“你哪像秘书的样子，怎么能这种态度对首长？”崔月犁却说：“我就要他这样子！”开统战会议，他总问我对他的报告有什么意见。有一次我确实说过，他某次报告“水平不高”。他也不生气，还检讨说：“这次准备匆忙了，是没有讲好。”其实他很爱学习。他通读马恩选集，还看过很多文艺小说和“闲书”，晚上还让公务员教他代数，因此思想开阔。

机关党委虽然给我平了反，但肃反五人小组在我档案中留下了大量虚假材料，导致以后每次政治运动都把我作为审查对象。我父亲被关了三年。30年后，金山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此案，于1989年4月判决：“原判‘恶霸地主’等罪名，纯系讹传，实属错判，应予纠正，特宣布无罪”。但他早已逝世整整20年了。

周游的两难处境

我在市委统战部早晚看到整我的那几个人，心里别扭。原来在燕京大学学的是新闻系，就写信给邓拓要求去《人民日报》。他回信表示欢迎，但市委领导决定让我去《北京日报》。1957年3月，我向时任总编辑周游报到，他很欢迎，说：你刚来，我给你创造条件，希望你做出好成绩；报社准备成立一个“鸣放编辑室”，请你当主任。当时中南海召开鸣放座谈会，一个是工商界的，一个是民主党派的。座谈会的宗旨是“帮助党整风”。只让《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四家派记者。《北京日报》派了我，每天到那去采访民主人士。

毛主席要求他们多提意见，参加座谈的人个个诚恳热情。我实在回忆不起来有哪一个民主人士发言时攻击党的。1957年6月8日前一天，李维汉邀请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在欧美同学会俱乐部吃西餐，他致辞说：“这些天感谢大家。”就在第二天，《人民日报》登出文章，标题叫《工人说话了》。风云突变，在座谈会上提问题比较尖锐的民主人士，纷纷被打成右派。《人民日报》报道说，章乃器恶狠狠地提出“二十年定息”的问题。我参加会了，亲耳听到章乃器讲的有道理，而且是以讨论形式提出问题，怎么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更不是“恶狠狠”。我没有多想，当即写了一封信，交给党支部书记，请按照“八大”党章规定，反映给党中央。我写道：“我是共产党员，必须反映事实。章乃器发言时我参加了，那天《人民日报》记者没有来，写的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才知道章乃器是毛泽东要搞的，管你说没说这种话呢。于是，我大难临头，成了包庇章乃器和反对反右派运动的大罪人。那时，我到报社工作才三个月，找崔月犁谈此事。崔月犁当着我的面给周游总编辑、范瑾社长各打了一个电话，说：“高锴同志在我这儿工作多年了，人是很热情的，工作积极努力，但政治水平低，思想糊涂。”这么几句话，就把性质引向“人民内部”问题。我回报社碰到周游，他跺着脚对我说：“你怎么那么糊涂！你怎么那么糊涂！”

周游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是1935年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我的老学长。抗战时他带领同学龚普生、龚澎姐妹奔赴解放区。1938年在延安入党，曾任《晋察冀日报》主编。解放后进城，担任《北京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反右期间《北京日报》打了23个右派，都是业务骨干，都是他想方设法从各单位选调来的适合搞报纸的人才。包括丛维熙、李滨声、沙军，都成了右派，他有苦难言。文革后，他和我是邻居，推心置腹地说：“我每天苦苦思索几十年来走过的路，不想清楚不行啊。”谈到反右，他说：“那时上面压任务指标，社领导不能不执行。有的领导成员疯了一样，抓这个，抓那个，越是业务好的，越看着不顺眼。我想过，如要阻拦，我必将成为右派总后台，因为这些骨干都是我调来的，都和我关系好，那报社就不知道要打出多少右派了！我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尽量设法缓和点，少打右派；对打了右派的，尽量从轻处理。”1978年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右派改正的信息一传来，周游就写了报告，提出1957年《北京日报》打的23名右派分子统统打错了。

互相撕咬的“群众运动”

