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廖汉生43岁，已是国防部七位副部长之一。翌年，中共首授军衔，七人当中，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获授大将衔，萧克、李达获授上将衔，最年轻的廖汉生为中将衔。虽然，国防部副部长不具实权，只是一荣誉性职务，但这本应为大将、上将才得以拥有的光环为什么会落在仅为中将的廖汉生头上，始终有些令人不解。1956年，廖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7年，以中将军阶接替刘伯承元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调至握有重兵的北京军区，接替赖传珠上将任军区政治委员。
廖汉生与贺龙、杨尚昆都有一些沾亲带故的关系。廖与贺龙同为湖南桑植人氏，两家仅隔一座山头。廖自幼与贺龙二姐的女儿订下了“娃娃亲”，所以，文革中有廖是贺的外甥女婿的传闻，大抵与事实相符。廖高小毕业之际，湖南农民运动的浪潮正席卷湘西，他跟随贺家姐弟走上了工农武装革命之路，自此与贺龙一家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中期，传说乡中妻子已殁，贺妻薛明便将延安时期的同学白林介绍给廖，白林，就是杨尚昆的妹妹。建国后，却又得知贺龙的外甥女尚在人世，但与白林的婚姻木已成舟，廖因此对前妻不免有负疚之感。与贺龙非同寻常的关系，文革前，是廖汉生政治上的正资产，这也许是他在中共建国后仕途顺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文革中，正资产变为负资产（这是一个近年才出现的新名词），因为有这一正一负，叙述其建国后军事、政治生涯的《廖汉生回忆录（续）》〔1〕，也就应该颇具可读性。
1、杨尚昆的妹夫
1965年11月间，廖汉生正在河北邯郸参加“四清”，得知白林的五哥杨尚昆被突然免去中办主任职务，调往广东工作。“当时，我们认为这只是一次正常的干部下放，能上能下嘛，没有想到其中会有什么问题。杨尚昆离开北京时也没有对亲属们透露半点真实情况”。“直到1966年4月14日晚，在华北局书记处会议上，我才第一次听到李雪峰传达‘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2〕，“从4月14日第一次听传达，到这次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一直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没有向妻子白林透露一个字”。
中央高层的斗争，连廖汉生这样地位的高干开始时都未察分毫，关系到妻舅政治生命的大事，也只是在组织上正式传达时才“第一次听到”，且不能向妻子“透露一个字”，当时中共党内组织纪律之严密，于此可见一斑。
不过，虽然与杨尚昆关系不一般，但廖对杨经历的叙述却未必准确。廖谓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军委秘书长，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据《杨尚昆回忆录》，1940年，杨离开北方局回延安，北方局书记名义上仍由杨挂着，实际工作由彭德怀代理。延安整风时期，中央仅分配杨担任一些研究性工作，这与杨被视为是当时正受批判的国际派一分子有关，同一原因，虽然杨1944年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由候补中委递补为正式委员，翌年“七大”却未能重新当选。当时，“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等接踵来到延安。中央决定我协助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接待来客，在接待美军观察组时用的对外身份是军委秘书长”，杨在下文中又一说法是“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3〕不管是“军委秘书长”或“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笔者认为，似应后者为确），按杨自己的说法，都是“对外身份”。所谓“对外身份”，就是虚衔而不是实际职务，毛此时期不可能将任何重要军内职务交杨。他的实际职务是中央外事组组长兼交际处长。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李富春调任冀热辽中央局书记，据《杨尚昆回忆录》，“李富春同志一走，弼时同志提议由我接替他的工作”，“李富春同志临走时，把办公厅的工作向我口头移交”，“后来到了西柏坡才有正式的任命”。〔4〕所以，据杨本人所说，他实际上自1945年已是中办（时称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1948年再由中央正式任命。而不论是1945年或1948年，杨担任此职务是在“解放前”而不是“解放后”。话扯远了。
廖汉生说，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原在国务院教育部机关党委办公室工作的白林，“就因为尚昆的‘问题’，不适合做党办工作，调整到其他处工作”，“20天以后，贺龙元帅家里传话给我，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意见”，“事隔一天，王尚荣来到我家，转达了贺龙副主席的意见”。周恩来是什么意见？贺龙又是什么意见？廖汉生都没有说清楚。随后，“我向白林转达了领导同志的意见，要她接受组织的考察”，廖又分别向贺龙、叶剑英、李雪峰、杨勇、郑维山汇报了情况。
