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我妈打电话过来时，我正在图书馆看书，说大舅让我给他打个电话，好像有什么事。我马上到图书馆外面的石阶上，拨通了电话。
“大舅，还好吗。”
“很久都没联系了，想和你聊聊天，没你电话就给你妈打过去了，叫她转一下。”
“是好些时间没和你联系了。”
“你现在是在南京吧，那边怎样，气候还好。”
“我是在南京，九月份过来的。南京这边风很大，感觉比四川干燥多了，不过还好吧。”
我不知道大舅找我什么事，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他说到他儿子，即我表哥，真哥。说到表哥的小孩子，他和大舅妈正给表哥带着的不到三岁的小孙子。大舅谈到这个小孙子时，喜悦之情从电话那头直涌到我所站在的凉飕飕的台阶上，让我也感到无限温暖，毕竟在大舅一向看不惯的家庭事务中有一件让他感到高兴的事，的确不容易。
大舅又谈到了表哥在成都买了房子，谈他的看法。他说他是不太赞成在成都买房子的，住在老家山里多好，山好水好空气也好，人活得踏实干净。我也附和着大舅对城乡优劣的看法。大舅在成都住过两三年，是知道成都的情况的。现在回到乡下，带着小孙子，其乐陶陶。
大舅谈兴渐浓，我只能老老实实捏着电话，坐在石阶上，聆听着来自遥远四川山里的谆谆教导。这是我习惯的。小的时候，大舅经常对我们这般小后生进行漫无边际的教导。
“现在中国局势很不稳定，你看这样那样的事情接连发生，像钓鱼岛，分明是美国佬欺负人嘛。”
“大舅，这个可能不是那么简单吧。”
“那有什么复杂的，国家大事和农村争端有什么两样，谁家有权有势不张扬一下，不指手画脚骚扰别人一下……”
大舅就着钓鱼岛侃侃而谈，钓鱼岛问题的历史渊源，日本对钓鱼岛的觊觎，美国人的利益盘算，中国军事外交的稳重大度，如此等等问题，大舅像是谈他家里的一件件家具，极其熟悉。甚至他在电话里还向我描画太平洋周边国家地理位置，及其各国的战略布置区域。我听着大舅对国际形势的指点江山，佩服他心系天下的情怀有增无减。
我知道大舅可能在老家呆得太久了，找不到一个能够和他聊天的人，他需要释放，找一个倾听者。在我们这般小辈中，他往往选择我作为他倾听的对象。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自小我这人看上去就有点傻呆傻呆的，只有我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听他说些听不懂的他所谓的大道理。我不是被他所说的道理吸引，而是觉得他在给我们讲道理时他那种沉醉的样子有点特别，有点搞笑，而我就是不笑，一直忍着，看自己能忍多久。我想我的忍耐力就是在那时练就的。以至于现在，远在千山万水之外，我依然能够坐在冰冷的石阶上听大舅东拉西扯地谈论着国家大事。
大舅喜欢谈天喜欢教育人，与他早年当干部有关。土地下放户（所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大舅是他们生产队的队长，而且据外婆说是当时最年轻的生产队长。初中刚毕业没多久就当上了队长，可见当时对文化人还是蛮重视的。大舅是他们生产队为数不多的几位初中毕业生之一。与他同一生产队的几个初中生，一个后来被保送上了大学，一个当了乡小学校长。相比较起来，大舅回来当个生产队长，确实有点屈才了。大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点，怎么自己就当个小小的生产队长呢，情绪上就有点波动了。生产队是集体劳动的，生产队长得带领着大家进行劳动，大舅这个憋屈的秀才（在当时的农村，初中毕业大家就戏称就算是秀才了），大展拳脚，开始在山里指点江山，他自己不身体力行，进行的却是战略上的布置和规划，他动不动就找人做思想工作，一讲就是好几个钟头，让听的人头大，人家又不敢表示不满和反抗，毕竟他是最年轻的生产队长，村委会重点培养的接班人呢。
