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代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存在风险和生存危机，其整体表现为自然环境生态和社会环境生态的死境化倾向日益形成，社会精神荒废和伦理荒废普遍漫延，社会无个人，个人无社会，道德失落，美德消隐。面对这一时代境遇，伦理教育构成其谋求自我解救的根本社会学方法。构建以"家庭、学校、社会"为三维度阵地的伦理教育平台，展开社会整体动员的伦理教育，引导社会回归伦理生活世界，重建人的优良心灵和丰富性，重建社会良德，重建强健新生的社会精神秩序。
关键词：伦理荒废 伦理教育 回归伦理生活世界 社会良德
英国道德哲学家约翰·威尔逊指出，"道德教育没有取得进展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缺乏资金或实证法研究，不在于对它的'关心'不够，不在于政府的政策，不在于教师的无能，不在于'社会'的结构或其他任何事物，而在于我们自己无法非常合理明智地面对问题。"[1]（P3）威尔逊的告诫，应该成为伦理教育研究的准则，即探讨社会伦理教育及其实施，必须明智地面对现实的问题和存在境遇，以此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1、存在风险与生存危机
客观地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存在境遇和生存状况，是人类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具有的。这种只有当代才有的存在境遇和生存状况，从整体上敞开为两个方面，即世界性存在风险和全球性生存危机。正是这种世界性存在风险和全球性生存危机，才把人引向了心灵、情感、精神的荒原，伦理教育问题才显得日趋迫切。
前所未有的存在风险 当代，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当下敞开状态，也意指具有时间穿透方向的敞开进程。由于前者，当代具有空间意义的整体关联性质，并从而获得了无限的拓展功能；因为后者，当代具有时间意义的历史连续性，并由此而生成出倔强的层累功能。整合地看，当代就是人类从已有走向未有、从过去走向未来的进程状态，这一进程状态却伴随着世界性存在风险和全球性生存危机。
要了解当代的世界性存在风险和全球性生存危机，需要从宏观上了解人类的历史足迹。史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指出："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有力的证据断言，人类一切部落，在野蛮社会以前都曾有过蒙昧社会，正如我们知道在文明社会以前有过野蛮社会一样。人类历史的起源相同，经验相同，进步相同。"[2]（P1）摩尔根的研究揭示人类进化的三个阶段：从纯粹的动物社会进入到野蛮时代，再经历漫长演进而踏上蒙昧社会道路，最后终于进入文明时代。据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研究得知，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最初形态是农业社会，它大约发生在一万年以前，人类把自己从动物的野蛮社会中解放出来而成为人。然而，农业文明仅是人类文明的真正起步，几千年之后的大约三百多年前，人类开始摆脱自给自足的农业生存模式而进入了工业社会，把自己从身体中解放出来而成为现代智力人。
从蒙昧社会向农业文明的进步，这是人类成为人的开始；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方向挺进，这是人类迈向自我成长的体现。然而，工业文明的自我成熟，却并没有像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那样，充满一往无前的雄心，而是愈向前走愈感到危机重重，风险无处不在。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工业文明那不可改变的单向挺进方向，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不可逆进程，它把人类引向存在的悬崖。
蒙昧社会向农业文明迈进和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之所以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完全是因为它们各自的努力目标与运作方式根本不同。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的存在主题是为了生存，为此，人类构建起了体现如下方向和特征的工艺技术体系：首先，它是顺应自然、适应环境而建立起来的；其次，它是为实现或保障基本生活而开发出来的；其三，它完全是手工制作的产物；其四，构建、发展和完善这一工艺技术体系，几乎完全是利用大地表面的资源，主要是树木、泥土、石头等，到农业文明成熟期，才开始开发地下资源，产生铜器、铁器等，但这都不是主要的，农业文明工艺技术的主体部分仍然是手工制作。
所不同的是，工业文明所确立的人类存在主题却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为此，人类不断探索、发展、创新，构建起了体现如下特征与方向的工艺技术体系：首先，它是为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创造新的生存环境而不断创建起来的；其次，它的日趋发展和不断完善，是为了实现需求提升更好的生活而开发出来的；其三，在不断开进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其工艺技术体系的开发逐渐走向以标准化、流水线、批量化的方式进行；其四，其创建、开发和完善其工艺技术体系所需要的资源，主要是地下资源，比如各种金属、煤、石油、天然气等，以地面资源为材料所进行的手工制作技术，逐渐退出工艺技术体系的舞台。
为了更好地生存而创造、构建机械化的工艺技术体系，从深度和广度两个层面向地球进军，其强大的推动力量却来源于另外两个因素：一是人类为自己设定的存在目的；二是基于这此一存在目的而构建起来的工业文明范式。前者即是物质幸福论目的，并为了实现此目的而构建起来的工业范式体现如下三个特征：一是使用不能再生的石化燃料作为能源基础；二是技术构成工业社会的真正支撑点，全力追求技术的发明与革新，成为社会的主动力；三是将社会一分为二：生产与消费，并且消费构成生产的动力。
工业社会的这三个特征，源于如下三大信念的支撑：第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是建立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基础上的；第二，工业化是社会进化的最高阶段，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同时，也认为工业化是最先进的社会形态；第三，历史的潮流推动人类生活奔向更美好的未来则势不可挡。[3]（p12）工业社会这三大信念得以生成的观念基石，却是物质幸福论生存目标，工业社会追求全面的技术进步，就是深度开发地球资源，实现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而"追求全面的技术进步，深度开发地球资源，实现物质财富的无限度增长"的行动进程本身，开辟出了两个烽火不息的战场，即自然进军和向人进军的战场。并且，工业文明通过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而发展到当代，已经从自然和人两个战场上把战争推向了最后状态。
首先看人向自然的战争。自工业革命以来短短三百余年时间，我们对生命之母的大地的征服与蚕食、对森林的砍伐、对山川江河的改造、对河流对大气的污染、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与消灭等等，都体现了这种向自然开战所达及的深度与广度，它使地球无力再承受其横征暴敛的掠夺与蹂躏：大地已被掏空，不可再生的资源几尽于枯竭，地下和地面能源所剩无几，可再生资源的再生速度远远赶不上人类的需求速度，地球之肺的原始森林，正处于全速消失的进程之中，江河湖泊作为地球输送血液的通道网络，大部分濒临干涸，且几乎完全被污染。