妻舅出事，妻子的工作都要作调整，要“接受组织的考察”。什么叫“株连”？这就是“株连”。不过，对廖汉生本人，似乎一时尚未波及。
2、扩编前的北京卫戍区
忆及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后的紧张日子，廖汉生说：“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16’通知的当天深夜24时，总参谋部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我传达了中央关于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的指示，并交代了北京军区的任务：调两个师来京，归北京卫戍区建制”。
廖接着说：“北京卫戍区原有一个警卫师，担负着中央一级党政军领导机关、重要部门、重要场所和领导同志住地的警卫安全工作，分布在全城各个值勤点上。除此之外，卫戍区主要是领导北京市各区、县人民武装部和民兵工作，人员不多，机关不大，一度曾成为精简的主要对象。1965年以后，卫戍区的力量有所加强，傅崇碧同志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廖汉生这里的叙述有不确切之处。按上下文理解，他以上说的是1966年5月北京卫戍区的情况，而“北京卫戍区原有一个警卫师”，应是1963年前的事。
1963年3月，根据军委第168、170次办公会议关于加强首都警卫工作的决定，总参通知公安部队和北京军区：今后北京市的警卫工作统一由公安部队司令部负责，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师（含仪仗营）除建制仍属北京军区外，其日常工作由公安部队领导指挥。公安部队3月31日通知，首都警卫师的各项工作，自4月1日起由公安部队负责领导。该师自4月1日起启用新番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首都警卫师”。5月25日，军委决定，首都警卫部队领导体制变动后，仍保留北京卫戍区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北京市民兵工作，首都战备工作和一般卫戍勤务工作等。至此，北京卫戍区仅直辖18个县人民武装部〔5〕同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1963年是削弱北京卫戍区，加强公安部队，1966年倒了过来，撤销公安部队番号，加强北京卫戍区。
1966年3月2日，根据军委2月4日指示，北京军区决定：由陆军第63军负责组建“北京卫戍区独立团”。该团编制员额1，500人，代号4885部队。3月27日，第63军将新组建的独立团移交北京卫戍区。〔6〕文革中有所谓贺龙要搞“二月兵变”的传闻，即为组建该团时需借北京市的大学房子临时使用，学生牵强附会、捕风捉影所引致。其实，组建工作与贺龙毫无关系，一个仅有1，500人的新组建团，又如何能够“兵变 ”？
3、杨成武的“再研究”
北京卫戍区的扩编过程，廖汉生在回忆录中说得颇为详细：“要调两个师的兵力进京，此事重大而且紧急。我立即按照杨成武代总长的指令，找到杨勇、郑维山、傅崇碧等同志，向他们通报了情况。大家连夜商讨落实的方案，初步拟定调第63军第189师和第24军第70师进京，归卫戍区建制”，“第二天下午，我利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间隙，将昨晚讨论的经过和拟出的方案向杨成武代总长做了汇报。杨代总长表示：同意63军调一个师，另一个师则可以提出几种方案来，再研究”，“当晚，我将杨代总长的意见及时转告了杨勇司令员”。其时，北京军区建制内共有6个野战军，其中2个军各辖3个陆军师，分别是：
24军：70、72、197师；
63军：187、188、189师。
另4个军各辖2个师：
21军：61、63师；
65军：193、194师；
66军：74、196师；
69军：28、107师。
要迅速地从各军中成建制地调出两个师，不用说，只有从24、63军各调出一个师，北京军区提出的本来是一个十分便捷、合理的解决方案，根本不用什么“再研究”，可是，出乎廖汉生、杨勇意料之外，方案在杨成武处却卡了壳。
据《周恩来年谱》，5月18日，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六十三军驻石家庄的一八九师和六十五军驻张家口的一九三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区司令由傅崇碧担任。……毛泽东阅后批：照办”。〔7〕
如按廖汉生所述推断，周恩来上报给毛泽东的方案，提议者就仅是杨成武本人，这并不是北京军区议决的方案。此事周并没有与北京军区协商，仅是与杨成武一个人协商。驻张家口地区的陆军第65军，前身为1948年9月组建的华北军区第8纵队，1954年10月从朝鲜归国，辖193、194、195师三个师。1960年，195师调归军委工程兵建制，65军自此仅剩下两个师，〔8〕如按周恩来、杨成武的方案再将193师调出，65军岂不只剩下194师一个师？那还成什么军？而且，为什么不将近在京畿的24军70师转归卫戍区（驻地不用变动），而要舍近求远，从宣化地区调来193师（营房要重建）？杨成武所谓“再研究”的结果，真是匪夷所思！显然，在杨成武心目中，195师是华北山头的，70师不是。刚成立的卫戍区独立团，已是由华北山头的63军负责组建，现又先确定从63军调入189师，再进而不合情理地从65军调入193师，杨成武意欲何为？这除了证明杨成武企图以华北山头彻底控制北京卫戍区外，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解释？
