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文革中被称为“是我国文化斗争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1〕会后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后定稿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当时亦被称为“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2〕
带队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时任总政副主任），文革后于1989年发表了回忆录《〈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3〕刘志坚的回忆录值得重视，原因有三：一，参加座谈会人员中，目前从公开渠道所知仅刘志坚留有此过程的回忆；二，此后几乎所有论及“纪要”产生过程的著述，都是直接或稍改头换面抄自该回忆录；三，尽管有不少套话，但并不妨碍它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相当一部分历史真相。
在未有其他参照物的情形下，本文论述的主要依据，也只能是出自于刘志坚的回忆录。
一、“座谈会”是江青提出召开的
刘志坚的回忆录称：
1966年1月下旬，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总政治部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我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萧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萧华去。叶群还说：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
根据刘志坚以上回忆，可以得知：座谈会的事，是江青找到了林彪，而不是林彪去找的江青。而且，我们至今尚不知道江青此举到底是个人的行为还是毛泽东的意思（按常理推测应是后者，但目前并无直接证据），如江青对林声言是毛的旨意（这是江青惯用的手法），林彪又岂能对其置之不理？刘志坚说他与总政的人“都毫无思想准备，不知道要谈什么问题，怎么谈法”，其实叶群也不知道江青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以为只是“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
江青在1967年4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如是说：“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江青的话也就道破了真相：是她请的“尊神”，而不是“尊神”去请她。〔4〕
我把这个情况向萧华作了汇报。二人研究，决定由当时的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谁带队呢？我执意请萧华去，因叶群说最好萧华去。萧华一再推辞。要我去，说：“我事情很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我只好同意。名单经总政党委会通过后由我电话告诉了叶群。叶群说：名单可否，她要向江青报告。让我等电话。此时，总政新调任为文化部长的谢镗忠还正以他原来担任的总政群众工作部部长的身份在东北某部农场处理问题。我即让人催他赶快回京上任。同时，李曼村还要《星火燎原》编辑部黎明准备三大战役的资料，以备研究三大战役创作之用。过了几天（这时我因重感冒住进了三○一医院），叶群回电话说：江青同意这几个人去座谈，但开会的时间、地点，要由江青确定，你们等候江青秘书的电话通知。
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都是文革初期毛泽东路线在军队中的积极贯彻者。刘志坚不久后是第一个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又与谢镗忠代表军队参加1966年5月设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刘任副组长，谢任组员；谢镗忠、李曼村还是1967年1月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刘、谢、李1967年先后“靠边站”，文革结束前后又重新恢复工作，这是后话。
参加座谈会的四人之中，陈亚丁运气差了点。陈在文革中受到冲击，1975年一度复出，主持重新设立的总政文化部工作，“粉碎四人帮”后被视为“四人帮”在军队中的代理人又遭批判，自此从政坛上消失。刘志坚回忆录中对陈亚丁似也“另眼相看”，很多事都往陈身上推。很可惜的是我们今天并不知道陈本人对此有何说法。
此外，刘志坚上述关于谢镗忠的叙述可能有误。1965年，总政文化部领导班子调整。当年7月，原任总政群众工作部部长的谢镗忠调任文化部部长，遗缺由鲍奇辰于次月接任。刘志坚说谢经任命后半年尚未到职，似不确。〔5〕
到这个时候，江青开这个会怎么个开法，座谈些什么，我们总政的同志仍不知道。我向萧华提出，是否先商量一下，对部队文艺工作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萧华同意，亲自带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到医院我的病房，研究去上海后谈些什么、怎么谈的问题。关于部队文艺工作，大家一致认为：全军刚举行过第三届文艺会演，出了像“丰收舞”、“洗衣舞”等一些好的作品，有的经毛主席和周总理看过，并肯定了，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上指出的那些问题，部队没有搞，搞的是现代题材，部队题材。关于会议的开法，大家也搞不清江青想怎么开。研究结果，几个人共同的意见是：江青如果对部队文艺工作有什么批评，不要当面争辩，就是“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对她的话，要多听少说，有什么问题带回来研究再说。对地方文艺工作情况不了解，不要随便表态；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可以如实汇报。
所谓“几个人共同的意见”，尤其是1966年初已能直言“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是否确有其事？难以查证，总使人有些怀疑就是了。不过，“有什么问题带回来研究再说”就并非如此。四人尚未回京，“纪要”初稿已经草成。
