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后主为什么是“李后主”？！
毫无疑问，剖析一个作家的成功，在美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
我长期在大学工作，我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培养学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可是，应该怎么样去培养呢？现在有一句话，叫做“‘爱情’两个字不容易”，现在我倒要说，“‘培养’两个字不容易”。应该说，在这个方面，我也在逐渐学习逐步摸索之中。不过，如果非要让我也谈一点自己的体会的话，那么，我会说，要首先训练学生做正确的事。我经常跟学生说的一句话是：要做正确的事，而不要正确地做事。那么，什么叫“正确地做事”？“正确地做事”，就是在我进入大学以后，一切按部就班，别人干什么我也干什么，学校规定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自古以来的学生都干什么我当然干什么。这就叫“正确地做事”。什么叫“做正确的事”？“做正确的事”是我在进入大学之后首先要想好我应该去做什么事，尤其是首先要想好我不应该去做什么事做，然后我再去围绕着“做正确的事”去“正确地做事”。
在美学研究中，我也经常强调，“要做正确的事，而不要正确地做事”，具体来说，比如，我一直认为，为了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去更多地研究大师为什么是大师、大师在作品中加进了什么，远远要比去更多地去研究失败者为什么是失败者、失败者的作品里少了一点什么更为重要。在这方面，托尔斯泰的那部非常著名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给人以深刻的启迪。这部小说的开头在全世界所有小说中都是最为抢眼的，这个开头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当然，关于这句话各有各的理解。在我看来，这句话的核心就在于告诉我们：成功的家庭都是有共同规律的，而失败的家庭却是没有共同规律的。这也就是说，向成功者学习，认真总结成功者的宝贵经验，远远要比去研究失败者并总结失败者的教训更为重要，因为这会让我们事半功倍并获得更多的回报，因此，向成功者学习，就是“做正确的事”！
而我在转而讨论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美学传统之时，首先就选择李后主，原因也在这里。
李后主，在中国被称为“词帝”。他的作品的成功在学术界是毫无争议的。而从身份的角度，或许我们可以把他归纳为帝王诗人。在中国，从古到今，身为帝王而又身为诗人词人的，不在少数。可是，其中最最成功的，无疑是李后主，甚至，我还想说，其中唯一成功的，只有李后主。那么，李后主比其他的帝王诗人词人究竟多出了什么？李后主诗词与美学的终极关怀的关系何在？这，正是我希望告诉各位的。
一、“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作为“愁宗”，李后主毫无愧色
讨论李后主比其他的帝王诗人词人究竟多出了什么，开宝八年（975年）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李后主生于公元937年，死于978年,作为中主李璟的第六子,他二十五岁继位,史称南唐后主。开宝八年（975）被宋灭国。他也肉袒投降,作了俘虏,被囚居在宋都汴梁。学界普遍认为，正是这一年，构成了他一生的创作的重要分界线。也因此，从前后期的他的创作，无疑是一个讨论他的作品比其他的帝王诗人词人究竟多出了什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
纵观李后主前期的诗词创作，内容都是宫廷生活和男女情爱，柔靡绮丽而已，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不过，率真自然的风格，倒是十分突出，辞藻不加雕琢,真实、具体.善于捕捉一些非常鲜明生动的形象，勾勒有声有色的画面。例如，他的《玉楼春》我就非常喜欢：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
凤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
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
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这首词应该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国庆晚会、春节晚会之后的帝王赋诗，而且按照规矩第二天就要登在南唐帝国的《人民日报》的头版的。这方面，为我们所熟悉的，是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的1950年10月的《和柳亚子先生》，毛泽东说：一九五零年国庆观剧，柳亚子先生 即席赋浣溪沙，因步其韵奉和。其中的“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我们都非常熟知。李后主的这首词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南唐当时脍炙人口的“欢乐颂”。中国美学历来都历来认为：“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可是，李后主这首词却突破了这一难点，写欢乐也写得很成功，大型晚会的盛景，恍如就在目前。
而且，其中很值得注意的是，李后主的这首词还保持了他自己一贯的风格，痛快宣泄，真实倾诉；快乐得毫不遮掩，结果，毫无例外地在帝王身段背后露出了词人本色。例如，在写舞会的时候，本来应该写它所象征的“国泰民安”，但是他却忘记了自己的帝王身份，竟然一味关注舞女的表演，而且，关注的还不是舞步，而是舞女的雪白肌肤。再如，在舞会中舞曲一定很多，本来他也应该一并予以表彰，可是，他却表现得犹如一个文艺青年，只去在其中关注《霓裳羽衣曲》，所谓 “重按霓裳”。更为特殊的是下片写到的舞会的结束，以作者的身份，也本应保持自己帝王的雍容身份，说几句“诗人兴会更无前”之类的祝福，可是他却又露出了酒醉清狂的词人本色，竟然不顾自己帝王身份，抛开矜持高贵，纵马出宫赏月，而且还“愤青”一般地狂拍栏杆。
当然，总的来说，李后主前期的作品跟后期还是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可以说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差距太大太大。就以他的两首《子夜歌》为例，第一首写于前期：
寻春须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
缥色玉柔擎，醅浮盏面清。
何妨频笑粲，禁苑春归晚。
同醉与闲平，诗随羯鼓成。
作品写的是李后主宫廷享乐生活，欢歌美酒、春光美人，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让我们想起唐代杜秋娘的诗句：“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至于词的下片，更是浓墨重彩去写与美人对饮赋诗、调笑作乐，以致陡生“移情”，叹息春归也晚。“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李后主，与美女“同醉”、“闲评”的生涯清晰可见。