1957年“反右”时，没有给我戴右派帽子，但定为严重右倾。周游急匆匆让我下放劳动。他说：“你来这儿不到四个月，赶紧下放，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他让我尽快离开大家的视线。那时候群众运动，领导也做不了主。一旦被贴很多大字报，就难以挽回。群众运动是非常可怕的，简直是互相撕咬。一些人为掩盖自己说过的“右派言论”，拼命揭发别人。

李滨声当年是最受民众喜爱的漫画家，《北京日报》每次刊登他的画作，报摊上的《北京日报》必定被抢买一空。总编辑周游曾得意地说：“李滨声使我们洛阳纸贵。”他被选举为第一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文化界有很高声望。“反右”前几天，《北京日报》青年团组织邀请某位名记者来报社作新闻业务讲座，为了表示尊重，又请市人大代表李滨声致欢迎词。该名记者当天讲了记者应当干预生活、敢于揭露社会阴暗面等观点，受到全场听众的热烈掌声。但时隔数日，“反右”开场，该名记者被打成右派，原先吹捧他的“粉丝”们纷纷展开讨伐，团组织的两位“女将”当即把李滨声揪了出来，说是李蓄意引进大右派来毒害年轻人。在批斗会上，李滨声几次抬头想说话，都被这两位“女将”一左一右摁脑袋、卡脖子，不停歇地尖声叫喊：“不许李滨声狡辩！”李被打成右派后，和我一起下放农村劳动，他告诉我：过去根本不认识那位名记者，正是这两位斗他最凶的“女将”邀请来做报告，还草拟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让他致词。李滨声说：“她们斗我最凶，就怕我说出真相。”

反右中，除打手外，还有一群“密探”，到处搜集别人的“右派言论”，发现了立即向组织汇报。著名作家丛维熙和他爱人张沪，当年都只20来岁。张沪有一天上班路上被汽车溅了一裤腿泥浆，气愤之余在办公室小黑板上写了首打油诗：“大干部坐小汽车/小干部坐大汽车/老百姓吃灰”，本是发发牢骚。我比他们年长，知道此时此地有不祥之兆，上班看到了马上用布擦了，与张沪写的时间最长不过半小时，却已有人抄写下来，成为一个罪证。后来，张沪和丛维熙都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甚至进了监狱。

编辑徐钟师是个老实人，非党员，只因说了一句“在储安平发言中没有看出问题”就遭到猛烈批判，他解释，对他的批判就越凶，最后成为抗拒运动的“典型”，被公安人员押送劳教。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妻子丁紫是地下党员，在徐钟师挨批后，一伙人就围着她劝她离婚，以表明划清界限。丁紫断然拒绝，就有人从北京日报社四楼楼顶挂下一条十几米长的大字报，上写12个大字：“丁紫包庇右派，丁紫就是右派”。在“群众运动”压力下，丁紫也被定为“右派”。可悲的是，几个咬人最凶的人后来也成了“右派”。第一批下放劳动的有十来个人。社长范瑾对我说：“你还是个好同志，但是思想太右了，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啊！”

我以“戴罪之身”下放京郊石景山区鲁谷村劳动时，崔月犁还是帮助了我。他到石景山区搞调查研究，特意到我的小屋里住了两天。这是不得了的事，周围的人、村干部们对我就温和得多了。我没有戴右派帽子，又不能回报社工作。后来发配我到北京矿务局门头沟煤矿，呆了五年。正逢三年困难时期，艰苦的劳动，吃不饱饭，我1.8米的大个子，体重从140斤降到108斤。

和民主人士交朋友

我在北京市委统战部时，接触过不少民主人士。

我们是真心诚意和民主人士交朋友。时任统战部部长的李乐光，1931年清华大学毕业。全机关18个人，都来自清华、北大、燕京、辅仁，在地下时期入党，都是理想主义者，回想起来，那时做过很多左的事情，但绝不是存心整人。李乐光领导北京各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整了很多老教授。但1954年他因病去世后，潘光旦教授（李当年清华同学）主动要求为他执绋送葬。我眼见潘光旦在李乐光墓前涕泪横流。