几年生产队长当下来，大舅什么农活都没学会，独练就了见人就展开教育的能力，从老到少，他都能让你一言不发地听上半天不重复的思想教育。这种能力一直到今天，只是听众越来越少。一九八零年土地下放户后，大舅就不能逮着谁就进行思想教育了，别人都忙着自家的土地，谁愿意听你在那里说些莫名其妙的话，谁家的庄稼种得好谁家的粮食就多，谁家就不会饿肚子，大舅的思想教育又不能代替粮食，人家才不愿意再理他呢。主要还是他的权力没了，虽还是生产队长，但是土地下放到各家各户了，谁管得着谁呀。大舅有些失落，这个本就憋屈的秀才，整天松松散散，也不热心土地也不奔忙做生意，天天睡到自然醒，非得我刚进门的大舅妈把饭端到床前，否则是不起床的。
从此，两大毛病就成了大舅的身份符码，一个是能侃能说，另一个是特别的懒。
不过，大舅这两大毛病，在我这里完全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他能侃能说对我就像是听一曲唱不完的亘古歌谣，吱吱嘎嘎，如同踩在屋后竹笋壳上，落在心里的只是童年密密匝匝的细语。至于他的懒更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每当我去外婆家，大舅总是窝在家里看些发黄的报纸和厚厚的书籍，看到我，他就海天海地给我讲起了书上或者报上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听得我一愣一愣的。每每傻愣之后，往往感觉有些美好的东西在噬舔着心中某块柔弱的地方，说不出的欢喜。
大舅真正的特点，倒不是这两大毛病。大舅最主要的特点，也是最过人之处，是对家庭和家族的绝对统治力。
按说，在土地下放户之后，各家应该过自己的生活，谁也不能干涉别人的生活，即使是亲兄弟，也没权利对其指手画脚。然而不，大舅偏要对二舅幺舅进行他绝对的统治，不管他们已经结婚并分家立门立户，他随时都对两位小舅舅进行语言和行动的双重管束。两位小舅舅每每有所怨言时，他总是理直气壮地说长兄如父，对你们的管束是他应尽的责任，也是为兄对弟弟们的关爱。于是两位小舅舅也就不敢再进行反抗了，尽管他们是有一肚子的苦楚，也只能敢恨敢怒而不敢言，最多也只能到我外婆那里去诉诉苦，希望外婆主持一下公道，劝劝大舅。外婆怎能劝说得了大舅呢，外婆每一谈到此事，大舅就倒打一耙，说两个弟弟怎样不学好，他不管教就对不起早死的父亲等等。一提到外公，外婆就悲上心来，两位小舅舅所说的事早就忘掉了。如此这般，大舅逐渐巩固了在家族的绝对的地位。
但大舅的绝对地位往往也受到偶然的挑战，主要不是两位小舅舅，而是两位小舅妈，她们实在看不惯这位管东管西、管天管地就是不管自己的大哥。两位小舅妈和大舅之间的冲突隔三差五就上演一回，而大舅对付这两位小舅妈的办法实在有限，他不能像对付两位小舅舅一样，施行武力政策。不过，大舅一般不和她们进行大规模的冲突，往往是给两位小舅舅施压，间接地治理两位小舅妈。起初还起一些作用，时间一长，大舅这间接统摄的办法往往失效，主要是两位小舅舅背地里与两位小舅妈是同一战壕的，他们表面上听大哥的话，实际上他们对大哥早就不满，苦于没有办法，现在有两位小舅妈出来和大舅闹，他们才乐得这样呢。整体上看，大舅还是能控制整个家族的，尤其是一些他所谓的大政方针上，一定得经过他的批准裁决才能通行。
最明显的例子是二舅要修新房子，本来选好了屋基地，大舅看了觉得不行，他认为二舅把房子修得太远不利于兄弟之间的团结，必须修在离老宅不远的大舅家的土地上，一是表示他当大哥的慷慨，二是表示他的远见卓识。于是二舅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大舅的意见，把房子修在了大舅家的土地上。结果呢，多年之后，二舅想再扩大房屋，周边全是大舅家的土地，这时的大舅又不显示他当大哥的慷慨了，既不给也不换，弄得二舅非常恼火。而大舅的说法是，二舅不能只顾自己一家好过住大房子，得帮助另外两个兄弟，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才行。大舅对家族的统治力，往往要通过这些非常手段获得，大体上还是能维持家族的整体和平。
九十年代以来，大舅的统治地位越来越受到挑战。主要是两位小舅舅都外出打工，挣回了不少钱，家庭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而大舅家却不进反退，搞得一年吃饭都成问题，每到开春后就四处借粮食，借粮的对象又主要是两位小舅舅家，并且往往一借不还。可以想象两位小舅妈是如何的不满，怎能不起冲突。