但是，第二首《子夜歌》就完全不同了。
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
故国梦重归，觉来只泪垂。
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
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在第一首《子夜歌》中，我们可以耳闻目睹李后主的生活，可以艳羡、可以不屑、可以批评，但是，就是不会感同身受，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帝王，更没有生在帝王之家。但是第二首《子夜歌》就不同了。李后主所吟咏的一切，我们都可以感同身受，都可以觉得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唐书•乐志》曰：“《子夜歌》者，晋曲也。晋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声过哀苦。”与第一首《子夜歌》的欢歌美酒、春光美人不同，第二首《子夜歌》是已然回复了“声过哀苦”。从表面看，作品写的是一个亡国之君、阶下之囚的感情历程，尤其是因为妻子被赵光义霸占而产生的悲愁，但是，从深层的角度看，又不难发现，作品又写出了每一个情感失意者的共同心声。江淹在《别赋》中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李后主写出的，正是别国、别乡、别家、别爱。。。。。。一切的一切都已被“别”。古人云： “心入古境中，君愁我亦愁。”李后主写出的，正是这样的万人愁、万古愁。例如，“人生愁恨何能免”，“故国梦重归，觉来只泪垂。”“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这样的句子，自然而无雕饰，率真而不虚假，好像从心中流淌出来的，但是却又字字含泪，句句凝血，多少辛酸，包含其中，多少感喟，令人心动！法国著名作家缪塞说过：“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李后主的词句真足以当之。中国词史中有四大宗匠，其中有“闺语”李清照、“情长”柳永、“别恨”晏殊，当然，也少不了“愁宗”李煜。其实，仅仅就从这首词，我们就深信：作为“愁宗”，李后主毫无愧色！
“大小固不同”
当然，讨论李后主比其他的帝王诗人词人究竟多出了什么，还可以有另外一个角度，这就是与其他的帝王诗人词人的比较。
中国古代王朝从公元前221年开始（就是我们所说的秦王朝），一直到公元1912年结束，一共历时2132年。在这2132年当中，一共有494个皇帝，当然，其中有73个是死后追封的，那么，如果把这73个减去的话，就是一共有421个皇帝了。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帝王还可以再说得宽泛点，不单指“帝”，而且指“王”，也就是指那些特定政权的领导者。也因此，这些帝王也就是特定政权的领导者的数目应该在一千左右。当然了，在这这一千人左右的帝王也就是特定政权的领导者里，当然不排除诸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之类，按照毛泽东的话说，他们都是“稍逊风骚”，也就是对于诗词之类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毕竟也还是不少帝王也就是特定政权的领导者，对诗词情有独钟。
但是，犹如李后主本人前后期的诗词存在天地之别，李后主与其他帝王也就是特定政权的领导者之间，在诗词作品的比较上，也存在天地之别。
以乾隆皇帝为例，他对于诗歌的爱好可能要算是一个奇迹了。他一个人一生中所写的诗，几乎就可以相当于一部全唐诗，一共四万一千八百首，当然，“居高声自远”，当时的人可能不便多加褒贬，可是，后人的评价如何呢？几万首组合辙合韵的句子而已，一块被嚼了几万遍的口香糖而已。试问而今又有谁会认可他的诗歌呢？那么，难道乾隆皇帝就不想让他的诗歌不朽吗？难道乾隆皇帝就没有倾尽全力地去努力过？结论无疑不应该是这样！
乾隆皇帝之外，其他的帝王也就是特定政权的领导者中爱好诗词的，情况也大同小异。例如宋太祖赵匡胤的《初日》：“欲出未出光邋遢，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残星赶却月。”例如明太祖朱元璋的《咏日》：“东头日出光始出，逐尽残星并残月。骞然一转飞中天，万国山河皆照着。” 又如黄巢的《菊花》：“待得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的诗歌能算是诗歌吗？霸气十足，流氓气十足，无赖气十足！但是，难道他们就不想让自己的诗歌不朽吗？难道他们就没有倾尽全力地去努力过？结论或许也不应该是这样！
但是，不论是乾隆皇帝，还是赵匡胤朱元璋黄巢，他们的诗歌为什么会如此之烂？换言之，他们的诗歌比李后主究竟缺少了点什么？
在爱好诗词的所有的帝王也就是特定政权的领导者中，跟李后主最为接近的，要算是宋徽宗了。人们都说，有两对帝王生平很相似。一对是杨广和陈后主，他们都以好音律和荒淫而误国，所以李商隐说：“地下若封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还有一对，就是李后主和宋徽宗。他们两个，应该称得上是隔代知音。两个人都是“做个名士真绝代，可怜薄命为君王！”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暇；一个是天才的诗人，一个是一流的画家；一个是"金错刀"，一个是“瘦金体"；一个是“违命侯”，一个是“昏德侯”；一个好佛，一个好道。有人说，宋徽宗是李后主转世，据说宋徽宗的父亲神宗在他在出生之前曾在秘书省看到李后主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呀，而徽宗 生。 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如果从两个人的相似度非常之高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个传说还是颇有道理的。何况，他们两个人还都是俘虏，都客死于异域。而且，应该说宋徽宗的下场比李后主还要悲惨，他做了外民族的俘虏。可是，当两个人都从美学的角度来反省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却不难发现，宋徽宗却远远逊色于李后主。
我们以宋徽宗的《燕山亭•北行见杏花》为例，这是宋徽宗的最后一篇作品，也是徽宗词作中最为优秀的代表作：
裁减冰绡，轻叠数重，冷淡燕脂匀注。新样靓装，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着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摇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这首词是宋徽宗在1127年被虏后北行途中，看到燕山杏花开放而有感而作。清人朱孝藏编的<<宋词三百首>>,开篇就是这一首。不过，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宋徽宗的地位使之然。如果非要较真，完全以美学标准来考察，那必须要说，这首词还确实是非常一般的。可是，看一看宋徽宗所遭受的人生苦难，那可是真的要超过了李后主的几倍的。李后主固然是在不惑之年肉袒出降，被押解汴京，两年多的时间，在那里以泪洗面，42岁生日时被宋太宗赵光义鸩杀，时值七夕，真可谓惨矣，但宋徽宗呢？ 46岁时，1127年，宋徽宗和儿子连同皇后、太子、公主、嫔妃及诸王宗室眷属三千余人被金人押解北上，辗转流徙的地点包括燕京（北京）、中京（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上京（内蒙古巴林旗南）、韩州（辽宁昌图县北八面城东南）、五国城（黑龙江依兰），前后八年，直到客死异域。那么，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应该是“国家不幸诗人幸”，宋徽宗又是艺术名家，完全有理由写出不朽名作的，可是，事情的结果竟然偏偏不是这样。
