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叔，在这个冬天终于死去了。
润叔本该在五年前就死去的。他的死来得太迟了，迟得让大家失去了仅有的一点淡淡悲伤，相反的是一声长长的解脱的叹息。他的子女们终于摆脱了卧病在床的老爹，乡亲们也摆脱了对其若有若无的良心折磨。
这么一个让村里人不愿再追忆的老人，总是在我脑子闪耀着一个个画面，总觉得有某种东西在抓扯着我渐渐麻木的心。似乎在老人的死与我的生之间有着看不见的丝丝关系，老人那凄楚的眼神一次又一次击打着我坚硬的心坎。基于一种怕与爱，我不能不记录下这位刚刚埋入泥土的邋遢老人，不得不记录下他留在我记忆里的那些碎小的故事。
没有见上润叔最后一面，我是有些遗憾的。自从润叔卧床之后，我就一次都未再到过他们家。仅有的几次回老家，经过他们家院坝边，也没能鼓足勇气走进他所住的楼屋。我真的是怕。我爸妈及邻居们所描画的润叔几乎和鬼没有两样，尽管谁也没有见过鬼的样子，共同的想象足以让我胆战心惊，马克思的唯物观在实际生活中立马现出原形，毫无作用。鬼影重重的楼屋，形如苦鬼的润叔。想起来足够吓人。其实害怕并不是我没有去见润叔的全部原因。还有一半原因是我根本不愿去楼屋见润叔，不愿见满身屎尿、满身臭气的形似野鬼的老人。多年的冷漠训练，我已渐渐变得干净起来，对脏乱臭常常矫情地掩鼻逃遁。尽管我从小是从屎尿堆里爬过来的，但仍然无法使我平静地走向润叔。为此事我不无愧怍地向我爸妈说起过。我爸妈认为我脑子有病，干嘛要去看形同野鬼的臭老头。他们说这话时全然忘记了这老头曾经是我们家的座上客，他们曾经是那么喜欢听这个老头讲一个又一个稀奇古怪的故事。我默默。顺从了我爸妈的劝规，最终没走进楼屋去见如鬼的润叔。
我以为，没有见如鬼的润叔最后一面，既是一种遗憾，同时也未必不是一种圆满。留在我记忆中的润叔就不在可能有屎尿满身的画面，虽然我可以想象，可想象毕竟是想象，直感的痛灼才最为持久。正如我可以想象美女环身，实则搁伤我自己脊背的是坚硬的板床。直感的润叔还是那位矍铄的精明乡下老头。
一个封闭的环境往往会造成两类极端的人，一类是愚钝麻木者，另一类是管束这些愚钝麻木者的聪明的专权者，显然润叔是属于后者。润叔年轻的时候是我们村大五队的队长，统管五百多人。润叔的那段光辉岁月我没能赶上亲历，但在他后来一次次对我的讲述来看，他无疑是非常享受他那时立马山头指点江山的特权时光。他给我讲述他是如何收拾副队长，把副队长手中的权力一点点全抢夺到自己手里；他讲述他怎样巧妙偷运公家粮食到自己家的地窖；他讲述他如何一次又一次钻进新媳妇家的床帐；他讲述他怎样和公社干部们走村窜户胡吃海喝；他讲述他怎样领导五社勇夺公社一个又一个的先进。他在给我讲述这些往事时，他没有我大舅向我讲述时的那种亢奋，相反，他用极其缓慢细弱的声音，像是村里山间秋天河流的流水，有些无声无息，散发的是一种夏日激流之后的淡定与从容，而且融进了一丝丝的历史悠远的旷达，荣辱功过在他的讲述中似乎失去了棱角，变得透明稀薄。我有时落进这种如梦如幻的讲述中，一会儿我似乎看见一个狰狞的怪兽，一会儿又好像看见一位朝气蓬勃、奋发勇往的共和国的农村基层干部，一会儿还看见一位在现实生活中的苦苦挣扎者。十七、八岁那两个夏天，润叔向我翻挖一遍他的整个人生历程，也向我揭开了我们村、队在那个年代历史的层层褶皱。是润叔引领着我进入塑造我生命的历史，引领我进入书本后面的历史暗角。
当然这种对往昔岁月的讲述，并不经常发生，随着我一步步远离乡土，和润叔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偶尔的见面，他也不再讲那些光辉的过去。他有着新的忧愁，新的诉说。
