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各民族在逐步卷入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的同时，围绕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形成了现代中国社会不同层次的记忆，奠定了今日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基础。本文以记忆的多层性研究及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重新认识我国民族研究中的民族走廊和环南中国海通道，延伸了费孝通先生的民族走廊学说和全球社会理念，既关注不同区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记忆整合出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又深入分析跨境、跨海民族的集体记忆与中华文化认同的关系，进而揭示多层性的共同记忆对于全球化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记忆 中华民族共同体 民族走廊 环南中国海通道
近代以来，在世界各地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以及民族国家建构的历程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回忆”本民族的“历史”。人们通过“回忆”本民族的“历史”来凝聚和强化本民族的集体记忆，由此来建构“民族共同体”。他们在“回忆”本民族“历史”的过程中，形成了多元的记忆之“场”：既有如博物馆、档案馆、剧院、节日、仪式、庆典、照片、广播、电影、电视、展览、网络、论坛等有形之“场”，也有影响相对更为广泛的如历史传说、英雄事迹、苦难遭遇等无形之“场”。这种多元的记忆之“场”，还会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形成，会促使不同民族，乃至不同国家之间因分享共同的记忆而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例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悼念二战时纳粹屠杀犹太人事件的活动在很多西方国家政治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活动将原来仅属于犹太人的吊唁仪式变成了各国的共同记忆。
现代中国集体记忆，即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源自并不断影响境内民族互动和认同，而跨境、跨海民族的共同记忆与中华文化认同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不同层级的区域体系中，集体记忆对于共同体的形成和认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记忆的多层性来理解并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
根据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民族走廊学说，从记忆多层性的角度来看，中国各民族在互动中实现结构耦合而组成一个荣辱与共的具有诸多共同记忆的立体系统。每个民族根据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社会文化的区域社会环境，形成了民族个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从多样化的个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中整合出各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以及区域文化的集体记忆，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
记忆的多层性视角体现了费孝通先生早年所坚持的类型比较法。在记忆的多层性视角下，我们通过对境内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记忆进行比较，可以达到认识中华民族共同记忆全貌的目的。
本文以记忆的多层性研究及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重新认识我国民族研究中的几大民族走廊和环南中国海通道，延伸费孝通先生的民族走廊学说和全球社会理念，尝试揭示多层性的共同记忆对于全球化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意义。
一、记忆的多层性研究及相关理论
记忆作为人的一种本能很早就被心理学家所关注。但早期心理学家对记忆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实验室内，较少关注到人类记忆的社会基础。随着认知心理学与后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界对于记忆的研究开始逐渐关注记忆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心理学家巴特莱特(Frederick C.Bartlett)对记忆的社会决定作用的研究，使人们开始意识到记忆的社会属性。他提出人们在回忆或重新叙述某一故事时，事实上是在自身的社会文化“心理构图”之上重新建构这一故事。