不妨来具体看一下宋徽宗在“北行”中是怎样去“见杏花”的。杏花，是一个客观对象，但有时也是一个审美对象。我在上美学课的时候经常说：杏花之类的客观对象在成为审美对象的时候所显示的并不是自身的价值而是那些能够满足审美者自身需要的价值。因此，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才会发现鲜花也喜笑颜开，一个人不高兴的时候也会发现鲜花竟愁眉紧锁，鲜花，其实就是审美者的心胸与心态的一面镜子。由此，我们来观察宋徽宗所“见”的杏花，不难发现，在杏花的背后折射的，仍旧是宋徽宗的帝王心态：在流徙途中看到盛开的杏花，然后联想到春暮，于是又联想到自己的苦难，最后，自然而然地触发故国怀思。如此写来，诗则诗矣，但是，却实在难称佳作。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感同身受，都不会触发自身的情怀，而只会作“壁上观”地叹一声“可怜”！但是，毕竟又与我们何干？！更何况，即便是这样一点“帝王心态”，竟然还是温柔敦厚、扭扭捏捏地通过什么 “胭脂匀注”、什么“艳溢香融”、什么“羞杀蕊珠宫女”写出来的，读之使人格格不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假设你是一代帝王，假设你昨天是骄奢淫逸的，假设今天早上突然城池被攻破了，假设你现在就被押到囚车上，一路押到令人尴尬的北方，这个时候，你也看到了杏花，请问：你会怎么想呢？我想你一定会想：杏花就是我人生的象征，然后，你一定会去发感慨，会联想到所有人都有可能面临的人生失败，于是，种种感伤不由倾泻而出。结果，你所“见”的杏花就成为永远的杏花、不朽的杏花。但是，宋徽宗所见“的杏花却不是，它仍旧只是一朵普通的杏花、平常的杏花。
可是，李后主就完全不同了。就以在俘虏生涯所“见”的鲜花为例，李后主也“见”到了“林花”，可是，他是如何去“见”的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在其中，你是否“见”到了宋徽宗的忸怩作态？李后主情真意切的感情像火山一样，一喷就倾泻而出。“林花谢了春红”，何等率真？还需要什么“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着胭脂匀注”？这个时候，“林花谢了春红”就是无限哀伤的心情的写照。由此，“太匆匆”的生命感叹，“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的生命无常，一下子就呈现在眼前。更何况，人生的感伤还不仅仅如此，“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眼中所“见”的“林花”已经、正在、即将消逝，而且，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因此，“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你看，就是“林花”这么一个形象，却成为了人生的象征，成为了永远的林花、不朽的林花。宇宙间的生命如此的短暂无常，又如此的多灾多难！ 这怎么能够不让人为之涕泪长流？！
我们再看李后主的《虞美人》，与宋徽宗的《燕山亭•北行见杏花》一样，它同样是李后主平生的最后一篇作品，同样是绝笔之作，然而，它就偏偏成为了不朽之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后主也是一个亡国之君。978年7月7日（七夕）就在他的生日那天，因为与自己的家人唱自己的这首新词《虞美人》，触怒了宋朝皇帝赵光义，下令将其毒死。就是这样，他生于七夕，也死于七夕，年仅四十一岁。当然，历史学家都评价他是“有愧江山”，可是，我却要评价他为“无愧词史”。王国维先生也断言：从李后主开始，中国文学的“眼界始大”。我们仅仅就看看他的这首词，应该就确信，确实如此。同样的苦大仇深，到了李后主这里，却完全转化为一种人生的深刻反省，个人的苦难被提升为一种人生的洞察。
试看全词，是从困惑开始，但是却是以答案结束。恒定如斯的宇宙与无常多变的人生，古今人类，一下子就被完全网罗在这令人感伤的悲感之中了，一方面是从“何时了”、“又东风”、“应犹在”入手，写宇宙之永恒，另一方面却是自“往事知多少”、“不堪回首”、“朱颜改”切入，写人生之无常。再加上 “小楼昨夜又东风”之亘古如斯和“故国不堪回首”之短暂易逝的比较，“雕栏玉砌应犹在”之亘古如斯和“朱颜改”之短暂易逝的比较，从宇宙自然开始，然后是人世，最后是物事，三重的强烈对比，使得永恒与无常所形成的人生的无限感伤隐现其中。在这里，帝王的失意感伤没有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最后，前面六句逼出了达到高潮的结尾两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它涵盖了全人类之哀愁，谁能够说这样的感伤不属于自己呢？无疑，这就叫做不再仅仅“自道身世之戚”!
可是，如同乾隆皇帝，也如同赵匡胤朱元璋黄巢，现在的问题又回到了宋徽宗的身上，难道宋徽宗就不想让他的诗歌不朽吗？难道宋徽宗就没有倾尽全力地去努力过？结论无疑不应该是这样！
那么，李后主比其他的帝王诗人词人究竟多出了什么？王国维先生曾经总结过：“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无疑，这里的“大小固不同”，不但对于宋徽宗是有效的，而且对于乾隆皇帝赵匡胤朱元璋黄巢也是有效的，对于他们而言，存在的问题都是一致的，所谓的“小”，就“小”在“不过自道身世之戚”，而李后主的“大”则“大”在哪里呢？结论显而易见：“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这，就是李后主比其他的帝王诗人词人多出了的东西！
二、李后主的“以血书”和“忧生”
“边缘情境”
当然，讨论至此，问题仍旧没有结束。
我们已经知道了：李后主比其他的帝王诗人词人多出了的东西就是“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可是，李后主与其他的帝王诗人词人一样，同为帝王，那么，为什么他的作品中就“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为什么其他的帝王诗人词人的作品中就没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当然，过去有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也已经做过初步的解释。他们认为，这应该是与李后主后期的亡国之君、阶下之囚的人生转折有关，而我在前面也已经郑重提示过，李后主前期与后期的作品存在着天地之别，换言之，就是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可是，我在前面也已经讨论过，宋徽宗也经历过后期的亡国之君、阶下之囚的人生转折，但在他的作品中就没有出现前期与后期的天地之别。那么，同样是人生转折，为什么在李后主就导致了不朽之作？为什么在宋徽宗就竟然波澜不惊？看来，人生转折并不是作品成功的必然结果。写就不朽之作，应该还有其更为隐秘的奥秘？!