润叔有六个子女，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大儿子是抱养的，小的才是他亲生。随着子女们一个个成家立业，润叔身边的使唤人手就逐渐减少，很多时候润叔也得扛着锄头下地干活。这种情况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土地下放户之前，他是人见人怕的大五队队长，只有他指挥社员们干活，自己是不会亲自下田的。土地下放户后润叔急流勇退，辞去队长职位，在家却仍然享受队长般的待遇，他的妻子，我刘表婶，和他六个子女就成了他的新队员，继续听他的指东划西、吆五喝六。润叔整天在家悠闲地抽着旱烟。他那杆长长的烟杆是全铜的，熠熠放光，很是漂亮。抽着旱烟，在家翻看古书。每天刘表婶还要给他准备“腰台”（类似于现在城里的上午茶和下午茶），绝不会饿了肚子。所以，润叔虽然失去了队长的权力，在家里权力仍然得到延续，而且运行得更加有序，运行得更加有效。
如果这种舒适的秩序一直能继续下去，润叔无疑是会非常幸福的，或者他提前死在这种秩序里，也不失为一种圆满。然而情况恰恰相反，那种和谐舒适的秩序，不知不觉地就土崩瓦解了。先是大女儿出嫁。润叔原本想把大女儿嫁给本生产队一向姓青年，润叔看上向姓人家一家好劳动力，向姓家五个儿子，个个长得高大敦实，一看就是搞劳动的好身手。可是那向姓青年不仅长有好身体，也长了一副好脑子，他早就看不惯润叔当队长时的胡作非为、欺压乡邻，心里是不愿和润叔家结亲的。可向姓一家比较贫穷，势单力薄，不敢公然拒绝润叔的提亲，向姓青年佯装同意，实际里故意在润叔面前做许多看似愚蠢的事，让润叔觉得这娃儿蠢得很、没啥用，意则让润叔主动放弃。这之中耗费不少时间。结束向姓青年结亲想法后，润叔发现大女儿年龄不小了，匆匆忙忙找了户人家下嫁了。后来发现大女儿老公有肺结核病，经常吐血，身体非常差。润叔感到非常后悔，觉得对不起女儿，但又不能退婚，有苦说不出，只能压在心里，渐渐成了润叔的一块心病。
对于从未受过苦痛的润叔来说，大女儿的婚事仅仅开启了他长长受苦岁月的一个头。随后一个又一个的痛苦接踵而来。润叔二女儿先天听力不好，耳朵不好使。别人把她叫聋子。二女儿其实并不全聋，声音够大的话还是能听到一些。这个二女儿一直就是润叔的关爱重点。从小就没让二女儿上学，润叔怕其他学生娃儿欺负她。该出嫁了，润叔想为二女儿找个能体贴照顾她的婆家。找来找去，也没找到合适的人家，别人都嫌弃二女儿是个聋子。最后润叔把二女儿嫁到两匹山外的一打石匠家，家里极其贫困。据说打石匠常常虐打二女儿，日子过得很是凄惨。润叔无力管束那位脾气火爆的石匠，那位石匠软硬都不吃。对于这位从未遭遇别人挑战过得润叔来说，这位石匠俨然就是一克星，生硬地钉在他心里，让他忍受永久的痛。
接续而来的是三女儿的出嫁。润叔三女儿是我幼儿园老师，名唤芙蓉。润叔大女儿与二女儿的事情我只能听别人讲，而芙蓉老师的婚事我却是亲历者。在润叔四个女儿中，无疑这个三女儿是最为出色的，人长得漂亮，又很能干，也读了不少书，初中毕业，且能歌善舞。润叔花了不少力气，把三女儿安排到村小学，也算是脱了农皮吃上了公家饭。应该说三女儿为润叔长了不少脸面。可在三女儿的婚事上，润叔却又一次遭受打击。凡是有点能耐的人总有自己的想法，想法和能耐往往是相携相生的。三女儿能在村里众多女子中脱颖而出，表明她还是满不错的，有能耐。这位三女儿，我的芙蓉老师，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时，一一拒绝润叔为她安排的对象，自己独独看重山梁上一户张姓人家的小儿子，只因为这位小伙子长得高高大大且有点好看，主要这位小伙子能写点小诗，会吹笛子拉二胡，有些现在文艺青年的味道。芙蓉老师经常把这位文艺张姓青年带到学校里，给我们吹“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和“一九三三年红军到苍溪”，拉“二泉映月”。我们这帮小孩子最喜欢听他的“二泉映月”，幽咽的二胡声，说不出的沉醉和美。