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界，关注记忆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的著名学者首推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在涂尔干（Emile Durkheim）“集体欢腾”概念的影响下，他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在哈布瓦赫看来，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从哈布瓦赫的研究来看，他从社会体系视角出发，着重论证了家庭的记忆、阶层的社会记忆、宗教的社会记忆等，强调的是记忆的社会建构。康纳顿（Paul Connerton）进一步指出，哈布瓦赫不仅承认社会记忆的重要基础性，而且坚持系统地关注记忆如何被社会建构。康纳顿本人则强调记忆的惯性，关注记忆与身体实践的关系，强调记忆的社会构成，研究使共同记忆成为可能的传授行为。
记忆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个体对过去的诠释如何被转换成为群体对过去的集体记忆。哈布瓦赫指出，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能够进行记忆。在一个社会中，有多少群体和机构，就有多少集体记忆。当然，进行记忆的是个体，而不是群体或机构。但是，这些根植在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也是利用这个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爱德华·凯西（Edward S.Casey）认为，个人是记忆的载体。个体记忆的构建承载着个体对过去的一种有意识的陈述，也承载着个体对过去经验的一种身体体验，并受个体所成长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个体记忆彰显着个体的身份认同，集体记忆由大量个体的记忆构成又超越个体的特殊性，彰显一个社会或群体有别于其他社会或群体的身份认同。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存在相互构造或相互勾连的关系，且两者之间的关联可能是共谋的。
到目前为止，学界提出了三种理论来讨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构建集体记忆的社会文化过程。其一，依据物质和社会关系网络理论，来探讨社会个体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导致他们各自的个体记忆的重叠和交叉；其二，借鉴疾病传播学的理论，探讨一种个体记忆或观念如何获得“传染性”（即吸引力）从而从一个个体传向多个个体；其三，探讨一个社会的知识和记忆如何被个体依据其各自的教育和政治经济地位及社会情境转变成为个体化的知识和记忆，这一理论即是分布性认知理论。这三种理论虽然分析了记忆如何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传播，但它们都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个体在知识和记忆传播过程中的影响所存在的差别，进而也就没能揭示出在个体记忆转变为集体记忆并彰显群体身份认同的过程，以及特殊个体或特殊社会历史时期对群体认同所产生的显著作用。
记忆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在记忆的延续、流动与传承过程中，一部分记忆在身体实践与社会延续中得到无意识的传承。当记忆被置于社会变迁或者全球化进程中的时候，个人、集体，乃至区域的记忆在不同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有意识地被抑制、被恢复，甚至被重新创造。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集合的记忆和社会的记忆由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以及信仰、价值、对立、抵抗所决定，其中也包括文化基准、真正性、认同以及权力的问题，他们属于意识领域”，“这些社会的、集合的、历史的记忆有时被抑制、忘却，有时又被恢复、唤醒，此外，有时还根据需要被更正或创造”。因而，在思考记忆与共同体认同的关系中，要将记忆和共同体的概念置于动态的变迁过程中来看待，而记忆本身即是共同体并创造共同体意识，对于社会结合和社会整合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明珂曾对“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的范围进行了划分。他指出，“社会记忆”的范围最大，指的是一个社会中借着媒介流传的“记忆”，如图书馆的典籍、民间故事、物质建筑等所保存与唤起的历史记忆等；“集体记忆”的范围比“社会记忆”的范围要小，指的是在一个社会经常被提起的记忆，进而成为社会成员之间或某次群体成员之间分享的共同记忆，如某著名的社会刑案、过去某重要的政治事件等；“历史记忆”的范围则更小，指的是在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人们由此而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是族群借以认同的记忆，如祖先传说或者祭祖仪式等。由于“历史记忆”通常以“历史”的形式出现在一个社会中，因此它强调一个民族、族群或社会群体的根基性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s）。王明珂对“记忆”的划分，对如何从“个体记忆”上升到“历史记忆”，再到“集体记忆”，乃至“全球集体记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分析基础。