向自然开战，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掠夺自然，这是近代以来以物为主题的发展观的全面实现。这种以物为主题的发展观，本质上是发展暴力和对暴力的发展，从而使我们能够运用巨大的智力力量和技术力量，去摧毁自然世界一切美好的和有价值的东西。从根本上讲，这些暴力性发展却在无声无息地削弱着我们自己，比如气候的逆生化，空气的严重污染、生养人类的肥沃土地一天天变成钢筋水泥地面或乱石堆，化学药品和杀虫剂的普遍使用，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毒的和癌变的海洋之中，我们的生活已经没有清洁、卫生、健康之源。三百年前，当洛克宣称"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向幸福之路"时，自然被我们看成是一个静止、僵死、只供人们任意使用的物，我们由此忽视了自然本身的活性存在、有机存在事实：自然不是静止、孤立的存在，它本身就是充满自创生活力的生命存在者，当这种自创生活力在某一个方面一旦被某种超越自然的强暴力量所改变、所扭曲时，它就出现整体上的生态变异，从而影响到生命世界――当然也包括影响到人类这种生命的生存，从而使其共生互生的发展变成不可能。比如气候，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自然界的生态整体状况，当因为人力所造成的负面因素层层累积而改变了气候，气候失律，也就扭曲了自然的自创生活力，从而改变着自然界的生态整体状况，比如森林在某些地方止步了，草原开始了消隐，土地开始了沙漠化，某些地方出现大频率的降雨而另一些地方连连干旱，某些地方出现疾风，冰川不幸开始融化，海平面上升，陆地成为湖泊或海洋，等等，都与气候的人为改变直接相关。在气候已经发生改变的时代，一切都在随之而改变。这就是人类向自然开战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紧张生存关系，在这种紧张生存关系中，生物世界、地球、自然与生命之间的良性生态链条被人为地斩断了，生命得以存在的根基被破坏了，人类也因此而丧失了他的存在根基：人类社会指向自然的战争，迫使自然把人类推向了自身存在的边缘状态。
其次看人向人的战争。在现代社会，人向人的战争同样基于掠夺资源来满足自己无限欲望的朴素生命冲动。客观地看，人对人的战争敞开为三个方向。一是国家、民族之间的战争。比如希波战争，罗马帝国扩张，成吉思汗铁骑横扫欧亚，拿破仑统一欧洲，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巴以冲突、利比亚战争等等彼此消长。据统计，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经历了大小14600多次战争，平均每年2．6次，大约夺去了36．4亿人的生命。在人类文明史中，真正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份只有200多年。20世纪迄今为止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四百余次形形色色的局部战争与武装冲突。二是民族国家内部的战争，也是层出不穷，比如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大约5000次大小战争，形成这些战争的根本原因，是权力争夺和社会严重分配不公。三是组织、机构、团体、阶级、政府、党派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通常是围绕权利与权力而展开，其核心内容是利益。在物质至上和商品拜物教盛行的当今社会，这类形式的战争无处不在，因为当今社会是一个完全靠刺激消费---包括刺激物质消费、权力消费、知识消费和身体消费----来增长财富、来稳定秩序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物质财富、钞票、钱，才是最实在的，人与人、人与团体、人与组织机构以及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彻底的物质利益的关系，权力的争夺战最终都只是手段之争，不见硝烟的战争实质就是物质利益。在这样的纯粹的物质利益之战中，人与所有他者的关系都被推向了最终状态。
概括地讲，在加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人向自然的战争和人向人的战争一旦被推向最后状态，则必然生成"世界风险社会"[4]贝克尔所讲的"世界风险社会"，实际上就是世界的死境化态势，即由以地缘主义的争夺战争和惟物质主义的自然战争为表征形态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把当代人类存在推向了自然环境生态死境化和社会环境生态死境化之途。
无所不在的生存危机 客观地看，自然环境生态和社会环境生态之双重死境化境遇，所敞开的人类当代生存危机无所不在。
首先，自然环境生态死境化态势从整体上敞开如下三方面的生存危机：一是地表资源消耗得丧失正常的再生力，江河截流、断流、干枯，森林锐减，草原沙漠化，大地裸露，土地日趋贫瘠。二是无度开发地下能源，大地被掏空，不仅改变了地质结构，大大削弱了地球的内在承载力，而且使自然生态环境日益恶劣，加重了地表的负荷。地球表面负荷的超量重压力与因被掏空而缺乏承载力的地下之间所形成的巨大逆差，逆差潜在地改变着地质结构及其运动方向，从而导致地面下沉、地体崩塌、山体滑坡、垮埸、地裂以及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爆发，并且日益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三是污染全球化：在纵向方面，人类掏空了地下资源，使地体成为一个空壳，地体生态被破坏，造成地质结构的畸形变异与无序运动；在横向方面，人类横扫一切地表资源，使地表成为一个裸露的荒原，江河断流而沦为废江废河，海洋变成死海，森林萎缩而丧失地球之肺的功能，旱地加速度地沙漠化，气候变暖、冰川融化，陆地一天天被海水所吞噬……．如上种种因素在急剧变化中达向合谋状态时，全球性污染必然滚滚而来，世界最终成为一个污染的世界，尤其当人类发展进入技术化生存时代以来，污染就成为了对抗自然、破坏自然、消解自然净化力的最大力量，它改变了大气，推动气候失律。气候失律，首先改变的是大气气温和地表温度，从而产生出温室效应；同时也改变着地球结构和存在状态，这就是冰川后退，海水轻微而缓慢上升，海平面不断扩张，陆地一点点在消隐，生物圈的生存空间一天天变窄。气候失律更改变了降雨的方式、降雨的过程、降雨的范围，降雨的频度和强度。"我们已经改变了大气，而改变了的大气终将使天气发生改变。气温和降雨将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纯粹自然力量的活动，将部分地成为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产物。"[5]（P43）
客观论之，当如上三方面的改变自发地形成一种合力，将当代人类推向生存危机的漩涡之中，但人类并没有形成一种广泛的自省意识与生存觉悟，仍然一如既往地追求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这种盲目的财富观和发展观，才是自然环境生态死境化态势所生成的人的生存危机的根源性危机。
其次，人的社会环境生态的死境化态势，也从整体上敞开三方面的生存危机：
一是政治集权主义。政治集权表现在经济市场领域，就是不断向经济市场领域蚕食其自由性，包括其自由空间和自由方式。这种蚕食经济市场自由的集权，既可用传统方式，也可用现代方式。传统方式就是政府直接参与市场或接管市场，前者如放任自由经济市场接受政府干预，后者如完全由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模式。现代方式就是运用和开发技术来控制市场，使市场掌控在政治强权的手掌之中。在工业化向深度和广度领域进军的过程中，技术成为政治集权的最佳方式：一是政府支持、鼓动并投资开发高新技术，因为技术是经济和市场的动力，政府支持、鼓动、投资开发高新技术，实质地构成了政治集权的有效方式。二是政府广泛运用高新技术来实现集权，比如现代的网络技术，极大地缩小了空间、缩短了时间，对市场的监测和控制无孔不入。