那时对民主人士是很尊重的，他们当时也敢说话，因为他们有过革命历史，在群众中有威望，每个人有专长，有的是世界性人物。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有一次在中山纪念堂开大会，钱端升来晚了，从西边的门进来向东走，走得很慢，皮鞋嘎登嘎登，走了足足三分钟，会议为此停下来，等他坐下才继续开。钱端升是著名的法学教授，解放前支持爱国民主运动，建国后参加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他大力主张“以法治国”，反对“无法可依、有法不依”，主张“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句写进了1954年宪法）。但在反右运动中，他的正确主张被扣上“资产阶级法律观点”的帽子。《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说“法律界右派分子妄图以法律代替政策，否定党的领导”。直到文革后，人们才醒悟到钱端升的主张是非常正确的。钱端生本人以81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马寅初单枪匹马

马寅初是个大学者，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留学美国，1914年就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1947年，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他是唯一的经济学院士。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毫不留情，1946年，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听他演讲，在白色恐怖下，他公然讽刺“老蒋”，说：“谁想发动内战？就是那个‘娘希匹’！”建国后，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国庆前夕对学生讲话：“明天，兄弟要上天安门去检阅你们！”第二天，北大队伍一进入天安门广场，同学们亲眼看到马寅初站到毛泽东身边指指点点。那时，每年举行五一、十一游行，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可以来回走动，民主人士随时走到毛主席身边说话。不像现在，开大会都是站的固定位置。马寅初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来回走动，只见他兴高采烈。平时，马老也爱与人交谈，无论对方老少，他都自称“兄弟”，爽朗又风趣。不久后，他发表《新人口论》，提倡节制人口，计划生育。违背了领袖思想，遭到铺天盖地的批判。他不服，贴出声明：“你们毫不讲道理，我这是科学研究的结论，虽单枪匹马，也要奋战（辩论）到底！”但他的正确主张被封杀，北大校长职务被撤销，闲居在总布胡同家里。我两次去拜访，他都默不做声，闭目颔首，与前恍若两人。

工商界的进步人士

我还交了不少工商界朋友，孙孚凌是一个。他原来在昆明上大学，是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北平围城的时候，他哥哥跑美国去了，他爸也想到香港躲一躲，打电报说，你赶紧来。孙孚凌的老朋友王刚、郑怀之也劝他来，发展实业经济，建设新民主主义嘛。他乘解放围城前的最后一架飞机赶到了北平。他爸爸写了一封委任状：委任孙孚凌为福兴面粉厂厂长。福兴面粉厂当时是北平最大的私营工厂。所以，他是1949年1月初才当的资本家。解放后，北京市委领导接见工商界人士，第一次公开见的只有三位：刘一峰、乐松生和孙孚凌。孙孚凌做资本家没有几天，就成为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原来他的老朋友王刚、郑怀之都是地下党员，后来都是北京市委统战部的干部。

“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一样，是五四运动以来，爱国人士的奋斗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制定五星红旗，正式解释是：四颗小星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大星）领导下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市工商联副主委、民建中央副主任浦洁修，在抗战期间就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她两个妹妹浦熙修（名记者）、浦安修（彭德怀夫人），合称“浦家三姊妹”，和邓颖超等多有来往。浦洁修早年留学德国，是化工专家，创办振北制革有限公司，就是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但“三反”“五反”运动一来，资产阶级被搞臭了，浦大姐找当时任统战部部长的李乐光，说：“我是爱国者，不是剥削者，我是革命者，不是革命对象，我愿意放弃全部财产，把企业交给国家，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我陪同接见。乐光劝慰道：“你的进步历史我们了解，你也有资格入党，但你留在党外可以起更大作用。”以后，浦大姐继续在工商联、民建活动，到晚年终于实现了参加共产党的愿望。