我记得最严重的一次冲突是二舅妈和大舅大打出手，大舅打伤了二舅妈，二舅妈住了很久的医院。当时二舅在河南砖厂打工没在家，大舅到二舅妈那里去借钱，他知道二舅妈家里有钱，他需要借钱供他两个孩子上学，大的我表姐在重庆大学，小的我表哥在广元读中专，每年要花很多钱，而大舅基本上又挣不上什么钱，只能借。而且大舅借钱的理由也比较特别，他说他的孩子就是两位小舅舅的孩子，彼此是一家人，两位孩子上学，两位小舅舅也有供养的义务，孩子们有出息了也是整个家族的骄傲。因此他借钱就显得理直气壮、理所当然。可我二舅妈是大户人家出身的，哪里受得了大舅的这套行事逻辑，二舅妈说你这就是强抢嘛，偏就不借你还能奈何。大舅好说歹说二舅妈就是不借，大舅直接跑到二舅妈家翻箱倒柜自己找起来，这逼急了二舅妈，抓起镰刀就砍向大舅。结果二舅妈被打伤了。大舅没想到的是这次打伤二舅妈不像是打伤两位小舅舅一样，随随便便就算了，二舅妈娘家来了一大帮人，一要收拾大舅，二要状告大舅。收拾大舅，他倒不怕。要状告大舅，他却有些怕了，他怕坐牢，在我们山乡里说到要状告谁就预示着那人要蹲监狱的，大舅既怕蹲监狱又怕辱没家族名声。于是，大舅第一次服软了，低下了他一直高昂的头，接受了二舅妈娘家开出的一系列条件。
从此，大舅在家族的绝对权威崩塌了，他不再对两位小舅舅吆五喝六，也不再对我们这些孩子讲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了，他常常整天整天地睡觉，不管农闲农忙，他只一个人散懒地呆着。有时我去外婆家，进大舅屋里去看他，他也只是毫无表情地看上一眼，爱理不理地，慢慢，我也不爱去大舅家了。要再听到大舅对我滔滔不绝的海聊要等到多年以后，我从外地读书偶尔回家，大舅又到我们家来和我聊天了。不过期间大舅家又发生了一些变故。
大舅很明白他这一辈子是没有什么希望了，他把所有的指望都寄托在他两个孩子身上，他拼命送他们上学。从小学开始，大舅对表姐和表哥的学习就看得非常紧。小时候每年暑假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外婆家度过，我记得，每天晚上，外婆家的院子里都坐满了人，谈天说地，热闹快活，每每这时大舅都要坐在院子正中月光白满的地方，一篇篇看表姐表哥白天里写的作业，他看得很仔细，看到不对的地方就把两位叫过去，要么轻言引导要么大声斥责，丝毫不肯马虎。那时我觉得表哥表姐好恼火，被大舅管得那么严，暑假都不让好好耍一下，我在暑假我爸从不管我，暑假作业，放假时一字不写地从学校里背回来，收假时又一字不写地背回学校去，老师骂骂也就算了。我爸也不会为难我，我爸的口头禅是好牛不用响鞭、好鼓不用重锤，估计从小他就没把我当什么好牛好鼓吧。大舅却把表姐表哥当绝世好牛绝顶好鼓进行管教了，他们的苦当然就不少吃了。
后来表姐去了重庆大学。之所以是去了而不是进了，是因为表姐是委培，花钱读的。尽管表姐成绩很好，据说是文昌高中前几名，且很有文采，能写文章。我最早知道路遥就是她告诉我的，有年暑假她到我们家来耍，她拿着一本杂志，杂志封面上有个标题叫“早晨从中午开始”，她还指着封面上那个带着茶色眼镜留着半长头发的人说，这就是路遥，非常了不起的作家。我当时问她，怎么会有姓路的人呢，路不是在地上走的嘛。她说是笔名。我问笔名是干什么的，她有点不耐烦，撇下我一个人看杂志去了。
这个表姐是大舅最心疼的，大舅愿意卖粮卖棺木树去供她上学，希望她脱掉农皮，能吃上国家饭。这个大舅最心疼的表姐，却是伤大舅最深的人。表姐大学毕业后，好像是九四、五年吧，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大舅又到处托人帮忙，最后在广元一所私立中专教书，也算是有个着落了吧。然而不多久表姐就辞掉了工作，又有人说是被开除的，反正是在没经过大舅知晓的情况下离开了广元。并且谈上了男朋友，和她男朋友一起去了谁也不知晓的地方。大舅怎么能忍受这样的事实，他到处打听，最终还是找到了表姐和他男朋友的住处，大舅义正言辞地教训表姐和她男朋友，并且用拳脚教训了表姐男朋友。这之中的过程好像非常复杂，大舅后来每和我聊到此事时，总是情绪掩盖了事情的诸多细节，我虽多次提醒他说说事情详细经过，他总是非常痛苦地喟叹连连而不再言说。表姐一事的结果就是，表姐决绝地同我大舅断绝了父女关系，和那个男朋友在南充结了婚。此事对大舅，算是他人生所谓的第二大打击，如果连上我外爷去世的打击的话，应该是第三大打击。而表姐这件事对大舅的打击尤其大，很多年都没缓过来，就是今天提起此事大舅依然痛苦不已。这预示着他在自己家庭里的地位也土崩瓦解，更主要的是摧毁了他最重要的精神支柱，表姐是他整个生命的希望，然而表姐却和他断绝了父女关系。