政治集权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人的自由程度降低；二是政治权力稳固性弱化。这两个问题都涉及政治自身存在，因而，不断强化的政治谋求解决如上两个问题的根本之道，就是发展经济，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因为这能够给人们带来物质上的实惠和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引导社会发展，激发人们追求经济高增长这个过程，也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自由关怀、权利追求转向对经济关注、收益提高和对财富增长的关怀方向。这确实可以见到普遍成效。因而，为了持续地、长久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经济、收益、财富梦想道路，惟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刺激经济，就是持续不断地追求经济增长。而追求经济持续增长，保持经济的高增长速度，其根本前提就是资源有充分的保证或资源的充裕。所以向自然开战，向地球进军，向土地要财富，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构成人们生活的主题和人生的目的。
二是技术化生存。1955年7月15日，包括量子力学创始人玻恩、海森堡和居里夫人在内的5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了著名的《迈瑙宣言》。该宣言反思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指出"我们愉快地贡献我们的一切为科学服务，我们相信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之路，但是，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这个科学在向人类提供自杀的手段。"[6]（P6）这个完全技术化生存的时代，既由科技主义所推动，也被科技主义思维-认知模式、情感-表达模式所规范。客观地看，科技主义体现为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把科学与技术一体化，并使科学服从技术的要求。二是技术是科学的动力，科学为技术服务，并通过为技术服务而服务经济和政治。三是科技万能论：首先，它把技术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尺和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法宝，因为技术进步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才是推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动力；其次，它把科学定位为是创造绝对真理的方式，并要求一切认知、一切思考、一切判断和决策，都必须以科学技术为准则，科学技术既是思想认知的出发点，又是思想认知的目标，更是思想认知的最终标准和最高法则。
由于如上三个特征，使科技主义获得了实利主义的性质规定。科技主义因市场垄断和政治集权合谋而产生，因而它必须全面服务经济和政治，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或政治保障的需要。因为从本质上讲，科技主义既是一种垄断主义，也是一种集权主义。作为前者，科技主义指向经济市场：经济市场的垄断，首先且最终是资源的垄断，因为只有当垄断资源时，才有资格和实力垄断产业。科技主义对资源进行垄断的突出表征是对自然的垄断，即把整个自然界看成是人类经济的资源市场，看成是为人类经济发展所任意开发、运用和调配的资源场所。正是这种性质的垄断主义，才导致了人类对经济市场的发展无视自然界的生态运动，才形成了人类追求持续经济增长而违背自然的自身存在法则。但科技主义指向市场垄断的最终动力，却在于它的集权主义本质。作为后者，科技主义指向政治生活。从政治利益集团论，权力的稳固与牢靠，需要以经济为后盾；从国家方面论，国家的强大同样需要以经济为基础。因而，发展经济，增长财富，提升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恰恰是政治作为的集中表现。所以，政治必须通过科技主义而实现现代集权，并必须将其现代集权指向经济和市场，实现全面垄断。
三是实利主义生存。历史地看，实利主义已经全面构成人类实现物质幸福论目的的基本战略和价值导向，它具体敞开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主义，"用路易斯．杜蒙特的话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质需要----是首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则是次要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将现代文明与所有其他文明形式区别开来，它也符合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关于经济至上的观点。'这也就是说，社会应当从属于经济，而不是经济从属于社会。在这个新的领域中，道德观被经济观所替代，它'注重收入、财富、物质的繁荣，并把它们视为社会生活的核心。'"二是人乃经济动物，"这种实利主义或经济主义的另一个假设，反映在人是经济动物这样一种关于人的信条中。当用这种抽象的方式去看待人类时，无限度地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的欲望就被看成是人的内在本性。"三是经济万能论，即"'无限丰富的物质商品可以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这种信条与人是经济动物这种大众观点一起使我们作了这样的假想：物质财富与社会的普遍健康和福利之间的确存在着统一性。用最粗浅的话说，国民生产值是衡量一个社会运行状况的标志。"[7]（P19）
二、精神领域伦理荒废状态
1995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指出："当代世界正面临着社会和道德危机。"[8]加利的断言是最客观的概括，因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正逐渐把自然环境生态和社会环境生态引向死境化方向。客观而冷静地审视这一双重死境化态势，则可以发现其最终推动力量却是人本身，是人的欲望与强力通过制度和各种社会权力而无度驰骋：当人的欲望和强力缺乏有效节制而处于无度驰骋的自由状态时，必然生成人类社会的精神荒废。人类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自然环境生态和社会环境生态的死境化危机，最终不过是人类社会精神荒废的两翼表现形态而已。
社会精神荒废的紧张生活 从发生学讲，社会精神荒废是（自然和社会）环境生态死境化的最终动力因；但从生存论角度看，社会精神荒废与环境生态死境化，二者既互为响应又互为推动。在这种互为响应与推动进程中，其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遍布生活的每个角落，生成出无所不在的紧张关系、利益冲突、生活矛盾。由雅克·德洛尔任主席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含其中》，将当代社会由其生存危机所引发的无所不在的紧张生活概括为如下七种紧张关系：
1、整体与局部之间的紧张关系；
2、普遍与个别之间的紧张关系；
3、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4、长期与短期之间的紧张关系；
5、必要的竞争和机会均等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
6、知识的巨大发展与人的领会吸收能力之间的紧张关系。