可润叔却不喜欢这个无业无术的文艺青年，拼命反对芙蓉老师嫁给文艺张青年，他动用一切力量来试图拆散这对村里出尽风头的男女青年。我记得润叔叫他曾经的下属、现在的村长派人逮捕张姓文艺青年，把张姓文艺青年关在村委会小黑屋里，关了十几天，迫使文艺青年不要再纠缠芙蓉老师。可是事情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越是要拆散芙蓉和文艺青年，他们越是要誓死在一起。那时是90年代初了，村里已经有一些胆子的人开始往外面跑了。从黑屋子里放出来的文艺张青年，在一个月不明星不亮的夜晚，拐跑了芙蓉老师。芙蓉和文艺张青年的私奔，狠狠地刺伤了一向心高气傲的润叔，那种自得的微笑自此从润叔脸上一片片飘落，换上的却是灰土的衰败面容。他长长的烟杆再也不那样亮闪闪地到处晃荡，淡远的青烟也不再那样安详。润叔曾经留在我们乡村的气势在消散，润叔的时代也在远去。
不论是润叔大女儿、二女儿的出嫁，还是三女儿的私奔，对他个人的形象和权威都产生重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都是负面的。在集体化时代没有人能构成对他的的威胁，也不能对他地位有所冲击，反而是土地下放户之后家庭的变故，伦理关系的变化，却一次又一次地摧毁他的地位和形象，其生活状态像入海口的河流，极力回旋，却无可奈何地显出颓败与无力。润叔这位处于人生入海口的过气河流，却正在拼命的极力回旋，企图恢复曾经奔涌的气势，可是愈是发力气势愈是溃散，不可避免地显示出酸楚和悲怆。
真正击垮润叔有件事，一是他妻子刘表婶的猝然死去，二是小儿子常年的外出打工，媳妇对其的漫不经心的赡养。
像润叔这样享受惯了舒适生活的人，身边必须有使唤的人，得有人去听他的差遣，为他服务，以前他当大五队队长时，全队五百多人都是他的使唤对象，都得为他服务，权力给他提供了这样的保障。土地下放户的头十来年，有六个小大人般的孩子和勤劳能干的刘表婶为他服务，在家里他是绝对的掌控者，仍然享受着特权生活。尤其是刘表婶为鞍前马后的奔忙劳碌，毫无怨言地服侍他。我爸妈讲，刘表婶是我们全村有名的老实人，把润叔服侍得舒舒服服，无论什么时候，每天雷打不动的“腰台”，刘表婶都会给润叔准备好。而且从不让润叔下地干农活，刘表婶向别人说润叔身体弱又从没干过农活，怕他受苦受累，所有苦累都让她来受，润叔只需做做贩卖牛的生意，赚点小钱就够了。可以说刘表婶就是润叔生命的拐杖，抽去了这根拐杖，这位毫无生活自理能力的润叔瞬间就会坍塌。润叔自己也知道他离不开刘表婶，他到我们家来聊天时，经常和我爸妈说，他一定不能死在刘表婶后面，不然他会受不完的罪。润叔为此还烧香拜佛，尽管他给我说过他最不相信菩萨鬼神。润叔是非常害怕刘表婶死在他之前的，他压根不是对刘表婶的爱恋，他爱怜的是他自己，怕自己受苦受累，没人服侍他。
许多时候就是这样，越是怕什么它越是要来什么。二000年麦收时候，刘表婶累倒在麦地里，抬回家不久就死去了，急性脑溢血。据我妈讲，她自从嫁到我们村后，从没看到过润叔流过一次泪，别说流泪就是焦愁的哭脸也很少见，可是润叔却扑在死去的刘表婶的尸体上长嚎，哭得死去活来、天昏地暗，谁去拉他都拉不起来。润叔知道他今后的生活将会有遭受不完的苦，他不是哭刘表婶，是哭自己未来苦难的生活，一种由爱恋自己而滑向悲悯自己的深深绝望之情，在漫天的哭嚎中尽情挥散。挥散是挥散了，润叔之后的生活彻底离开了舒适与悠闲，渐渐扛起锄头走向土地，六十多岁的人开始学起了干农活，不能不说是一种残酷的讽刺。
