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去世前是否留下有“政治遗嘱”，一直是中国当代史学界争论不已的话题。人们希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面世《毛泽东年谱（1949-1976）》，能够把这问题讲清楚。这部工程浩大，学界翘首已久的年谱，虽未如人们所愿，最终了结这一桩历史公案，但还是对坊间流传已久的陈说提出了一些纠正性的说明，使这一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试就“政治遗嘱”的来龙去脉作一梳理，以献疑于方家。
一、两个日期引起的疑问
国内公开出版物最早提及毛泽东“政治遗嘱”的，当属1988出版的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该书在第七章之“巨星殒落”一节中称：
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时候，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对他们作了重要谈话。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金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从这个重要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清醒地知道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少，他深为未来忧虑。他对华国锋等人诉说衷肠，希望他们维护“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很清醒的。他悲观了。
上述“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段话，后来就被人们称之为毛泽东的“政治遗嘱”。惟如此重要的“政治遗嘱”，王年一并没有注明出处。
《大动乱的年代》是中国大陆有关文化大革命历史最重要的著述。1988年12月，作为河南人民出版社“1949-1989年的中国”丛书中的一种，印行第一版。至1992年3月，不及三年半的时间，已经印了五次，版已不能再用，必须重排。趁重排之际，王年一对全书作了修订（“政治遗嘱”中，将“总可以论定了吧”改为“总可以定论了吧”；“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改为“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作为河南人民出版社“20世纪的中国”丛书之一，于1996年8月发行新版。在新一版中，这段“政治遗嘱”同样也没有给以出处。而且“论定”是“盖棺论定”的意思，比后来改的“定论”，要更恰当。可见王年一修改的笔法是很随意的。2009年，在王年一去世之后，《大动乱的年代》由人民出版社襄助再版。该书是时任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正师职教员的王年一的个人著作，但又是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公开发行的（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1996年8月版后记。2009年再版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一向被视为官方正规出版物。王年一深信其真实性的毛泽东“政治遗嘱”，亦就随书广为散布，影响深远。
《大动乱的年代》1988年版在“对他们作了重要谈话”一句之后，有一注释：“具体时间不详，一说1976年1月13日，一说1976年6月15日。”1996年新版该注释加了一句话，“6月15日的可能性大”，2009年版又删去了这句话。
我们对毛泽东的“政治遗嘱”存在与否有所怀疑，就是从王年一给出的这两个日期开始的。
（一）对1月13日说的疑问
疑问一：关于召见名单的排序问题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当日新华社发布的“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涉及所谓毛泽东召见的五位政治局成员排名顺序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华国锋、姚文元（在此名单中，政治局常委与政治局委员分别以姓氏笔划排列）。新华社发布的1月11日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及1月15日参加追悼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五人的排序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退一万步说，即使有1月13日的召见，排列的顺序亦应为同上之王、张、江、姚、华。只是到了1月21日、28日，毛泽东才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2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中共中央1976年1号文件），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换言之，只有在1976年2月2日以后，五人的排名顺序才可能会发生变化。
疑问二：“在场”的与“未在场”的
在王年一书中所谓的召见名单中，还有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毛泽东的表侄孙女王海容。诚然，在1970年代中期不短的一段时间里，王海容与唐闻生一道，经常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确有过“通天”的特殊地位。但自1975年10月以后，这种“通天”的特殊地位悄然起了变化。毛泽东把她们看成搞政治投机的“小耗子”，从而疏远了她们。1975年10月，在中南海毛泽东家中长大的、毛泽东的亲侄儿毛远新，已来到伯父身边，“成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页1752）
由于毛泽东自始至终对毛远新有一份特殊的亲情，更重要的是，两人在政治观点上的趋同性，毛远新马上成为毛泽东政治上的传话人，在毛泽东身边的地位，远远超越了王海容。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3月，王海容仅剩下在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的场合，才能匆匆见到毛一面。因此，很难令人相信，在1976年1月，在所谓毛交代他的“政治遗嘱”的重要时刻（如果确有其事的话），在场的为什么是王海容而不是毛远新？！