7、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紧张关系。[9]（PP4-5）
首先看整体与局部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形成的紧张生活状态：在全球生态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当代社会进程中，各国人民一方面逐渐成为世界公民，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持民族国家存在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此两种生存诉求必然发生内在冲突，并从而生成出整体与局部或者说全球化与地域性、世界一体化与民族国家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紧张关系构成当代人类生活危机之一根本表现。
其次看普遍与个别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形成的紧张生存姿态：在全球生态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当代社会进程中，虽然文化的国际化正在逐渐实现，但这种实现仍然是局部性的。因为文化的国际化必然影响削弱民族国家的文化个性，这是共性与个性的矛盾使之然：文化的国际化形成，这是文化实现共性的体现；文化的共性程度越高，其个性程度就越低。然而，文化始终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民族国家总是本能地追求自身民族国家文化的个性化，所以，当文化的国际化态势一旦形成或扩张，必然削弱文化的民族性、国家性等个性特征，其具体表现就是忽视甚至是压制人的文化个性；但人始终以个性的方式存在，民族国家也必须以自身个性作为其存在的坐标。所以，文化国际化进程所形成的普遍性张力与个别性诉求之间所形成的紧张关系，最终因不得消解而酿造成普遍的社会生活危机。
其三看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如何导致当代社会生活危机的。客观地看，"适应变革而又不自我否定，获得自主权而又兼顾他人的自由和发展，掌握科学进步。"[9]（P4）这应该是一种很理想而圆满的生存状态。因为传统意味着不变与坚守，现代性却意味着变革与发展。变革与发展总是以放弃过去与传统为代价，然而，过去与传统又总是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哪怕是无情地抛弃过去，彻底的反传统，一如既往地革命与斗争、变革和图新，最终还是无法完全摆脱过去与传统。所以，越是锐意要向前，其与传统的关系就愈紧张，其冲突和矛盾就越激烈，所形成的危机感就更大。
其四看长期与短期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形成的生存发展危机。在人的世界里，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或民族国家，其最终的动力链条却是利益。长期与短期之间的紧张关系，则完全因为对利益的取舍而引发：无论是个体或是群体，甚至是政府、国家，对眼前的、当下的利益谋取冲动远远大于对长远的利益期盼。因而，在实际的利益取舍时，人们总是呈现一种本能倾向，即往往因为当下的、眼前的利益谋取而宁愿牺牲长远的、未来的利益；然而，长远的、未来的利益保障，在许多时候恰恰是必须且必不可少，因为它从根本上关涉到人和社会的持续存在。这样一来，长远的、未来的利益和与当下的、眼前的利益取舍之间，始终存在紧张关系，这种紧张一旦得不到有效的化解而扩散时，必然造成生存发展的危机。
其五，必要的竞争与机会均等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环境下都存在的问题。因而这既是一个传统问题，也是一个当代性问题：当必要的竞争与机会均等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历史的进程中没有到真正的控制和弱化，那么这种紧张关系必然会在各种当代性的存在困境与生存矛盾中得到无限度的扩张，从而演化成为普遍的社会危机。这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危机主要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社会缺乏有效的调控机制，比如从根本上缺乏有效的制度、法律、道德、舆论的制衡，必要的竞争最终蜕变为恶性循环的无度竞争，这种恶性循环的无限度竞争，往往围绕权力而展开，并最终以掠夺、瓜分地球资源和社会财富为实现的目标内容。当权力无视自身的服务功能而将目光集中在利益上，并全面介入资源和财富领域，机会均等原则必然被抛弃，社会公正丧失，人道情怀成为生活中的奢侈品，贫富差距无限度拉大，富人与穷人、权力者与平民、政府与人民之间相互为敌。或者至少，在当代社会进程中，推动以必要竞争与机会均等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恶性膨胀为根本表征的生活危机爆发和漫延的一个非常重要力量，恰恰是政府将人民假想为敌人、富人将穷人假想为敌人。于是，街头巷尾，警察如云；政府机关，岗哨林立；哪怕是平常的社群组织或者生活的社区，也是保安遍野。
其六，知识的巨大发展和人的领会吸收能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主要表现在人的精神领域。在当代社会，知识的社会化生产以加速度方式进行着，而人们领会和吸收知识的能力，不仅没有与之同步，反而从整体上呈倒退趋势。这不仅源于知识生产的社会化与吸收领会知识的个体化之间的天然矛盾，更在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把人们捆绑上以物质利益为中心的惟实利主义战车，在这辆战车上，人们更多的或者全身心地发展着谋求实利的能力，却从根本上忽视了人的内在能力。换言之，在一个实利主义主潮的时代，人们对物质世界了解得越来越多，但对人性、人心、人情以及对人之内在自我的认知却越来越少，并且出现自我意识盲现象。在这个实利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更关心的是实利，比如收入，物质财富、资源享有度等，却更少关心知识、学问，尤其是漠视和远离有关于人、人性、人心、人情等方面的知识与学问，人越来越成为空心的"稻草人"。
如上六个方面的紧张生活状态，最终都焦聚到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上来。因而，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了当代社会各种紧张关系的最抽象、也是最具体的表现形态。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人类世界的一个永恒性的存在问题，但它却在不同时代、不同存在境遇中有其不同的呈现。仅当代而论，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紧张关系，最为突出地表现为自然环境生态的死境化和社会环境生态的暴力化粘合。因为，由于人类片面地追求物质幸福，无度地追求财富增长，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实质指标就是经济增长率，其基本的方式是消费促生产：以高浪费为体现形态的奢侈性消费构成经济增长的无穷动力，并且这个动力系统的原推手，却是政府。这样一来，必然产生两种结果：一是无限度、无止境地向地球开战，向自然掠夺，掏空大地，铲平地表，截流断江，推山填海，毁地建城，自然环境生态必然死境化；二是无限度、无止境地向人开战：权力通过寻租、出租和创租的方式，瓜分、掠夺社会财富，并且权力又通过市场垄断、资源垄断、信息垄断以及政策、司法、立法和舆论垄断的方式，展开无孔不入的"洗钱"运动，然后又通过如上两种方式实现和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并通过合法化的特权保护而运作浸透着鲜血的资本，从深度和广度两个领域掠夺社会财富，而住房、子女教育、疾病、还有机会不均等的就业，构成了这条社会财富掠夺和瓜分的广泛社会链条，在这条将贫富焦聚一体的巨大财富掠夺与被掠夺、瓜分与被瓜分的链条上，社会环境生态维护的强有力量，就是暴力，包括语言的暴力和武装的暴力：暴力构成了社会秩序的粘合剂。约翰·威尔逊在其《道德教育新论》中指出，"暴力，实际上是权力的任意采用，无疑是任何文明人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1]（P32）