不同类型的记忆之间应该存在递进关系。在讨论记忆问题时，必须结合个体记忆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及其时代背景。当下，在全球化进程中，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愈发明显，区域网络日渐形成。在一个区域里，每个个体和每个民族，必然存在多方面的记忆共享。这些记忆共享的形成，是他们特定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及社会环境所造就的。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大量个体记忆之间的碰撞、交流，乃至最终融合成为一个稳定的集体记忆，这种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建构的过程愈发明显，而“全球集体记忆”也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之中。
全球集体记忆至少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记忆可以说是全球的，如果它是由所有或大多数人所共享的；其二，记忆可能成为全球的，如果它的符号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图像、象征、事件等，即使是在世界政治中存在众所周知的权力不对称；其三，记忆可以成为全球的，或至少容纳了世界所有或大部分人的经验、观点和价值体系，特别是感受性的记忆。在全球化进程中，可以通过虚拟通道和快速的交通，让世界大多数人取得联系，使世界各地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最终实现记忆的共享。全球集体记忆的现实基础是人口迁徙、信息、图像和商品的快速传播、流通与链接的发展。其表现出来就是地域、文化和时间的界限被消除，体现出“去地域性”和“共时性”的特征。不同人口尝试重新划分界限，组成共同的社会，回忆并重现过去的影像。
列维（Daniel Levy）与施奈德（Natan Sznaider）所提出的“世界性记忆”，在于超越民族或国家的界限，基于不同地域条件激发出身份认同的探寻。必须认识到，世界性记忆的产生与民族国家记忆的变化存在密切关联。世界性记忆是向外的，而民族国家的记忆是向内的。世界性指的是全球化叙述的内心化，即是将全球的重要事件化约为民族国家自己的经验。世界性记忆的产生，表明了社会记忆在某种条件下出现了非领土化的趋势。但需要注意的是，世界性记忆的增长，并非意味着民族国家记忆的消退。在世界性记忆或全球集体记忆的日益强化下，世界性记忆或全球集体记忆与民族国家记忆在某些叙述上是逐渐趋同的。
以上记忆的多层性研究及相关理论，为清晰阐释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认同问题，进而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二、民族走廊与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
在中国多民族交接地带，贸易、婚姻、习俗、宗教等因素相互交融与叠加，为充分理解民族区域的历史形成过程提供了典型“素材”。大量个体记忆的碰撞与融合，构建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彰显出该民族的历史文化及其在现代中国背景下的民族认同。而基于各民族相互交往而形成的不断流动的自我与他者的区辨，各民族集体记忆得以构建。通过各民族集体记忆的接触、碰撞与杂糅，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诸多区域的集体记忆，构成了现代中国的共同记忆。现代中国的共同记忆，也可以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走廊的概念和学说，将历史、区域、群体作为整体，开启了中国民族研究的新思路，同时为探讨区域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认同形成机制提供了重要途径。
民族走廊学说首先强调了区域内的共同性。这些共同性来自区域内的历史、文化、社会、民族流动等因素。区域内的不同个体、群体、社会在历史上的交往中，形成了区域内的共同记忆。在这些共同记忆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区域认同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区域认同与民族认同并非完全一致，表现为“和而不同”的认同格局。走廊之上还有地域，地域之上是国家，不同层级的区域之间你来我往的历史与现实联系，决定了区域共同记忆之上必然生长出现代中国的共同记忆。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民族走廊学说特别强调区域研究要在宏观研究中做好“微型”研究。费孝通先生指出：“‘微型’研究是民族研究的基础，深入到民族地区的生活实际中进行观察，通过比较不同的‘类型’，就能逐步形成全面的宏观的认识。”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这一宏观与微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本文所讨论的记忆多层性与共同体认同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延伸至本文来讲，这种研究方法就是个案研究与区域研究相结合，同时将个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与集体的记忆认同相结合。
民族走廊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把自然空间转化为文化与民族的空间。在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历史与现实上的空间和区域概念始终贯穿其中，而民族走廊的研究是其空间概念的核心组成部分。民族走廊研究，需要进一步提炼区域内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的文化相似性，挖掘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同记忆。正如石硕教授所指出的，藏彝走廊整体区域的历史记忆等各个文化要素的研究，特别要对各文化区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性作出进一步的比较和探讨，揭示各种文化因素在跨民族、跨区域的分布状况及存在的重合、交接及交叉情形。在费孝通民族走廊学说基础上，本文结合记忆的多层性提出有关“北方民族走廊”、“南方民族走廊”的讨论。