浦洁修曾任北京市粮食局局长。其时，北京市有三位女局长都是民主人士，除浦洁修外，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是李健生（章伯钧的夫人），民政局副局长是邓季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母亲）。她们都有很高的学识，工作热情，待人温和，和市委统战部的同志相处很好。那时，我们都把李健生看作“中左分子”（靠近共产党的进步人士）。“反右”一开始，毛泽东把章伯钧定为“头号右派”，夫人也就从“左派”变为“右派”。邓季惺原是《新民报》的老板，终身从事新闻事业。《新民报》是份倾向进步的报纸。她丈夫陈铭德早在1929年创办上海《新民报》，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建国后任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主持政协下属的学习委员会，早来晚走，组织民主人士学习，不折不扣地是共产党的真诚的朋友。但在“鸣放”期间，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的新闻座谈会上放了一炮，提出对老报人使用不当的意见，具体内容是说燕京大学原新闻系主任蒋荫恩谙熟新闻事业，桃李满天下，不应该在院系调整后把他调任北京大学总务长，这是用非所长，浪费人才。蒋荫恩是我的老师，1949年时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立即乘飞机赶回北京。他是我平生接触过的最诲人不倦的老师之一，我完全拥护陈铭德的意见。但是，反右一来，毛泽东就把这次新闻座谈会称作“黑云压城城欲摧”。陈铭德的正确意见被扣上“攻击党的干部政策”的帽子，陈铭德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邓季惺原是《新民报》的老板，把产业交给了国家，反右后又失去了职位，就两手空空了。

反右运动基本结束后，《北京日报》组织过一次“青年人应当有什么样的志愿？”的讨论，主办者小心翼翼地写了封信，请刘少奇作一些指示。没有想到，刘少奇亲临《北京日报》，发表了“驯服工具论”，提倡青年人应当做党的驯服工具。也就是说，青年人只有听话就好，不要提不同意见，不要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刘少奇同志在“大跃进”中发现饿死人的情况后，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是我所敬佩的。但是，他在“反右”后发表“驯服工具论”，显然是秉承毛泽东的意志，为反右的战果作总结。

拆“三洞门”的风波

1951年9月，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人大前身）讨论“三洞门”要不要拆。那时，天安门左右都有一座三洞门，挡住路，游行队伍经过这里就散了，军旗还得放下来。有三洞门挡着，看不见对面，出过交通事故，参加会议的一位司机说三洞门害死人，等于是反革命，不让拆三洞门是包庇反革命。其实，按照梁思成的主意，搞成环形大道不就成了吗？讨论三洞门那天，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三个人坐在一块，表示坚决反对拆。彭真主持会议，统战部部长李乐光是秘书长，我是秘书，因为要求发言的人多，李乐光让我坐在主席台右侧一个小桌子前面，放一个马蹄表，限定每个人每次发言四分钟，到时间我就按马蹄表。那天发言的有三十多人次，上午会开不完，下午接着开，激烈争论，开到晚上七八点。那时真叫开会，连简单的伙食都不供应，代表们都是各人回家吃饭。开会时间长了，大家饿着肚子。反对拆的有五六位，梁思成一人发了三次言。要求拆的有二三十人。那时人们缺乏保护文物知识，思想比较激进，觉得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大街嘛，留这些封建遗迹没有意思。梁思成明白拆三洞门是拆北京城墙的前奏，因此他讲了新北京城的结构，他主张新北京城应该搬出老北京城，护城河加宽，连接运河。在北京前门外下船，船可以一直开到杭州。林徽因说，文物是不能复生的，拆了后悔就来不及了。那些中肯的话，那时不被人理解。会议结束时，通过了拆三洞门的决定，从林徽因座位上传出嘤嘤哭声。这时，彭真亲自走到她和梁思成面前，安慰她说，你们对文物、对建筑艺术的爱护，是值得钦佩的，表示对他们的尊重。这次会议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发言者这么多，正反两方面意见都可以敞开说，是一次民主的会议。尽管这次会议的决议是错误的，是对文物的破坏，是由于人们的思想局限。但是，这样热烈的辩论，在反右运动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

罗隆基反对“一边倒”