个人精神荒废的儿童倾向 社会是由人缔造出来的，离开或者抽掉了人，社会始终是一个空壳，所以，个人才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的一切，都是由聚个人之力而创造出来的；社会的变化----或进化文明或倒退堕落-----均源于人的作为或不作为。所以，追根溯源，社会精神荒废最终源于个人精神荒废的社会化。
个人精神荒废的首先表现是容忍，其次是放纵。在一个共同体中，当人们普遍容忍强权的侵噬（首先是对公权的侵噬，其次是对人权的侵噬，然后是对社会资源、财富的侵噬，最后是对人的精神、人格、信仰及其做人的底线的侵噬）达到没有限度的状态时，人们也就开始了本能的渴望侵噬，到最后是追求侵噬。所以，从容忍到渴望再到追求，这内在精神历程所指向的恰恰是对欲望的放纵。放纵的是欲望，放纵所指向的猎物却是金钱和权力。当人们普遍追逐金钱和权力，并以金钱和权力为目标时，个人精神荒废就社会化了。所以，社会精神荒废不过是个人精神荒废的人人化、普遍化表述。
当人们更多地或者普遍地容忍强权和放纵欲望，必然导致如上七个方面的紧张生活关系，并推动如上七个方面的紧张生活关系重叠交叉、相互缠绕、互为体用，使整个社会秩序只能通过暴力和谎言来艰难地维持。而在暴力和谎言维持下的社会，容忍和放纵则成为正常的社会风尚，成人最终沉沦为歧变的儿童，这就是成人社会的荒原化。所谓成人社会的荒原化，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除了权力和权力者外，成人消失，所有的成年人都被权力和权力者全部儿童化，由此社会沦陷为心理、情感、精神甚至生理歧变的儿童社会，所以，成人社会荒原化，又可表述为成人社会儿童化。
天才的儿童教育家蒙台梭利曾经在深入研究儿童教育的过程中指出，"在儿童训练中的一个最初的错误可能会成为他精神生活中无数歧变的根源。"[10]（P148）蒙台梭利的这一洞见异常深刻：人处于自然状态中，不存在心理、情感、精神以及生理的歧变问题，导致人的精神、情感、心理甚至生理歧变的真正力量、最终根源，却是被制度化了的教育本身，包括被制度化了的环境的教化，社会的导向和家庭、学校的教育。
被制度化了的教育导致人的歧变，不仅仅发生在人的童年阶段，而且更发生在人的成年阶段。从根本上讲，自人类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世界以来，他的存在和生存就无处不伴随着教育，教育塑造着人的形象，教育决定着人的命运，教育敞开了人的实际存在状况和生存道路。好的教育引导人健康一生，幸福一生；而坏的教育却导致人的歧变，并强化人沦为不断歧变的一生。
17世纪捷克斯洛伐克教育思想家夸美纽斯在讨论教育时指出，"实际上，只有受过恰当的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10]（P24）反之，当一个人无意间或被迫接受不恰当的教育后，反而会败坏人，使本可能成为人的人，最终沦为只有物质需要和感官需求的非人。蒙台梭利认为，在一种不恰当的教育诱导下，儿童的歧变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一是心灵的神游；二是心理障碍；三是依附；四是占有欲；五是权力欲；六是自卑感；七是恐惧；八是说谎。
人的心灵的神游，就是心灵无主地四处漂泊，"当漂泊的心灵找不到它可以工作的对象时，它就被图像和符号所吸引。饱受这种失调折磨的儿童会坐立不安地乱动。他们充满活力和不可压抑，但是毫无目的。他们刚开始做某事，尚未完成就把它丢下了，因为他们的心力朝着许多不同的对象，而不能固定在某个东西上。不管成人惩罚或耐心地容忍这些失调儿童的漫无目的和不规范的行为，但实际上他们是赞成和鼓励儿童的幻想，把它们解释为儿童心灵的创造性倾向。"[10]（P156）心灵的神游必然导致心理障碍，这"是一种意志完全无法控制的心理防御，它会无意识地阻碍儿童接受和理解来自外界的观念。"[10]（P158）当人一旦丧失自由意志能力，其必然的结果是自我的丧失，包括自我主体能力的弱化或泯灭，依赖成为必然。而依赖作为一种心灵的堕落力量，从内部出发，最终将人推向冷漠状态，包括自我冷漠和对世界的冷漠。这种自我冷漠状态的生活化持续，不断地弱化了儿童的固有活力和创造性潜力，这样一来，不仅加重了人的依赖心理，而且把人引向了单纯的占有状态，即人的天赋的占有欲得到极度的激活与无限度的强化，这就是权力欲望的燃烧。在成人世界里，被占有欲和权力欲所燃烧的儿童，当他们以其强烈的欲望发动对物和权力的占有冲动，在更多的时候得到的是成人的藐视、暴虐的惩罚和不恰当的干涉。满载占有欲和权力欲的行动一旦频频失败，必然生成和不断强化其所遭受的挫折感，这种挫折感的层层累积，就形成不可自持的和不可自拔的自卑感。当儿童处于难以自拔的自卑感深渊中，其生活往往
分裂成两种状态，一是凡事恐惧；二是习惯说谎，因为说谎获得一种侥幸空间，即获得了一种避免惩罚的可能性。所以，在心灵、情感、精神发生歧变的儿童身上，恐惧和说谎，是他们的生活的内外互补的两种表现：恐惧，是歧变儿童的内在生活状态；说谎，是歧变儿童的外在行为敞开方式。
客观地看，在一个儿童化的社会里，人们往往本能地淡漠心灵、忽视心灵，甚至否定心灵的存在；缺乏自由意志，没有主体意识，缺少自主精神和自律能力；完全地依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依附暴力，依附权力，依附财富和金钱。而依附的目的非它，就是以依附为代价而获得不该和不应有的占有。由此，在一个精神荒原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体现儿童倾向，甚至包括居于各个权力阶梯上的权力者，在比他更大的权力者面前，他都是歧变的儿童。在这样一个儿童化的世界里，无处不狂飚着占有欲望，无处不燃烧着权力欲望，因为金钱可以使人超越一切，包括对法律的蔑视；权力可以使人获得一切，尤其是权力成为牟取金钱和掠夺社财富的根本方式。在权力导向的社会环境里，无钱和无权的人，只能自卑，只能在自卑中恐惧地生存。对于在自卑中恐惧性生存的人们来讲，他们为谋求最低的生活保障和起码的生存安全，不得不隐藏真实的自我，为求利求生而说谎；对于权力者们来讲，为了维持和强化这种儿童化的成人社会，说谎也成为必须的一种手段。因而，说谎最终又演变成为一种维持和强化社会儿童化的动力，构成整个社会（包括成人和儿童心理、情感、精神）歧变的根源："心理歧变就像繁茂的植物的分枝，能朝四面八方伸展出去，但是，它们都来自同一深层的根部，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正常化的秘密。教育上的一个常见错误是把这些歧变看作是互不相关的孤立的存在。"[10]（P173）采取动态整体的眼光来审视，从心灵的神游到说谎，其实是一个互动生成的链条，而生成这根链条的原生因素和衔接力量，恰恰是谎言本身，当然包括容忍或滋生谎言的制度、权力结构、意识形态及其教育。正是这些因素的整合作功，才生成构建起来谎言化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历史环境。正是这种多维开放的环境，才成为成人社会儿童化的深厚土壤，才形成了当代社会存在发展所面临的最根本的危机。
生活实践领域的伦理荒废 概括地讲，成人社会儿童化，这是精神荒废的整体表征。从历史角度审视，任何时代其社会精神荒废生成的最终根源，均是集权化的制度与文化中的堕落传统的合谋，但它的直接动力却是个人。个人对强权的容忍和对欲望的放纵，必然导致他自身的精神荒废；个人精神荒废一旦日常生活化和普遍化，必然漫延扩张生成社会精神荒废。社会精神荒废作为一种整体的力量，又推动个人精神荒废向深度和广度领域展开。