刘表婶的猝死与媳妇漫不经心的赡养是相伴而生的，没有刘表婶的猝死就不会有媳妇对润叔的冷淡与不上心，因为刘表婶在世时润叔的一切生活都是由刘表婶打理得妥妥当当、舒舒服服的，轮不上媳妇的插手，就是媳妇偶有怨言也不敢发作。刘表婶一死，情况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小儿子一年又一年地外出打工，常年不在家，在家里除了媳妇就是润叔自己，一日三餐都得受媳妇支配，媳妇不把饭菜做好，润叔就没有吃的。更别说以前享受的“腰台”了，起码的三餐能不能按时吃上都是问题。润叔能管自己的女儿、儿子和自己的妻子，却管不了媳妇。这位邻乡嫁过来的媳妇却不管你润叔曾经怎样风光厉害，也不管你在家享受什么样的特殊生活，这位媳妇就认定一点，毛主席说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润叔不劳动就不可能有你吃的。润叔对这位不买他账的媳妇儿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老老实实下地干活去。尽管润叔是下地干活了，那干活的速度与质量确实不咋样，因此又常常受到媳妇的讥刺，说什么一个大老爷们还没有妇女婆子能干，每逢就不免在饭桌上使脸色。一次次的羞辱和打击，润叔苦不堪言，经常一个人坐在山坡上暗自流泪。每逢我在家时，他就叫我和他一路干活，或者割草，或者放牛，或者捡柴，他向我诉说他的苦楚。我记得他最为感叹的一句话是，少来享福老来苦，他前世造了大孽。每每感叹之后，润叔总要向我问一个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就不孝敬老人了呢，为什么他的儿子非得一年又一年地外出打工，为什么他媳妇心如此生冷。他的这些问题我一个都解答不了，处于变动社会中的乡村，润叔遇到的问题也是诸多农村人遇到的问题，难以看清也难以解答。况且那时我刚刚上高中，对什么都是莫名其妙，除了混沌就是懵懂。我只能陪同润叔在一个夕阳山坡长吁短叹，什么也帮不了。有时润叔也看得很开，他说有什么大不了的，横竖就是一生，就是立马死掉也无所谓。可是我总感觉润叔心中有一股难以平复之气，他始终认为儿女对父母的孝是无条件的，不论社会如何变化，家庭伦理关系还是应该稳固，而这种最重要的就是父养子孝，他认为他儿子和媳妇对他这样的态度是违背孝的，违反家庭伦理和乡村伦理。按润叔的说法这是没有道理的，是要受到教育和处罚的。润叔还在暗暗期待社会，具体说就是乡邻们会制裁他的媳妇，道德上的制裁。
润叔忍受着媳妇的种种苛责，心里的苦楚越积越厚，逐渐没了生命的热力。他先是从儿子媳妇修的新房搬回到他原来居住的旧楼屋，独自一个人过，三餐到媳妇那边去吃。渐渐润叔的身体弱下去，先是眼睛模糊起来，后是腿脚不灵便，他就索性卧床不去媳妇那里吃饭，媳妇没有办法只能三餐把饭送过去。这是非常麻烦的，三餐都要送，媳妇脾气又不好，她一个人还要干五、六个人的农活，忙得不可开交。媳妇渐渐把三餐压缩到两餐，只送中午和晚上。而且，据润叔后来给我讲，仅有的两餐饭往往也不够量，他常常要饿肚子。润叔他自己不好向媳妇要吃的。这样一天天下来，润叔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
二00六年春节，我回到老家，润叔到我们家来耍。这是我见到润叔的最后一面，尽管他在二0一二年的冬天才去世的，之中的这几年我再也没有去看过他。这时的润叔穿着宽大厚实的棉衣，带着皮帽，灰色瘦脸，稀疏乱遭的花白胡子，杵着一根檀木拐杖，颤颤巍巍从我们家院坝边的石阶路上走上来，他显得非常吃力，喘气粗重，似乎随时都会倒下去。我把润叔扶进堂屋火塘边，给他倒水。他眯着眼看我忙东忙西。他缓缓地说，我们这一湾这么多娃儿，就你这个娃儿好。我推脱说，润叔，你们家润生哥很有本事啊，盖了新房子。有啥用，润叔说，房子再大再好，里面住的人合不拢，住着都不舒服。润叔啊，慢慢来嘛，润生哥多挣点钱，就会回来服侍你安度晚年的。等不到了啊，我这把老骨头早就应该埋进黄泥土里了，润叔说。话语中不无凄凉之感。这天润叔给我谈了很多他们家的家事，尤其是他儿媳妇如何对待他的那些细微小事。