“北方民族走廊”主要由两条走廊构成，既包括从甘肃到新疆这条历史上著名的东西向的民族走廊，即“河西走廊”，也包括与该走廊构成“丁”字形、从祁连山脉向南直至横断山区（即藏彝走廊地区）呈南北向的“陇西走廊”。“河西走廊”是中原人走向西域、域外人进入华夏，以及阿尔泰语诸族，乃至汉藏语诸族迁徙移动的走廊。1985年，费孝通先生在《甘南篇》中首次提出了“陇西走廊”的概念。“陇西走廊”所生活的民族主要有氐人和羌人的后裔，以及汉、藏、回、撒拉、保安、东乡等民族。该走廊可以说是汉藏两族的分界，也是农牧两大经济区的桥梁。“陇西走廊”主要宗教文化类型有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汉族民间信仰三种。作为联系“河西走廊”与“藏彝走廊”中介的“陇西走廊”，是藏彝走廊主体性宗教藏传佛教与河西走廊主体性宗教伊斯兰教的中间地带。在这一地带可以观察到，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中心的藏传佛教文化区和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中心的伊斯兰教文化区。而陇南市、定西市汉族聚居区虽然以汉族民间信仰为主，但同时夹杂着伊斯兰教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区域内各宗教文化区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布格局。
“北方民族走廊”研究，可以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出发，通过“中心”与“周边”的概念转换，考察我国北部边疆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民族互动与文化交流，进而探讨边疆少数民族、中原汉族与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关系，进一步挖掘各民族内部及彼此之间的记忆对于现代中国的共同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影响。
“南方民族走廊”指的是费孝通先生所称的“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这两个走廊的共同性在于地理上均属于南方山地，且河流在其文化地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两大走廊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自然和社会联系。藏彝走廊的最南端与广义上的南岭走廊的西端相衔接。藏彝走廊不仅是藏缅语诸族先民南下的通道，还是南岭走廊苗瑶壮侗等族先民北上的交通要道。南岭山区，作为华南地区山地特征的重要代表，其间的民族互动与文化交流被费孝通先生提升为“南岭民族走廊”的学术概念。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在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等诸方面均有着紧密的联系。“南方民族走廊”这片山地空间，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社会与文化意义上的整体。区域中的各民族相互接触、你来我往，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区辨中，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中，民族内部及民族之间的记忆不断积淀、不断深化，并最终体现为不断流变的共同体认同。
南方民族走廊最富特色的就是它所承载和体现的“山地文化”。藏彝走廊的地形特征是高山峡谷，南岭走廊则以支离破碎的山谷交错而成，生活于两条走廊的各民族在不断的交往、碰撞中积淀出了独具特色的“山地文化”。立体性是山地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以位于藏彝走廊南端、南岭走廊西侧的云南省为例，滇西德宏地区盆地一般为傣族占据，而半山区则有德宏族、阿昌族和汉族，山头一般居住着景颇族和傈僳族。滇西南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等地区，居平地的通常为傣族和汉族，居山腰的为布朗族、拉祜族、佤族、基诺族，山头则为哈尼族及瑶族占据。滇南红河西南部，山脚是傣壮，山腰是哈尼，山头是彝、苗、瑶等族。立体型的空间，不仅承载着各民族迁徙流动的历史，而且积淀了民族之间交往的记忆。基于这些民族交往记忆，民族集体记忆得以建构起来。
瑶族，作为南岭走廊的主体少数民族，在南岭走廊的立体空间内是不断迁徙的。日本瑶学专家吉野晃根据瑶族《家先单》中记录的祖先埋葬地点勾勒出一支瑶族先民的迁徙路线。一定意义上讲，这些埋葬地点就是瑶族对空间的记忆、对民族的集体记忆以及对民族的认同。瑶族将家先的观念、空间的记忆、民族的认同相互关联起来。又如，广西龙胜的莫瑶就坚信，他们死后会去祖先居住的美好世界“梅山”。历史上不断出现的瑶族寻找先民居住地的“千家峒运动”，生动地展示了空间所承载的民族记忆与民族认同。