从整体观，社会精神荒废的集中表现，是社会无个人和个人无社会。所谓社会无个人，是指社会的构建、秩序的生成、社会的发展，不是以个人为本位，也不是以个人为主体，而是以社会为本位，以社群为主体，更具体地讲，而是以政府为主体，以权力和权力者为实质的目的。因而，整个社会只有国家意志，而没有个人意志，只有政府和权力者的意志自由，而没有个人的意志自由；只有社群主义，没有个人主义；只有集体精神、党国精神，没有个人精神；只有组织权力、政府权力、党派权力、国家机器权力，没有个人权利，或者说个人只能并且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组织权力、政府权力、党派权力、国家机器权力，国家意志、政府意志、党派意志代替个人的意志。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政府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必须绝对地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政府利益、党派利益。在社会无个人的生存模式下，管制观念成为基本的治理观念；国富民强成为基本的发展战略定位；把个人假想为敌成为构筑社会秩序和政治安全的基本方法论；对个人进行终身不懈的统一认知、统一观念、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口径和行动方式的意识形态教化，成为惟一合法的教育方式。
社会无个人的基本行动方式，就是意识地努力弱化个人、消解个人，甚至泯灭个人的任何意识的觉醒与思维的个性，这样一来，最终形成个人无社会。个人无社会，这是社会无个人所追求的最终效果，所以社会无个人必然导致个人无社会。
个人无社会，这是个人精神荒废的首要表征。所谓个人无社会，是指个人只把自己看成是孤立的个体，看成是劳动的工具，挣钱养家糊口或者发家致富的主体，看成与社会没有任何关系的自由人，极端者甚至连家庭也被视为是可有可无，没有责任感，没有担当意识，没有关怀情感。个人无社会的基本标志，就是除了个人利益，至于社会、国家、他人，什么都不关心。因而，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社会，不关心他人，不关心环境，不关心未来，是个人无社会的基本表现；只有当下的实利欲望，只有眼前的利害诉求，没有权利意识和能力要求，没有远见与未来期待，是个人无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
个人无社会的典型人生态度，是"破帽遮颜过闹市，哪管春夏与秋冬"；个人无社会的典型行为方式，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个人无社会的典型行动准则，是"只讲目的不讲手段"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个人无社会的基本生存理念，是跟着感觉走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短视主义；个人无社会的价值取舍原则或者说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凡事有利而往和凡事无利而不往。
个人无社会，这是成人社会儿童化时代的特有存在观、生存观和生活观，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人的精神、情感甚至心灵生活的每个角落，生成出如下四个方面的社会特征。
第一，个人无社会首先体现为人的生活无信仰。
信仰是人的最终精神支柱，因为信仰乃个体的人以自神自圣的方式来创造自我拯救方式、方法和动力，使赢弱而渺小的自己有力量成为人，并勇敢地存在和生活。信仰源于个人，它是内生的，是个人因信而仰、并由仰生义的精神产物：信仰乃是以自我之心性为动力，以至诚之爱来内摄情、意、志，外统真、善、美的那样一种只属于个人的心灵力量和精神力量，这一心灵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功能释放方向，就是无条件地自我关怀--"信仰是整个人格自我的核心活动，是无条件的、无限的终极关怀的活动……信仰作为无条件的关怀，所关怀的乃是无条件的东西；无限的激情乃是对无限者的激情，或用我们开始的话来说，终极关怀是对被经验为终极者的关怀。"[11]（P416）这种无条件的自我关怀力量一旦生成，就必然因契合其人性而获得普遍性。信仰的普遍性，是个体的人能够敞开其至诚心而走向他者，走进他者的世界，而形成民族、构建社会、缔造国家，建立秩序的最终依据，亦是人与人相互敬爱、以及敬畏自然、善待生命的最终动力。个人无社会的精神荒废状况，首先表征为个人无信仰，或者说，惟有当个人丧失至诚之心的和自我关怀的信仰时，它才沦为精神荒废。因为个人无信仰的根本表征，就是个人丧失了自我拯救的方式、方法和动力，丧失了本原性的无条件的自我关怀，丧失了对生命存在本性的内在觉悟，丧失了善待自己及其他人和整个世界的至诚之心，而使自己沦为纯粹的物，十足的工具，欲望横生的占有者。
信仰之于人，永远是一种边界，一种限度，一种内在的自我规训与导向。个人无信仰，使个人的欲望无边界，生活无限度，行动无规训，心灵和情感无导向。心灵和情感漂泊，是信仰丧失的的内在精神状况；对强权的容忍甚至渴望或追逐，对欲望的放纵或无限度的欣赏，是信仰丧失的外在行为表达；无顾一切地追求实利，即不顾一切地追逐权力和金钱、感官享乐和物质消费，是个人无信仰的基本价值诉求。
第二，个人无社会导致了生活无自然。
从人的角度看，自然是社会的拓展形态、拓展领域。个人无社会，实质上是把社会看成是自己实利谋取的中介，是可以任意取舍与弃置的工具。当个人心中无社会时，自然世界就很自然地连同社会一起被弃置。
个人无自然，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自然世界看成是没有生命的物的世界，因而，从根本上丧失其亲自然性关怀和亲生命性意识；二把自然世界看成是为我所有用的物的世界，因而，只知改造、征服自然，只顾扫荡地表和掏空地下资源，而不知培养和再生自然，或者说不知让自然再生。三是人虽然生活在大地之上，却不知宇宙律令、自然法则、生命原理，也不知敬畏自然、感恩自然，更不知道善待自然，利用厚生。
第三，个人无社会导致了人生无未来和社会无未来。
人生无未来的基本表征，就是即时行乐，就是"不要天长地久，只要一时拥有"，就是"丁克"式生活。人生无未来的典型价值取向，就是生活无责任，人生无担当。人生无未来的基本生存状况，就是生活无希望，人生无意义，生命无价值。
社会无时无刻不面临着个人对它的塑造，个人无未来一旦普遍化，必然造就成社会无未来。社会无未来的典型表征，就是社会只顾当前，而无视未来，从根本上缺乏可持续的代际生存观。这种无视代际生存的生存观，具体表现为"吃祖宗留下的饱饭，断子孙后代的活路"。今天的经济大发展、地球资源大开发，就是"吃祖宗留下的饱饭，断子孙后代的活路"的社会行动展现。
第四，个人无社会导致整个社会行为无限度。
社会行为无限度主要从两个方面获得全面的展现。一是个人行动的无限度最终通过权力功能的释放，而推动政府行动无限度。政府行动无限度的具体表现，就是政府没有任何约束，既没有法律约束，更没有道德约束，它可以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而人民却只能做政府允许的事情。这就是爱因·兰德所讲的"政治与道德的颠倒"。[12]（P118）
社会行为无限度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个人行动的无限度最终通过政府行为的无限度而深化生成出一种社会的行动准则，这就是以"一切向钱看"为指南，"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第五，个人无社会导致了社会的潜规则化。
社会是由人缔造的，但人是利欲的存在者和生活的奋斗者，社会秩序的构建，必以节制个人利欲为根本任务；节制个人利欲，却必以自由为最高伦理原理，以完全平等为根本的要求，而构建普遍公正的社会规则系统。普遍公正的社会准则系统，是公开的、透明的、一视同仁的。然而，在个人无社会的生存境遇里，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组织，甚至是政府系统，都将忽视对普遍公正的社会规则系统的创建，既使创建起来了，也不会在行动上去维护它，使之获得普遍的权威，而是在根据权力系统的实利要求而另外制造一种社会化的潜规则系统。这套潜规则系统，就是由金钱、权力、血缘宗法、党派、战友、老乡、同学、师承等等因素交织构成的一个复杂的地下规则系统。这一地下规则系统一旦形成并运作，就事实上取代了公开而透明的普遍公正的社会规则系统，从而形成社会生活的潜规则化。