疑问三：“政治遗嘱”的基调与毛泽东同时期讲话的基调完全不同
1975年12月18日，毛远新向毛泽东请示称：
上次请示是否可以把主席近一时期有关指示整理一下，开会时印发大家学习，主席同意可以试试。
我试着综合了一下。为便于大家学习理解，没有按时间顺序，而是根据内容整理的。
主要三个方面：
1、阶级斗争为纲
2、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
3、当前运动的方针、政策
这样编排是否妥当，送上草稿，请主席批评指示。
1976年2月2日，毛远新又致函毛泽东称：
根据大家的要求，我对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整理的主席有关指示作了一些补充，现将补充过的段落都重抄一份，请主席审阅。
主要是最后一段（?）把对小平同志的批评和政策界限集中在一起，这样安排是否合适，请主席批评指正。
如果这样安排原则可行的话，我请东兴同志印一个清样出来，再送主席审阅。
上述两函，毛泽东阅后均批：“可以。”
由毛远新整理并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1976年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作了传达。3月3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转发全国。
《毛主席重要指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部分称：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毛泽东上述言词，总的来说，基调是积极的。对于“文化大革命”，毛坚持“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的肯定态度。相反，所谓“政治遗嘱”，基调是灰暗消极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对中国的未来前景，充满了忧虑之情。以王年一自己的说法，是毛“他悲观了”。两者之间明显的差别，所谓“政治遗嘱”孰真孰假，不是一目了然的吗？况且，更重要的是，如果1976年1月果真有这么一个“政治遗嘱”，毛远新能不整理进同一时期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去吗？！
疑问四：紫金城？还是紫禁城？
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疑问。在王年一版的毛“政治遗嘱”中，有一句“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金城”。请注意，《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生前的两个“政治遗嘱”版本，都是“紫金城”而非“紫禁城”。直到2009年人民出版社再版时，在王年一已去世的情形下改为“总算进了紫禁城”。何谓紫金城？原来，称之为“紫金城”的一大群建筑物，并不在北京，而是在湖北武当山的天柱峰。紫金城是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按照自己居住的北京“紫禁城”，为传说中的真武大帝在人间修建的“玉京”。而“紫禁城”才是位于北京的明、清两朝皇宫的别称。王年一未有弄清两者的分别，本不足奇。难道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的毛泽东，也会弄不清楚吗？对此，我们只能这样认为，王年一自己并没有亲眼看到过“政治遗嘱”（假如真的有这个东西）的文本，而是根据坊间流传的材料，辗转誊抄过来的。
（二）对6月15日说的疑问
疑问一：还是“在场”的与“未在场”的
这还是上面已经讲过的问题，参加会的人员名单。如确有此次召见，召见名单中的政治局成员排序，到了1976年6月倒是对得上号的。但问题是，此刻的王海容则不会出现了。
据曾任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组长的汪文风称，王海容、唐闻生有一段时间是跟着批周恩来的，“毛主席深知‘批周民必乱，反周民必反’，所以，他在一次接见高级干部时说：‘是这两个小娘儿们，把总理、叶帅整得好苦，话也不敢说了。’”“这两个‘小人物’也怪鬼的，见毛主席的身体一天天不行了，就往平反复出的领导人身边靠。毛主席知道了，说：‘这两个小耗子，看见我这只船要沉了，就跑到别的船上去了。’”（汪文风：《从“童怀周”到审江青》，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版，页154-155）
不知道汪文风所传以上毛泽东的话准确程度如何，汪文风也没有告诉我们毛泽东说这些话的准确时间。但有确切材料表明，1976年4月25日，乔冠华夫人章含之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密告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章含之称，邓小平带话给王海容、唐闻生，说康生想见她们，王、唐后来要“替康老传话”，“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章含之还称，“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 。我们推测，毛泽东指责王、唐“这两个小耗子”，应是在收到章含之的告密信之后。
新华社发布的电讯和照片表明，毛泽东1976年4月30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5月12日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及5月27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时，王海容已不在现场，连唐闻生的“主席翻译”角色，亦已由冀朝铸所取代。
汪文风还称，“几个‘小人物’，为争夺靠近主席身边的那个地位，就是在主席面前说别人的不是，你争我夺，把主席气坏了。有一次毛主席特别下令，不许那两个‘小人物’到他那里去，还叫毛远新收回了存放在这两个‘小人物’处的亲笔手稿。”（汪文风：《从“童怀周”到审江青》，页152）
事态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更有充分理由怀疑，为什么召见名单中还是王海容而非毛远新？！
疑问二： 毛泽东此际还可以说这么多话吗？