1953年，成立抗美援朝总会（后改称“和大”），刘宁一、刘贯一为秘书长，崔月犁为副秘书长，廖承志、唐明照、罗隆基都是负责人。“和大”主要做民间外交工作，罗隆基为宣传部长。我每次见到他，都是滔滔不绝。他们在室内谈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每到休息时间，罗隆基一进入休息室，就给我们这些秘书人员大讲外交。他说：“什么叫外交？就是和外国讨论协商，争取对本国最大的利益。一般情况下，你让一点，我让一点，才能达成协议。根本点是国家利益。和外国交往，合作、妥协或对抗，不能一成不变。国家关系是演变的，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不可能固定。”他公开在休息室讲：“‘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会使国家吃亏，美国因此把我国看作苏联的附属，有损我国的国际地位。只有独立外交，才能使我国得益。”我注意到，每次他讲这类话时，刘宁一、廖承志、唐明照等，都在回避。后来，我和崔月犁谈起此事，崔说：“罗隆基是口无遮拦，他不赞成毛主席的‘一边倒’政策，我们怎么办？不能附议，也不便驳斥，只好躲开。”现在想起来，罗隆基真是关心国事，热心宣讲他的主张，不怕得罪领袖，是真正的“诤友”。

反右派，把民主党派搞得七零八落，全社会就万马齐喑了。文革更是把人往死里整。文革后，胡耀邦说了两句实在的话：在过去一个时期中，是我们在许多方面对不起党外的朋友，不是人家对不起共产党。毛泽东说过：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位民主党派人士说：“什么是‘长期共存’？是你决定我活到什么时候，我就活到什么时候。什么‘互相监督’？就是只许你监督我，把我监督成右派。”胡耀邦说过，中共和民主党派“荣辱与共”，也有的民主人士唱了反调：“荣，我们沾点光，辱，我们可不负责，你们搞的错误没我们的份儿，文化大革命也好，大跃进也好，都不是我们搞的。”

到煤炭部办报

1964年我还下放在门头沟煤矿，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要办一张报纸，当时政治气氛比较轻松，人家推荐了我。煤炭部先调人，后调档案，我的档案中写着“思想右倾”，要是先调档案，我是去不了的。一报到，张霖之亲自接见了我，说：“现在煤炭系统每年因安全事故死几百上千人，主要是不重视工程质量，我现在要办张报纸，宣传质量的重要性，发到每个班组，每期发行40万份。人家推荐你，说你有这个能力。你要人调人，要钱给钱，我只要求你把报纸尽快办成。”张霖之部长早先是解放南京的二野五兵团副政委，曾任南京市长、重庆市委书记，结实的身材，满脸的胡须，动作快捷，说话痛快极了。那时，他狠抓煤矿工程质量，长期在平顶山煤矿蹲点，三天两头亲自下矿井。一次，我随他下井，到一处巷道特别狭窄，只能爬着过去。大家劝他“年纪大了，别爬了”，他说：“我就是死了，也要尝尝工人们在井下爬是什么味道！”

1964年5月4日我调到煤炭部，做了两件事。一是组织了一个编辑部，召开了全国煤矿报纸工作会议，张霖之部长做报告，我起草，主要讲煤矿生产必须重视安全，质量第一。另一件事，是办起一个印刷厂，用的是上海《申报》德国造的老机器，《申报》用了80年，还是很好。那时是铅字排字，我们的字模比《光明日报》印刷厂的还齐全，是张霖之部长找了陆定一批了才搞到的。到1966年5月，报纸出了五期试刊。文革开始了，一切都完了。张霖之部长被活活整死，他主张的“质量第一”，被批判为对抗林彪的“政治第一”。

关于戚本禹

张霖之冤案至今仍是一个谜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被扣上“彭真死党”的帽子，是戚本禹向矿院红卫兵宣布的。戚本禹当年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煊赫一时，1969年被捕，判刑14年后释放，安置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他曾在南洋模范中学上学，比我低一年级，也曾是地下党员，但与我从无联系。2001年，南模百年校庆，邀请老校友返校，会后有一个节目是“1945~1949年地下党同志聚餐”。戚本禹虽已被开除出党，也来参加。他和当年同班的几个党员争论得很厉害。有人责备他撰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污蔑刘少奇主席叛变，有的斥责他乱点名，陷害了很多老干部（如张霖之）。戚本禹辩道：“我是1931年生，而那篇文章写的是1929年以前的事，我怎么会知道？那都是江青、康生一伙在我写的稿中加进去的，至于点名斗老干部，也是江青让我点的，我根本不认识这些同志，怎么可能给他们扣这些罪名？”也有的同志斥责他追随江青，戚本禹也辩说：“我们那时都热烈拥护毛主席，毛重用江青，我怎么可能不相信她？”反问道：“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江青改了你的文章，你会反对吗？江青要你做什么，你敢不做吗？”他所在的那桌大声争论，其他几桌都在静听，和我同桌的原上海地下党学委的一位老同志喟然叹道：“戚本禹至今缺乏自责之心，但我认为他讲的倒是合乎实际，文革中还有许多事实纠缠不清，需要澄清，需要总结。”