社会生活的潜规则化的典型表现，就是无论何事，只有通过私下的方式才能办成。因而，社会生活的潜规则化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即公事私办原则和私事公办原则。公事私办原则展示：一切公事都可以私办；并且，许多实质性的公事，往往只有采取私办的方式，走私办的路径，才会办得顺利，办得迅速，办得成功。遵循此一潜规则原则，整个社会----尤其权力社会、组织机构、政府系统---产生了一个特殊行业，并兴起了一代风尚。这个特殊的行业就是混杂在各级城市中各行各业、各级政府之间的"办事处"机构，这些拥有行政级别和正式编制的"办事处"机构，就是潜规则系统运作的工作站和社会化链条。这个特殊的时代风尚，就是各种形式的"团拜"、"视察"和"检查验收"运动。私事公办原则展示：权力者以及越来越多的握有巨额财富的人，他们的私事，往往都可以通过公办的方式来实现和完成，即利用公家资源、公家财力、物力甚至人力来办私事。这是潜规则社会的一种风尚，并且，人们往往把运用公家资源、条件来为权力者和资本拥有者办理私事，看成是一种荣誉，一种晋升或捞取好处的难得机会或恩庞。而权力者本人利用公共职务或职业之便而进行私事公办，这被看成是一种独特的身份、地位、资本的张扬和可以向世人炫耀的骄傲。
3、重建伦理教育·回归生活世界
伦理荒废对生活世界的遮蔽 概括如上所述，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当代社会进程中，伦理荒废可以简要地表述为：第一，社会生活潜规则化；第二，社会良德的普遍沉沦；第三，社会美德的全面消隐；第四，社会教育的无伦理倾向。这四个方面的伦理荒废，最终导致了对真实的生活世界的遮蔽，也导致了真实生活世界的消隐。
首先，社会生活潜规则化从如下三个方面遮蔽了真实的生活世界，推动了真实生活世界的消隐，泯灭了真实的人性光辉，消解了伦理力量对个人和社会的引导功能。第一，全面的人道、完全的平等、普遍的公正处于消隐状态，人被迫成为工具；第二，宇宙律令、自然法则、生命原理、人性要求正处于放逐之途，社会更关心权力和金钱、感官和享乐、消费与生产；第三，社会虽然在不遗余力地制造法律，宣传法制，倡导伦理，但其形式效果往往大于实质效果，人们对如下三条社会潜规则更具有亲和力：一是"私事公办"和"公事私办"；二是"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三是"凡事有利而往"和"凡事无利而不往"。
其次，社会良德处于普遍沉沦的趋势，导致真实的生活世界丧失了自我坐标，人性光辉的照耀失去了助燃力，社会没有了边界，行动缺乏底线。
社会良德，既是社会行为的底线，也是个人行为的底线。它不仅现实地构成了法律和制度的依据，也现实地构成了司法和政府行为的限度与边界原则。良德，即是优良道德。所谓优良道德，就是符合自然法则、生命原理和人性要求的道德，具体地讲，就是能够真实地体现全面人道、完全平等、普遍公正的道德，就是社会良德。社会良德的普遍沉沦，不是说社会无道德，而是指在实际的社会里，人道被迫消隐，平等被迫丧失，公正被迫遮蔽，社会化的行为往往无视自然法则、生命原理和人性要求，去追逐潜规则化的道德。而潜规则化的道德，就是权力道德和金钱道德。权力道德，即是权力意志的道德，即谁有拥有权力，或者谁拥有更大的权力，谁就是道德和道德的裁判。与此相对应，金钱道德就是以金钱为准则的道德，亦或"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德。以权力和金钱为基本标志和本质规定的潜规则化的道德，是一种恶劣的道德，简称恶德。恶德，是一种使人不成为人、使社会不成为社会的道德，在一个恶德盛行的社会，良德必然隐退，人性必然隐退，真实的生活世界必然隐退，横行于世的往往是贫穷与剥夺、谎言与暴力。
其三，社会美德处于全面消隐状态，真实的洋溢着人性温暖的生活世界隐退了。社会良德普遍沉沦的集中表现，是公民的整体缺失；而社会美德全面消隐的集中表现，却是好公民的整体退场，具体地讲，就是雷锋精神伴随雷锋的逝去而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人们不仅丧失了人生的美德品质与能力，而且即使具有美德品质与能力的人，一般也不敢轻易而主动地做好事，因为自2066年南京"彭宇案"之后，人们对美德作为心存畏惧。
2006年11月20日，南京青年彭宇在公共汽车站扶起跌倒的徐老太太，并送她去医院检查。不想，徐老太太及家人得知她胫骨骨折，要花费数万元医药费时，一口咬定是彭宇撞了人，要他承担医疗费。被拒绝后，徐老太太向法院起诉，要求彭宇赔偿各项损失13万余元。法院一审判彭宇赔偿45876元，10日内给付。彭宇不服而上诉。最终，双方在政府的参与下和解，但双方对和解都保持沉默，均不透露和解的任何信息。
由于被救者的无德加上司法的不公，"彭宇案"很快成为无德者仿效的榜样：
2009年11月14日，万州区分水中学15岁的学生万鑫在回家的路上扶起身后两米远一位跌倒的老奶奶，却被这位老人一把抓住，反咬是被他撞倒的，万鑫被状告法院，要求赔偿各种费用30483.5元。最后在众多目击证人的指证下，原告才被迫拆诉，但仍然咬定是万鑫撞倒的。
彭宇案、万鑫案出现后，并没有引来司法、社会舆论以及政府的重视，丧失了不失时机的正面社会引导，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普遍的认知倾向：即好事不能做，见死不能救，见义不能为，因为如果你为了，没有人帮你，社会也不会同情你，司法、舆论、政府，并不会为你主持正义与公道。于是，美德消隐，成为一种生活潮流：
-----2007年6月27日，南京秦虹路一老人不慎摔伤，一地鲜血，但路途"热心"市民报警，却不敢上前看望搀扶。执勤民警赶来后，询问市民为何不上前帮助老人，市民纷纷声称"彭宇案"后心生余悸，怕担责任。
----2010年7月13日中午12时许，江苏兴化市阳山大桥，一名老人骑三轮车下桥时不慎摔倒，躺倒在地爬不起来，往来行人经过，更有驻足围观者，但始终无人伸手拉老人一把。究其原因，大家都害怕好心被反咬，无法道"清白"。
----2011年9月1日傍晚，上海市一名拄着拐棍的老人在中华路口不慎摔倒，血流满面。过往行人和围观者没有一个人上前搀扶老人，10多分钟，一名路人向警方报警，两位民警才迅速赶到现场实施救援。
----2011年9月2日上午，武汉市汉阳知音西村88岁的李老爹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口迎面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1小时后，这位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
----2011年9月8日，武汉市汉阳知音西村87岁周婆婆，因几天前老伴李老爹跌倒无人扶助窒息而死，所以她出门时，在身上挂上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本人在人行道上摔倒被人施救，施救者免责。"
道德沉沦和美德消隐，真实的生活世界，真实的人性，真实的人道也随之退场。不仅仅在于社会的司法、舆论、政府行为没有形成与恶德做斗争的合力，也不仅仅因为司法缺乏公正，舆论从整体上丧失正义责任，政府行为放弃社会伦理引导，自我弱化了社会公信力，丧失了在公众生活中的道德权威，更在于整个社会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各种形式的社会性教育，放弃了对人的伦理引导与培养。
在今天，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几乎是抛弃了怎样生活和如何做人的内容，更多的家长却是在教孩子如何不要吃亏，怎样去钻营，如何结识人，怎样去处理关系，如何凡事有利而往和凡事无利而不往。孩子上学后，更多的是督导其如何好好学习，怎样考出好成绩，读上好学校。而学校教育的主题却是成绩主义，惟有有助于考试、升学的东西才是有用的，其余的知识都是无用，都不教。而在做人方面，只培养学生服从、听话，还有就是积极的鼓励学生政治进步，入少先队，入团，入党，但另一方面却相对忽视教学生去怎样做人，如何成人，怎样立人，如何达人。因而，实利主义成为学校教育的金科玉律。从课程体系设置看，小学教育的课程体系没有礼仪教养课，中学的课程体系里面没有道德操守课，大学的课程体系里没有伦理学课，由此导致成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缺乏伦理教育。由于学校缺乏伦理教育，今日学校也就出现了路易·勒格朗所描述的那种状况："在教育实践和学校生活方面，今天只要访问学校课堂，并与年长的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时的学校状况的回忆作比较便足够了。在院内，走廊里、课堂上，均须循规蹈矩，纪律严明近似于军队，一些指示标志显示要尊敬师长，公开的奖赏，公开的近似体罚的惩罚，小心地爱护学校建筑：这便是1945年之前学校生活的日常景象。今天则充斥着对好孩子概念的混乱理解。尽管还有铃声来规范上课与课间休息的节奏，学生队列已经是歪歪扭扭，进入教室也是松松垮垮。学生回答问题前经常不举手，随意摆弄自己的东西，乱扔纸屑，在墙上乱涂乱画等。"[13]（P5）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如此，社会教育更糟糕。今天的社会教育，表面上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为主题，但实质上却是以实利主义和势利主义为主题，主要是教人如何对说与做、言与行进行熟练的两分，如何熟练和精通办公室政治，怎样迅速致富和直线晋升。而近些年来成批生产的电视剧，却是这方面的最好教材。