有关毛泽东1976年的身体状况，此时期一直在毛泽东身边的张玉凤和毛远新各有基本相同的描述。张玉凤后来回忆道：“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摩，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一期）
毛远新也讲到：“主席进入1976年后，除了‘您好’之类的一些生活用语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专有名词，他讲的确实谁都听不懂了，但他头脑还清楚，所以就用手写。有的书上说，主席还几次会见外宾；可查查外交部的记录，看主席究竟讲了几句话，讲了些什么，不可忽视其中还有翻译的作用。”“1976年四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的原话是‘黄猫’。我说的这些在档案中应该都能查到。我过去同你说过，主席给我用手写的文字根据有一大摞。因此，我说主席进入1976年后，他虽头脑清楚，但他说的话绝大部分谁都听不懂了，这确是历史事实。”（阎长贵：《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该文还转述毛远新称：
关于主席常用手写，我讲几件事：
一、主席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他还是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他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副手吗？”对这句话中的“遵义会议”我根本听不懂，这句话就是他用手写的。
二、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和对邓小平的处理意见也都是主席用手写的。
三、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见主席时，主席对华说的那几句话为什么用手写，还不是因为华听不懂吗？按说，华长期在湖南工作，还在湘潭工作过，他不应该听不懂主席的湖南话吧？！正因为华听不懂，主席才把这几句话--极普通的话（按：“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用手写出来。（阎长贵：《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
以上毛远新讲的第二点，有材料可供佐证的是，1976年4月7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汇报后，关于“天安门事件 “的性质，仅写了如下几个字：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谈话（毛远新笔记），1976年4月7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777）毛远新所讲的第三点，张玉风也说过，”当时，主席说话已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把上面的话重复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主席要纸和笔，我扶着，他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778）
《毛泽东传（1949-1976）》又称，”一九七六年二月至五月，毛泽东仍扶病在他日常起居的书房里勉强会见几批外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老挝总理凯山·丰威汉、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在见到毛泽东的外国政治家眼里，他已是一个不能独自行走、面容憔悴和说话困难的衰老病人。双方彼此简单地‘寒喧’几句，会见就结束了。五月二十七日，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来访，成为毛泽东会见的最后一批外宾。当华国锋陪同客人进来时，毛泽东已无法站起来，只能坐在沙发上表示欢迎（此处有误。经再三观看此次会见的视频，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还是可以短暂地站立的--引者）。这次会见只进行了十分钟，可能是他会见外宾最短的一次。六月，中共中央宣布毛泽东主席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
《毛泽东传（1949-1976）》还称，”从这年五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六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
从上述情况可见，毛泽东起码自1976年4月初起，口语表达已呈不连贯性，发音含混不清，只能以手写的极简短语或词组甚至单字（如首都、天安门、烧、打、性质变了）表达意思，”身体极度衰弱“……，而且在6月初又大病一场。而到6月中旬，毛泽东是否脱离危险期还未可知，但他严重的语言表达障碍反而产生了不可思议的逆转，还能如常人般清晰地讲述那么一大番话！这样的”神迹“，有可能吗？！
二、王年一、胡绳等对”政治遗嘱“的宣扬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对”政治遗嘱“的表述
1989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属下的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由马齐彬、陈文斌、林蕴晖、丛进、王年一、张天荣、卜伟华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该书的前言注明，全书的编写组织工作由马齐彬、陈文斌负责，并由陈文斌统稿；各个历史阶段分别由不同的学者撰稿，其中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5月-1976年10月）的撰稿人是王年一。
关于毛泽东的”政治遗嘱“，该书的表述如下：
6月15日 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对他们说，人生70古来稀，我80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8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与大半年前出版的《大动乱的年代》相比较，王年一对”政治遗嘱“作了三处重大的再处理：
1. 将《大动乱的年代》中没有定论的毛泽东召见的两个时间，定格为1976年6月15日。
2. 将可能会引起争议的”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金城“一句删除。