1月底，江青秘书电话通知我说，江青确定会议在上海开，你们2月2日就来上海。在出发去上海的前一天（2月1日），叶群又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念了林彪的话。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我一字一句记录后，叶群又叫我复述了一遍，她逐字逐句作了核对。之后，叶群又交待，我们同江青见面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传达给江青。
林彪所说，都是些应景的话，且仅限于部队文艺工作，公平地说，并无过分之处。
二、江青一人谈的“座谈会”
刘志坚接着回忆道：
2月2日上午，我们一行6人（包括秘书刘景涛、编辑黎明）乘飞机去上海，为行动方便，6人都着便服，到上海后住延安饭店。
当天下午，江青先派人送来《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等3份文件，要我们先看看。接着又派张春桥把我接到“丁香花园”江青住处谈话。我向她报到后，原原本本转达了叶群让转达的林彪的那几句话。江青听后微微笑了笑，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这次见面是报到性的，江青没多说什么就结束了。下午5点钟，江青又叫我、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人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见面并谈话（张春桥在座）。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还查问我们带窃听器没有。接着，她就谈了一通文艺方面的问题，说“我们的文艺界不象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江青这个讲话实际上为座谈会和后来的“纪要”定了调子。江青讲话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请参加座谈会同志一起吃晚饭。晚上同江青一起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样，“座谈会”就算开场了。
刘志坚这里无意中揭了陈丕显的老底——座谈会不仅张春桥参与了，陈丕显也知情。这一顿晚饭，陈丕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绝对不会提及的。
从2月2日下午开始，到20日结束，“座谈会”分两段：2日下午至10日为一段；16日至20日为一段。其中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2月9日下午江青说她有事，“座谈”得停几天。我当即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汇报了江青同我们四次谈话的精神，并请指示。2月10日，我和李曼村乘飞机回京处理工作，16日返回上海继续开会。
刘志坚向林办的汇报“并请指示”，没有下文。可见林彪对座谈会既不积极，也不重视。
“座谈会”没有个日程安排，也没有个议题，每天的活动都听江青安排。她说谈就谈，说不谈就散。11天里，主要活动是四项：
1、看电影、戏剧。这是“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三场戏。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她到场看电影13次，指定放映影片21部。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想起什么就谈什么，不让别人插话。我们4人只是听她谈，有时她问什么，回答一下，一般不插话。张春桥、陈伯达有时也来看电影，随着江青的话插几句。
2、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个别交谈8次，每次半小时至1小时。大多是吃过中午饭后，江青秘书来电话叫我去。每次谈话，江青都没有什么提纲，而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经常内容重复，有时一个问题没谈完又谈另外一个问题。每次我一去她就讲，不问什么，也不让插话，她讲累了就散。因为江青规定谈话内容不许记录，我只好每次听江青谈话回来，就凭记忆给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说一说，并让陈亚丁作些追记，以备回去作汇报用。
据我当时的日记和回忆，江青找我的8次谈话的内容是：第一次，就是刚到上海报到的那一次，主要是我转达林彪的那几句话；第二次是2月3日下午，主要是江青谈她怎样给毛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如何亲自买票下剧场，发现京剧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内容、表现方法、唱腔等方面都不行，毛主席的批示没有得到贯彻，所以她要搞京剧革命；第三次是2月5日下午，讲京剧改革要改唱腔，舞蹈动作，难度很大；第四次是2月8日晚上，讲外国电影问题；第五次是2月9日下午，讲她搞京剧改革遇到的困难，北京市委不支持；第六次是2月16日下午，谈文艺工作，也谈到对一些影片，如《抓壮丁》等的看法；第七次是2月17日下午，谈要修改电影《南海长城》问题；第八次是2月17日晚，谈要趁参加过三大战役的人还在，军队要负责把三大战役写出来。有几次谈话中，还谈到三十年代的文艺问题。
集体座谈一共4次：2月2日晚见面谈一次；2月9日晚接见《南海长城》剧组谈话一次；2月18日、19日下午集体听江青谈话两次。集体座谈也是江青一人讲，大家听，讲完就散。
3、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江青神秘地给我们4人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一篇是《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6〕另一篇是《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还阅读了上海文艺界整风的情况等九个有关文艺工作的材料。江青非常神秘地交待，这些材料，只供你们几个阅读，不准传出去。
4、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主要谈她看了《南海长城》样片后的看法和修改的意见。她认为既然叫《南海长城》，就不能只有民兵，还要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现在这个样子不行，人物表演、艺术，都不行，要进行修改等等。
在“座谈会”期间，杨成武路过上海，去看了江青，同时也看过我们，说：江青抓部队文艺工作，机会难得，要很好重视。