周恩来、毛泽东似乎一时都不明白其中奥妙，一个上报，一个就批，此事似乎也就板上钉钉，不能更改了。但北京军区杨勇、廖汉生还是据理力争。据廖汉生回忆道，5月19日下午，军区党委常委讨论，21日晚，又正式上报了方案。
如果廖汉生记忆没有错，北京军区21日晚上报的方案，肯定与周恩来、杨成武18日上报毛泽东并已经毛批复了的方案有所不同。是否如此？廖汉生在回忆录中没有进一步加以说明，这可能是为杨成武讳吧。
事情峰回路转。据廖汉生说，在5月26日首都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当场确定调第189师和第70师进京，担负首都警卫任务”。据有关部门正式出版的军史，189师是于5月27日与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一道调归卫戍区，第70师迟至6月15日正式调归卫戍区。〔9〕不少学者论及北京卫戍区扩编一事时，只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即作定论，未知后头还有如此一段曲折变化。《周恩来年谱》中还有类似的一些未最终定夺或以后有所变化之事，编者误作为定论记载，这是我们在读《周恩来年谱》时须加以注意的。
4、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廖汉生在回忆录中谈及与贺龙关系时说：“我跟贺龙的关系更长，更深。我跟贺龙是家乡人；我父亲就跟着贺龙，死在贺龙军中；我的前妻是贺龙跟我父亲做的媒，是他二姐的女儿，八九岁就定了亲；我多年在贺龙的大姐贺民英的队伍里，一直到她牺牲；我参加革命是贺龙的影响和带领，入党是贺龙和关向应作介绍人；我从红军时期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都在贺龙领导下战斗工作。因此，林彪要‘削其羽翼’，我是在劫难逃的”。
廖汉生认为，是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要削去第二副主席贺龙的“羽翼”，而同是红二方面军出身的廖本人及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都是“羽翼”之一。王尚荣早于1966年9月2日已被总参宣布停职反省，起因为与代总长杨成武的矛盾冲突，杨认为王要夺他的权。对王停职一事，目前尚未有任何证据证明林彪涉及其中。而林彪是否真的说过要对贺“削其羽翼”？他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对什么人说过这句话？亦无从考证。事实上，直接对贺龙采取“措施”的，却是周恩来。
贺龙的政治生命其实在1966年9月后已出现危机，延至1967年1月19日，周恩来与李富春代表中央，正式与暂寄住周处的贺龙谈话，据《周恩来年谱》引述谈话的大意为：“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在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后他不放心等。又说：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10〕次日凌晨，周派杨德中秘密护送贺龙和薛明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不知所谓“安静的地方”，与打入冷宫有何不同？“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事后证明也是一句假话，周借此扔掉了贺龙这个熨手的山芋。
上述谈话内容显然并非原话。以周的性格，当时不可能直呼林彪其名，这是其一；以谈话的口气，周似乎不是在代表中央，而是代表林彪与贺龙谈，这是其二。周即便是说了这些话，那也是借林彪为自己找个台阶下。自1927年南昌暴动始，在共产党最背运时（贺龙语），贺即追随共产党，周对其应十分了解。追随四十年的结果，是将其弃之如敝屣，对此突而其来的打击，贺只得对天长叹：“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贺指谁“把我看成这样的人”？林彪？周恩来？毛泽东？贺龙与林、周、毛三人的关系，以及他在文革前期即被打倒的整个过程，说来话长，这里就此打住。
廖汉生是先于贺龙而被关押。“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队伍，也不例外。
1967年1月8日。“军区党委常委会议在城里庆王府的原司令部办公地、现为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召开，研究“文革”运动的有关问题。正在开会期间，军区保卫部打来电话，报告说：‘文工团‘造反’的人已经出发，到廖政委家里去了’。我的家就在后海，离庆王府很近。接到报告，党委副书记郑维山同志离开会场，出面去和文工团造反的人交涉。郑维山同志走后，列席常委会议的干部部董奋部长说道：‘今天早上，在西山的军区司令部办公楼里，有人给廖政委贴出一张大字报。他们大概就是为着这张大字报来的’。会议室里的气氛紧张而压抑。会议无法再开下去，大家都在默默地等待。我清楚地知道：厄运已经来了。过了一些时候，郑维山副书记返回来。他对着我，也是对着大家说道：‘没有事，他们要廖汉生同志去看大字报’。我知道这一去肯定是凶多吉少，於是收起笔记本，掏出文件柜的钥匙，一同放在桌子上，然后向主持会议的党委第二书记杨勇和全体常委委员们告辞：‘我回去见他们，请常委将情况报告军委和总政’。一出会场，我就失去了自由，被人押着回到家”。