3. 将”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改为”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
小的修改还有：《大动乱的年代》版的”总可以论定了吧“，改为”总可以定论吧“。此外，还有几处标点符号的改动。至此，”政治遗嘱“的形式算是基本固定下来了。但由此也可以看出王年一该说变动的随意性。犹如一块橡皮泥，搓来揉去，最终捏出个形状来了。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一书，仅自1989年8月初版至1991年1月，重印了三次，总发行量达4万余册。由于该书受欢迎的程度和浓厚的官方色彩，使”政治遗嘱“散布范围更为广大。
（二）胡绳对毛泽东”政治遗嘱“的有关论述
1993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历史学家、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为将在北京举行的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提供的一篇文章《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文中提及：
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话。这时，”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临近尾声，但谁也不知道局势将如何发展。据说那年4月30日毛主席讲的这段话，说的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后事。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这是指台湾--引者）收回罢了。”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
一个多星期后，12月26日，胡绳在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言，就《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发表后遇到的一些问题“简单地说几点意见”时称：
第七点，我的文章最后说到，毛主席临终前不久，讲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讲话的时间是6月13日，不知怎么，错写成4月30日，应该改正。前年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同志曾经建议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引用上，证明毛主席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但因为这本书的篇幅有限，如果引用这段话，还得加写些别的，所以没有引用。现在我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也算实现乔木同志的一个嘱咐。不过，这里也没有引用全。毛主席说，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说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根据这两句话也许还不足以证明他这时候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失去信心了。实际上他下面还有几句话。他说：“这两件事（包括第一件事，第一件事他说台湾还没有收回）都没有做完，这笔遗产将移交下一代去了。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荡中移交了，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风。”这反映了毛主席在逝世前3个月，身体很坏，心情很伤感。自然规律使他生命不能再延长一些，精力更充沛一些，要不然，他恐怕要重新考虑这些问题。（胡绳：《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的几点说明》，载《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2期）
胡绳上述文章和讲话，基本上肯定了毛泽东“政治遗嘱”的存在。奇怪的是，胡绳两次对“政治遗嘱”的引述都是片断式的，很不完整。然而，胡绳的文章和讲话，有数处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1. 在1993年12月17日发表的文章中，胡绳称毛讲话的时间“据说”是在1976年4月30日。在12月26日发言时，又更正为6月13日。虽则很快作出了纠正，惟为什么会发生“错写”日期的差错，胡绳其实没有交代清楚。
2. 胡绳更正说，“讲话的时间是6月13日”，又在1月13日、6月15日两个说法之外，多了一个说法。
3. 胡绳说，“政治遗嘱”是“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的。这就说明，官方的历史学家也承认“政治遗嘱”最初的传播途径是出自于民间而并非出自官方自己的正式渠道。且不说这个“社会上传出”可信不可信，既然是“社会上传出”的东西，作为严肃而又严谨的历史学者，胡绳怎么能得出“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的结论？！
4. 胡绳还说，“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这似乎不应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者所说的话。
毕竟胡绳历史上曾担任过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一系列重要职务，他的社会和学术地位远远高于王年一。经他这么一宣扬，尤其是他称“前年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同志曾经建议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引用上”，这样，以胡乔木的身份和口吻来说事，似乎就更具有了官方最高权威的认可。由此，胡乔木、胡绳、王年一众口一词，党史界对毛泽东的“政治遗嘱”的存在似乎已成了定论。
（三）质疑的声音