我去了中国科学院

粉碎“四人帮”后，我在路上碰到王汉斌，他穿着满身油腻的工作服。我说：“汉斌，你又可以大展身手了！”他在文革中落难以后，被安排到北京市一个小建筑公司当革委会第八副主任，管食堂和幼儿园。王汉斌1941年在缅甸入共产党，次年回国，入西南联大历史系，1945年毕业。他在西南联大时就是学生运动领导人，后来回到北平，曾任北平地下党（南系）学委书记。北平和平解放时，他写了《告北平市民书》，文采出众，被彭真发现，调往北京市委任政治秘书、政策研究室主任。那次我们见面没多久，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有人向王汉斌举荐了我，我于1978年3月调到中科院政策研究室，主要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在科学院，我有幸结识到很多大科学家和科学领导人。

王应睐发火

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兼生化所所长王应睐是生物化学方面的权威，学部委员。他最得意的一位门生派往美国留学，却不让她的爱人一起去，理由是夫妻同去，不就可能溜了嘛？那时候大使馆有规定，参赞以上的干部可以带老婆，其他人不可以。外交部的一些夫妻，一个派到欧洲，另一个就派到非洲，故意让人家分开。科学院派人自然仿照此例。王应睐说：“年轻夫妻不在一块，你可以，我也可以，但有些人不行，这是生理需要。我这位门生在国外和外国人睡了觉，她丈夫也是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谅解了她。可是科学院外事局通知让她马上回来。她的科研题目没几天就成功了，却让她停止科研工作。这个女的一看非要她回来不可，显然要批斗她，就不回来了。”王应睐为此火透了。他认为，应该允许科研人员夫妇一起去，这是人性。他和我说了这件事，我写了一份《王应睐同志对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意见》。送给院领导参阅，方毅看了，批示：要研究。胡克实批：值得重视。但也有领导说，“太过分了”。后来这个材料成为解决夫妻可以一起同时出国工作的一个例证。

冯德培的苦恼

冯德培是生理生物专家，当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以后，仍兼任上海生理生物所所长。上海市委为了加强科研工作，给这个所配备了一名原是工厂劳模的党委书记。这位书记，管人事，把冯德培的秘书调走了，她说，副院长是部级干部，秘书政治上要强，这个秘书不够条件。这位秘书是科学秘书啊！冯德培说：怎么把我的秘书调走了？调个不懂科学的人来，我说什么他也听不懂，能当我的助手吗？冯德培还说：“这位党委书记工作认真，每天坐在门口检查人家上下班，认为科研人员太自由主义了。她不懂科学。”生物实验研究，机器一开，连着三天都不能离开。她却提出每天晚上锁上实验室，保证安全，还规定每个科研人员都要准时上下班。冯德培说：“了解她是好人，热心人，实在是谈不拢，是不是我有思想立场问题？”说得很含蓄，我也写了材料报院领导，反映给上级市委，把这位书记换了。冯德培特地找到院政策研究室说，你们帮助我说了我不方便说的话，解决了我一大苦恼。