整个“座谈会”实际是江青一人谈，我们4人始终贯彻了临行前一起商定的“多听少说”、“不争论”的原则，很少发表意见。江青也不让我们多插话。
回忆录接着叙述了江青谈话的五点主要内容，因为是以1980年代的思维方式写的，多为事后的批判言语，意义不大，故本文略去未引。
注意上文中有关杨成武的叙述。杨成武说：江青抓部队文艺工作，机会难得，要很好重视——这是杨成武当时的真实面目。刘志坚加这么一句，不知是否“别有用心”？
三、“纪要”首稿的产生过程
刘志坚在回忆录中以“‘纪要’的炮制”为题，叙述了“纪要”首稿的产生过程：
“座谈会”结束后，产生了一个“纪要”。这个“纪要”原来是我们4人，为准备回京后向总政党委汇报，而起草的一个记录江青谈话精神的汇报提纲。后来经过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亲手炮制，大量增删，反复改写，增加了许多原来没有的东西，内容和面貌大变，变成了一个以“座谈会”为名，实为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推行“左”的文艺思想和意见的所谓“座谈会纪要”。从我们4人起草的第一个汇报提纲稿子算起，先后写了8个样稿，反复修改达30次之多，字数由3000来字增加到10000多字，毛泽东曾三次亲自对“纪要”稿作了重要修改。
2月19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我当时想，看了10多天电影，江青谈了这么些没有条理的、零零碎碎的话，总得理出个头绪来，回去才好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我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精神和陈亚丁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汇报提纲”）。
刘志坚以上叙述，至少可以使我们明白了如下几个问题：
1、按刘志坚在前文中的说法，江青在谈话一开始就宣布“不准记录，不准外传”，“不准让北京知道”。江青强调谈话不准记录，不仅避忌自己的谈话外传，且更没有将谈话整理成文的设想。
2、按刘志坚自己的说法，他们四人临离京时“共同的意见”只是“带耳朵听”，但刘志坚在座谈后却要陈亚丁对江青的谈话进行追记，这不仅违背了江青本人的意愿，也违背了他们自己共同的意见（如果真的是有这么一个“共同的意见”的话）。
3、林办对江青的谈话如何处理并没有作过任何具体指示。
4、《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刘志坚觉得江青谈话重要，要向总政党委汇报，主动追记、主动整理而成。说难听点，是刘志坚自作多情。“纪要”的出笼，刘志坚等四人难辞其咎。
这个“汇报提纲”约3000字，写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座谈经过。写了四层意思：一是叶群要我向江青转达的林彪吹捧江青的那段话。二是萧华、杨成武重视这次“座谈会”的话。三是会议过程中看了些什么文件，看了多少电影和戏，江青分别谈了几次话。四是对江青谈话的一般性评价，说她“对主席思想领会深”；“亲自种试验田”等。
第二部分写江青在座谈中谈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根据“追记”，把江青的多次谈话内容综合了八条，主要观点是：
1、“在文化战线上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江青说：“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现在已24年了。就是推不下去，原因就是在文艺中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文艺界有人所讲的‘离经叛道’，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战争之道。在这个问题上，十几年来，实际上是他们在专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进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搞掉这条黑线。”
2、“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军队内部来，军队也不能例外。”“例如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出现了‘抓壮丁’的坏作品。”
3、“文化革命也要依靠解放军”。
4、“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
5、“文艺工作要搞民主，走群众路线。”“文艺创作要实行三结合”。
6、“开展文艺评论”。江青说：“文艺上的反修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
7、“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不要搞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江青说过，过去有些作品，“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专搞谈情说爱”，“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8、“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文艺队伍”。
第三部分写落实措施。为了使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准备采取八条措施：
1、“预定在4月份召开创作会议”。
2、“成立三大战役创作办公室，组织三大战役创作队伍”。
3、“在1967年10月1日前，拍好《南海长城》电影”。
4、认真清理部队的电影、戏剧和作品。
5、“整顿总政八一电影制片厂”。
6、“开展文艺民主，对戏剧、电影、文艺作品的审查走群众路线，实行三结合，大家把关。”
7、“组织一个写文艺评论文章的班子”。
8、“总政党委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20日晚，“汇报提纲”写好后，即送上海警备区打印了30份。当时我们4人还研究了这个稿子给不给江青的问题。如果“不给她呢。她知道后，肯定会发脾气，为什么背着她，不告诉她！要是给她一份呢，她可能会不满意”考虑的结果，还是送她一份。2月21日，我把“汇报提纲”送一份给江青。22日下午，我们一行6人乘飞机到济南后，我给住在南山宾馆的林彪送了一份“汇报提纲”，并简要汇报了座谈情况。林彪听了汇报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第二天（23日）上午，我们一行由济南回北京。