在过去的美学论著中，我曾经提示过多次：在这方面，西方哲学与美学中提出的“边缘情境”概念，非常有助于揭示作家之所以能够写就不朽之作的隐秘的奥秘。
边缘情境，是德国的一个大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来的，指的是当一个人面临绝境——例如死亡、失败、生离死别时的一种突然的觉醒，这个时候，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对话关系出现了突然的全面的断裂，赖以生存的世界瞬间瓦解，于是，人们第一次睁开眼睛，重新去认识这个自以为熟识的世界。这个时候，生命的真相得以展现。也是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成为了我们自己，真正恍然大悟，真正如梦初醒。用雅斯贝斯的话说，人只是在面临自身无法解答的问题，面临为实现意愿所做努力的全盘失败时，换一句话说，只是在进入边缘情境时，才会恍然大悟，也才会如梦初醒呢？你很可能会想，如果我还只能活半年，那我换一种活法。我过去太浑浑噩噩了，一切都是在迎合别人，我根本就没为自己活过一天！我发誓，这次我如果大难不死，我一定真正地活一次，为自己活一次。我一定要为那些更值得一做的事去活一次，不再去拍别人的马屁，也不再去追求那些虚荣的东西。我要为爱而活、要自由地活。显然，这正是因为在重病中你突然彻悟到人生的真相。
海伦•凯勒，一个美国盲人，写过一本名著，《假如给我三天的光明》，表达了她对光明的强烈渴望。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是盲人，都是心眼未开，可只是很少有机会意识到而已。一旦遭受灭顶之灾，陷入绝望与痛苦之中，才有可能聆听到灵魂的呐喊、也才可能转而寻找生之意义、寻找生命的本真状态。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人只有面临自身无法解答的问题，面临为实现意愿所做努力的全盘失败时，才有可能真正地认识世界。也正如俄罗斯当代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说，只有死亡，才能深刻地提出生命的意义问题。
例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中国人都知道，这是千古名句，可是，为什么偏偏天助谢公灵运？为什么偏偏是他写出了千古名句？原来，初春的时候，池塘周围，向阳处的草，得池水滋润，又被坡地挡住了寒风，因此复苏得很早，是春天来临的最早的印痕，不过，这也太微不足道了，因此千百年来一直为世人所疏忽。同样，初春的时候，迁徙初到的鸟儿首先在柳枝上开始出现，而且在快乐地鸣叫，遗憾的是，这也非常细微，因此千百年来也为世人所难以察觉。值得庆幸的是，千百年后的某一天，谢灵运在病了几个月后，大病初愈，对于生命与世界的美好特别关注，而不像过去那样只去关注有用、有益的东西，结果，那一天当他第一次移步窗前，意外地就看到了过去从来没有关注过的春天来临之际大自然万物萌发的最初的动人心魄的场景。他为这种美丽的灿烂瞬间而感动，诗思涌上心头，于是，才有了“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千古名句。
还有一个例子，战国时代有一个著名乐师雍门周，一次，他去求见孟尝君。众所周知，孟尝君是当时的一个名人，用今天的话说，大概相当于战略咨询策划大师，他的下面很多鸡鸣狗盗之徒，日常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各国的统治者提供帮助，为此，他名利双收，过得很是惬意，堪称现实生活中的无冕之王。也因此，现在他见到了雍门周，未免自恃而且自负，因为他觉得自己完全不需要去欣赏雍门周的音乐，他说：“听说先生的琴声无比美妙，可是，你的琴声能够使我悲伤吗？”雍门周闻言淡淡一笑："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悲伤啊，我只能让这样的人悲伤：曾经富贵荣华现在却贫困潦倒；原本品性高雅却不能见信于人；自己的亲朋好友天各一方；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如果是这些人，连鸟叫凤鸣入耳以后都会无限伤感。这个时候再来听我弹琴，要想不落泪，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你就不同了，锦衣玉食，无忧无虑，我的琴声是不可能感动您的。"孟尝君听了，矜持地一笑。
可是，雍门周接着却话锋一转："不过，我私下观察，其实，你也有你的悲哀。你抗秦伐楚，把两个大国都给惹了，可是看现在的情况，将来的统治者肯定非秦则楚，可您却只立身一个小小的薛地，人家要灭掉你，还不是就像拿斧头砍蘑菇一样容易。将来，在您死后，祖宗也无人祭祀了，您的坟头更是荆棘丛生，狐兔在上面出没，牧童上面嬉戏，来往的人看见，都会说：‘当年的孟尝君何等不可一世，现在也不过是累累白骨啊！'”
闻听此言，孟尝君不免悲从中来，他一想，确实是这样，从表面看，我是什么都得到了，可实际上我什么都没得到，死亡会使我一无所有，于是，他开始热泪盈眶。就在这个时候，雍门周从容地拿起琴来，只在弦上轻轻拨了一下，孟尝君就马上放声大哭起来：“现在听到先生的琴声，我觉得我已经就是那个亡国之人了。”
以上都是作家从事创作的例子，其实，即便是作家本身，也仍旧是如此。在古今中外的作家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很多类似的例证。例如曹雪芹的从“钟鸣鼎食”之家沦入“待罪之身”，鲁迅的“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结果，也正如鲁迅所说的：“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出世人的真面目。” 这里的“迷途”，就也可以理解为我这里强调的“边缘情境”，而“真面目”，则是指的他们在“迷途”中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 生活的“迷途”，导致了他们的心理转换，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如此，由于卷入拉舍夫斯基的政治风波，1849年12月2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死刑，但是，却是假死刑，在执行枪决前的一刻，他被改判4年苦役、6年兵役。从此，他自称是一个从“死亡的边缘”走回来的人，而且成了一个作家。还有托尔斯泰，奥地利著名的传记作家斯•茨威格曾描述过他遭遇死亡恐惧的情形：