这里面包含着一位父亲无尽的酸楚，那种沉沉的满天满地的酸楚。大舅实际上只有表姐这么一个孩子，只有表姐是他亲生的，表哥是他们抱养的。在亲生和抱养之间，于绝大数中国人，大多数中国农村中的人，亲疏疼爱是非常明显的。而表姐和大舅断绝父女关系，对于大舅不啻于天塌地陷。可是表姐，那个我印象中文文弱弱的表姐，好像和我大舅一样倔强，硬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宁愿斩断父女关系，也要和她男朋友比翼双飞。这件事在我们山里人那时看来，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当然今天山里的世界早已被冲得七零八落了，什么样事情的发生，在山乡里人看来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不可能的了，电视带给他们的简直太多太多了。
大舅在家族和家庭统治力的强大和衰落，给我的印象都是非常深刻的。我仿佛看见的不仅是大舅一个人力量的消涨潮落，也远远地看见那个往日的山乡面影的由明转暗、由浓渐弱。
前几年表哥结婚，大舅坚持要在老宅的堂屋门上，贴上他写的对联。任何人劝都不管用。我记得对联的下联中有一个词是“移花接木”。非常明显，大舅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表哥是抱养的。一方面他想让别人都瞧瞧，他把抱养的孩子养大了，并为他娶了媳妇儿了，有种显摆炫耀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是想警告表哥，你不论蹦跶多高你都不要忘了你自己的身份，你是抱养的。一石二鸟，打到的却是诸多亲人的心，包括那个刚进门的媳妇。
也许这是大舅在家族和家庭中显示其权威最后一次了吧，他需要通过这种让亲人们疼痛不已的方式证明自己的权威存在。但实际上早就灰飞烟灭了。
有年春节我回老家，大舅带我到我们袁家老祠堂走了一遭，他指着那些阔大的石墩石柱说，这是袁家老祖宗兴建发族之地，你们袁家祖上是有能人的。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淡淡地说，大舅，这不过是一堆断残废墟罢了。
之后偶尔听说大舅在看什么算命书，在看什么医学书，在干什么什么的。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很难有和大舅聊天的机会。
大舅还在电话那头说着，说他对家国的忧患，对表哥的担忧，对我们的牵挂。我坐在图书馆外冰凉的石阶上，看着高远天空的一弯新月，偶尔回答着大舅并不需要回答的提问，一种久违的感觉越过千山万水，散落在长江之尾的栖霞山下，暖融融的，宛如多年之前坐在外婆家院子里听大人们谈论轰轰烈烈的乡下人事鬼怪。
“大舅，你不用担心这些，现在你应该享受生活才是啊。”
“我不担心，儿孙自有儿孙福，也管不了那么多。”
“是啊。”
“贫者乐而富者忧，我做一个快快乐乐的人就够了。”
“大舅，这样想就对了。”
“你一个人在外面飘我倒不担心，只是你得赶紧找个女朋友成个家啊，老大不小的了，你总得有个归宿嘛，成夫妇定天地，没有家何来天地。”
“好好，大舅，我知道了，我努力。
大舅，今天就先聊到这了吧。
以后你想聊天时，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说这话时我是那么自然，那么心甘情愿，完全没有昔日的不适与压迫感。我还是想听大舅那无边无际的海聊山侃，看他一如既往地像雄鹰一样护卫着日渐分离的家族的理直气壮和欣然决然。
“好嘛。那挂了。”
“保重，大舅。”
图书馆已快关门了。我取出书包。寂寂走在树影摇曳的路上，抵不住的只有秋气初涌的清寒。
2012年10月15日 初稿
2012年10月22日 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