“纪要”首稿（即“汇报提纲”）报到林彪处即获通过，可见林彪根本未予重视。事情坏就坏在刘志坚等人此番再次自作多情，主动将“汇报提纲”送了一份给江青（本意是否表功？未可考），不料平地又起波澜。
四、毛泽东要陈伯达等参加修改
据刘志坚回忆，林彪说材料“搞得不错”，江青说“根本不行”，林彪说“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江青“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去”。江青更抬出了毛泽东，称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无来参加修改。有毛泽东幕后撑腰，自然江青的淫威就压倒了林彪的意见。
我们乘飞机刚到北京，在机场上即接到了江青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并要我派人去上海，她帮助修改。她还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参加修改。当天下午，我立即将上海座谈会的情况和林彪意见，向萧华作了汇报，商定陈亚丁带原稿去上海参加修改。并向陈亚丁交待：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2月25日，陈亚丁返回上海。
2月26日，张春桥把陈亚丁接到锦江饭店，商量修改稿子的事。江青见到陈亚丁就说：“你来了，很好。”“你们要搞‘纪要’，事先也不同我商量一下，搞好了，临走丢下来，逼我签字，有什么办法，逼上梁山嘛，搞就搞吧！要搞就要搞准确，搞完整。”“我把你们搞的那个东西，请陈伯达、张春桥推敲了一下，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要他写出来，他一会儿就来，一起商量一下。”陈伯达到后，江青就主持讨论修改问题，并问陈伯达：“老夫子，叫你写一下，你写出来没有？”陈伯达拿出他写好的几张纸，谈了修改意见：第一，“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象《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芭蕾舞、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张春桥也说：“经老夫子这一点，我对问题更清楚了。”江青要陈亚丁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已经改过的稿子，全改写一份上。
陈亚丁根据江青的意见，连夜把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改的，改写在一份稿上。他把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列入文艺革命的成绩上。
27日上午，张春桥把陈亚丁接到康平路张春桥办公室，两人又作了些改动。当天晚上，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又对修改稿作了讨论。江青的主要修改意见有两点：第一、不同意把《东方红》列入优秀剧目中，说“主席不会同意的”。第二，“关于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宣扬苦难的文字没有表达清楚。”她要求“再改一改，明天再议一下。”讨论后，陈亚丁又连夜改了一遍。28日上午又和张春桥作了些文字上的改动。当晚又读给江青听。江青说，就这样，可以“传达了”。并要陈亚丁带几份给我、李曼村、谢镗忠看一下，有什么意见打电话告诉她。第二天，陈亚丁即带着修改稿回北京。
这次修改，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结构仍分三个部分，但内容作了很大增删、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第二、三部分的“双八条”，增加为“双九条”。全文由3000字增到5500字左右。内容上的修改、增删，重要的有以下几方面：
1．增加了美化江青的话。“汇报提纲”在第一部分未尾写了一段：“江青同志对主席思想领会深，又作了长时间的、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带病工作，热情、诚恳地帮助我们，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教育和鼓舞。”这次修改时，又增加了一段美化江青说得似乎很谦虚的话，说“在座谈开始和交谈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对主席的著作学习不够，对主席思想领会不深，只是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去做……”
2．把有“江青同志的意见”的地方，改为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的“认识”或“座谈的成果”。如把“汇报提纲”中“在这次座谈中，江青同志对当前文化革命和部队文艺工作，谈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据我们领会，主要有以下几点……”改为：由于阅读了主席的著作和有关材料，听了江青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看了电影和革命现代京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其中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又如：把“汇报提纲”中“我们认为江青同志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符合军队情况”，改为“通过座谈，我们对上述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把“汇报提纲”中“为了使江青同志的这些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改为“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我当时就感到，江青既想通过“纪要”把她的思想观点反映出来，又不想写成是她说的，要以解放军的口来说她想说的话。当然，当时我们没有看出这是江青的阴谋。