突然在一夜之间，所有这些(指托尔斯泰的盛名、财富、地位等——笔者注)就再也没有了意义，没有了价值，工作令这个辛勤的人厌恶，妻子让他感到陌生，儿女们使他觉得淡漠。夜晚他常常从凌乱的床上爬起来，像病人一样心神不安地跑上跑下；白天他空着双手，直着双眼，痴痴地坐在写字台前。有一次他匆匆上楼去，把猎枪锁进橱里，为的是不至于把枪口对准自己。有时候他心胸崩裂般地呻吟，有时又像孩子一样，在昏暗的房间里啜泣。他再也不拆开一封信，再也不接待一个朋友。儿女们害怕，妻子绝望，看着这个忽然间阴沉下来的人。
显然，死亡恐惧正是边缘情境。在日常生活中，托尔斯泰忙碌、沉湎其间，乐此不疲，以为生活充实而富有意义。直到这一天，死神突然闪现，才大梦初醒，伏尔泰的描述，无疑可以代表他的心声：“我们所有的人就像死囚犯，暂时在草地上嬉戏。每个人都在等着轮到自己上绞架，却不知死期何时来临。当死亡临近时才发现自己白白度过了一生。” 于是，犹如卡尔•雅斯贝尔斯说的“我们成为了我们自己”， 从此以后，托尔斯泰也成为了托尔斯泰。
“垂泪对宫娥”
还回到李后主，其实，李后主成为了李后主，也是因为边缘情境。
作为一个含着金汤勺出生的皇帝，李后主的前半生完全是在快活乡温柔谷里，陪伴着他的，是南唐的和风细雨。本来，南唐地域也算辽阔，还是具备统一中国的实力的，可是，不幸最终在竞争中落败。不但没有能够统一中国，而且，到他当了皇帝，也正好赶上了南唐的日暮，他自己只好忍气吞声成了“江南国主”，成为附庸，多次向后周、宋割地求和，还要进贡，。当时，在中宗即位时，国库里还有七百万钱，但是李后主即位的时候，就已经割让了一半的国土，苟延残喘而已。“风里落花谁是主”、“惆怅落花风不定”（李璟），始终是南唐的写照。
遗憾的是，即便如此，也还是无法维持。终于，在他40岁的时候，不得不面对国破家亡、沦为俘虏的残酷现实。南唐如风中落花，终归尘土。李后主也从“江南国”主摇身一变，成为“违命侯”，从君主成为俘虏，每天的日子都无异于打落牙齿和血吞。入宋后，他给庆奴写信，也声称：此间日夕，只以泪水洗面。而从记载看，他也不断地向宋太祖求酒，以求每天能够以酒度日。978年7月7日（七夕），正值他42岁的生日，他与家人歌唱他的新词《虞美人》，结果触怒了宋朝皇帝赵光义，下令将其毒死。生于七夕的他，最终也死于七夕。
今天来看，李后主所置身的，正是边缘情境。亡国之君，惨状一定难以言状。记得南朝宋顺帝就曾说：“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可是，一旦当真面对，那也真是水深火热。李后主当时有词云：“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几曾识干戈”，意味着这血粼粼的真实，他过去从未见过。昔日的世界完全崩塌了，一切都成为“曾经”，现在的现实是：“沈腰潘鬓销磨”。而“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则意味着正是在教坊弹起了离别歌曲的时候，李后主瞬间大梦初醒，犹如我前面提到的孟尝君。
李后主成为李后主，一定是从“仓皇辞庙日”的时候“教坊犹奏别离歌”的那一瞬间开始的。王国维先生注意到李后主的诗词写作的“以血书”和“忧生”的特征，应该说，此时此刻就是起点。而汉斯•昆说过：“什么地方所激起的对整个现实的本原的信赖，能比在面对世界上和自己生活中一切苦难和罪恶时更多呢？”“对于苦难的态度从根本上说与对于上帝和对于现实性的态度有深刻关联：在苦难中人达到了它的极端的辩解，对于他的同一性，对于他生命的意义和无意义，乃至对整个现实的意义和无意义，他都提出了决定性的质问。” 我们能否这样说？“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这一边缘情境所导致的李后主的“以血书”和“忧生”，也正是他所发出的“决定性的质问”？！
当然，李后主成为李后主，也并非偶然。王国维先生所说的“长于妇人之手”，应该说，是李后主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正是这个特征，造就了王国维先生说过的“不失赤子之心者”的“词人”心态。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繁华生活，享受音乐、享受月光，是我们所看到的前期的李后主的典型形象。大周后有病，他甚至要跳井来殉她，自古都是皇后殉皇帝，而皇帝殉皇后，据史家说，是自他而始。在这方面，跟他十分相似的宋徽宗也如此。例如，据说在被押解北上的途中，宋徽宗听到财宝等被掳掠，一直毫不在乎，而听到皇家藏书也被抢去，却不禁仰天长叹。在这一声叹息里，我们不难窥见他文化人的本性。不过，在这方面，李后主确实是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以前期的词作而论，宋徽宗就只以宫廷生活为内容，但是李后主在此之外却还浓墨重彩地书写过情感生活。而且，在前期的《渔父词》里，李后主更直接描写过自己的“一壶酒，一竿身”的人生理想，而“世上如侬有几人”，是自问，也是反问，“万顷波中得自由”则是他“赤子之心”的心声。显然，与他相比，宋徽宗的帝王心态要浓烈得多。这样，当我们看到“垂泪对宫娥”的句子的时候，也就不会大惊失色了。苏轼曾批评李后主，不恸哭于九庙之外，以谢其民，却竟然还有心肝向宫娥挥泪，其实，这见解迂腐得可以。要知道，这就是李后主之为李后主，当年大英雄项羽不也是挥泪对虞姬吗？！今天我们倒反而要说，这正是李后主置身边缘情境而能够幡然梦醒的逻辑前提！
三、李后主比其他帝王多出了什么
“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由此不难回答，李后主比其他帝王多出了什么。
“多出了什么”，就李后主的诗词而言，其实也就是“多看到了什么”。那么，李后主比其他帝王多看到了什么呢？
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有一个很有启迪的比喻，他说，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为此，他甚至专门创造了一个术语，叫做：无知之幕。当然，边缘情境就是这样的“无知之幕”。置身于绝境，当李后主再一次地睁开眼睛，世界无疑不会依然如故，否则，还需要“边缘情境”么？还需要“无知之幕”么？那么，李后主究竟看到了什么呢？当然，正是人生本身。借用别尔嘉耶夫的话：“人对于自己而言是个伟大的奇迹，因为他所见证的是最高世界的存在。” “最高世界的存在”，这，就是李后主的所见，也就是李后主的所见中所“多出来的东西”。
海明威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这样地谈及自己在《老人与海》中比别人多看到了什么，他写道：“没有什么象征意义的东西。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男孩就是男孩，鱼就是鱼。鲨鱼就是鲨鱼。。。。。。人们说什么象征意义，全是胡说。更深的东西是您懂了以后所看到的东西。一个作家应当懂得许许多多东西。”
