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在二战后进行了三次大的经济转型，期间除了第一次转型伴随着鲁尔区的产能过剩外，并未经历剧烈的资产价格波动，是西方发达经济体中少有的资产泡沫预防和处置得当的典范。经验主要包括：注重吸取历史教训，强调物价和房地产价格的稳定性；转型前进行或实践、或理论的准备；充分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外部有利环境；在转型过程中坚持把握住大方向，同时不忽视细节问题。　

二战结束以后，德国经济的三次大转型

自二战结束以来，德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经济转型。第一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二战以后，联邦德国确立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德国模式。通过发展“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受社会约束的市场经济”，并受惠于“马歇尔计划”以及欧洲重建，联邦德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在20世纪50年代平均增速达到了8.2%，其中1955年的增速高达12.1%。1973年联邦德国受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结束了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代”，社会总产品增长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平均每年4.4%降至70年代平均每年2.9%。

第二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1990年10月3日《统一条约》正式生效后两德统一的步伐加快，货币统一、制度调整、东德经济结构转变快速推进。受此影响，1992年、1993年德国经济增速连续下滑，分别为1.91%和－1%。与此相对照的是，联邦德国1991年的经济增速超过5%。

第三次转型发生在本世纪初。世纪之交，德国经济面临一系列问题，包括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传统产业陷入困境、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不断积累、出口竞争力日渐衰落，以及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制难以为继。这些都推动了德国进行创新与改革。2003年施罗德政府出台了《2010年规划》，全面改革福利国家体制。具体改革措施包括降低国民累进税的最低税率标准和最高税率标准，放宽解雇保护法的严格限制，通过放开临时工作和借用工作管制扩大就业岗位，实施低薪工作、自办公司和劳动资本计划，改革养老金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以及进行教育培训科研改革、地方财税改革、住房津贴改革和交通津贴改革等。《2010年规划》的改革尝试在德国遭到很大阻力。2005年默克尔上台后，推出以“新社会市场经济”为标签的“小步子”新政。德国经济2001—2005年的年均增速只有0.36%，2005—2013年的年均增速达到了1.38%。

综上所述，德国经济三次大转型中，第一次转型主要源于应对外部冲击（石油危机），第二次源于应对外部冲击和内部调整需要（两德统一），第三次转型则主要源于解决内生动力问题（改革德国模式）。从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变化可以看出，德国经济在三次大转型中均经历了下滑，但下滑的时间都很短，只有2—3年，之后便开始回升。

德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资产泡沫

在三次转型中，德国都没有经历过剧烈的消费和资产价格波动。就连最有可能爆发通货膨胀危机的第二次转型也是如此。在第二次转型前，东德马克与西德马克之间的黑市比率一度高达7:1，而当时官方确定的兑换比率是1:1至3:1。这使得人们普遍以为，“太有利的兑换率会使东德人获得极大的资本收益，并导致需求剧增，紧跟着不可避免地出现爆炸性的通货膨胀”。但这种担心最终并未出现。根据消费物价指数估计，1990年德国的通货膨胀率只有2.8%，1991年和1992年仅爬升到4%强。从GDP平减指数变化来看，1976年以来德国的一般物价水平长期保持稳定，最高时也只有5.45%（1980年）。

德国房地产价格在转型过程中也未出现剧烈波动。1976年以来，德国新房价格涨幅最高仅达到11.11%（1979年），其余年份均不超过7%。2008年西方世界爆发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危机，德国成为其中的特例。2010年德国的实际住房价格指数在80左右（1990年为100）。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第一次转型，鲁尔区的产能过剩问题加剧。鲁尔区富有煤炭、铁矿等资源。二战后，煤炭、钢铁和能源工业使鲁尔区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其钢铁产量占全国70%，煤炭产量占比更高达80%以上，经济总量曾占到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为德国“黄金年代”的经济奇迹做出了巨大贡献。鲁尔区的产能过剩问题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60年代初，石油、天然气的产量与消费量超过煤炭，世界能源进入石油时代。鲁尔区在廉价石油的竞争下，先后遭遇了“煤炭危机”和“钢铁危机”。第一次石油危机对德国经济造成冲击后，鲁尔区以采煤、钢铁、煤化工、重型机械为主的产业结构的弊端更加凸显。由于主导产业衰落，鲁尔区的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上升，失业工人一度达到27.5万人。鲁尔区的53个城市绝大多数面临财政短缺的困境。对此，德国政府采取因地制宜的经济政策，通过政府和当地企业、工人、居民的共同努力，实现了鲁尔区的经济转型和重建。鲁尔区在转型过程中，特别重视发展教育艺术、技术研发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鲁尔区现在拥有大量的教育和艺术设施，主要包括19所大学和技术院校（第一所学校建于1965年），100个音乐厅，120个剧院，200多个博物馆；同时也拥有众多的科技园区和高科技企业，如在多特蒙德中心科技工业园区，区内230多家企业从事环境技术发展。