3．为“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理论上的论证。“汇报提纲”第二部分第一条是按江青的说法，写了“文艺工作中有一条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未作论证。这次修改，加上了这一反动论点的理论根据，引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一些论述。把这一段增改为：主席的这篇讲话从发表到现在已经24年了，“而文艺界在建国后的15年来，都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三十年代文艺思想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而这些论点都是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还加了一句“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4．增加了攻击罗瑞卿的内容。在讲军队文艺工作一条中，说罗瑞卿关于“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的话，是“在毛主席指出文艺界15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讲的。还说：“罗卿瑞同志错误的文艺思想对军队的文艺工作有影响的，要彻底肃清。”
5．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任务，全盘否定三十年代文艺。说什么“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当时左翼的某些领导提出的‘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等等。全盘否定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
6．对一些文艺作品进行无端指责。说：有的作品“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种悲剧的结局”；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写了一些爱情的作品，就是“‘爱’和‘死’是永恒的主题”。
陈亚丁带着修改后的稿子回北京后，便把修改情况向我和谢镗忠作了汇报。3月1日，我批：“打印，除文化部自己所需外，送总政党委、宣传部、报社各一份，送我五份，拟批送林副主席、江青同志、萧主任、杨代总长等”。陈亚丁按批示，将修改稿打印了100份。
五、毛泽东亲自操刀三次修改
刘志坚接下来的回忆十分重要。回忆证实了江青所说毛泽东对“纪要”“很重视”，对“纪要”的主要观点不仅未有反对意见，而且亲自操刀，对“纪要”作了多处修改：
本来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不征求我们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了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7〕毛泽东第一次审阅时，修改共11处，其中重要的有：
1．标题上加“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标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2．把稿子第一部分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刘志坚……”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
以上回忆文字关键之处，是刘志坚作为当事人指出，“纪要”标题上的“林彪同志委托”和正文中“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均为毛泽东所加。官方编篡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证实，“纪要”原题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修改”。〔8〕
毛泽东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表面上是突出了林的地位、是对林的倚重，其实是不由分说、不容置辩地将林彪拉上了他的文化革命战车。毛将“委托”两字强加于林而林又不好说什么，由此可见毛政治手腕的确老到！
3．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之后，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并在这一条之后，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4．在“要破除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后面，加了“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一句。在“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后面，加了“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但要用批判的眼光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5．在第四条“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前面及第九条“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之间，都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几个字。毛泽东在作了上述修改后，又指示“请陈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9〕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充实和修改。3月8日江青电话通知我和陈亚丁去看毛泽东改动的地方。3月10上午，我同陈亚丁乘飞机到上海，下午，江青给我们看了毛泽东修改的稿子，并要我们考虑意见，一起讨论修改，还说主席指示请陈伯达参加修改。3月11日下午，江青派人把陈伯达修改的稿子送给我和陈亚丁看。以后三天，在陈伯达参加下，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又对稿子逐条进行了修改补充。我参加看了一些电影和两次讨论。除了对几处提法提了点意见外，因我认为“稿子既然主席改过了，也就可以了，要补充什么，也只是听陈伯达、江青说，而且三十年代文艺上的争论我也不知道。”所以具体修改的事，由陈亚丁参加。14日修改完毕，15日我返回北京。
这次修改补充的内容比较多。把二、三部分的“双九条”增加为“双十条”。全文由5500字增加到10000字左右。重要的修改、补充内容有：