傈僳族是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跨境民族，他们也分布于缅甸、泰国、印度等地。在中国，傈僳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同时在丽江和迪庆、大理、保山、德宏、楚雄、临沧等州县，以及四川省的盐源、盐边、德昌等县也有分布。他们在日常生活实践和群体行为中逐渐形成了跨区域的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例如，在帮工、换工、婚礼、小孩出生及村落性仪式中的猪肉流动，蕴藏着一个内在概念，即分担。这种分担的内在概念，塑造了人们对群体感和“团结”感的现实需要，成为人们组织其社会行为的观念基础。即便在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个体的决策和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醒目和多样，但群体的集体记忆不仅不会因社会变迁而改变，而且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延续和传承下来，凝结着民族认同感与跨区域的社会关系网络。
宗教文化是民族集体记忆和共同体认同的一个重要基础。在南方民族走廊中，宗教文化表现出多元一体的特色。藏彝走廊以佛教和原始宗教苯教为基础，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形态。而南岭走廊则以道教为基础，形成了因地域及民族而变化的多元宗教文化形态。在南岭走廊中，虽然各民族均有各具特色的宗教文化，但均掺杂了各种道教文化因素，如经书的使用、符箓的运用、道场的设置等，展现出鲜明的道教特色。南岭走廊中的各个民族，其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特色构成了“多元”，但是它们又都可以统一在道教的“一体”之下，共同构成”多元一体”的南岭走廊宗教文化特色。多元一体的宗教文化形态，一方面保持了各民族的边界和认同，另一方面又因为有着共同的一体的宗教根基，各民族便有了相互理解和认同的基础。基于此，各民族的集体记忆逐渐汇聚整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
费孝通对民族走廊的讨论，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更好地阐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华民族概念本身就是国家民族的概念，56个民族是社会构成的主要单位。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勾画出多元民族社会的结合和国家整合的关系，即多元和一体的关系。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互动性、有机联系性和共生性，恰恰是“多元一体”所强调的多元中的有机联系，即多元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共生性构成了区域内民族的集体记忆。区域文化共同性展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和现实状况，提升了区域社会的历史记忆，增强了区域共同体的文化内涵，成为区域共同体记忆的基础。事实上，不同区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记忆整合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由此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环南中国海通道与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记忆
在全球化的复杂历史进程中，与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和一体化相比，人类学更加强调全球文化中的多样性，强调文化的地方化、本土化和异质化过程。
事实上，全球化掀起了地方文化复兴与重构的文化自觉过程。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M.Sahlins）指出，现在可以目睹到一个大规模的结构转型进程，因为从亚马逊河热带雨林到马来西亚诸岛的人们在加强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同时，都在自觉地认真地展示各自的文化特征。他们在文化展示与文化复兴的过程中不断塑造着自身的文化自信。与此同时，不同国家、地域和民族的传统文化及其“无意识传承”传统，常常为这种来自民间的传统力量进行“有意识地创造”。这种创造的过程，正是一种“文化的生产”与“文化的再生产”的过程，即利用原有的文化资源和新的文化创造来展示各自的文化特征，形成一种“文化+文化”的现象。在多元文化的复兴过程中，多层性的记忆在被传承的同时也在不断被创造。
费孝通先生的“全球社会理念”，为人类社会构想了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文明之间如何共生，特别是作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和边缘的对话，越来越成为人类学所关注的领域。而“文明间对话”的基础，需要建立人类共生的“心态秩序”以及“和而不同”的“美美与共”的理念。费孝通先生用“和而不同”这一来源于中国先秦思想中的文化精神，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理解全球化过程中的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多元文化的共生。“和”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和而不同”就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基础。
沿着“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的思路，记忆与共同体认同之间的关系同样也可以放置到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记忆的讨论之中。以往的民族走廊研究大多集中于中国境内，且多与固着于土地的人文地理范畴为研究对象，很少关注以海域文化为基础的民族走廊和文化通道，对华侨华人与海洋中国的认识也不足。由此，本文提出“环南中国海通道”的讨论，以“周边”视角来思考记忆的多层性与共同体认同的关系问题，进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