那么，这个“您懂了以后所看到的东西，一个作家应当懂得许许多多东西”，又是什么？
印度的诗剧《沙恭达罗》的最后一幕中曾经写过一个帝王在置身边缘情境、置身无知之幕后的大彻大悟：
摩哩折：因为现在——
愿因陀罗给你人民充足的雨量！
你也要多多祭祀，使得他满意。
在无量万千年中，你们俩互相帮助，
天上地下两界的人民都能够互利。
国王： 尊者呀！我要尽力去作。
摩哩折：孩子呀！我还可以加给你什么恩惠呢？
国王： 尊者呀！还有能超过这个恩惠的吗？就这样吧！
愿国王为人民的幸福而精勤努力！
愿文学爱好者都崇拜萨罗萨伐底！
愿自存自在的弥偏宇宙的湿婆大神，
把我同再生永远地割断了联系！
“把我同再生永远地割断了联系！”无疑，这也正是李后主的所见，王国维先生说李后主落难以后，诗词的“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道理在此；王国维先生说李后主的诗词区别于他人的“自道身世之戚”，是“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道理在这里；王国维先生说李后主的诗词是“以血书”，是区别于“忧世”的“忧生”，是区别于“政治家之眼”的“诗人之眼”、“宇宙之眼”，道理也在这里。
真正的诗词应该写出“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无”，在跨越了帝王生活的门槛以后，我们终于在李后主的诗词中看到，普遍的人生被写进诗词。我们也终于可以慨然而叹：终于有人写出了我们的心声，终于有人能够为我们立言。《布罗茨基传》的作者洛谢夫说，他跟布罗茨基相识很早，但是直到第一次听到他的朗诵，才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一个诗人，因为他听到的诗是源于某个人的梦，但也是他自己梦寐以求的，现在，是布罗茨基捕获了它，而且，把它写了下来。当然，我们对李后主也可以这样评价。亚里斯多德说:诗歌比历史真实。李后主写出的，就是这个“真实”。黑格尔说：要长期流传，就要摆脱速朽性的东西。李后主终于摆脱的，也正是那些“速朽性的东西”。
克尔希奈说： “立在周围世界一切过程与事物背后的伟大秘密，常常影响似的现出来或可感，如果我们和一人谈话，站在一个风景里，或花及物突然对我们说话。你设想，一个人坐在我对面，而在我诉说他自己的经历时，突然出现这个不可不可把握的东西。这不可把握的东西赋予他的面貌以及他的最个性的人格，却同时提高他，超过那人格，如果我和他能在这个我几乎想称之为狂欢状态里联系上，我就能画一幅画，而这画，虽然紧紧接近他自己，却是一种对那伟大秘密的描绘，它归根到底不是表现他的个别的人格，而是表现出在世界里荡漾着的精神性或情感。”
李后主诗词中“多出来的”，也是这样“一种对那伟大秘密的描绘，它归根到底不是表现他的个别的人格，而是表现出在世界里荡漾着的精神性或情感。”
“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不妨以毛泽东诗词和曹操诗词来做一比较：
毛泽东的作品，过去的几十年里，在曾经被哄抬到很高的高度，郭沫若等一干文人，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是，时至今日，毛泽东的地位却开始逐渐下降，是否已经降到了真实的位置，还是一个未知数。回想当年，鲁迅就笑称毛泽东的诗词只是“山大王的诗歌”；胡适的评价更为苛刻，他认为，毛泽东诗词的“有些句子还不配称为薛蟠体”，不过，毛泽东自己却对自己的诗词的地位非常自信。早在延安时期，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毛泽东就曾对斯特朗自我推荐说：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的诗人？他指着自己，声音提高一倍：这儿就有一个（《1976年1月的毛泽东》，《大河文摘报》2005年10月27号）“舍我其谁“的心态显然易见。而从他对自己的诗词一再修改长期修改的审慎态度上，也不难发现，他自己非常清楚，对他而言，这些诗词对于他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他的雄文四卷。
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1966年夏天的邢台地震时的一个细节。当时，因为地震波及北京。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护士长拉起毛泽东就往屋外跑，可是毛泽东迟疑了一下又返了回去，把案头的一个装有自己诗稿的牛皮纸袋拿了出来。护士长非常奇怪，说那么多好东西不拿，怎么回去拿一个没什么用的破纸袋。毛泽东说：“那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身无长物，只有这些诗稿属于我。”
在我看来，毛泽东的诗词当属中青年时期写得最好，老年时期写得较差；建国前写得最好，战争时代写得最好，延安时期，功成名就了，反而写不好了，李贽在评价曹操时说过：“老曹每到败后愈有精神”，看来，毛泽东也如此。不过，这里的“最好”和“较差”，其实都是跟他自己比，如果放在古今的帝王诗词里，那么，实事求是说，毛泽东诗词还难称一流。
关于毛泽东的诗词，他自己有过一个评价：是“宣传诗”，他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说：“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而他自己也经常用“马背诗”、“宣传诗”、“怀旧诗”、“应酬诗”的说法来概括自己的诗词，当然，这其实是自谦之辞，不过，也多少看出他对于自己诗词的看法。
毛泽东经常说，自己是“用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 ，也因此，“用平平仄仄的枪声写诗”，也成为他的诗词的一大特色。毛泽东提倡的是“文学为政治服务”，而他自己也确实是这样去身体力行的。由于他的政治地位，也由于他出众的才华，他使得政治成为了艺术。一种政治的行为艺术，“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皆解诗”。毛泽东自然更不例外，遗憾的是，他写的仍旧是英雄诗词。主宰者胸怀，统帅的视角，充斥其中，但是，词汇贫乏，有句无篇，一副政治家的口吻。过去我们长期生活在类似的假大空的语言环境，对其很容易认同，可是现在一旦挣脱这类的语言环境，回头再看，就会觉得诗意匮乏。何况，我们已经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毛泽东的诗喜欢用“万”、“九”、“千”等空泛数字，甚至，格律也多处完全不通，更何况，毛泽东诗词中的反对修正主义、毛泽东诗词中的动辄形势一片大好与“莺歌燕舞”、毛泽东诗词中的把人类历史曲解为阶级斗争与农民起义的历史，哪怕是在今天，也已经值得商榷。显然，过去我们盲目赞美毛泽东诗词，其实不是因为毛泽东诗词真的伟大，而是因为我们这些读者实在活得太卑微。