1．在第一部分恢复了原稿本来提到的萧华、杨成武的名字。增写了一段话：“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对这次座谈都表示热情赞助和支持，指示我们一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办，并对江青同志这样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感谢。”
2．在第二部分第一条中删去了马恩列斯的论述，增加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三篇著作。并增加了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两个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论点。
3．增写了吹捧江青和样板戏的内容作为第二条。全文近900字，即从“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一直到“把社会主义文艺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4．把：“文化革命也要依靠解放军”的提法，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
5．加了一段评价斯大林的话，说：斯大林“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化的批评是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很坏。”“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
6．在讲文艺批评一条中增加了一段：“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传统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布的许多错误论点，就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
7．把第九条（现第十条）中“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文艺队伍”，改为“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并接着写了一大段理由，即“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同资产阶级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
8．在第三部分加了第一条，“根据林彪同志建议，总政治部已经把《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据我回忆，林彪根本没有这个建议，这样写，是江青对林的吹捧。
刘志坚此处的回忆也很重要——林彪根本没有什么“建议”，而江青等一口咬定是“根据林彪建议”，这与毛泽东所加“林彪同志委托”六字一样，都是强加于人的，并非是什么“对林的吹捧”。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又送主席审阅”。3月14日晚，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因为伯达同志乘的是下午四点多的火车，我托他带给你的那份座谈纪要，没有来得及看，他走后我才发现没有加红杠。他那份大概也没有来得及加。现送上加红杠的一份，请批示，双红杠是你改的，单红杠是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和我一块商量着改的。好处是有些问题说的比前次的充分一些，缺点是长了一些，此外，也恐有不妥之处或不够策略的地方，请指出并修改。我只是不安，怕又影响你的睡眠，志坚同志明日回京，亚丁同志尚在这里等。你不要赶，他们的创作会议四月初才开。”
毛泽东收到江青的信和稿子后，“再次作了修改”。〔10〕根据陈亚丁当时的传达，毛泽东第二次修改，重点是第二部分，在十几个地方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的修改，重要的有：
1．把第二部分第一段“其中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改为“下面是在这次座谈中大家商议和同意的几点意见”。
2．把第三条中“罗瑞卿同志却在毛主席指出”一句中的“毛主席”改为“党中央”
3．把“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并删去了未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句。
4．在第五条中，把“左翼文艺工作者并没有解决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问题”，改为“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又在第一次修改的“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后面，加了“拒绝研究是错误的”。
5．在第九条，把“采取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中的“毛主席提出的”6个字删去了。
6．在第十条“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显著标志”后面，加了“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一句。
7．在稿子的最后加了一句：“以上整个座谈记录所说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在作了上述修改后，于17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的所谓“建议”，其实是吩咐江青，将“纪要”“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事前并无征求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又是“委托人”林彪的意见。“纪要”此一原仅用于军内传达的文件，毛已准备将其推广至地方，推广至全国。