学界对毛泽东的“政治遗嘱”，虽然引用非常广泛，可谓耳熟能详，但私下里也一直是有些疑问之声的。如谈话时间、在场都有谁等等，早就有人提出过意见，希望有关方面能搞得更准确些。但公开对其真伪有无提出质疑的，还是最近不久前的事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深研究员李海文，在2013年初撰文称：“有人建议将这段话选入毛泽东选集或全集。研究历史，出选集、全集都要有文字依据，或是手稿，或是讲话记录稿，于是就查这段话是否有原始文字记录。”“当时，因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全集，从全国各地集中了大量资料，直接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拿到许多档案，但是没有查到有关这段话的任何原始文字材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1990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没有发表这段话，也证明这段话没有手稿或其他原件。”
李海文又讲：“毛泽东是不是向华国锋讲过这个话？1993年12月，电视专题片《毛泽东》播放的一天晚上，我到华国锋家里。华国锋郑重其事地说：‘海文同志！’他从来都称我海文，这次加上‘同志’两字，显得格外严肃和郑重。听他这么叫我，我心中一惊，仔细听他讲下文。他说：‘毛主席从来没有向我讲过这段话。电视里讲的是错的。’”（李海文：《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谈过“血雨腥风”中交班》，载《党史博览》2013年第3期）
对于胡乔木、胡绳、王年一这些权威人士的权威结论而言，李海文的质疑声音似乎显得单薄了些，但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如果这段为各类权威书籍广泛引用，人们耳熟能详的毛泽东“政治遗嘱”，竟然是查无实据的传言，这个玩笑可就开得大了！这一传言，不管其源头在哪里，是王年一影响了“两胡”也好，还是“两胡”影响了王年一也罢，起码他们都是乐于相信这个“政治遗嘱”是确有其事的，所以不但不会生疑，而且总是要找补漏洞，修正说法，一次比一次说得更圆些。
三、《毛泽东传》：一个注释的误导
2003年12月，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名义编写、由逄先知、金冲及担任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关于毛泽东的“政治遗嘱”，该书称：
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那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在“只有天知道”之后，该书加了一条注释：“参见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7年3月22日。”
没有看过叶剑英讲话原文的读者，很容易误认为该书所引的“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一整段话，是叶剑英本人所传达的。其实，这是《毛泽东传（1949-1976）》编写者的一个误导。只要查对原文就知道，叶剑英这天的讲话中，并没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以后这一整段话，叶没有说过毛认为对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更没有说过毛认为“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
叶剑英这天的讲话，确实多处提及了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但其原话及原意与《毛泽东传》所引的“政治遗嘱”大相迳庭。叶剑英的原话是这样的：
我再讲一个问题。毛主席生前曾经对我们讲过，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个多世纪以来，毛主席领导我们党进行了二十二年革命战争，二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主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在军事理论、文艺理论等方面，都总结了很多很宝贵的世界仅有的经验，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贡献。
叶剑英又称：
毛主席光辉的一生远远不只是做了这几件事。为什么毛主席只讲做了两件事呢？据我的理解，毛主席对他自己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事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能够巩固，是不是能够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之下继续斗争，继续革命，究竟他自己的事业能不能传下去，能不能贯彻下去？现在看来，有三条：第一条是，要认真地正确地选择他自己的接班人，能够继承他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在毛主席生前就解决了，很正确地选到华国锋同志作我党的领袖。实践证明，毛主席是选对了的。第二条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率领全国人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下大家放了心。第三条是，还要考虑到国内的国外的反动势力的破坏。……总之，从内部来的破坏，可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来解决，从外部来的破坏，可用人民战争办法来解决，这样，在华主席领导之下，就能保证我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继续革命，继续前进。
我再说一遍，毛主席光辉的一生远远不只做了两件事，为什么毛主席只讲做了两件事呢？毛主席所以这样讲，就是我党我军我们国家能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主要取决于我国的当权派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国防力量能否击败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只要我国的当权派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跟着华主席继续干革命，只要我们的国防力量能够击败帝国主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保证我们国家的安全，获得和平建设的时间，那么，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毛主席正确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的领导下，就能够继续前进。（叶副主席在中央工作会闭幕会议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1977年3月22日）