而今看来，尽管毛泽东也经常回忆说，他写诗是因为心情“郁闷”、“苍凉”，可惜，却没有因此而进入边缘情境，更没有因此而透过英雄的角色，透视到背后的沧桑人生。
就以我过去经常讲的林昭与毛泽东诗词的对比而言，我们知道，1962年，毛泽东发表了《七律•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当时，伸出囹圄之中的林昭刺破血管，在狱衣上题写了一首诗歌：《血诗题衣》。毛泽东怎么写的，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毛泽东的《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那么，她是怎么和的呢？
林昭的《血诗题衣》
双龙鏊战玄间黄，冤恨兆元付大江。
蹈海鲁连今仍昔，横朔阿瞒慨当慷。
只应社稷公黎庶，哪许山河私帝王。
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这首诗歌所体现的美学的眼光，我觉得在20世纪都是水平相当高的。她说：“双龙鏖战玄间黄，冤恨兆元付大江。”就是说很多人都为战争而无辜死去。过去我经常讲到秦始皇的中国与孟姜女的中国，也讲到屈原的“天问”与林黛玉的“天问”，林昭的看法无疑是直接接着孟姜女与林黛玉的。联想一下《日瓦戈医生》中的拉拉讲的那番完全可以称之为“世纪忏悔”的话，应该说，林昭的“冤恨兆元付大江”也并不过于逊色。大家再想想《红楼梦》里那个薛宝钗写的那首诗。苏轼写了一首词，其中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然而薛宝钗以一个女性之眼，也没什么政治经验，面对大江却一眼就看出了“无限英魂在内游”。她说，你光看见一个人战胜，一个人战败，你没看见不管战胜还是战败，毕竟还有很多很多的参与者都因此而丧生，都化为了冤魂啊，林昭注意到了战争背后的“冤恨兆元”也就是人民的生灵涂炭，这很重要。
后面还有一句就是“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这无疑也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角度。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有偏差，动辄说“江山”，现在我们也不这样讲了，因为这种说法显然不合适。而林昭在当时就看出来了。可是就林昭这句话，在20世纪，你再找找，看看谁能说出来呢？“哪许山河私帝王”，何等精彩？所以最后她说：“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这实在就是孟姜女哭长城的现代版啊，实在就是20世纪的孟姜女哭长城。请看，林昭这首诗写的何等出色？！相比之下，毛泽东的那一首虽然也不错，但是，却毕竟逊色！
“慨当以慷”
再看曹操的诗歌。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曹操的诗歌要比毛泽东的诗歌更具终极关怀的情怀，也更让我们感动。比如曹操的这首诗——
短歌行 曹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凡是读过曹操这首诗者，都会被莫名地感动。不同于对毛泽东诗词的阅读，那个时候，我们是震慑于作者的帝王气度，可是，在曹操的诗歌中，我们被感动的，却是作者的人生情怀。不难发现，诗歌中的曹操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身份转换，本来，一般的帝王诗，往往都难以脱离自己的帝王身份，或者是一个流氓气十足的帝王，或者是一个附庸文雅的帝王，或者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也因此，这些诗歌往往写的很像政治文件，好的，则像政治宣传诗。但是，在曹操的诗歌中，却开始离开了这种特定的帝王身份，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诗人、真正的诗人。也因此，他也就在自己的诗歌中加进去了一点多出于一般的帝王诗歌的东西。这就是一种人生的普遍感伤。这一点，可能是自觉地，也可能是不自觉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曹操已经不是帝王，而只是人。
具体来说，曹操在自己的诗歌里加进去的的，就是：慨当以慷。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在平定了北方割据势力以后，朝政也被他稳稳地控制在手里。于是，他率领八十三万大军，直捣三国赤壁，准备与孙权和刘备决一死战，从而最终一统中国。那年的十一月十五日，曹操在大船上摆酒设宴，款待众将。席间，曹操先以酒祭奠长江，然后横槊赋诗。这，就是《短歌行》。
非常可贵的是，恰恰也就在这个时候，做为最高统帅的曹操，却偏偏溢出了统帅的身份轨道，他没有像毛泽东那样仍旧以最高统帅的身份疾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而是悄然回归了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犹如所有的人一样，不论是期待着大成功，还是期待着小成功，往往都有一种隐隐的担忧，唯恐自己跑不过冷酷的时间，尤其是在胜利的一瞬间，更是有一种百感交集同时又祈祷自己不要功亏一篑的感慨，这就是我们人人都会出现的不能实现理想的一种慷慨之情。所谓“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类似的例子，是我看到的一个电影，其中讲到了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的爱情故事，就在一天晚上，当两个人彼此确认了爱情之后，那个女生突然非常严肃地说：咱们分手吧！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当时真是觉得电影的导演太了解爱情的微妙心态了。刚刚得到了爱情，但是却又唯恐失去，因此不惜设想干脆不要开始，其实，正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公元前201年，时年四十岁的吴芮与同甘共苦多年的爱妻毛苹共同庆祝自己的生日，席间，其妻吟咏云：“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吴芮听罢，内心波澜起伏，情不自禁而言：“芮归当赴天台，观天门之暝晦。”