3月18日，江青又通知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去上海讨论纪要定稿问题。3月19日上午，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到达上海，下午江青就召集我们（还有陈亚丁、张春桥），看毛泽东修改过的稿子，并征求意见。一见面江青就说：你们给我闯了大祸。张春桥接着说：因祸得福嘛！（李曼村回忆说，张春桥的“意思是说：我们搞那个东西不行，才有他的这个”）江青问我们对“纪要”还有什么意见。我们对“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提法提了意见，认为这样写涉及到对整个文艺队伍的估价，起码部队文艺工作方向是对的，队伍也是好的，建议把“组织”二字，改成“整顿”。江青不同意改，说毛主席已经同意，不能改了。要大家通过这个稿，并把毛泽东3月17日批示拿给大家看。张春桥也帮腔说：“不要再犹豫了，改了这么长时间了，行了，行了！”江青说：“如果你们没有意见，就算定下来了。”并交待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还说“这个稿子要给林总一份。”她要亲自给林彪写一封信。当时，修改稿由张春桥拿去印成大字铅印稿。陈亚丁则为江青起草了给林彪的信。
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他收到江青的信和“纪要”后，就把我找去，要我代为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我让陈亚丁执笔起草了一个稿子送去，林彪认为调子太低，陈亚丁又改了一遍，加上了一些对“纪要”评价的话，又送林彪审定。
林彪此信，原信抬头致“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刘志坚将其称为“给军委常委的信”，该信1967年公开发表时标题也改为《林彪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并不准确。因军委常委除林彪及上述诸人外，时还有毛泽东、朱德、邓小平。时贺龙等皆为军委副主席，不如改为“军委其他副主席”更为贴切。
注意林彪信中第一句“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绝口不提这个座谈会是他“委托”的。连刘志坚都说，林彪这些话是颇费苦心的。
3月22日晚，林彪修改审定后，交待我把他的信和“纪要”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发，3月23日上午我们带着定稿的“纪要”和林彪的信（即《林彪同志给贺龙等同志的信》）返回北京后，即按林彪的交待，分送给军委各常委。同时交待陈亚丁起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据陈亚丁当时传达，主要有四个地方改动：一是把第二部分第二条中的“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二是把第五条中，“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改为“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三是在第七条中“在文艺批评”一句之前，加上“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四是把第三部分中的“学习江青”，改为“仿照江青”。经过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最后定稿了。
毛泽东对江青主持搞出来的“纪要”文本三次作多处修改，很显然，“纪要”是毛江夫妻店的产物。反之，林彪这位“委托人”，对此“纪要”却一字未改，故而，与其冒着“林彪同志委托“的虚名，不如实事求是，正名为“毛泽东同志委托”！
六、“纪要”的内部批发与公开发表
刘志坚随后谈及了“纪要”由中共中央批发的详细过程：
3月30日，我看军委常委们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都划了圈，就找陈亚丁修改以军委名义向中央和毛主席写的请示（即《军委的请示》）。全文如下：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军 委
1966年3月30日
当日，即将“请示”、“纪要”和江青给林彪的信、林彪给军委的信，一起上报中央。因当时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外地视察工作，不在北京，报中央的一份就送给了常务书记彭真。彭真看后，说一份不够，要20份。我又让人送去19份。3月31日，彭真办公室通知，要总政替中央起草一个转发“纪要”的批语。当日我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商量起草了一个批语，立即送彭真。批语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一文件很好，很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彭真收到批语后，立即于4月1日以传文（66）8748号批发“纪要”，分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核阅，同时另送陈伯达和康生。毛泽东于当日批示：“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4月2日康生在传文上批道：“彭真同志，这个文件很重要，写得很好。同意中央的批语。第七页有一句作了一点文字调整，请核定。”4月3日下午，我去看望中央文化部副部长萧望东，向他谈了上海文艺座谈会的情况。回家后，我着重看了林彪给军委常委的信后，感到我们替中央写的批语太一般化，当晚，我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到京西宾馆，又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几句讲文化革命意义和重要性的话。第二天送给彭真，彭真说，文件已经发出。第二个批语就没有用。
刘志坚在此再一次表现了他的积极性——“又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几句讲文化革命意义和重要性的话”，彭真说“文件已经发出”，可能只是托辞，其实就是不买刘的帐。到了4月中旬，刘志坚到上海海修改《五一六通知》草稿及附件时，就曾“揭发”彭真称：新批语于4月4日送给彭真，“被他压下没有采用”。〔11〕
4月10日，中央用传文的批语（即我们起草的第一个批语），以中发（66）211号文件，将“纪要”批转下达到县团级党委。并附发了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
这是中共建国以后第一个将江青的名字列入大字标题并为内文主角的“中共中央文件”。可以想见，毛泽东是如何煞费苦心，将他那本不为全党所知、默默无闻的老婆，推上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前台，这亦为次月江青成为新设立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小组排名第一的副组长，作好了铺垫。