环南中国海区域发生着复杂的文化和民族互动。其中，“水”对于该地区民族互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就决定了流动性在其区域记忆与认同问题中的特殊地位。
环南中国海区域内存在的包括华人等跨地域族群的认同问题可以用“跨国文化圈”的概念来讨论。?⑤“跨国文化圈”主要是指超越国家边界的同一族群或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文化共同体。人们围绕着社会与文化的“圈”形成了诸多的共享记忆。陈志明用“民族学文化圈”来展开世界华人的研究。“圈”内各地的华人虽然受到地方化和文化变迁的影响而形成了丰富的多样性，但他们仍共享着华人“文化”的共同特征。例如，在东南亚华人的土地神信仰中，源自古代中国文化的土地神观念虽然经历各种演变，但它仍然延续着华人传统宗教系统的主要成分。上述“文化圈”所涵盖的各种文化因素，同时也携带了“圈”内族群的共同记忆。如新加坡华人民间信仰的“祖神”崇拜，便承载了祖籍地与移居地两方面的历史记忆。
环南中国海通道是从海域文化出发，走出中国内陆，以华人华侨研究为切入点，考察华南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族群互动与文化交流，构建理解山地文明、河流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复杂关系的概念框架体系。在环南中国海区域族群互动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记忆多是指超越国家边界的同一族群或具有共同血缘、地缘、原乡观念，以及共同文化理念与共同宗教信仰的群体，如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犹太人与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体等来体现，其实质就是一种文化认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华人的文化认同和传承是同根的跨国文化认同的重要特征。
环南中国海通道的形成，是地区历史进程、共同记忆、经济活动、民族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域文明和社会网络之间互动的结果。环南中国海通道不仅是多样性突出的亚洲海洋文明诞生之地，同时还是儒家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通道。这一通道呈现出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多元性以及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特征。环南中国海通道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圈的影响，并构成这一区域内的集体记忆。现在许多侨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仍然保持着中华文化的传统与认同。众所周知，汉字对东南亚国家影响深远。历史上，东南亚国家曾使用汉字进行“大传统”范畴下的知识生产，受到了中华文化的长期影响。古越南、古朝鲜、古日本等国家所使用的汉字书写和交流方式，就是深受儒家思想观念影响的具体表现。越南至今仍留存有大量用汉字以及汉语文法书写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承继了儒家的主要意识形态。
在环南中国海通道的各种“圈”中，借助各类组织从事经济活动而建立的社会经济关系网络同样引人注目。在这一区域中，主要以丝绸、瓷器、香料、橡胶等为代表的商品双向流动，使华南到东南亚之间的联系得以成立，并建立了社会经济关系网络。10世纪以前的文献早有记载，古代亚洲与罗马商人主要从越南中部、泰国南部、马来半岛和爪哇岛将丁香和肉豆寇输入中国市场。
早期华人移居南洋，通过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因素建构他们在侨居地的社会关联。对于华人精英而言，儒家伦理、天下观，以及科举和文官制为中心的等级制度仍然影响着南洋华人的自我定位与发展，也形成了他们对文明中国的记忆与想象。此后，华侨华人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救亡图存的民族民主运动中捐资出力，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华侨返回大陆参与国家建设，以及东南亚国家排华时期，华侨回国避难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共同构建出现代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共同记忆，也是对“文化中国”的认知、记忆与想象。
从中国华南延伸至东南亚地区，生活着苗、瑶、侗、彝、景颇、傣、哈尼等少数民族及在别国具有其他称谓的跨境民族。他们经过长期的流动、迁徙、通婚与融合，共同创造了内部具有一定差异性的山地文化。 生态环境的唇齿相依，族群关系上的血脉相亲，历史长河里的荣辱与共，社会文化上的相互交融，都使得环南中国海成为超越国家与民族边界的“和而不同”的跨区域社会。 由此，形成了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共同记忆与认同机制。