回归生活世界的伦理道路 社会生活潜规则化、社会良德普遍沉沦、社会美德全面消隐和社会伦理教育空位，此四者互为呼应且互为推动，形成了当代社会的伦理荒废境况。面对这种伦理荒废境况，要谋求根本的治理与改变，惟有从三个方面努力：一是制度的创新，且制度创新必须回归真实的生活世界，其正确而具体的路径只能是厉行法治（而不是法制），即重建立法权威和司法威严，以此让法回归于民，并通过这种真诚的回归而最终使法取信于民，惟有当法全面取信于民时，消除伦理荒废之生存境况，才有真实的社会土壤和最终的屏障。二是创新官吏队伍，重建政府公信力，让政府回归于民，并通过这种真诚的回归而使政府取信于民，这样，政府不仅仅是权力的权威，更应该成为道德的权威。惟有当政府成为了真实的道德权威时，消解伦理荒废之生存境况才获得了整体的社会动力。三是全面展开伦理教育，因为，立法权威、司法威严和政府的道德权威的构建与维护，最终靠人来实现。因而，伦理教育则成为制度创新和重建政府道德权威的活水源头。
展开伦理教育，就是为立法、司法、政治、政府行为最终回归真实的生活世界，开辟人性主义的道路。具体地讲，展开伦理教育的首先任务，是为从根本上改变伦理荒废境况而为人注入勇气和信念。"确切地说，道德危机并不就是人们没有实践其道德原则和价值。虽然实际上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它并不是一个一般的或普遍的意志薄弱问题，也不是一个坚持自己信念或丧失道德（不道德）的问题。当普遍地存在着这种丧失意志的情况时，就会助长这么一种态度，即'我确实很不赞成，但其他人却都在这么做'，这种态度使个人很难坚持并完全按任何道德原则行事。但这更是一个心理危机而不是道德危机的问题-----一个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堕落，或人们现在称为勇气、正直以及信念的问题。"[14]（PP4-5）更进一步讲，"一个具有真正的道德危机的人总是怀疑他所思考的东西的正确性。因此，道德危机乃是一种社会的状态，在这种社会中，许多人都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丧失了他们对于正确和错误东西的见识。这不是说他们已经采取了那些冒犯他们邻居的新的道德价值，也不是说他们不能完全实践他们所信奉的道德价值。确切地说，他们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不再相信传统价值，或者说，他们不能把这些价值运用于他们所面临的问题。"[14]（P5）
其次，展开伦理教育，就是要为处于道德沉沦和美德隐退状态中的人，提供重新面对真实世界、真实生活、真实人生的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并由四个方面的内容构成：
第一，我们怎样与自然相处？
第二，我们怎样与他人相处？
第三，我们怎样与社会相处？
第四，我们怎样与内在自我相处？
伦理教育就是要培养、引导人们来探讨这四个问题，并且这种探讨必须以人性本身为出发点和坐标，通过探讨如上四个问题，引导人们真正构建起如下四种基本的生存关系：即在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他人之间和人与内在自我之间构建起一种真实的人性化的生存关系。惟有当这四种真实的生存关系逐步得以清晰的建立时，知识教育才可获得坚实的人性基础。在这方面，新加坡这个新型国家的伦理教育，为我们提供很好的经验："良好的教育是以道德教育为基础，而道德教育的成败，不但关系到人性的善恶，生活的素质，也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新加坡是民主法治的国家，但民主与法治如不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恐将无法健全发展。"[15]"如果伦理和道德价值观的水准低落，新加坡就会日渐走下坡。因此，我们是否能维持稳定和保持我们的优势，问题不在经济发展方面，而是在于社会的道德结构。"[16]（P8）
其三，伦理荒废就是社会生活潜规则化、道德普遍沉沦和美德全面消隐，此三者直接导致了：第一，伦理价值观的混乱，即将道德价值观和美德价值观混为一谈。第二，诚信的普遍缺乏，以及以诚信为基石所构建起来的社会价值体系的虚化。第三，社会公信力不断丧失，这主要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信息垄断，导致信息不公开、不透明，为暗箱操作提供了各种可能性，而正是这些可能性的不断扩张，使公民不相信政府公信力的存在；二是面对失误、错误，政府不是回避就是遮掩，因而，政府不敢面对失误或错误的行为本身导致了其公信力的丧失；三是社会决策不考虑民意或者执行社会决策时随意化和无规范性，这表现为对自己有利的决策就超越范围的执行，对自己不利的决策就收缩执行或变着法儿走执行的形式或过场。社会决策不考虑民意或决策随意化，这是导致社会公信力丧失的重要推动力。
面对如上三个方面，要全面消解伦理荒废境况，必须进行伦理教育，澄清价值混乱，重建伦理价值体系，构建诚信和社会公信力。
其四，展开伦理教育，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理念，更新教育目的，改变教育结构，避免和消除教育的伦理文盲状况。因为在伦理空位的教育中，虽然源源不断的人们接受了系统的文化知识以及专业技能教育，但却越来越多地的人成为了伦理文盲。无伦理教育内容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伦理文盲，集中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学生知道自己的情感，却不了解他们的文化，甚至大学生以及受过更高教育的学生，也不能说出先秦诸子的名字及其他们的基本思想。第二，满脑子的抽象知识和观念内容，却抛弃了生活世界的积极文化内涵、文化精神。生活世界构成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内容是：生动的主观性，即交互主体性和丰富的文化内容，包括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经验常识、道德要求、美德精神等等，而今天所教育出来的人却普遍缺乏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三，有太强烈的实利欲望和明朗的物质需求，却缺乏生活的远见卓识，缺乏未来的理想精神和和人生的浪漫情操。第四，有太多的自恋之情，自爱之志，并形成甚至坚不可摧的自利意志，但却缺乏对他人的同情，对社会的关注力，对人类和地球的博大胸襟与慈善之情。
由于如上四个方面的缺乏，伦理文盲总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格障碍。这种人格障碍主要表现在"爱自己的人格障碍"、"回避性人格障碍"、"境界性人格障碍"。这些人格障碍的共同价值取向，就是绝对的"自我中心"，其突出的病理表现有四：一是"对人的关系能力低下"；二是"不能和人产生共鸣"； 三是忍受力脆弱或根本性缺乏；四是暴力倾向普遍性。伦理教育，就是改变教育的伦理文盲化，避免教育培养出现人格障碍。并根据如上四个方面的缺陷和人格障碍生成的可能方面着手，引导和培养人健全心灵和情感，以伦理教育为根本方法，展开文化知识教育，帮助人消解如上方面人生的遮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