4月16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的所谓错误。撤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领导同志认为我们替中央起草的那个批语，对“纪要”的评价讲得还不够，要重写。陈亚丁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口授的要点，重新写了一个批语，并交江青修改。江青找张春桥推敲了一遍，即送中央。
所谓“中央领导同志”是那一位？刘志坚没有说明白，其实值得推敲。“纪要”的批语要重写，刘志坚对彭真“压制”的揭发其实也起了重要作用。
5月2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6）254号文件发出《关于收回第211号中央文件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批语上中央有新的补充，现将已经印发的文件收回，限5月10日前由各级党委（党组）办公厅（室）负责，如数收齐，退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新的文件将于5月10日前发出。”随后，中央发出了有新批语的文件。新批语就是由陈亚丁起草，江青、张春桥修改后送中央的那一份，经中央审定后，还是以中发（66）221号文件发出，批语落款时间还是4月10日。
中央两次批转“纪要”都是以机密文件下发的，传达范围限在县团级以上。在第一次批发后，中央办公厅还于4月15日发出通知，说：“中发（66）221号文件，不要登党刊，并注意保管，切勿遗失。”4月初，解放军报当时的负责人提议把“纪要”改写成社论发表，我请示萧华，他批准了这个建议。于4月18日以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在解放军报发表。全文9800多字，把《纪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来。社论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
“解放军报当时的负责人”指的应该是报社党委书记华楠（总编辑），副书记唐平铸（副总编辑）以刘志坚自己的以上叙述，萧华、刘志坚及解放军报负责人都可谓是一时的积极分子。
1967年5月29日，“纪要”公开发表，它同1966年4月中央文件转发的“纪要”相比，有20多处文字或内容上的变动。重要的有：
1．在第一部分删去了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的名字。删去了《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和《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改为“毛主席的有关著作”。
2．把第二部分第二条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改为“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京剧改革”改为“京剧革命”。把“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改为“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3．把毛泽东第三次修改时写的歌颂“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中的“和其他同志们”删去了。
4．在第五条加了“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忽视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5．全部删去了第三部分的10条措施。
这些修改是何时、何人所为，我们参加座谈会的人都不知道。因在这之前，1967年1月4日我就被江青一伙以“对抗中央文革”、“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等罪名打倒了。接着，1967年5月李曼村、谢镗忠也在相继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罪名被打倒。
1967年5月公开发表的“纪要”与抬头经修改的林彪给贺龙等的信。
1967年年中以后，萧华靠边站。他的名字，从重新整理后再次发表的“纪要”中删去。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杨成武的名字从重印的“纪要”中删去。
注释：
〔1〕〔2〕196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重要文件》。
〔3〕原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期（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后编入刘志坚：《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本文中刘志坚的回忆文字（楷体字部分）均引自该文。
〔4〕《为人民立新功——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中发〔67〕355号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十月），页39。
〔5〕见总政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四卷（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页56，58。另据《鲍奇辰传略》（自印本，2001年12月），鲍（原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于1965年8月底已到总政报到，9月上旬即到群工部上班。
〔6〕刘志坚原注：这封信1951年在《戏剧报》上发表过，当时题为《看了〈逼上梁山〉以后给作者的信》。其中还有一段话：“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此次，这一段没有了，题也改了。
〔7〕〔9〕〔10〕刘志坚原注：见江青1966年3月19日给林彪的信。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28
〔11〕见刘志坚：〈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式，1996），页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