笔者在“南中国海族群互动与南岭民族走廊”和“汉族社会结构与周边社会的互动——以华南与东南亚的研究为中心”等课题研究中，在珠江流域民族文化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民族走廊研究探寻民族流动的现状与历史空间，开展了从南岭走廊到环南中国海的区域研究。这些研究以“社会网络”、“地区共同性”等概念来深入讨论民族走廊、民族交界、省际民族结合部和跨国民族等重大现象与问题。重视民族之间的互动性、联系性和共生性，突出多民族地域中文化的共同性与文化共享的问题，强调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民族、社会、经济和人的活动的“机制”上，以此把握民族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
这些研究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在这些“脉络”和“机制”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共同性，如何在当地各个民族的记忆与认同上反映出来？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有着错综复杂的文化交流、民族互动，以及现代生产过程中固有的繁复分工和人口流动等现象，而且与现实的国际政治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如此复杂多元的地区，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网络化的区域社会体系，并形成区域内的共同记忆。揭示东南亚华人的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关系，需要从考古文化的多样性与同一性、中华朝贡体系在南部边疆地区与东南亚的推行与演变、明清时期以闽粤沿海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新型国际关系及地缘政治等多个方面进行探讨。
在人类学区域社会背景下，重新思考中国疆域与海洋观念的演变、唐宋至当代南海周边的国家认同、区域内各国对华舆论与国家认知、区域内的信仰世界及其与周边地区的互动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目的在于揭示区域内命运共同体的社会文化机制。
总的来讲，从“北方民族走廊”和“南方民族走廊”到“环南中国海民族通道”的区域研究，是将民族走廊地区、少数民族社会、跨越国界的华人社会、东南亚与中国华南交往体系放在一个框架体系下进行研究。无论是走廊还是通道，从地理上的道路航线，到社会中的网络，再到文化上的圈层，其中始终存在一个问题，即共同记忆与共同体认同的关系问题。把历史记忆与集体记忆等视角纳入环南中国海区域和环南中国海通道研究之中，可以更好地理解该区域社会网络的形成过程、区域文化的变迁和民族的互动过程，能够多维、立体地展示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机制及其特点，进而在该区域中实现人文价值的共享，形成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记忆，走向“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③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的复兴成为中国走向文化大国的必要基础，在这个过程之中，以环南中国海通道为中心的超越民族国家的跨区域共同记忆凸显了中华文化的认同，进而在“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中从文化层面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结语：记忆与共同体认同
记忆的多层性讨论对构筑现代中国多层次的共同记忆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记忆本身构成一个共同体，而记忆又是递进的，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差序格局，与之相联系的共同体认同概念也必须由此而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这里所讨论的“共同体认同”，要将其置身在世界风云变幻的场景中，揭示出“共同体认同”如何因时、因事、因空间而发生变化。“共同体认同”不是“静态”的概念，而是处于“动态”的变迁之中；不是“部分”的真实，而是“整体”的面貌，即在“动态”的“整体”中明确共同体研究的学术理念和问题意识，也就是要把共同体认同置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多重维度中进行考察。由于“国家”、“社会”与“文化”是影响“民族”的三个重要因素和维度，因而民族共同体研究，以及民族共同体认同研究还要进一步探讨“国家”、“民族”、“社会”、“文化”的关系与定位问题。
对于现代中国记忆的多层性与共同体认同的研究，除了要关注具体的学科和学术脉络之外，还要从宏观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体系与民族问题入手，详尽分析不同地域、不同国别、不同社会体制和不同场域下的共同体认同与民族问题，进而更好地理解并促进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不论是以往研究中的民族走廊，还是本文具体讨论的北方民族走廊和南方民族走廊，乃至扩展到跨越民族国家的环南中国海通道，各民族在互动接触中形成了社会与文化上的密切关联。将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机制与纽带等有形关系揭示出来当然重要，但还需要再进一步关注“和而不同”中的共享文化价值等无形的因素。特别是记忆资源通过怎样的操作达成共享的认同，如何在此基础上建设更高层次的认同。这样的努力，对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区域和全球的命运共同体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限于篇幅，参考文献略）
来源：《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