廖汉生是话中有话。郑维山明知廖厄运将至，但却轻描淡写地说“没有事”，实际上是将廖骗出了会场。杨勇和全体常委在最后关头也没有明确表示什么态度，实际上是将还是军区党委第三书记的廖交给了群众，廖当日即被关押。这一切是否早有预谋，仅廖一人蒙在鼓里？荣损之间，廖汉生肯定深深感受到人世间的世态炎凉。
“我是1月8日被抓起来的，1个多星期以后，杨勇司令员也被抓了起来。就这样，北京军区成为全军12个大军区当中最早受到冲击的一个军区，也是司令员、政治委员双双被抓的一个军区，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
杨、廖被抓，直接得益的应是郑维山。1967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郑维山代理军区党委书记。1969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郑为北京军区司令员。〔11〕至於那一张挑起事端的大字报──“他们简要讲述了大字报的内容：你有4条罪状，一是杨、廖两家关系密切，杨尚昆的问题出来以后，你为什么不揭发？二是1964年大比武的错误，政治委员难道不负责任吗？三是你身为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为什么插手第1军？四是对总部不尊重”。
大字报是谁写的？廖没有点明，仅说“这张大字报是由‘全军文革小组’的几个人写的”。后来“1979年秋，大字报的署名者中的一位给我写了道歉信”。
据笔者了解，大字报的署名者，是谢镗忠和李曼村等，写道歉信者，指的是谢镗忠。谢，时任总政文化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李，时任总政宣传部部长。两人均为1967年1月11日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未几，双双被打倒，文革后期获解放，谢镗忠1975年任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后任军区顾问，1985年9月离休。李曼村文革后任军事学院副政委、国防大学副政委至1988年离休。文革中先是积极分子而后成为受害者的，谢、李也算是典型。
1972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办信访处摘编的廖汉生女儿廖春英致毛本人的信“内容摘要”页上批示：“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毛所谓林彪指使的“个别人”，指的是谁？郑维山？谢镗忠和李曼村？所谓“未经中央讨论”，恐怕亦非事实。北京城里的一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双双被关押，“中央”及毛本人难道从1967年至1972年五年间都从未听闻？据有关组织史资料，1967年3月，中央军委就已批复“责令杨勇、廖汉生停职反省”，前述1967年10月郑维山代理军区党委书记，是中共中央批准的，1969年6月郑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是中共中央任命的，杨、廖不倒，郑何以能任命？这一切难道“中央”及毛本人也能说毫不知情？林彪一个人可以批发中央文件吗？毛泽东讲的，显然不是真话，说穿了，他是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自己永远正确。（2004年3月，文革史读书札记之一）
注释：
〔1〕廖汉生：《廖汉生回忆录（续）》（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本文引自该书的叙述，不另一一注明页数。
〔2〕廖汉生自华北局于1960年成立始即为书记处书记。惟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是5月24日才发出，华北局是否4月14日已开会传达，存疑。
〔3〕《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页221。
〔4〕同〔3〕书，页234－235。
〔5〕〔9〕参见《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1921－1987》（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北京市军事系统组织史资料部分。
〔6〕《陆军第63集团军组织沿革史》（第63集团军军史编研办公室），页58。
〔7〕《周恩来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31－32。
〔8〕《陆军第65军军史》（第65军军史编审委员会，1989），建制序列沿革一览表。
〔10〕同〔7〕书，页114。
〔11〕《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五卷（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页153－154。
〔12〕《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下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页13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