他耿耿在怀的是，他不相信社会变了儿子媳妇就不再孝敬老人了，他不相信世道没有公理。我静静地听着他的诉说与斥责，没有插话，我在回想他多年前给我讲过的他的光辉岁月，我想他那时是不相信什么公理的，也不在乎什么乡村伦理的。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击打着这位老人，老人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寄希望于他想象出来的那看不见的伦理道德，期待那些看不见的人群能给于他必要的力量和支撑。实际上，空无一物。润叔什么也指望不到。
正月初五上午，我正在家收拾东西，准备出门。润叔的小孙女婷娃子跑过来，慌慌张张地说她爷爷不行了。我丢下手里的东西，跑到润叔家去。润叔坐在堂屋的一把竹椅子上，脑袋耷拉在一边，一点声息都没有。婷娃子和她哥哥林娃子，只在门口远远看着，像是有些害怕。我进到堂屋，走到润叔身边，喊了一声，没有反应。我把手指放到润叔鼻子下，看看有没有气息，非常微弱，我又拿起他的左手，摸摸，还有温度。我对门口两个娃儿说，没事，身体还是热的，脉搏也正常。叫立马给赶集的他们妈打电话，请个医生来。我在火塘里生上火，把润叔抱到火塘边，陪着他。等润叔儿媳妇和医生过来。这之中，我端详着靠在椅子上的润叔，宛如一片被深秋阴雨浸透的枯叶，颓败，苍凉，毫无生命气息。我从没有近距离端详过临近死亡人的脸，灰暗和阴森是如此强烈，我感到的不是怕而是一种痛，生命的最后不过是如此，如此之轻。不多久，媳妇回来，医生也到了，医生忙着为润叔打针输液，并很有把握地说没事。我回看了润叔一眼，就回家去了。在走出润叔堂屋门口时，润叔媳妇对我说了声麻烦了。语气是那样平静，没有急促与不安，为那个即将死去的老人。
这次没死成之后，润叔就一病不起，整日卧床，慢慢完全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老家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况且润叔媳妇还不是什么孝子呢。润叔所遭受的待遇就可想而知。我在想润叔在床上能支撑六年，真是非常不容易。他一方面的确怕死，这他以前给我说过，他希望多活些时间；另一方面他心里郁结着愤恨，怀着一种期望，期望不孝顺的媳妇受到儿子或者相邻们的惩罚。或者还有其他可能。不论是什么支撑着润叔，长长的六年卧床时光，对润叔都是一种极大的折磨，这种折磨是不是就是他所应该遭受的，他的遭遇是否是他这样的人的罪有应得。老家诸多的人正在老去，他们的子女一个个远走他乡，连年不着家。昔日的乡村旧俗早就灰飞烟灭，什么家庭伦理、父养子敬也看不见踪影。润叔是众多之中特别的一个，他在我成长记忆中留下不少的印记，我无法忘怀。那些没有在进入我生命成长的诸多老人们，谁又能记录他们悲戚微小的一生呢。
润叔的死是迟早的，自从那次想死未死成之后，死在润叔那里已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恐怖幽灵，而是实实在在，极其平易熟悉，像是他走向我家来的那条歪歪斜斜的石板路，和路边苍翠的斑竹林，用不着停下脚步去端详去辨认，它就在那里，什么时候都在，没有了距离神秘，也没有敬畏，有的只是完成一个熟悉的程序，如此而已。
爸这次来成都时给我讲，润叔那次未死之死是自杀，他吃了大量的安眠药，然后自己坐到堂屋里的椅子上，静候自己生命的终止，不料我跑过去把他从死之门槛上拉了回来，让他又多受了六年多的罪。我爸的语气中不无责备之意，怪我多此一举。在这六年里，润叔反复出没于死之门槛内外，整日封闭在屎尿横流的楼屋里，徒有一具人尸。夜晚，我静下来反复想润叔给于我的和我给于他的，是不是有某种关联，是不是如乡邻们所说的业果报应，只不过这种报应假我之手施于润叔自己罢了。我想如果真有这样的业果报应，于我个人来说，润叔的那六年不堪生活应该是另一番景象才对，因为是他开启了我整个人生的为人为文的不归命运。