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可以因此而死去了，死后请把我送回家乡，我要和父母一起，朝迎旭日东升，暮送夕阳西下。熟悉西方文学作品的人一定会立即想到歌德的名作《浮士德》中的名言：“多么美呀，请停留一下”。完全一样的，在事业一旦成功的瞬间，他们想到的，竟然不约而同，都是可以慨然离开尘世。显然，这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从这个角度再去品味一下曹操的诗句，可以看出，他的诗歌之所以能够赢得那么多人的心声，无疑是因为深深触及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弦，因为“人同此心”。我们固然没有贵及帝王，甚至，我们大臣都没有当过，可是，这一切都并不影响我们被曹操的诗歌所触动。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同样柔软的地方，我们都希望成功，我们也都在与时间赛跑，可是，我们究竟能否跑得过时间？这却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也因此，当我们经过了艰难的拼搏，终于来到了成功的门前的一瞬间，心中都难免会有一丝丝莫名的感伤。而曹操，就正是第一个在诗歌中说出了这种莫名的感伤的人，因此，他的诗歌才得以不朽。
“千古词帝”
在讨论了毛泽东和曹操的作品之后，再回到李后主的诗词，我们不难发现，李后主之所以会被公认为“千古词帝”，真是毫无悬念，而且至今无可取代。原因很简单，尽管身为帝王，但是他的作品中却蕴含了最多的人类情感。
例如这首《相见欢》——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这是李后主囚禁期间的作品，表面上看，似乎是上阕写景而下阕言情，其实完全不然，它是凄婉之情一以贯之，上下阕都被笼罩其中。劈头一句：“无言独上西楼”，就全无帝王身份，全然一介孤独身影。而全篇本来是写“失国”，但是，李后主的深刻却在于：他竟然透过“失国”，把自己的忧思提炼为人人心中所有的“离愁”，而且，一开始他还试图打一个奇妙的比方，离愁无法根除，就是拿剪子也无法剪断；离根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因此也是理不顺的。最后，他干脆连比方也不打了，因为在他看来，这离愁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说清的，反正，就是“心头”的“别是一番滋味”。
显然，帝王并非人人能做，灭国的帝王更是很少有人能够得以充当，但是，李后主写的却不是帝王的“失国”，而是因为自己的“失国”而更加深刻地体验到了人人都会体验到的“离愁”。这样一来，它所都独有的“失国”体验，就极为有力地深化了他对于“离愁”的体验。结果，他对于“离愁”的体验反而最为深刻，最为触动人们的心扉。试想，如果他不是进而写“离愁”，而是仅仅肤浅地去写“失国”，那么，这种特殊的情感，又有谁能够懂得？更有谁能够被触动被打动呢？！
再如这首《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饷贪欢。
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我一直认为，这首词应该是李后主的压卷之作。当然，每个人对于李后主的诗词的喜好各自不同，但是，从美学的角度，从终极关怀的角度，我却忍不住要说，只有这一首，才是巅峰之作。因为，正是在这一首里，他把生命的有限与无限、把想控制命运又控制不了的那种微妙感觉清清楚楚地把握到了，而这正是在过去的中国诗词里所从来没有的。这就是：“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失去自己，都会“不知身是客”，都会“一晌贪欢”。换言之，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生活得很真实，可是，实际呢？其实却是在梦里，事实上，却是命运被别人掌握在手中。因此，此刻究竟是在“天上”？抑或是在“人间”？全都未可知也！就是这样，李后主又一次透过自己的“失国”之痛，进而触及了人们在生活中通常都会经历到的一种人生体验。而且，简单几句话，就概括了人们的普遍遭遇。由此，人心中最柔弱的部分被唤醒了，人生中最神秘的部分也被唤醒了。
由此，我又想起了海明威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及的自己在《老人与海》中比别人多看到了什么的时候所回应的，“更深的东西是您懂了以后所看到的东西。一个作家应当懂得许许多多东西。”我记得，美国艺术史家贝瑞孙不满足于海明威的回应，因此，就干脆挑明曰：
《老人与海》是一首田园诗，大海就是大海，不是拜伦
式的，不是麦尔维尔式的，好比荷马的手笔；行文又沉着又动人，犹如荷马的诗。真正的艺术家既不象征化，也不寓言化—海明威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但是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品都能散发出象征和寓言的意味，这一部短小但并不渺小的杰作也是如此。
在李后主的诗词中，我们也看到了处处“散发出象征和寓言的意味“，换言之，能否这样来表述呢？李后主在自己”懂了以后所看到的东西”里，放进了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象征和寓言”，于是，李后主最终成为了“李后主”！
“永远是一个谜”
海明威说过：“真正优秀的作品，不管你读多少遍，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写成的。”“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有其神秘之处。而这种神秘之处是分离不出来的，它继续存在着，永远有生命力。”法国现代诗人儒夫也说过：“任何一首诗，只要它是真正的诗，那么它就永远是一个谜。”
可是，为了能够说清楚李后主的“成功”，为了能够说清楚李后主的作品中究竟“多出了什么”，抑制不住的冲动，还是让我铤而走险，说了上面的这些话，是否能够道出李后主的“成功”？实在没有把握，不过，既然一部伟大的作品“永远是一个谜”，其中的“神秘之处是分离不出来”，那么，更加重要的，就是去勇敢地探索？不停地探索？就是去享受探索的过程给我们带来的愉悦？
我愿意把我的上面的这些话都当做一种探索
当然，我也希望自己的上面这些话，能够些许有益于所有喜欢思考喜欢探索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