叶剑英的这段讲话，带有强烈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的语言色彩，叶欲以此表明，华国锋与他都是继承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且，叶剑英在讲话中，并没有交代毛泽东关于“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的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又是对什么人说的？）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与坊间所流传的毛的“政治遗嘱”有多么大的区别！在这里，既没有《毛泽东传》编者所说的“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也没有胡绳所说的毛“心情很伤感”，更没有王年一所说的毛“他悲观了”。而是表达了信心百倍，必然胜利的情怀。
四、《毛泽东年谱》对“政治遗嘱”的处理
2013年12月，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名义编写、由逄先知、冯蕙主编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年谱第六卷第649页有如下表述：
6月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毛泽东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一表达方式，比同为逄先知参与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有很大进步。年谱引用的，基本上是叶剑英的原话，而非坊间所传的毛的“政治遗嘱”，这与年谱在这一段话后所加注释的前半段“毛泽东说的这段话，转引自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大致是吻合的（如果用挑剔一点的眼光看，还是用“参见”比“转引自”叶讲话为好，因为它终究与叶讲话还是略有不同）。可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实际上是对《毛泽东传（1949-1976）》的张冠李戴作出了更正。
但是，上述表述方式依然存在两个不能让人满意之处。其一为谈话时间，其二为谈话对象。年谱的编者将毛这段谈话放在这一时间段（1976年6月），并将谈话对象认定为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几人，都是没有可靠的依据的，故而也是不合适的。
我们认为，毛泽东是极有可能讲过叶剑英转述的类似说话的，而且，极有可能讲过多次。虽然谈话的对象尚不能确定，但时间应大致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至1975年10月毛远新充任其“联络员”之前。其实，《毛泽东传（1949-1976）》本身引用过的两个材料即可见其蛛丝马迹。其一为毛的护士长的回忆：“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载《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645）其二为毛的机要秘书的回忆：“七三年，在游泳池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载《毛泽东传（1919-1976）》下，页1645）
《毛泽东年谱（1949-4976）》在引述“叶剑英版”的毛的谈话之后，所加的注释后半段是：“关于毛泽东说他一生中做了两件事，在一些书刊中曾经流传一种说法：人生七十古来稀，……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对上述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材料。”
以上所引注释省略了的内容，与《大动乱的年代》1996年版的“政治遗嘱”基本一致，仅有三处改动：一是“盖棺定论”改为“盖棺论定”；二是“总可以定论了吧”改为“总可以论定了吧”，三是“紫金城”改为“紫禁城”。
那么，“王年一版”的毛泽东“政治遗嘱”是从哪里来的呢？笔者认为，这绝不会是王年一自己编造的，肯定有所本。在王年一写作《大动乱的年代》时，正是中共全党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整党运动时期。“彻底否定”的难点是如何看待毛泽东的历史责任问题，很多官方理论权威都想找出一个更好的解释。而让毛泽东自己承认“文革”失败了，他对“未来”悲观失望了，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解释。这样，在思想理论界内部探讨中的一些观点和想法，在流传开来的过程中，很可能会附着在某位中央高层人士身上，甚至可能最后成为毛泽东自己的东西。这是在某些政治流言流传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情况（著名者有1970年代流传的毛泽东对江青的严厉批评：“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事后证明，这不过是流言制造者的一厢情愿）。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毛泽东的“政治遗嘱”与“整党”思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完全吻合于八十年代“整党”时官方的主流论点，而与刚刚粉碎“四人帮”时官方主流观点差距很大。王年一轻信了出自于民间的内部小广播，于是，就有了这份毛泽东的“政治遗嘱”的出笼。当然，这也仅仅是我们的推断，但我们认为，以上流传过程的推断，才应“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
来源:《领导者》2014年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