我小的时候并不喜欢和我同龄孩子玩耍，总喜欢跟在大人屁股后面，看他们摆弄稀奇古怪的事。我们生产队，我最爱去找三个人耍，一个是润叔，一个是凡宗哥，另一个是德生表叔。加上邻村的大舅，和两匹山那边的三姑。他们基本上组成了我童年成长的养护团。
润叔是村里的大能人，又是我们村里故事王，有着无穷无尽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我总是被他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吸引，老往他家跑，踏破了他家的门槛、端烂了他家的饭碗。每个夏天的中午，在斑竹林里，总能看见几个小屁孩围坐一个一手拿烟杆一手摇蒲扇的老头身边，老头讲着什么，小屁孩们一动不动地望着他，如痴如醉。我是这群小屁孩中的一个，也是听得最为认真的一个。润叔讲的好些故事都印在我脑海里，朱元璋、常遇春、徐达、刘伯温、石达开这些人物最早就是从润叔这里送到我记忆深处的。那个叫李调元的四川状元更是让我倾慕不已，润叔口中的李调元是那么有才华，随口就能对出让人叫绝的对联，郑板桥出的那个他自认的绝对，“画上荷花和尚画”，也叫李调元对出来了，而且是俯仰之间就对上，“书临汉帖翰林书”。润叔讲的李调元趣骂和尚的那个著名对联，也叫我牢记至今，“凤栖禾下鸟飞去，马卧芦边草不生”。润叔用一对联就把《西厢记》的故事梗概讲清楚了，“和尚请观音客少主人多，张生戏红娘男单女成双”。润叔讲石马镇之石马的神话故事，讲我们袁家家族的兴衰经历，讲小学校所在的观音阁的故事，讲牛角寨的故事。润叔讲很多故事。从历史到现实，从遥远到眼前，从别人到他自己。他是我们这般小屁孩的真正启蒙老师。这时候他不再是共和国的基层干部，不是巧取豪夺的地方一霸，也不是他家里的皇帝。他就是一位朴实的老人，把他或知晓或经历的故事一一讲给我们，没有目的却自有目的，没有影响却影响我这般空空如也乡下儿童的成长。
润叔死去了，在这个寂寂的冬天，死在了寒风飘刮的楼屋中。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的，也没有人知道他最后的神情，是否他有过痛苦的挣扎，或者有弥留之际的喃喃自语，还是默默地走进他熟悉的死之门槛。不知道。对于润叔来说，六年的屎尿附身的生活确实太长了，早点死去或是一种解脱。不知他是否有解脱的欲求。或者他还想等候，等候后人们齐齐跪在他床前，声泪俱下地向他表达忏悔，悔他们过往的不敬不孝。或者他还想等，等候看不见的社会和人群给他一个回答。我想他不会等我了，因为我把他从死之门槛拉了回来，让他又受了六年多的痛苦。
成都的这个冬天有些阴冷。我陪第一次到成都来的父亲，四处观看，聊着老家的种种，谈着成都的处处。父亲感到成都好大，到处都是楼到处都是人，让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晕眩这种感觉是这些一辈子钉在土地上的人进入城市的主要感受，也是被隔离在农村诸多人的集体感受，他们不习惯那种流动变化，在他们的生活世界里一切都是稳定，都是可以把握控制的。润叔一辈子都没有到过比石马镇更远的地方，他的世界就是身边那些稳定坚固的人群和事物，当这些事物开始被卷进城市化链条中的时候，他们的世界一定会崩塌陷落。所不同的是，润叔还有一个他从小所习得的诗书伦理的理想世界。当共和国的权力世界在山村消退后，他所执守的理想世界同样节节败退。
一时无法排解开润叔离去的复杂心情。山里每一个人的逝去，都会在我心头添上一铲无助的痛苦，我不知道是他们离开了人世还是我离开了那个世界。润叔的死去更是如此。没有黑夜的城市也是如此空寂。向着辨不清方向的天空，想象着润叔一步一步从石板路上向我走来，为我讲述又一个故事。
二0一三年二月十五日 成都