经验借鉴

德国的上述三次经济大转型中，没有哪一次转型面临着我国当前经济转型升级所遭遇的房地产价格调整、多地多行业产能过剩等难题。即便是鲁尔区的产能过剩问题，因其产业结构调整始于德国经济未受外部冲击的20世纪60年代，相较于我国正处于经济下行阶段且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的产能调整而言，相对容易。即便如此，德国三次成功转型的经验仍有可借鉴之处。

首先，注重吸取历史教训，强调物价和房地产价格的稳定性。德国曾经在一战后经历了一次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超速通货膨胀。为支付巨额赔款，德国发行了大量货币。1922—1924年德国的货币和物价以惊人的比率上升。例如，1923年11月每份报纸的价格高达7000万马克，而1921年每份报纸的价格不到1马克。二战以后，德国央行一直重视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德意志联邦银行因其在20世纪下半叶成功地控制通货膨胀而受到普遍尊重”。此外，德国是OECD国家中房地产价格最为稳定的国家。德国房价的稳定主要得益于其灵活的住房供应体系（只要没有法律明确反对，每个人都有权建设自己的房产），严格规范的租房体系（控制房租的过快上涨），以及较严管制的住房信贷（从按揭银行获得的贷款不能高于房价的60%）。从上述做法可以看出，德国在资产泡沫的控制方面走了一条防患于未然之路，通过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措施很好地维持住了住房价格的稳定。对于近期德国主要城市（如柏林和法兰克福）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正在密切跟踪银行发放按揭贷款的标准，一旦标准降低，监管当局便会采取应对措施。对于我国而言，当务之急是力争在不放松住房信贷标准的前提下实现房地产市场软着陆，从长远看应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房地产价格稳定体系，预防房地产市场的再泡沫化。

其次，转型前基本上都有或实践、或理论的准备和规划。鲁尔区的先行转型本身就为德国的第一次成功转型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准备。两德统一之前，双方在货币转换、资本进入、体制融合方面都进行了深入探讨，所确定的货币兑换办法并未导致爆炸性通货膨胀。在第三次转型前，20世纪90年代末上台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传统的德国模式理论进行了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出台了《2010年规划》，旨在改变过于慷慨的福利体制。《2010年规划》的主要改革措施包括：减税，加强地方财政力量，放宽解雇保护法的严格限制，养老金体制及培训、教育、科研体制改革等等。虽然随着2005年大选中社会民主党的失利，该规划未推行下去，但推进福利体制改革的方向并没有改变。与《2010年规划》不同的是，2005年上台的默克尔政府实行的是“小步子”改革，其理论依据是默克尔在2000年提出的“新社会市场秩序”概念。这些准备为转型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阶段，在加大改革力度的同时，需要做好改革措施的预评估。当前我国推动的政策第三方评估机制是有益的尝试，应认真贯彻，并强调评估的目的是提高政策的成效，避免流于形式。

第三，在转型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外部有利环境。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德国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主导力量。但反过来看，不能否认的是欧洲一体化为德国经济的平稳转型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从历史节点来看，德国的每次转型都伴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进程：1967年7月1日由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签订的《布鲁塞尔条约》开始生效，欧洲共同体正式成立；1991年12月9日，《欧洲联盟条约》（简称《马约》）正式签署，使欧洲一体化在深度和广度上发生了质的飞跃；1999年1月1日，欧洲统一货币——欧元启动。期间还有成员国的不断扩充。欧洲一体化为德国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发展良好且稳定的外部环境。

区域一体化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我国应利用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区域合作平台，为实现经济平稳转型服务。

第四，在转型过程中坚持把握住大方向，同时不忽视细节问题。德国在转型方向既定的情况下，很少会因短期问题出现摇摆。如两德统一时东德经济的崩溃并未阻止制度调整的步伐；默克尔上台后虽然叫停了施罗德时期的很多改革，但改革传统德国模式的总体方向没有改变。方向既定，细节往往成为成败的关键。以鲁尔区为例，鲁尔区在转型过程中强调城市之间的合作发展。鲁尔区分布着一个由多个城市组成的城市群。各个城市在治理污染时相互协作，先治理小河流，再治理主河道。此外，鲁尔区转型始终把深度结合本地区特点的创新放在重要位置。鲁尔区的创新在于把各个城市的历史挖掘出来，文化保留下来。工业的历史名胜，也成为有价值的“卖点”：用机械向游客展示工业时代的文明；工厂变成艺术馆，举办上万人参加的大型音乐会；车间变成大型餐厅，成为休闲聚会的场所。通过对细节的把握，鲁尔区有效地重塑了城市形象，成为资源枯竭型地区转型升级的国际范本。我国资源枯竭或产能过剩城市在转型过程中应充分结合各自的优势，打造各具特色的城市形象，避免同质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