极为朴素的黄昆

黄昆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是邓小平点名调中国科学院领导半导体所的。1980年调来时，家住中关村，骑一辆破旧自行车到城里上班，看门的以为他是杂工，不让他进楼去。他穿得朴素极了，早年留学英国，妻子是英国人，家里还生煤球炉子。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的，把我当小老弟，有一次对我说：“文革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时，我们夫妻俩都完全相信，认为领高工资是资产阶级行为，因此我把大部分工资都交了党费，只剩下100元维持一家四口生活。”他就是这样过了好几年，后来所党委书记下了“禁令”，限制他交钱。另一次，他找我谈要我向院领导反映。他说：“我这个人适合在科研一线工作，不适合做管理，所长应当让懂科学、善管理的人担任。”随后他讲了个“故事”：美国有个七人组成的科学代表团访问南京，南京市领导热烈欢迎，设宴款待后合影留念，这七个人该怎么站位呢？主持者礼请其院长站在最中间，两旁是副院长、所长，靠边的是两位没有职位的人，而恰好是这两位“靠边站”的，正是成就最大的诺贝尔奖科学奖得主，黄昆笑道：“中国重官职，西方重实际，他们的院长、所长都是管理人才，懂一些科学，但不要求科研尖子作管理工作。科研只能在第一线出成果，无论职位多高，管理者只是后勤而已。”黄昆的这个故事，我给院领导写了报告，方毅同志在报告上重重地批了几个字：“送党组同志研阅”。

卢嘉锡很有个性

卢嘉锡是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在1981年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由全体学部委员选举他为科学院的院长，是科学院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民主选举的院长。（以前和以后，中国科学院院长都由国务院任命）卢嘉锡很有个性，一上任就提出要兼党组书记：为什么别人当院长能兼党组书记，我不能？我入党20来年了，如果我不兼党组书记，人事上我管不了。科学院是管人的，是管人脑子的，人都管不了，我还做什么？后来，卢嘉锡院长兼了党组书记。他的思路和别人不一样。例如当时有种说法：谁想当官，就不让他当官；谁想出国，就不让他出国。但卢嘉锡说，一个科研人员如果不想出国学先进科学，就不是好的科学工作者，科学是世界的。不了解世界先进科学，怎么赶超？没有雄心大志，没有信心的人，是不会有大的成就的。如果有科研人员主动要求做某项目科研的带头人，这不很好吗？科研人员想出国考察，是正当的。这跟一些党政干部借考察之名出国游山玩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他还说：“1979年开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报告称我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时我很高兴。但接见外宾时，说我们是worker，实在不合适。worker在外国科研院所里是指打扫卫生的工人。科学家是推动世界前进的主力，不附属于工人阶级。”

李昌非常勤奋

李昌是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他在中国科学院是副院长。他大学念到物理系三年级，可以和外国专家们谈粒子、中子什么的。他很会写文章，所有的报告都是自己起草，对秘书起草不满意。对马列主义也有研究。早在1980年，他在院部召开的会议上当着几十位研究所党组书记的面公开说，我最近去德国访问，亲眼目睹许多工人家庭住着很高级的房子。如果我住上这种房子，你们的大字报就该糊满了。他们普通工人生活水平这么高，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论述，恐怕是不能成立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的一些理论需要研究思考。他最早提出精神文明应当与物质文明建设并重的思想，被中央采纳后非常高兴。

李昌生活俭朴，带我到中关村搞调查，每天中午只带一个小饭盒。里面就一些海带、豆芽、白菜。我说，你的饭太俭省了。他说，这是老保姆做的。文革中他和夫人冯兰瑞都被抓起来，小儿子靠保姆带大。他说，保姆现在已经老了，我们把她养起来。不让她做事，但她继续干，一心照顾我们。她做的饭，我不能不吃。李昌对佳肴美味没有兴趣。往往坐下来吃几口，不等主菜上桌，就起身走了。衣服邋遢，布鞋磨烂了，衣裤常忘记系上扣子。他最热心的事是讨论问题。在中关村调研，有时一天说话不下6个小时，累得回家时靠在汽车后座上直喘气。他的缺点是比较主观，不等人家畅所欲言，就抢着辩论，他滔滔不绝，别人就不说话了。他的最大优点是容忍，有老干部背后骂他很难听的话他也不生气，还说：“这件事可能处理得是有毛病。”

胡克实关心干部

胡克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心干部。一次开会他看我打哈欠，问询知道我住爱人在《中国青年报》的宿舍，两家合住一套，休息不好。他说：“我想想办法。”过两天，他给中青报管行政的同志写了一封信，让直接交给他。那位同志收到原团中央书记的亲笔信，出乎意外，惊喜万分，很快帮我们调了一套两间的宿舍。

