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我是一个70后，可以说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和很多人一样，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希望和九十年代逐渐产生的迷惘，在八十年代，《希望的田野》这首歌代表了我们整个民族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对未来的乐观期盼，但九十年代后，生活水平还在提高，但很多人对未来的没那么乐观了，希望逐渐被迷惘所代替，未来成了一个不确定性的东西。这反映了邓小平时代复杂性的一个方面。
这一段时间，电视上正在播放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网上，我发现一些左派朋友借这部电视剧，对邓小平百般批判，对其中的一些批评我很不认同，有一种为邓小平辩护的冲动。
在媒体上，又充斥着对邓小平的颂扬和赞美，其中有些我觉得说的不对，很想说邓小平时代没有媒体说的那么好，邓小平很伟大，但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伟大。
长期的历史中，知识分子素来以民众利益代言人自居，其实这只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手段，他们总是能把自己的利益诉求包装成民众的利益诉求，比如说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他们追求的言论自由不过是知识分子的自由，干老百姓何事?老百姓有了言论自由，也不能发表在媒体上，只能私下扯淡，媒体上都是知识分子的言论，公共的言论自由其实只能是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老百姓只是知识分子争取自己权力的工具而已，这种状况今天依然存在。
随着技术的发展，有了互联网，民众有很多权利需要去争取，其中一个就是争取反代言，就是反对知识分子再代言我们，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自己说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当然，鉴于思考的痛苦性，很多人无论有什么工具，都只是跟着知识分子后面摇旗呐喊的傻瓜，被知识分子当枪使，因为这些人既不想思考，又想一副掌握真理的样子，能不被知识分子利用吗?所以说，民众的反知识分子代言要想成功，路还长着呢!不过，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公知，由香变臭，可算是反代言的阶段性胜利。
要反代言，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看法说出来，我们看法也许不同，但要积极的说出来，否则我们就会被代言，一小撮高声说话的人的力量，可能远远大于沉默的大多数的力量，要维护大多数的利益，唯有大多数不再沉默。
所以，我成长于邓小平时代，又是一个从小喜欢读报纸的人，喜欢胡思乱想的人，我有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就是我的看法，谁都别想替我代言。所以说此文内容，或正确或荒谬，可供讨论和批评，但是我要的主要是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
(二)邓小平时代
按照一般的常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后邓小平时代。本文把邓小平时代和后邓小平时代统称为邓小平时代。原因很简单，邓小平的后继者基本继承了邓小平的衣钵，在邓小平设定的框架内领导中国发展。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邓小平各种理念的深入和极端化。邓小平时代和后邓小平时代的关系，有点像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关系，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还是古典自由主义那一套，但是的确把古典自由主义那一套给极端化了。鉴于邓小平时代和后邓小平时代的内在统一性，本文下面提到的邓小平时代都是指从改革开放开始到今天的时期。巧的是，邓小平时代的改革走向在今天看来，也是新自由主义。
固然，邓小平没有搞大规模的国企私有化，没有让大批的国企职工下岗，没有因教育、住房与看病的市场化而形成的“新三座大山”，但是邓小平为这一切打下了基础，是邓小平改革逻辑的结果。
(三)左派和右派无法客观评价邓小平时代
所谓思想上的左和右，其实就是指人们所秉承的对立的意识形态，左派和右派的斗争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为什么说左派和右派无法客观评价邓小平时代呢?其关键就在于评判标准。左派和右派的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是否有利于其意识形态。老百姓再受苦，只要有利于其意识形态，就赞扬;老百姓再高兴，只要不利于其意识形态，就批判。比如说，前苏联解体时，当时国家经济崩溃，老百姓生活水平大幅下降，“1994年，俄罗斯的男性人均寿命降到了58岁，低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只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好一点。”(《世纪大拍卖》)，我记得苏联解体时，我所在的三四线城市都有很多的前苏联的姑娘来饭店端盘子，成为饭店招揽生意的噱头。在民众生活如此不堪的情况下，中国的自由派对苏联解体民主化都赞美不已，为什么，意识形态作祟而已。而今天的一些左派，不顾毛泽东时代的饥荒与贫苦，控制与不自由的事实，把毛泽东时代给浪漫化了，都快成了《镜花缘》里的君子国了，这还是意识形态的原因。这样的左派和右派，用意识形态作为评判标准，就不可能得出客观的有意义的评价。
在不少左派眼里，改革开放全是错，就是一步步走向资本主义，就是人民受“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这不是事实，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是大幅提升的，这个我是有体会的，我并非大富大贵之人，普通人一个，其实大家也是有体会的。
当然左派比较多说的“底层”。但就底层而言，在邓小平时代也是受惠的，在201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据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统计显示，中国已提前实现将贫困与饥饿人口减半、普及初级教育、降低儿童死亡率等目标，其中在减贫方面，过去二十年中全世界摆脱贫困人口中的70%是由中国实现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克拉克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中国的进展向全世界表明千年发展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2010年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仍有14亿人口生活在没有电力供应的夜晚，解决供电问题是帮助他们脱贫的重要手段之一。报告统计，现阶段，美国纽约州1950万人口的居民用电量与除南非外撒哈拉以南国家7.91亿人口的用电总和相当。报告指出，电力供应问题远不止是一个生活方便不方便的问题，它与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密切相关，关乎贫困人口脱贫大计。报告特别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电力供应的“亮点”，预计在2015年前能够全面实现全人口居家电力供应普及。
中国的发展不仅惠及中国的贫苦人口，据联合国官员说，在使非洲摆脱长期贫困问题上，中国能作出独特贡献。