有一次，他让我们帮助人事部门把留苏学生的档案清理一下。50年代派往苏联留学的学生，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年他们留苏，由于苏联战后女多男少，很多“娜达莎”围着中国留学生转，举止也很亲密。每当留苏学生取得某项成绩，这些女孩子（助手、助理或助教）往往高兴得抱一下或亲一下，这在俄罗斯是很普通的，但让我驻苏使馆的人看到了，往往在某某档案中写上某某与苏联女性有暧昧关系，作风怎么怎么样，影响了对他们的使用。胡克实说，人事干部，往往出身苦，山沟里长大，代代红，政治品质好，但文化低，见识窄，特别对有海外关系的人，对华侨，对大城市长大的干部，有一种片面认识，认为他们“关系复杂”、“思想复杂”，这种认识糟害了不少人才。科研人才（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是思想复杂的人，如果头脑简单，能研究出什么来呢？关系复杂也非坏事，交往过一些老专家，认识一些外国专家，有助于研究工作。所以，以后选拔人才，应先要求人事干部转换脑筋。

方毅思想开明

1979年开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实际工作是在方毅主持下进行的，会议开得很成功。科学成了第一生产力，科学家（以陈景润为代表）成了青年人景仰的模范，这是划时代的思想转变。中科院当年是“拨乱反正”的先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每次院里开会，凡有交通员送来三中全会的简报，院领导阅后当即在会上宣读，那些在三中全会上发出的要求民主和法制，主张改革开放的呼声，迅速传播四方。

方毅多次在科学院的大会上，公开发表一些与众不同的政治见解。例如，他从罗马尼亚、××国访问归来，在会上讲观感，公开抨击那些国家的“个人崇拜”。他指出，对领袖的狂热欢呼，是在暴力压制下的虚伪，终将走向灭亡。他对我国的左倾路线错误，也发表过多次尖锐的批评，称文革为法西斯专政，称文革的领导人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

尼克松访华以后，有16位科研人员从国外回来定居科学院，其中12位家在台湾。后来又批准回来定居的29人中，有23人是从台湾去国外留学，家还在台湾，且多是国民党官员的子弟。那时我们的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很片面，认为回国科技人员越多，我们越麻烦，为此，我写了反映材料。方毅批示：“应重视回国工作的同志才对，工作分配、生活条件应给予适当照顾，请克实同志切实抓一下。”

方毅思想开阔，多次讲科学是世界的，我们必须和世界各国交流先进经验，几十年来，我国实际执行“闭关锁国”政策。粉碎“四人帮”后，开放了一些，允许一般人（经严格审查后）出国，但仍规定高级科研人员不能因私出国，怕这些“宝贵的人才”走了不回来。但事实是，我国当年的中老年科学家百分之九十几是从海外回归的。他们为新中国服务了几十年，却不让回去探亲。半导体所有二位科学家（成众志和吴锡九），成的夫人是著名爱国将领黄绍?的女儿，吴的夫人的母亲是日本幕府（贵族）家出身的日本妇女，她们在上世纪50年代随丈夫到中国，这时都获准去国外探望父母。而成、吴两位科学家被孤身留在北京。方毅闻讯后，批示：“礼送出境，欢迎回来。”1978年10月，由钱三强院长主持，在北海公园御膳房设宴欢送，我有幸陪席。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宴席，而是1957年以来，第一次允许科学家因私出国，是“自由出入境”的先声。一年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方毅正是“开放”的积极推动者。

方毅那时是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科委主任兼科学院院长，身兼五个重要职务，还抽空学外语呢。一天开会，讨论起草一个文件，方毅拿来《华盛顿邮报》，用英语念了其中一段，有四五百字呢。念完后问：“你们看了吗？这跟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很有关系。”方毅1930年入党，转战南北，只上过初中，文革以后，到科学院工作，每个礼拜天请生物所的一位助理研究员帮他补习英语。尽管念得有点结巴，但能达到这个水平实在不容易。中央领导人这样好学，使我非常敬佩。

（作者为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原主任）

（责任编辑　洪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