应该说，邓小平时代，尤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好处是普惠的，大家都是得了好处的。所以我为什么说左派批判《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时我想辩护，因为这部电视剧表现的是1985年前的邓小平，这个时候的邓小平在把中国从极左往右边拉，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邓小平时代后来是不是被拉向了极右，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是电视剧里的邓小平虽然把中国在向右拉，还绝没有到极右，这样猛烈的批评是不符合事实的。
右派眼里的邓小平，经济改革是支持的，但对邓小平有两点不满，一是没有进行他们所说的政治改革，就是放弃现有体制，全面转向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尤其是八的平方事件，罪大了去了;还有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没有彻底的市场化，私有化，就是经济体制新自由主义化。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政策发展就是一步步按照右派的要求在走，但是已经造成了很多的问题，比如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发展的趋势不是共同富裕，而是马太效应，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这几乎可以宣告改革失败了。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社会问题，就是这个两极分化造成的。但是中国的右派们，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依然不顾现实，一根筋似的一条道走到黑，依然沿着新自由主义的路子狂奔。即使是今天，他们依然打着国企尤其是央企的主意，利用中央的混合所有制提高效率的想法，想偷梁换柱变成国企私有化的新路径。他们说国企的存在是社会贫富分化的原因，要改，我们且不论此论的正误，只说用他们的解决方案私有化后，贫富分化会增加还是会减少?是老百姓从私有化中受益，还是拥有大资本的少数人受益?如果你还没被忽悠残，答案不言自明。
所以我说，自由派对邓小平的不满，也可能恰恰是邓小平高于这些自由派的地方。按照自由派设计的路径走，今天的中国可能民众更分裂，社会危机更为严重。
当然，我上面说的脱贫和两级分化并不矛盾，两极分化和底层的收入无关，只是相关高低的差值。所以说，今天的底层，也多是脱贫的底层，以前没有底层，也很多是没有脱贫的“非底层”。
左派和右派都应该学习邓小平的一点是，要有实事求是和务实的精神，别被意识形态遮住了眼睛和屏蔽了脑子，三个“有利于”就是脱离了意识形态的羁绊。
(四)改革开放的合法性的确是建立否定前三十年的基础上
前一段官方说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从历史上看，在我的印象里这不是事实。这从两件事大致可以看出。
其一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文字里，都在讲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长期以来我都以为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后来看了一些资料，我们可以说那时老百姓很穷，生产力比较落后等，但是说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绝对的夸大其词。与其说这是事实描述，不如说是为了给改革开放提供合理性。改革开放的合理性或者说合法性不就是建立在对前三十年，尤其是对文革的否定基础上的吗?因为要崩溃了，所以必须改革，只能改革，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种手法有点像撒切尔夫人推销新自由主义说的“别无选择”。
其二是我记得我上小学那会儿，按照老师的布置，经常写一些忆苦思甜的八股文，其中经常用到一句话：“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然后写大家过的如何的倍爽，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那叫一个惨啊。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什么，其实那时我并不知道。我们的这种写法很多学生都在用，甚至很多成人也在用。这难道不是对前三十年的否定吗?
另外，当时的文艺也是如此，像伤痕文学，还有知青文学，我看过的小说和电视剧《蹉跎岁月》等。著名导演谢晋拍摄的一系列的电影《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等，不都是对前三十年的否定吗?我记得我小时候从父亲那里拿到一本小说集，全是批判前三十年的，其中一些情节还记得，但是名字记不清了，现在我只记得其中一篇的名字《小镇上的将军》。我记得小时候看电影《小街》，后来郭凯敏为了给张瑜偷一根辫子，被打的双目失明，我就恨的不行，对文革恨之入骨。现在想来，文艺真的关乎政治，对我的政治倾向影响很大。后来看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就恨纳粹。看小说《那儿》后，不久发生了通钢事件，激励我写了批判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文章，写的肤浅无所谓，重要的是把自己想说的说出来。
今天，一些左派用前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而用改革开放否定前三十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主流话语一以贯之的。官方宣布互不否定，也同样是出于政权合法性的考量，可以理解的，关键是要想法把话说圆了，比如可以说这是党的与时俱进，按照金一南的说法，这叫党的“可塑性”(金一南这种说法在“互不否定”之前提出的)。
(五)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争
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争简单的说就是“左退右进”，有些争论，像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争，也被放进左右之争，这属于“中国特色”，很不普世。因此在中国当下的语境里，基本上意识形态之争都可以放到“左右之争”这个大筐里。
改革开放后的左右之争，基本上是当初的反文革派之间的争执。为了方便说明，我这里简化的说，假如文革是极左的一个点，彻底的新自由主义是极右的一个点，那么这两点之间有一个线段。刚改革开放时，支持文革的精英基本被清洗出精英队伍，留下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都是反文革派，他们联起手来，把中国从极左的这个点沿着线段向右边拉，所以后来的左右之争不是反不反文革，而是在拉的过程中，应该在线段上的哪个点停下来。一些政治精英认为应该早一点停下来，这就和要继续拉的精英发生了矛盾，这些要早一点停下来的精英后来被右派们称为“老左派”，我看到右派的一些文字里，老左派里被称为“左王”的就至少看到三位：胡乔木、邓力群和贺敬之。有意思的是，我从来没有看到“右王”的称谓，这大概是右派掌握话语权的一个体现。这些老左派在于继续右拉派的争执中，虽间或有小胜，当整体就如我说的“左退右进”，中国还是继续往右走，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老左派已经基本边缘化了，八的平方事件后，老左派以为自己的第二春来了，可以把中国向左拉了，结果邓小平南巡后，老左派基本被打残了，失去战斗力了。邓小平南巡后，中国不但被右派们继续往右拉，而且向右的速度大大的增加了。所以说，邓小平的南巡是右派们对他最为赞许，最为津津乐道的，像朱学勤就说：“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从某种意义来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没有邓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临的。”(《激荡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